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聯合國為周總理逝世下半旗內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時，設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門前的聯合國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先後去世，聯合國還沒有為誰下過半旗。
一些國家感到不平了，他們的外交官聚集在聯合國大門前的廣場上，言辭激憤地向聯合國總部發出質問：我們的國家元首去世，聯合國的大旗升得那麽高，中國的總理去世，為什麽要為他下半旗呢?
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站出來，就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台階上發表了一次極短的演講，總共不過一分鍾。
他說：“為了悼念周恩來，聯合國下半旗，這是我決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她使用的人民幣多得我們數不過來。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分錢存款!二是，中國有10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個孩子。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在他逝世之日，總部將照樣為他降半旗。”
說完，他轉身就走，廣場上外交官各個啞口無言，隨後響起雷鳴般的掌聲。瓦爾德海姆機敏而鋒利的談吐，不僅表現了他機智無比的外交才能，同時也反映了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高尚品格是舉世無雙的。
2、《為了忘卻的記念》是怎樣發表的
魯迅先生給《現代》雜志的文章，通常是由馮雪峰直接或間接轉來的，也有托內山書店送貨員送來的。但《為了忘卻的記念》這篇文章卻不是從這兩個渠道來的，很是異常，所以我至今記得是在一天早晨，我到現代書局樓上的編輯室，發現在我的辦公桌上有一個寫了我的名字的大信封，拆開一看，才知道是魯迅先生的來稿。
等到這篇文章刊出後才聽說，這篇文章曾在兩個雜志的編輯室裏擱了好幾天，他們不敢用，才轉給我，可見魯迅先生最初並沒有打算把這篇文章交給我在《現代》雜志上發表。當時拿到這篇文章後，要不要用?能不能用?有些躊躇，自己委決不下，給書局老板張靜廬看了，他也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才決定發表。主要是舍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傑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經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犯禁的語句，在租界裏發表，頂不上什麽大罪名。
為了配合這篇文章，我在這期的《現代文藝畫報》上編了一頁專版。我向魯迅先生要來了一張柔石的照片，一張柔石的手跡，這是新文學史上重要的史料和文物。
3、王勃作《滕王閣序》
王勃，公元650年(唐高宗永徽元年)生，絳州龍門(山西河津)人。自稱“龍門百姓”。祖上多做官，且都是著書立說的世家。祖父王通就是隋末大哲學家、大教育家，曾任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上太平策不見用，後棄官退居河汾間，以著書為業，授徒自給，時稱“河汾門下”。主張儒、佛、道三教合一，而中心還是儒家思想。著有《元經》、《中說》等。義寧元年(公元617年)卒，門人議謚“文中子”。
提起王勃作《滕王閣序》，還有一段故事。九月九日重陽節，都督閻伯嶼要大宴賓客。為了讓自己的女婿在賓客面前顯示才華，早就囑咐他構思一篇序文，到時拿出來，又使人覺得是即席之作。宴會開始，閻伯嶼謙恭地拿著紙筆，一個一個地請客人寫序文，而客人都謝辭了。輪到最後一個客人，是小小年紀的王勃，料想也不敢來接紙筆，但仍然把紙筆送了過去，頗顯都督的“風度”。王勃卻毫不客氣地接過了紙筆。閻伯嶼一楞，但又莫可如何，然後滿臉慍色地借口上洗手間離開了宴會廳，私下則教屬官觀察動靜，隨時通報情況。當第一次報“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時，閻伯嶼說，這是“老生常談”;二次報“星分翼軫，地接衡廬”時，未作聲;三次報“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時，閻伯嶼倏地站了起來：“天才!天才!他的文章可以傳世了。”
王勃的一生是短暫的，留下的詩文也不多，但他的名字和作品，“不廢江河萬古流”。
4、巧改一字不失主權
清末民初，由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山、萍鄉煤礦聯合組成的漢冶萍公司，是我國第一家用新式機械設備進行生產的大型聯合企業。當時，資源貧乏的日本因軍工生產需要，一心想控製漢冶萍。民國之初，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困難，日本乘機派人與孫中山接觸，提出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為條件，貸款500萬日元給南京政府。孫中山表示可以考慮，但還須進一步商討。誰知日本立即將漢冶萍公司的總理(法定代表人)盛宣懷挾持帶往日本，稱孫中山已經同意，要盛宣懷在日方預先擬定的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最後文本上簽字。盛宣懷深知，這個名一簽，不但自己將承擔喪權辱國的責任，還會連帶到孫中山也無法向國人交代。而日本假借孫中山的名義緊逼，又不能硬頂著不簽，眼看中日合辦漢冶萍一事已無可挽救。盛宣懷在進退兩難、握筆躑躅之間，再一次細閱文本，當他看到第十條時，頓時眼睛一亮。該條中有這樣一句話：
“以上所有新公司(指漢冶萍)華日合辦、已由中華民國政府電準……”
他輕輕提筆將句中的“已”字改成“俟”字，文稿譽清後，當日立即簽約，日本人一時竟未看出其中的奧妙。到盛宣懷回國後日本人才發現，這個文本還須“俟”(等待)中華民國政府批準，否則沒有法律約束力，不由大呼上當。同時，日本覬覦中國的狼子野心和卑劣伎倆也由此暴露無遺。
5、字殘意雅的名人題墨
杭州西子湖畔岳飛墓前的照壁上，題有“精忠報國”四字，“國”少了一點，代指江山尚未收復，激勵南宋軍民抗敵救國。
杭州著名景點“花港觀魚”四字，據說是乾隆皇帝御筆親題。繁體的“魚”字下面本應是4點，乾隆卻把它寫成了三點。漢字三點是水，四點是火，魚性喜水怕火，于是乾隆有意少寫一點。
山東曲阜孔府大門上有一副對聯，聯雲：“與國鹹休安富尊榮公府第，同天並老文章道德聖人家”。其中“富”字頂上無點，有表示“富貴無頂”的含義。
明代文人徐文長為紹興某“點心店”題寫招牌，“心”字中間無點，體會其意思是，肚子空了，需進“點心”了。
上海黃埔江畔的“裕安大廈”4字乃趙樸初大師的手筆，其中“裕”字左偏旁少了一點。探尋緣由發現，趙老在題寫“裕安大廈”時，感到家鄉安徽離富裕還差一點，就少寫了一點，意在激勵鄉親們正視現實，加倍努力補上這“一點”，向上海的繁榮靠攏。
著名民族實業家張謇先生，在為其創立的大生紗廠題寫“大生碼頭”時，將繁體的“碼”字下面有意寫成了三點，寓意打下牢固民族實業基礎的決心。
6、司馬光薦才
北宋名相司馬光並非一直春風得意，在他失意賦閒在家時，曾一度消沉。好在他熱愛讀書，喜歡交朋友，與友人一起舉杯小酌，談古論今，時光也好打發。司馬光當宰相後有不少舊友來函。這些人在給司馬光的信中，多半是回憶舊情，欲勾起司馬光的懷舊情緒，然後就是敘述個人目前處境如何不好，大有懷才不遇的感嘆，繼而或暗示或恬不知恥地表示希望得到司馬光的提攜……司馬光對這些來信並不是每函必復，對其中啼飢號寒者有時也給予恰當的接濟;對有意進取功名者復函表示鼓勵;對厚顏討官要爵者則置之不理。
司馬光也並非全然不念舊情。公餘，他也有時憶起故舊，對舊友
中那些德行好、有才氣的，他是忘不掉的。
這一天，史館的劉器之來拜望司馬光，談完公事後，司馬光問劉
器之道：“器之，你可曾知道，你是怎樣進入史館的?”
“知道知道!若不是君實(司馬光字君實)兄為薦，器之將依舊是布衣寒士……”
不等劉器之說完感恩圖報之類的話，司馬光又問他道：“那你可知我為何要推薦你呢?”“知道知道!這完全是君實兄有念舊之情……”“哈哈!
這點你就說錯了!我的故友舊交倒確實不少，如果僅因念舊而薦人，那朝廷裏不到處都會有我的舊友?”劉器之聽後一時茫然，他靜待司馬光說下去。
司馬光果然接著說道：“在我賦閒居家時，你經常去我那裏。我們在一起談文論史，各抒己見，有時還爭得面紅耳赤。嘻嘻，回想起那段生活，還真有些意思。我當時心境不好，你常常寬慰我，鼓勵我。我那時無權無勢，能有你這樣的朋友，真是幸事!後來我做了官，如今已是宰相，那些過去的泛泛之交，甚至僅見過一面、對答過幾句話的人，都紛紛給我來信，借敘舊為名，行要官之實。可隻有你是從不給我來信的人!你並不因為我居高位而生依附之心，你對我一無所求，依舊讀書做學問!對失意人不踩，對得意人不捧，這就是你與其他人的最不同處。我就是沖這一點竭力向朝廷推薦你的……”
劉器之聽罷，起身對司馬光深深一揖：“君實兄知我，我由此更知君實兄!”
7、錯聽一字將軍喪命
1940年秋，新四軍在陳毅、粟裕的統率下，為開闢蘇北抗日根據地，東進江蘇泰興縣黃橋鎮。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調李守維率國民黨89軍重兵圍攻，遂發生了有名的黃橋之戰。
李守維在了解地形時，從部下口中得知黃橋鎮北面有一條河，傳說古時挖河的時候，曾挖出一把銅尺，于是這條河就被名為“挖尺溝”(當地民眾習慣上稱河為溝)。而李守維卻錯聽成了“八尺溝”，以為河寬8尺，戰馬可一躍而過，步兵過河也無甚大礙，心裏便打算好，一旦戰況不利就往北撤退。
黃橋決戰將結束時，89軍陣地被突破，李守維帶領殘兵按預定的退路向北逃跑。到河邊一看，卻見河面有好幾丈寬，軍士不由亂作一團。新四軍又追殺甚急，李守維隻得硬著頭皮打馬下河。士兵們有的抓住馬韁，有的抓住馬尾，再加上李軍長體肥身重，馬根本無法挪步。忽然一顆流彈擊中馬身，馬猛地一仰身，李守維被掀到河裏，雖抓住馬尾，但終因身體太胖，且不識水性，喪了性命，89軍全軍覆沒。
8、一撇之差釀失敗
1930年5月，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在河南南部進行了大規模的中原大戰，雙方使用了100多萬人的兵力。戰前，馮玉祥和閻錫山為了更好地討伐蔣，商定率軍在河南北部的沁陽會師，然後集中兵力一舉殲滅駐守在河南的蔣軍。但是，馮玉祥的一位作戰參謀在擬定命令時，誤把“沁陽”寫成“泌陽”。恰巧河南南部有一個泌陽，該地與沁陽相距數百公裏。這樣一來，就使馮玉祥的軍隊誤入泌陽，因而貽誤了聚殲蔣軍的有利戰機，讓蔣軍爭得了主動權。在近半年的中原大戰中，馮玉祥軍隊處處被動挨打，最後導致中原大戰以蔣的勝利、馮玉祥和閻錫山的聯軍失敗而告結束。
9、鄭板橋與糊塗老人
清代書畫家、文學家鄭板橋題過幾副著名的匾額，其中最為膾炙人口的是“難得糊塗”與“吃虧是福”這兩副。
據說，“難得糊塗”四個字是在山東萊州的雲峰山寫的。有一年鄭板橋專程至此觀鄭文公碑，流連忘返，天黑了，不得已借宿于山間茅屋。屋主為一儒雅老翁，自命“糊塗老人”，出語不俗。他的室中陳列了一塊方桌般大小的硯台，石質細膩，鏤刻精良，鄭板橋十分嘆賞。老人請鄭板橋題字以便刻于硯背。板橋認為老人必有來歷，便題寫了“難得糊塗”四字，用了“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的方印。
因硯台過大，尚有許多空白，板橋說老先生應該寫一段跋語。老人便寫了“得美石難，得頑石尤難，由美石而轉入頑石更難。美于中，頑于外，藏野人之廬，不入寶貴之門也。”他用了一塊方印，印上的字是“院試第一，鄉試第二，殿試第三。”板橋一看大驚，知道老人是一位隱退的官員。有感于糊塗老人的命名，見硯背上還有空隙，便也補寫了一段話：“聰明難，糊塗尤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安心，非圖後來報也。”
10、不受延安歡迎的梁實秋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魯迅與梁實秋倆人曾展開了一場“文學有無階級性”的筆墨官司，梁實秋因此成了魯迅筆下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抗戰爆發後，梁實秋因為力主抗戰，上了日本憲兵隊的黑名單。1938年，梁實秋接編重慶《中央日報》的《平明》副刊後，一番“編者的話”又引起了文壇上的一場軒然大波。他說：“現在抗戰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有不同，于抗戰無關的材料，隻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把抗戰載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對于這一番言論，左翼作家們認為梁實秋是在鼓吹“抗戰無關論”，于是，他在進步人士的眼中成了灰色和倒退的代名詞。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再次把梁實秋作為替資產階級文學服務的代表人物提出來，予以批評。
1940年初，梁實秋欲隨同“國民參政會華北慰問視察團”訪問延安，結果被中共點名予以拒絕，認為梁實秋在思想上有“擁汪主和”的傾向，因而視梁實秋為“最不受歡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