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資官
【原文】
內侍①之職，至于幹辦後苑，則為出常調，流輩稱之曰苑使。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曰閣長。其上曰門司，曰御葯，曰御帶。又其上為省官，謂押班及都知也。在法，內侍轉至東頭供奉官則止，若幹辦御葯院，不許寄資，當遷官則轉歸吏部。司馬公論高居簡雲：“舊製，御葯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言之詳矣。後乃不然，逮其迂帶御器械可帶階官，然後盡還所寄之資。至于宣政、宣慶諸使，遙郡防、團、觀察，其高者為延福宮、景福殿承宣使。頃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于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至四月，予接伴人使回，球通刺字來謁，已轉出為武顯大夫。問其何以遽得至此，曰：“副承旨比附武顯郎，後用賞故爾。”蓋亦寄資也。
【注解】
①內侍：皇宮內的侍衛。
【譯文】
在皇帝宮廷供使喚的內侍宦官官職，如做到幹辦後苑這個官的，就算是出常調，世人稱幹辦後苑為苑使。苑使再進升遷就是幹辦龍圖閣和其他閣，稱之為閣長。他的上級叫門司、御葯、御帶，再往上是內侍省官，即押班和都知。按規定，內侍官晉升到東頭供奉官就到頭了，如果擔任幹辦御葯院，以後就不許寄資，再升官時就要調離宦官系統，轉歸吏部按普通官員對待。司馬光在談及高居簡時說：“按照規定，御葯院官升到內殿崇班以上，便須要改歸外官系列，如今他官已至內殿崇班而仍未改歸外，又留下四人，因此朝野內外不免議論紛紛。”說得已很詳細了。但後來就不是如此了，等到升為帶御器械時就可帶高級的武官的官階，然後把以前暫存的官職全部歸還給本人。甚至升到宣政、宣慶等使，遙遠邊郡的防御史、團練使、觀察使，最高的是延福宮、景福殿承宣使。不久前，我在樞密行府任職，有個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在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還沒有被任命正式官職，到了四月，我迎接伴隨金使節歸來的人，剛回到家，董球便送來名刺拜見我，他已晉升為武官官階武顯大夫。我問他如何會升得這麽快，他說：“副承旨相當于武顯郎，後來是因為天子獎賞的緣故。”這也是通過寄資官的途徑取得的。
曹馬能收人心
【原文】
曹操自擊烏桓①，諸將皆諫，既破敵而還，科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僥幸，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魏伐吳，三征各獻計，詔問尚書傅嘏，嘏曰：“希賞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司馬師不從，三道擊吳，軍大敗。朝議欲貶出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于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弟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陳泰求敕並州，並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
討諸葛誕于壽春，王基始至，圍城未合，司馬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迂移依險，人心搖蕩，于勢大損。”書奏報聽。及壽春平，昭遺基書曰：“初，議者雲雲，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心，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于製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過是也。”然東關之敗，昭問于眾曰：“誰任其咎?”司馬王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耶?”引出斬之。此為謬矣!
操及師、昭之奸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並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為之用?袁紹不用田豐之計，敗于官渡，宜罪己，謝之不暇，乃曰：“吾不用豐言，卒為所笑。”竟殺之。其失國喪師，非不幸也。
【注解】
①烏桓：中國古代民族之一。亦作烏丸，烏桓族原為東胡部落聯盟中的一支。原與鮮卑同為東胡部落之一。其族屬和語言系屬有突厥、蒙古、通古斯諸說，未有定論。
【譯文】
曹操決定親自率兵去攻打烏桓時，將領們都勸他不要親自前去。不久，曹操打敗烏桓，凱旋歸來，一一詢問以前勸止他的人。眾人不知他的意圖是什麽，都很害怕。結果曹操對于這些人都給予了重賞，說：“我前去攻打烏桓，是冒著很大危險才僥幸成功。雖然獲得了勝利，但不能經常做這樣的事。諸位勸止我，是為了我能立于不敗之地，因此才重賞你們。以後你們有什麽建議可隨時講。”
魏國攻打東吳，三次征伐，大將們都紛紛獻計獻策，天子下詔征求尚書傅嘏的意見，傅嘏說：“事先沒有周密的部署，將士貪圖賞賜，先去作戰，而後才想法取得勝利，這不是保全軍隊的長久計策。”司馬師不聽，悍然分三路進攻吳國，結果打了敗仗。朝廷上下議論打算把出主意的那些大將給予降級外調的處分，司馬師說：“我沒有聽從傅嘏的話，才打了敗仗，這是我的過失，諸位將領有何罪?”于是將領們都被免予了處分。司馬師的弟弟司馬昭當時任監軍，僅僅被削去了爵位。雍州刺史陳泰要求司馬師給並州下命令，袁紹把力量合並在一起討伐胡人，司馬師採納了這個建議。戰鬥還沒有開始。有兩個郡的胡人因為要到遠方打仗，驚慌之餘，都起來造反了。司馬師給朝中的士大夫道歉說：“這是我的失誤，並非陳泰的責任。”所以人們都佩服他的雍容大度。
司馬昭派兵攻打壽春的諸葛誕，王基領兵剛到，還沒有把城包圍起來，司馬昭命令王基收兵堅守營地。王基多次請求攻城，司馬昭才讓他率領諸軍轉移佔據北山。王基根據情況提出建議，上疏說：“如果把軍隊遷移到平安保險的地方去，人心動搖，就會損傷士氣。”這個意見得到了司馬昭的贊同。壽春平定後，司馬昭給王基的書信說：“起初，議論攻城的人七嘴八舌，要求軍隊遷移到保險地方的人不少，我沒有親自前往，也認為應該這樣。將軍你計算了利害得失，堅持己見，對上違背天子命令，對下拒絕眾人建議，終于製服了敵人，捉住了賊寇首領，即使古代謀略出眾的人，也不過如此。”然而司馬昭在東關打了敗仗，他問眾人：“誰應承擔打敗仗的責任?”司馬王儀說：“責任在元帥。”司馬昭大怒說：“司馬王儀想把罪責推在我身上嗎?”于是將王儀拉到帳外殺了。他這樣做簡直太荒謬了。
曹操和司馬師、司馬昭的奸詐，就不必說了。但在用兵的時候，把美名推給人，把惡名擔起來，善于吸收別人的計謀和智慧，還有誰不盡心竭力去為他們效力呢?袁紹不聽田豐的建議，在官渡敗給了曹操，本來應該責問自己，向田豐致謝，他卻說：“我沒有採用田豐的意見，所以打了敗仗，以至受到他的恥笑。”竟然把田豐殺了。袁紹的亡國喪師，實在是咎由自取啊!
【評析】
《容齋四筆》共十六卷，成于南宋慶元三年（1197），不到一年完成。洪邁在序中說自己“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說”且“謝絕外事，獨弄筆記述之習”，故而此集用時最短，卻亦不失其文採和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