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 （晚清名臣）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漢族，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宗聖曾子七十世孫。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與胡林翼並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四大名臣”。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謚曰文正。
曾國藩出生于晚清一個地主家庭，自幼勤奮好學，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入翰林院，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與大學士倭仁、徽寧道何桂珍等為密友，以“實學”相砥礪。太平天國運動時，曾國藩組建湘軍，力挽狂瀾，經過多年鏖戰後攻滅太平天國。
曾國藩一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一要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國藩的崛起，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曾國藩的倡議下，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一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可以說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
晚晴重臣曾國藩
晚清“中興第一名臣”，與張之洞、李鴻章、左宗棠並稱 “四大名臣”，謚“文正”，是理學家、政治家、書法家、文學家。有人推崇他為千古第一完人，但因忠于清室鎮壓太平天國暴亂又飽受爭議。
鎮壓太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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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率湘軍討伐太平軍，于1864年攻破南京。追繳捻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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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曾國藩奉旨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督師剿捻。家書恩澤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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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家書行文從容鎮定，在平淡家常中蘊育真知良言，具有極強的說服力和感召力。相關詞條：曾國荃 直隸總督 天津教案
中文名曾國藩 外文名Zeng Guofan 別 名曾子誠、曾傳豫、曾伯涵、滌生 國 籍中國 民 族漢族 出生地湖南長沙府湘鄉縣 出生日期公元1811年11月26日（辛未年） 逝世日期公元1872年3月12日 職 業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 畢業院校湘鄉私塾 信 仰理學 主要成就創立湘軍，平定太平天國
洋務運動的發起者之一
晚清四大名臣之首
晚清散文“湘鄉派”創立人 代表作品《治學論道之經》《持家教子之術》《冰鑒》《曾國藩家書》 封爵官職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翰林庶吉士 封 爵一等毅勇侯
追 贈太傅
謚 號文正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11年（嘉慶十六年），曾國藩出生于湖南長沙府湘鄉荷葉塘白楊坪（今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大坪村）的一個普通耕讀家庭。兄妹九人，曾國藩為長子。祖輩以務農為主，生活較為寬裕。祖父曾玉屏雖少文化，但閱歷豐富；父親曾麟書身為塾師秀才，作為長子長孫的曾國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輩的倫理教育了。
曾國藩五歲啓蒙，六歲入家塾“利見齋”。1826年（道光六年）春，應長沙府童子試，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陽唐氏宗祠讀書，一年後轉入湘鄉漣濱書院
1832年（道光十二年），曾國藩考取了秀才，並與歐陽滄溟之女成婚。連考兩次會試不中，隨後又努力復習一年。
1834年（道光十四年），曾國藩進入長沙著名的岳麓書院演習，同年參加湖南鄉試，中試第三十六名舉人，並動身入北京準備來年的會試。
1835年（道光十五年），曾國藩會試未中，寓居北京長沙會館讀書。次年恩科會試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長沙，于同鄉劉蓉、郭嵩燾等居于湘鄉會館。
步入仕途
在1838年（道光十八年），曾國藩再次參加會試，終于中試，殿試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並成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親拔為第二，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1840年（道光二十年），散館考試，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檢討。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4月，升任翰林院侍講。七月，欽命為鄉試（四川）正考官。8月，補授翰林院侍講。12月，充文淵閣校理。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升侍講學士。不久，同榜進士李文安之子李鴻章入京會試，投其門下受業，住他北京家至少一年。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升任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授禮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
在京十多年間，曾國藩就是這樣堅韌不拔地沿著這條仕途之道，步步升遷到二品官位。十年七遷，連躍十級。
組建湘軍
1851年（鹹豐元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金田村組織起事。5月，曾國藩在劉蓉、羅澤南等人的推動下，上《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批評鹹豐皇帝。鹹豐帝沒有讀完，就憤怒地將奏折摔到了地上，立刻召見了軍機大臣要定他的罪，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為他求情，他很可能陷于不測之罪。曾國藩了解這一情況後，心裏非常緊張，立刻對此次諫爭之舉上奏自責，從此再不敢對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決策說長道短。
曾國藩雕像
1852年（鹹豐二年），曾國藩因母喪在家。這時太平天國運動已席卷半個中國，盡管清政府從全國各地調集大量八旗軍、綠營官兵來對付太平軍，可是這支腐朽的武裝已不堪一戰。因此，清政府屢次頒發獎勵團練的命令，力圖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裝來遏製太平軍勢力的發展，這就為曾國藩的湘軍的出現，提供了一個機會。
1853年（鹹豐三年），借著清政府急于尋求力量鎮壓太平天國的時機，他因勢在其家鄉湖南一帶，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復雜的人際關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稱為湘勇。8月，曾國藩獲準在衡州練兵，“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 ，並派人赴廣東購買西洋火炮，籌建水師。
在團練湘勇期間，他嚴肅軍紀，開闢新的軍隊，他先後將5000人的湘勇分為塔、羅、王、李等十營，先後將團練地點由長沙遷至湘潭，避免與長沙的綠營發生直接矛盾。
大戰太平軍
1854年（鹹豐四年）2月，湘軍傾巢出動，曾國藩發表了《討粵匪檄》。在這篇檄文裏，
曾國藩立像
他聲稱太平天國運動是“荼毒生靈”，“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奇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著號召“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製高點，故動員了當時廣大的知識分子參與到對太平軍的鬥爭當中，為日後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曾國藩命褚汝航為水師總統、塔齊布為陸軍先鋒，統率17000人，揮師北上。5月，在靖港水戰中被太平軍石祥貞部擊敗，投水自盡，被部下所救。七月二十五日，重整水陸各軍後，出師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鹹豐帝大喜過望，令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然而，大學士祁雋藻進言，稱“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裏，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鹹豐帝收回成命，僅賞曾國藩兵部侍郎頭銜。12月2日，曾國藩攻陷田家鎮。
1855年（鹹豐五年）2月12日夜，石達開總攻湘軍水營，燒毀湘軍戰船100餘艘。曾國藩座船被俘，“文卷冊牘俱失”。曾國藩憤怒至極，打算策馬赴敵以死，羅澤南、劉蓉力勸乃止。[7-9]
1856年（鹹豐六年），曾國藩坐困南昌。9月2日，洪秀全與楊秀清內訌，史稱天京事變，南昌解圍。10月，曾國藩在長募勇組建吉字營入援江西。
1857年（鹹豐七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國藩偕弟曾國華回籍奔喪。7月，兩次上疏，請求在家終製，獲鹹豐帝準許。在當年建“思雲館”。
1858年（鹹豐八年）5月19日，李續賓、楊岳斌率水陸兩軍攻陷九江。7月13日，曾國藩接鹹豐諭出辦浙江軍務，于8月15日抵達南昌，與胡林翼會商進兵、籌餉之策。11月15日，李續賓、曾國華在三河之役戰死。12月，曾國藩作《愛民歌》以訓湘軍。
1859年（鹹豐九年）11月，曾國藩擬四路進兵之策，攻取安慶。
攻佔南京
1861年（鹹豐十一年）9月5日，湘軍攻陷安慶。9月25日，曾國藩移住安慶。12月20日，曾國藩奉旨督辦四省（蘇、皖、浙、贛）軍務，其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製。同月，在安慶創辦內軍械所。年底，定三路軍進軍之策：“以圍攻金陵屬之國荃，而以浙事屬左宗棠，蘇事屬李鴻章，于是東南肅清之局定矣。“
曾國藩照片
1862年（同治元年）1月31日，曾國藩奉旨任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曾國荃補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軍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鴻章率軍抵上海。五月，曾國荃率軍進駐雨花台，會同彭玉麟的水師圍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軍回援天京，太平軍集結二十萬人兵力，十月起大戰湘軍四十多天，未能取勝。
1864年（同治三年）7月，湘軍破太平天國的天京（南京），對無辜平民展開屠殺與搶掠，當時的南京城被燒毀，平民死傷無數，南京人稱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為“曾剃頭”、“曾屠戶”。7月，朝廷加曾國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國荃賞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與平定太平天國戰功居次之湖廣總督官文雙方形成集團政爭白熱化。八月，奏準裁撤湘軍25000人。[13-14]
追剿捻軍
1865年（同治四年）1月，選漢唐以來各臣奏疏17首，編《鳴原堂論文》。3月，主持修葺種山、尊經兩書院。收養八百孤寒子弟，並從自己養廉銀中捐款課獎。5月26日，曾國藩率軍赴山東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書》完稿，共320卷，交金陵書局出版。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鎮設防，劃河圈圍，清野查圩，馬隊追蹤。9月，經楊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調兵布防堵圍，沿途又張榜招員。10月，將金陵製造局上遷海虹口，和李鴻章原設的炮局及購自美國人的鐵廠合並，再加容閎購回的百多部機器建成江南製造總局。12月，核定長江水師永遠章程及營製營規。
1866年（同治五年），曾國藩奉旨進駐周家口，以欽差大臣的重權身份，督師剿捻。
曾國藩根據捻軍行蹤不定、流動作戰的特點，採用了“重點防務、堅壁清野和畫河圈圍”的對策，但最終全部失敗。後來，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裏防線”，希望借此天塹消滅捻軍。[15]
主辦洋務
1867年（同治六年）3月，在江南製造總局下設造船所試製船艦。同時擬設譯書館。5月，會同李鴻章將江南製造總局由虹口遷高昌廟，征地擴遷，規製大增。六月，補授體仁閣大學士。
1868年（同治七年）4月，奉上諭改授為武英殿大學士。5月31日，至上海視察江南製造成總局。8月，奉命調任直隸總督。9月，江南造船廠試製的第一艘輪船駛至江寧，曾登船試航，取名“恬吉”。12月，曾國藩抵達北京，拜見慈禧太後與同治皇帝。
天津教案
1868年（同治七年），曾國藩改任直隸總督。
1870年（同治九年）6月21日，天津數千名民眾因懷疑天主教堂以育嬰堂為晃子拐騙人口、虐殺嬰兒，群集在法國天主教堂前面。法國領事豐大業認為官方沒有認真彈壓，持槍在街上碰到天津知縣劉傑，因發生爭執開槍射擊，當場擊死劉傑僕人一人，民眾激憤之下先殺死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及其秘書西門，之後又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毀了法國領事館、望海樓天主堂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發生後，英、美、法等國聯合提出抗議，並出動軍艦逞威。
正在直隸總督任上的曾國藩奉命前往天津辦理天津教案。曾國藩十分驚恐，甚至出發前立下遺囑，他深知當時中國遠非西方列強對手，因此主張對外讓步。
曾國藩到天津後，考量當時局勢，沒有與法國開戰，“但冀和局之速成，不問情罪之一當否”，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8人，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派使團至法國道歉。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被稱為“賣國賊”（京師湖廣會館將曾國藩匾落拔除燒毀就是因為此事）。
朝廷命其處理“天津教案”。曾國藩發布《諭天津士民》的告示，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誡其勿再起事端，隨後釋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紳民的不滿。處理“天津教案”，不少人罵他是賣國賊，全國輿論大嘩，“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
回任兩江
1870年（同治九年），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平民張汶祥刺殺于後，朝廷命曾國藩再任兩江總督，前往南京審理該案。
1871年（同治十年）8月19日，挈李鴻章聯銜會奏《擬選子第出洋學藝折》。九月，視察水陸各營防務、訓練情況。十一月抵達上海。
曾國藩蠟像
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27日，曾國藩領銜上奏，促請對“派遺留學生一事”盡快落實。並提出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所”，推薦陳蘭彬、容閎為正副委員常駐美國管理。在上海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薦舉劉翰清“總理滬局選送事宜”。3月1日，時發腳麻之症，舌蹇不能語。
3月20日，曾國藩午後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發腳麻，曾紀澤扶掖回書房，端坐三刻逝世。朝廷聞訊，輟朝三日。追贈太傅，謚文正，祀京師昭忠、賢良祠。6月25日，靈柩運抵長沙。7月19日，葬于長沙南門外之金盆嶺.
1873年（同治十二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縣（今望城區）湘西平塘伏龍山。與夫人歐陽氏合葬。
主要成就
政治
曾國藩作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對“康乾盛世”後清王朝的腐敗衰落，洞若觀火，他說：“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對于“士大夫習于憂容苟安”，“昌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痛恨次骨”。他認為，“吏治之壞，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為探源之論”。基于此，曾國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時需用德器兼備之人，要倡廉正之風，行禮治之仁政，反對暴政、擾民，對于那些貪贓枉法、漁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嚴懲。至于關系國運民生的財政經濟，曾國藩認為，理財之道，全在酌盈劑虛，腳踏實地，潔已奉公，“漸求整飭，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國藩將農業提到國家經濟中基礎性的戰略地位，他認為，“民生以穡事為先，國計以豐年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受兩次鴉片戰爭的沖擊，曾國藩對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國，認為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並反對借師助剿，以借助外國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張向西方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如他說過購買外洋器物……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可以剿發捻，可以勤遠略。[19]
軍事
曾國藩提倡忠君衛道、以儒家學說治軍的這一宗旨還貫徹在選將、募兵、軍隊管理以及協調軍內外關系等方面。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內涵極豐，集顯過人之處。他認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國強”，“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主張軍政分理，扣負其責。他購買洋槍、洋炮、洋船，推進中國軍隊武器的近代。
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為第一要務，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為先。”他的選將標準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而把德放在首位，並把德的內涵概括為“忠義血性”。他提出，“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秘者，與之共謀。”又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曾國藩認為，“忠義血性”的將領主要應從既受封建禮教熏陶又少官場惡習的儒生士子中去選擇。羅爾綱在《湘軍兵製》中統計，凡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佔58%。以如此眾多的儒生為將，這在歷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曾國藩
將清朝的世兵製改革為募兵製，也是曾國藩建立湘軍的首要一著。他說，“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因此，他組建湘軍時，主張不在市民而在鄉農中招募兵員。其用意就是鄉農中招募的兵員樸實壯健，有利于灌輸封建的忠義倫理思想和便于適應艱苦殘酷的戰爭環境。曾國藩還規定，“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裏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鬥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凡無保者，概不招募。曾國藩的這一做法，完全是承襲了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募兵思想。曾國藩對綠營的編製方面也進行了改弦更張。湘軍的編製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下設哨，哨以下陸師為隊，水師為船，馬隊為棚。湘軍之始，營以上不再設官，各營全轄于曾國藩一人。其後營數增多，才有統領和分統的稱謂。曾國藩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製的原則組建軍隊，自統領至兵勇都是逐級進行募選，改變了綠營中“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的弊病，但也明顯暴露了建立私家軍隊的用心，並從此就開創了近代中國“兵為將有”的先例，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面也就初顯端倪了。
曾國藩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主張用儒家學說治軍，即用封建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系軍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絕對服從于自己的私家軍隊。所以他認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後製敵。”
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好影響了幾代人，且不說其同時代的湘、淮將領以曾國藩為楷模，就是其後的黃興、蔡鍔等資產階級軍事家對曾國藩治軍方略也推崇備至，張之洞、袁世凱等在甲午戰後採用西法編練新軍時，還採納了曾國藩治軍的許多做法。民國軍事家蔣方震在他的《國防論》中贊賞曾國藩是近代史上“一個軍事天才家”，還說凡領軍者都應該效法曾國藩。蔣介石則明確表示要師承曾國藩，要求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必須“認清歷史，效法曾胡”。曾國藩治軍最重視精神教育，毛澤東一生很註意這點，曾國藩的“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毛澤東建立紅軍之初便製定了《三大紀律，八項註意》。[20]
文學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贊。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革、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啓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所著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日記》、《奏議》、《家書》、《家訓》及《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不下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傳于世。另著有《為學之道》、《五箴》等著作。
思想學術
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對于程朱之學並未盲目崇拜，事實上，他對于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鬥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于隘”、或“病于瑣”、或“偏于靜”的局限。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于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于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並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銅像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並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聖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處世交友
曾國藩對交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佔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要集思廣益，兼聽而不失聰。“處世方面，曾國藩認為，“處此亂世，愈窮愈好”。身居高官，“總以錢少產薄為妙”。“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為人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國藩寫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處世交友之道。
治家方略
曾國藩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員中人人孝悌的原則。孝容易理解，就是對父母、對長輩的感恩、尊敬與贍養。悌是指兄弟之間和睦友愛，也就是同輩之間的融洽與和諧。在曾國藩家書裏，一般都以為他給孩子寫的信最多，事實上他寫給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見他對兄弟之間關系的重視。曾國藩有段著名的評論，說家庭興旺的規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隻傳一代就蕭條了，因為大多是紈絝子弟；商賈之家，也就是民營企業家的家庭，一般可傳三代；耕讀之家，也就是以治農與讀書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興旺
曾國藩家族
曾國藩家族
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講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綿延十代八代。
曾國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還特別強調“勤以持家”。這個勤以持家在曾國藩那有兩層意思，一是家庭成員要克勤克儉，一是做家長的要勤以言傳身教。曾國潘說的這些，他自己就能一絲不苟地帶頭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兒子曾紀澤喜歡西方社會學，曾紀鴻喜歡數學和物理學，曾國藩雖然一竅不通，也能盡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學一點。這樣的父親，才不愧是一個真正“勤以持家”的父親。在曾國藩的影響下，曾紀澤總是會親自教孩子們學英語、數學、音樂，還教他們練書法、寫詩文、講解經史典章，不論再忙，每日總要抽出時間來陪孩子、陪家人，這就是最好的親職教育。所以，曾國藩子孫、曾孫，甚至玄孫裏，有很多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書法
曾國藩在書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為他歷史上的重大影響所掩蓋。
曾國藩書法
曾國藩書法
曾國藩對于書法理論的闡述見其《日記》、《家書》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對當時阮元拋出的南北書派論有獨到的認識，他既贊成又提出批評，主張南北兼而有之。他對書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說。從乾道——陽剛美——著力——雄奇——大氣，從坤道——陰柔美——不著力——淡遠——韻勝，形成了他一個系統的書法理論觀。曾國藩一生勤勉于書法創作，走過了一條由泛而專，由繼承古典到創新時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萬字的《日記》是中國古代罕見的一部巨型書法作品。他的楷書勁健剛拔，豎起了一面承唐繼宋明而剛柔相濟的正書旗幟。他的行書勁健遒俊而華美。他的小楷與小行書是整個清代的典範。他應是與同代包世臣、何紹基齊名的大書家。
人格修煉
人格修煉對他事業有幫助。
首先是誠，為人表裏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
第二個是敬，敬畏，內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嚴肅有威儀。
第三個就是靜，心、氣、神、體都要處于安寧放松的狀態。
第四個字是謹，不說大話、假話、空話，實實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個字是恆，生活有規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獨”，舉頭三尺有神明。
他每天記日記，對每天言行進行檢查、反思，一直貫穿到他的後半生，不斷給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儉、要謙對、要仁恕、要誠信，知命、惜福等，力圖將自己打造成當時的聖賢。許多人都認為人格修煉是空虛的東西，認為修身是虛無縹緲的東西，甚至還是迂腐的，但曾國藩一生的事業，修身才是他事業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國藩認為：“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欲，四曰每夜臨睡前洗腳，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 最為要緊，養病須知調衛之道。
早年修身十三條
一、主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
二、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片刻，來復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曾國藩
四、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都是徇外為人 。）
五、讀史（每日圈點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六、謹言（刻刻留心）
七、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節欲、節勞、節飲食。）
九、寫日記（須端楷，凡日間身過、心過、口過，皆一一記出，終身不間斷。））
十、日知所亡（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分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十一、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的多寡，養氣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飯後作字。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十三、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歷史評價
《清史稿》：國藩為人威重，美須髯，目三角有棱。每對客，註視移時不語，見者竦然，退則記其優劣，無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終身不厭，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師。其論學兼綜漢、宋，以謂先王治世之道，經緯萬端，一貫之以禮。惜秦蕙田五禮通考闕食貨，乃輯補鹽課、海運、錢法、河堤為六卷；又慨古禮殘闕無軍禮，軍禮要自有專篇，如戚敬元所紀者。論者謂國藩所訂營製、營規，其於軍禮庶幾近之。晚年頗以清靜化民，俸入悉以養士。老儒宿學，群歸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薦拔者，不可勝數。一見輒品目其材，悉當。時舉先世耕讀之訓，教誡其家。遇將卒僚吏若子弟然，故雖嚴憚之，而樂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國藩事功本於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蹈實。凡規畫天下事，久無驗，世皆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何其盛歟！國藩又嘗取古今聖哲三十三人，畫像贊記，以為師資，其平生志學大端，具見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嗚呼！中興以來，一人而已。
胡林翼：曾公素有知人之鑒，所識拔多賢將。
李瀚章：其深識遠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
曾府三傑
石達開：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劃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見也。
薛福成：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于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絕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嘗聞曾國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保薦，以應求賢之詔。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曾國藩部下，即奏稱其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國藩經營軍事，亦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
左宗棠：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李鴻章：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裏，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朱孔彰：中興景運，群公輩出，十年之間，削平大難，非天生聖相而振興之，烏能若是邪？然履危瀕死屢矣，有百折不饒之志，宏濟艱難，雖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謀也。趙衰之言曰：“說禮樂，熟詩書，為元帥。”孫叔豹之言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謂為三不朽。”公獨兼之。至天津之役，攘垢忍尤，以安邦國，老成至計，謀出萬全，可謂至忠矣。
梁啓超：①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爍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吾以為曾文正公今而猶壯年，中國必由其手獲救。②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
譚嗣同：歷觀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識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徹洋務，皆由親身閱歷而得。左文襄晚達，故沈觀最久。
楊昌濟：宋韓、範並稱，清曾、左並稱，然韓、左辦事之人，範、曾辦事兼傳教之人也。
王闓運：用將則勝，自將則敗。
容閎：故其身雖逝，而名聞千古。其才大而謙，氣宏而凝，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稱舊教之特產人物。
章太炎：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賢、讞之則為元凶。
蔡鍔：①曾、胡兩公，中興名臣之錚佼者，其人其事，距今僅半個世紀。②帶兵如帶子弟一語，最為慈仁貼切。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付之一炬。
蔡東藩：若曾、胡二公，文足安邦，武能御侮，清之不亡，賴有此耳。
毛澤東：①予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美無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②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37]
蔣介石：①曾公乃國人精神之典範。②辛亥以前，曾閱曾文正全集一書，······民國二年失敗以後，再將曾氏之書與胡左諸集，悉心討究。
蔣廷黻：國藩以執兩之道，貫經世之學，於社會之改造，則恢復民族固有美德，此之謂守舊；于民族之前途，則接受西洋文明，此之謂革新。二者同時進行，乃其對我國近代史之大貢獻也。蓋徒然恢復舊禮教，則不能抵抗帝國主義者之機械科學，何況舊禮教之本身，亦復百孔千瘡，有待救正乎？若徒然接受新文化而不恢復固有之美德，則此腐化之舊官僚社會，根本不能舉辦事業，更何況社會民族之立場，有何術以全盤改造之乎？吾人之所以佩服曾國藩，誠以其眼光遠大，訂此救國救民之方案，與後日國父之民族主義如出一轍矣。[38]
陳公篤：國藩素拘謹，其才不如胡左，而功倍之，獨知人善用，是其特長。
胡哲敷：五百年來，能把學問在事業上表現出來的，隻有兩人：一為明朝的王守仁，一則清朝的曾國藩。
蕭一山：國藩以嚴謹勝，宗棠以豪邁勝。[
徐中約：曾國藩的政治家風度、品格及個人修養很少有人能予匹敵。他或許是十九世紀中國最受人敬仰、最偉大的學者型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