章志光
一、一個未全解開的謎
人類通過自己的活動不斷改變著自然界，推動著社會與自身的發展，這一切都不能離開思維。人正是由于有了思維，才得以更深入地反映事物的本質與內在聯系，不斷發現客觀存在的規律，更自覺地進行創造活動。
每一個正常的人都會思維，因此也都有條件進行創造性活動，但這不等于說任何能思維的人都一定是新事物的發現者或創造者。創造不同于模仿，也不同于照搬或重現習得的經驗、知識與技能，它是個人根據生活的要求，加工或重組已有的經驗、知識與技能，出現人類社會或本人頭腦中不曾有過的新觀念，而後通過外現活動使之變為有現實意義的新事物的過程。這種頭腦的獨特加工，究竟屬于什麽樣的思維活動，已成了思想家和心理學家們長期以來嘗試探明但始終未能徹底解答的難題。
二、心理學的探索與研究
本世紀以來，關于創造性問題的心理學研究甚多。
1926年，英國心理學家瓦拉斯在《思維的藝術》一文中提到，創造過程存有四個相互重迭的階段：準備、醞釀、洞明、檢驗。後來的不少心理學家從發明家和科學家那裏收集到大量的資料，證明這四個階段在多數情況下是存在的。一個人要進行創造性工作首先要有資料、經驗及知識的充分貯備;全心思地考慮著某個問題，翻來覆去地尋求問題解決的辦法;有時通過暫停或休息，一個新的構想或“靈感”會突然涌現;而後經過推理或實踐加以修正或證實。創造並非偶然的現象，它是一種經歷艱苦準備、努力探索、並有間歇而出現“忽然閃亮”的思維過程。從醞釀到洞明顯然是出現新觀念的關鍵階段，但它究竟是通過什麽樣的思維來實現的，在瓦拉斯那裏仍然是個遺留的問題。
1945年，德國心理學家韋特海默出版了《創造性思維》一書。他通過對教學、日常生活及高斯、伽利略、愛因斯坦等科學家發現事例的分析，認為無論是發現還是創造性工作都有賴于創造性思維。這種思維雖然不能離開傳統邏輯的運算和聯想，但是其過程跟邏輯思維與憶想迥然不同。韋特海默認為創造性思維的主要功能在于“探求結構的真相”，發現事物之間“結構的內在聯系”。為了取得這樣的成果，“必須先看到和發現問題”，“把握情境的具體結構特征”，然後根據問題的要求去進行諸如“拆散、組合、找出中心、在結構上互換位置”等運算。在這個過程中，“要不為舊習慣所束縛”，“不能象奴隸一般重復所學過的東西”，“要自由地、沒有成見地觀察全局”，去發現各種聯系，提出各種假設，經過檢驗，放棄不符合結構實質的構想，達到對內在結構的“頓悟”或理解。
後來，美國心理學家吉爾福德在《智力的三個維度》(1959年)和《人類智力的本性》(1967年)兩篇文章中提出了有關智力結構模型的新圖式。他認為智力是眾多特殊能力的復合體，這些能力可以由材料來源的四種內容(圖形、符號、意涵、行為)，心理活動的五種操作方式(認知、記憶、發散思維、輻合思維、評價)和做為結果的六種產物(單位、類別、關系、系統、轉換、套用)等組合構成一立方體模型，共120(=4×5×6)種。其中，他將思維分為發散思維與輻合思維，對于後來進一步
研究創造力具有開拓性意義。
什麽是發散思維和輻合思維?思維作為人腦概括地和間接地反映事物屬性和內在聯系的特殊功能，可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類。比如，依據思維賴以定向的材料性質，可分為經驗思維和理論思維;依據個體發展的階段水準，可分為動作思維、形象思維、形式邏輯思維和辯證思維;依據人對思維結果產生過程的意識度，可分為直覺思維和分析思維;依據思維結果的創新性，可分為常規思維和創造性思維，如此等等。而發散思維和輻合思維則是吉爾福德依據思維進程的方向特征所作的分類。吉爾福德認為，人在解決問題時，思維常常“從同一的來源中產生各式各樣為數眾多的輸出”，即在一段時期內不拘一格地朝著多種方向去探尋各種不同的方法、途徑及答案，這種呈散射型或分叉型的思維模式就叫作“發散思維”。由于它較少受傳統觀念束縛，不輕易苟同于一種現成的說法或不急于歸一，且往往能因此出現一些奇思異想，所以也稱作“求異思維”或“開放式思維”。在同樣的情況下，思維也常常“從所給予的信息中產生邏輯的結論”，即以已有的事實或命題為起點，遵循傳統思維邏輯，沿著歸一的或單一的方向進行推導，並找到一種合意的答案，這種呈集中型或直線型的思維模式就叫作“輻合思維”。由于它是在已知前提下從一些事實中引出“唯一的或習俗上可接受的最好的結果”，所以也稱作“求同思維”或“封閉思維”。的確，人的思維在許多場合都表現有這兩種模式。比如，有人提出一個謎題：“早上四條腿，午間兩條腿，晚上三條腿，這是什麽?”不少人可能這樣想：它也許是動物――是蛙?是袋鼠?是穿山甲?……它也許是用品――是毀壞中的椅子?是加輪或支架的腳踏車?是拐彎行駛中掉輪的賽車?……它也可能指人――是滑雪運動員?是卡通片中的人?是成長中的人?……它還可能是機器人，是步行機，是深海探測器，是宇宙操縱器……等等。這種多向探索、尚無定論的思維方式，就是
發散(或求異)思維。當然，如果是個受過邏輯訓練的人，也可能這樣來思考：已知是個能變化的物體，條件是時間的先後及支撐物由4變2又變為3，是青蛙嗎?因為青蛙一般不會有三條腿，所以不是;人呢?人在童年時用四肢爬行，長大了靠兩腿走路，晚年時常加拐棍，是的，它指的是人。這種向單一結論推進並符合命題要求的思維方式，就是輻合(求同)思維。
科學家們在研究中不僅運用著嚴密的輻合的邏輯思維，而且也廣泛地展開發散思維。當著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最初對物質運動和時間、空間的關系問題感到困惑並發生興趣時，就曾構想：“假如人追著光線跑，會發生什麽事呢?假如他騎上光索，又會怎樣呢?假如光在前進，人追著它跑，光速會因此減低嗎?如果人跑得極快，光會不會就不動了呢?……”這就是一種形象化的發散思維。隨後，他根據邁克爾孫―莫雷的實驗結果與經典物理學概念不符的事實，以洛倫茲―菲慈傑惹的收縮論為起點，拋開傳統物理學的力學公理，不斷展開大膽而多方面的思維，抓住關鍵繼續深入，最後大膽地提出了狹義相對論，打破了舊的時空觀。
吉爾福德以及後來的許多心理學家如托蘭斯、蓋澤爾斯等都認為，發散思維幾乎可與創造性思維並稱，其所表現的潛能就是創造力。為此，他們以發散思維的流暢性(即反應的速度和數量)、變通性(反應類別的多樣化)、獨特徵(出現新觀念的偶發率)三種特徵為指標，編製了各種“創造性思維測驗”。這種測驗不同于一般以答案的正確與否記分的智力測驗，而是以上述三種特徵為標準，根據反應觀念的數量、類別數及偶發率給分，以判斷其創造力的高低。例如，在吉爾福德的“不尋常用途測驗”中有一個題目，讓被試者在8分鍾內列出“紅磚”的所有用途。有的被試者隻能列出五六種用途，有的被試者卻能列出三十多種用途，後者的流暢性積分就高。有的被試者隻能在“建築材料”一類範圍內列出“蓋房子、建教室、鋪路面、建圍牆”等，有的被試者卻能列出“壓紙、支書架、敲釘子、做剎車物、磨紅粉、當武器”等多類的用途，後者的變通性積分就高。提出“磨紅粉”、“當武器”的偶發率很低，所以獨特徵積分則較高。受試者得的總分所顯示的，即他們的創造力水準。
有了衡量創造力的工具，研究者就可以進行一系列的相關研究(如創造力與智力的相關、創造力與性格特征的相關等)和實驗研究(如自由聯想反應的練習、贊許及其它教育條件在促進創造力發展中的作用等)。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正在向廣度與深度展開。
三、分歧與爭論
創造性思維難道隻需要發散(求異)而不需要輻合(求同)嗎?或者說，僅僅是發散思維中的流暢性、變通性與獨特徵的表現就能代表人的創造力水準嗎?人們對于吉爾福德的創造力觀點及以此為基礎所編製並被廣泛使用的“創造力測驗”提出了一些抗告。
不少心理學家如索裏和推爾福德、阿瑞提等都認為，創造性思維不應簡單地等同于發散思維，發散思維與輻合思維在創造過程中是難分難解的兩種思維方式，即使在日常的思維中，它們也常常是交叉並存的。比如，當我們面對一道要求提供一個最正確答案的填空題時，就會有若幹聯想產生，這便是發散;當讀完陳述，明白了題意與需填內容的性質或形式，這便是輻合;接著，我們就思考著幾個可能的答案，這又是在發散;而後，我們就一個一個地加以檢驗，放棄不合要求的構想，選出其中最合適的答案，這當然是輻合。作為創造性測驗的一個項目，如“磚有哪些用途”，由于它不要求作出單一的回答，所以能激起被試者去進行發散式思維。然而，人在現實生活中思考某一物品的用途，總是由于他有利用這種物品來解決問題的需要，因此，便有一個合意的標準，並按它來考慮身邊所有物的多種用途及其適用性。這裏既有發散思維也有輻合思維，而不會無緣無故地去展開或終止于發散思維。任何創造或發明都不能離開個人的合意性和社會適當性，因此也總要在發散的情況下通過選擇而進行輻合。藝術創作也許是屬于最自由或最自我表現的活動，其社會標準大多為藝術家們所忽視。然而，無論是畫家從顏色、形狀和圖形的無數結合中找到最後一種構圖，還是戲劇表演家從許多構想中確定一種符合角色要求的表演技巧，都可能是本人依據某種情感、概念或價值觀進行發散和輻合的結果。在科學的發現中，科學家們為找到問題的解答，不僅要從理論上提出各種假設或猜測，而且也總要通過對事物的觀察或實驗更嚴格地一一加以推論和證實，要在以前認為不相同或沒聯系的事物之間找到共同點(如牛頓在落地的蘋果和繞地球運行的月亮之間發現了“引力”這一共性，門捷列夫註意到一些族元素的共同特徵而發現了元素周期重復出現的事實)。對共同點的認知將使我們在某一知識領域中形成新等級的概念，並通過繼發探索，導致對隱藏在這一等級中的其它事物性質的新發現。毫無疑問，對共同點的確認是需要輻合思維的。無視輻合思維在創造過程中的作用，或認為創造性思維就是發散思維，是比較片面的觀點。
人們不同意把發散思維與創造性思維劃等號，並不意味著否認發散思維在創造性活動中的特殊地位與作用。發散思維的主要功能在于使人的認知不落窠臼，敢于求異，思考時能夠不拘一格，多方構想，不一而足，不斷求新。思維如果欠缺發散性，就不可能為解決問題提出大量供考慮與選擇的新線索，從而也就減少了創新的可能性。所以一個人能否進行發散思維，能否沖破阻礙發散思維的外部束縛或內部定勢，的確是能否發揮與顯示創造力的一個重要環節。當然，一個人光靠發散思維而不善于輻合思維，也常常會使認知流于異想天開而一事無成。因為輻合思維的主要功能在于尊重前提的真理性，實事求是，嚴謹周密，步步為營，重視驗證。思維如果欠缺輻合性，就不可能確定問題的實質，甚至無法發現重大的問題，也不可能遵循一個統一的原則或標準進行前後一貫的追索，更不可能通過綜合、歸納、驗證為問題的解決找到一個最合理或最佳的答案或結論，因而也往往會使創新活動無從開始或導致落空。發散思維與輻合思維在創造活動中是反復交織、相輔相成、各司其職、不可缺一的兩種思維類型或模式。要創新，就要同時或先後運用它們。要培養創造力，也要從這兩個方面的訓練或練習著手。至于創造力，就不單是一個由發散思維或者加上輻合思維構成的能力問題，創造力的成份還包括各種認知能力，甚至人格因素。這些認知能力有：對問題的敏感力，想象力，隱喻思維能力，發現缺失信息的能力，評價能力，分析細節的能力，綜合能力，直覺能力，記憶力，良好界定問題的能力，預測結果的能力等等，由此可見，創造力是綜合心理能力的表現。
盡管創造力包含或涉及許多因素，盡管創造過程相當復雜，但是目前多數人認為，其中起核心與關鍵作用的環節仍然是包括著發散思維與輻合思維兩種對立統一成分的創造性思維。因此，通過討論或研究進一步明確發散思維與輻合思維的性質及其在創造過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們與其它心理因素、社會條件的關聯，對于加深理解和充分發揮人的創造潛能是很必要的。
四、兩種值得註意的偏頗
由于世界範圍的革新潮流和我國實行改革的態勢，如何發揮和培養人的創造性問題已引起我國許多人的關註。這裏不僅有心理學、教育學工作者及教師們的實驗研究與探索，也有理論工作者與社會活動家們的思考與議論。應當說，這是十分正常而令人鼓舞的現象。
然而，我們也聽到對這個問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比如有一篇《談所謂“求異思維”》的短文(以下簡稱《短文》)，是批判有人片面強調求異思維的重要性而
無視求同思維作用的。《短文》提到有人曾說“中國人幾千年的思維模式都是‘求同’的，這就是中國長期不進步的原因。中國要搞現代化了，思維模式應該轉變，轉變到‘求異思維’。大家都‘求異’了，中國就進步了。……‘求異’就好，‘求同’就不好。”《短文》說：這是“從美國人那裏揀來的”，吉爾福德“認為人的思維有和別人認同的一面;有發現新的、找到不同的一方面，兩個方面都有用。他的分析還是比較老實的”，而上述“那種歪曲，有個根本的前提是錯誤的，就是思想一致了就不能思維，就沒有思想”。“這種認識，是對我們所講的統一思想的曲解”，“就是‘造反有理’”，實際上是“跟‘美國之音’去‘同’了。”
《短文》未提及那種“荒謬”觀點的出處，如果有人真的是那樣說的，其錯誤不僅僅在于把求異思維與求同思維作絕對的割裂，而且也在于把人類社會的進步歸因于人的思維而陷入歷史唯心主義的陷阱。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曾說：“迅速前進的文明完全被歸功于頭腦，歸功于腦髓的發展和活動。人們已經習慣于以他們的思維而不是以他們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為(當然，這些需要是反映在頭腦中，是被意識到的)。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便產生了唯心主義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特別是從古代世界崩潰時起，就統治著人的頭腦。
它現在還非常有力地統治著人的頭腦，甚至達爾文學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學家們還弄不清人類是怎樣產生的，因為他們在唯心主義的影響下，沒有認識到勞動在這中間所起的作用。”把這段話中的“達爾文學派的……科學家”換作“當代的某些思維科學家”、把“人類是怎樣產生的”改成“社會的發展”，把“勞動”理解為“實踐”，這個批評不也是很適用嗎?
但是，《短文》對于吉爾福德關于“求異思維”(即發散思維)和“求同思維”(即輻合思維)兩個概念的理解是不確切的。“求同”並不限于“跟別人認同”，它也是指個人從自己許多不同的構想中找到一個正確的答案，或從紛繁復雜現象的認識中找到一個內在的共同點;而“求異”並不限于跟別人持異，它也是指不苟同于自己傳統的或舊的觀念而提出多種新的構想，以供選擇。一個人在贊成或接受別人的新思想時，似乎在認同，其實也許正在――否定自己原有的許多舊觀念，在求異。同樣，一個人在反對或拒絕別人的意見時，仿佛在保持差異，但也總要從自己記憶庫的許多經驗中找出一些理由來支持本人某一觀點，這也是在輻合、在跟自己求同。所以，跟別人“求同”或“求異”並不簡單地等于本人的求同思維或求異思維，兩者是有區別的概念。當然，兩種思維形式無論在日常解決問題的活動中，或是在創造性活動中都是密切關聯、不可或缺的。如果《短文》指的是嚴格意義上的這兩種思維形式，那麽他強調兩者的統一性和不能偏廢的觀點無疑是對的。然而，這兩種思維在各人身上的發展又往往是不平衡的。對敏于想入非非而較少取得實效的人，加強邏輯的求同思維培養是必要的;而對習慣于嚴密的邏輯推理而不善于通過發散提出新構想的人，強調求異思維的重要性並加強訓練也同樣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的時代，當許多人習慣于傳統的觀念與做法，而不能沖破舊框框提出適應新情勢、新生活要求的新觀點和新辦法時，要求並鼓勵人們在尊重真理的基礎上敢于展開求異思維，或把發散思維的訓練貫穿在教學中作為教育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則是相當明智的。如所周知，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馬克思、恩格斯等如果不能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不能在嚴謹思維的基礎上敢于求異，那麽也就不會有劃時代意義的科學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在舊中國，毛澤東同志及其戰友們如果在實踐中不能排除教條主義的阻力，不能根據中國的特點大膽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統一戰線及武裝鬥爭等新構想，就不會有起動員人民力量作用的毛澤東思想，我國人民也就不會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我們黨的中央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後，如果仍然因循社會主義建設的舊模式，不能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同時果決地提出一系列新的改革開放的方針與政策，那麽也就不可能使我國建設迅速取得今天這樣震動中外的巨大成就。一切創新活動都不僅需要遵循並靈活運用已經揭示的規律，更需要去發現新的規律。人固然要通過求同思維去服從真理，但如果無視求異思維的作用不敢提出新的構想，那麽也就難以把相對真理推向前進。因此，過分貶低求異思維的地位，甚至不容人們提倡或探討求異思維，正如抹煞求同思維作用一樣，是不利于改革事業與創新活動的。
《短文》作者批評某些片面誇大求異思維和否定求同思維作用的傾向是可以的，但是由于用語不當，也給人帶來某些錯覺，似乎凡是強調“求異思維”的重要性的人都是在拾外國人的牙慧，“跟‘美國之音’去‘同’”，都是在跟我們黨唱反調，提倡“造反有理”。這樣一來，就會使人錯認為我們隻講“求同”不許“求異”，而且也使得部分熱心教改並對學生進行發散思維訓練的教師以及從事創造性思維研究的專業工作者感到迷茫與躊躇。
實踐和生活本身要求人們深入探明創造性活動中求異思維與求同思維的關系。健康的爭論有助于問題的明朗化，但問題的真正解決有待于大力開展實驗研究和鼓勵研究者發揮求異思維與求同思維的作用，並接受實踐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