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堂吉訶德》問世以來，人們對它的理解與認識並不相同。盡管塞萬提斯寫這部小說的本意看起來似乎是“要世人厭惡荒誕的騎士小說”，並“把騎士小說的那一套掃除幹凈”，而且在《堂吉訶德》發表後，騎士小說也真的奇跡般地銷聲匿跡了。但是，絕不能低估塞萬提斯在創作時的真正用心以及客觀效果，因為書中展現出的廣闊的社會畫面和流溢出的豐富的思想遠遠不是出自要掃除騎士小說這麽一個簡單的動機。我們應該而且也必須看到《堂吉訶德》誕生的歷史與現實條件，以及讀者在閱讀這部作品時的新的理解。
塞萬提斯具有深厚的文學底蘊，他深深扎根于西班牙文學傳統之中，在吸取了拉丁文古典小說、英雄史詩、西班牙民歌、田園小說、傳奇小說、流浪漢小說和騎士小說的一些特點的基礎上，他把對社會各階層的描寫同對社會現實的描繪結合起來，逼真地再現出貴族紳士的專橫跋扈和普通百姓的辛酸苦辣。書中塑造了大約七百個不同職業、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其中有貴族、地主、商人、僧侶、農民、牧羊人、演員、士兵、強盜、囚犯、藝人、妓女等，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16世紀下半葉西班牙社會的現實。在一本小說中，以如此寬廣動人的畫面來反映時代、反映現實，可以說是塞萬提斯之首創，它給予近現代小說的發展以深刻的影響。
塞萬提斯對人物的塑造是細致入微、層次分明、寓意深長的。他賦予主人公堂吉訶德以多層含義，使這位遊俠騎士成為一個內在情感豐富、矛盾復雜、具有人類普遍性格的人物典型。
作者通過瘋瘋癲癲的堂吉訶德的可憐遭遇，給遊俠騎士畫了一幅漫畫像，他告訴人們，閱讀騎士小說會帶來多麽可怕的惡果。你看，明明是磨房的風車，他卻認為是三頭六臂的巨人，于是便催騾提矛舍命沖去，結果被掀倒在地不能動彈。即使這樣狼狽不堪，當侍從桑丘跑來再一次告訴他這不是巨人而是風車時，他仍辯解說，這是魔法師把巨人變成了風車。如此執迷不悟，難道不是一個十足的瘋子嗎?這種被騎士小說弄得神魂顛倒、荒唐可笑的秉性是作者賦予堂吉訶德的最直接的含義。與這種諷刺相對照的是，作者對堂吉訶德傾註了自己的全部美好的感情。透過令人忍俊不禁的一件件荒唐事，人們可以看到堂吉訶德鋤強扶弱、維護正義、疾惡如仇、見義勇為的英雄氣概。他沖向羊群、戳破酒囊、與風車搏鬥，是因為在他眼裏這些都是社會的醜惡勢力。而他的騎士職責便是要爭得民主自由平等，並隨時準備為理想去赴湯蹈火。這時塞萬提斯筆下的騎士已不是中世紀的騎士，而是為了美好的理想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的勇敢鬥士了。他發表的關于自由、美德、人的意志的言論是那麽有條有理、鏗鏘有力，他對人類美好的未來具有那麽堅定不移的信念。他的身上體現出人類最普遍、最美好、最崇高的思想感情。這是作者賦予堂吉訶德的深沉含義，也是這部作品幾個世紀以來深受讀者歡迎的魅力所在。
塞萬提斯著意刻畫的另一個人物是堂吉訶德的侍從桑丘·潘沙。他們主僕二人無論是外表特征還是內在性格都形成鮮明的對照，就連他們的坐騎也是那麽不同，在兩人結伴冒險遊歷中，堂吉訶德懷有崇高的理想，但有時又是那麽神志顛倒，而桑丘卻講求實際、甚至有點目光短淺。全書的矛盾沖突就在這麽一“智”一“愚”的兩個人的對話中發展起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鮮明個性也從中揭示出來。他們兩個人還互相影響，互相感染，逐漸融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桑丘是一個樸實善良、機靈樂觀、目光短淺、自私狹隘的普通農民，在陪伴堂吉訶德仗義行俠的日子裏，他受主人美好理想的感染，心胸也逐漸開闊起來。在他任海島總督期間，秉公斷案、執法如山、愛憎分明、光明磊落。這時桑丘的言行完全體現了人沒有貴賤之分，隻要具有美德便可以治理國政的人文主義思想。堂吉訶德和桑丘雖然出身與性格各不相同，但他們從不同的方面代表了人類普遍的思想感情。德國詩人海涅曾認為堂吉訶德和桑丘合起來才是小說的真正主人公。
在《堂吉訶德》中，作者還巧妙地運用了一對對矛盾，如現實與想像，真實與虛幻，智慧與愚蠢，崇高與荒唐，勇敢與膽怯，誠實與虛偽，理性與瘋癲……這些相互對立的矛盾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使小說的層次更加分明，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同時也使小說的哲理更加含蓄深刻。
塞萬提斯對文學創作中的現實與虛構、創作與閱讀之間的關系提出了迄當時為止的全新觀念，對現代小說的創作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在塞萬提斯之前，小說的敘述者一般是無所不知的、或知之甚多的作者，而在《堂吉訶德》中敘述者杜撰了一個阿拉伯作者，一個名叫熙德·阿梅德·貝南赫利的阿拉伯歷史家，敘述者請一位摩爾人將這個故事從阿拉伯文譯成了西班牙文。這位摩爾人譯者盡管懷疑下卷的第5章是假造的，但仍將它譯了出來，而且還在原著上加上了批語。敘述者除了引用原傳記作者，摩爾人譯者的敘述之外，還引用拉·曼卻的傳說，從偶然遇到的一位老醫生那裏發現羊皮紙手稿，手稿用西班牙文記錄了有關堂吉訶德的許多事跡，還有杜爾西內婭、桑丘·潘沙等人的許多故事。這樣，作者、敘述者、原書的作者、譯者、地方傳說和地方文獻之間的關系多層次化了，文學的虛構與現實之間的界限模糊了。讀者便會在不知不覺之中進入作者所精心設下的迷宮。
然而，對于文學虛構與現實、創作與閱讀這一現當代作家十分關心的文學創作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塞萬提斯的貢獻遠不僅于此。他讓《堂吉訶德》的書中人物談論文學，讓下卷中的人物談論《堂吉訶德》上卷及其人物，甚至談論上卷中出現的自己，他們的談論是那麽自然、那麽融洽，毫無矯揉做作之意。創作和現實之間的界限幾乎被徹底抹殺了，這與莎士比亞《哈姆萊特》中的戲中戲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對現當代小說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譬如，在《堂吉訶德》下卷的第二章，堂吉訶德與桑丘·潘沙主僕二人在詼諧逗趣的閒侃中，桑丘告訴堂吉訶德，他們的故事已經寫成了書，兩人在驚詫之餘，與後到來的參孫學士一起談起了《堂吉訶德》上卷的出版，以及上卷中的故事和人物。參孫對閱讀的一番議論頗有深意：“那部傳記很流暢，一點不難懂。小孩子翻著讀，小伙子細細讀，成人熟讀，老頭子點頭簸腦地讀；反正各種各樣的人都翻來覆去、讀得爛熟……”在這裏，作品與讀者、與閱讀的相輔相成的關系以書中人物評論該書的方式展示出來。而當參孫與桑丘談話時，參孫“聽了桑丘的用字和口氣後很驚奇。他雖然讀過《堂吉訶德》第一部，總不信桑丘真像書上形容的那麽逗笑”。“這會兒他……知道書上的話都可靠。”在下卷，主僕二人行俠途中遇到的姑娘們也看過《堂吉訶德》，並知道赫赫大名的主人和逗樂的僕人，大家一起相聚分外親切與融洽。現實與虛構的界限又一次模糊了。下卷的書中人物不僅評論該書的上卷，還互相談論冒牌的《堂吉訶德》，桑丘還痛斥冒牌作品對他的污蔑。綜觀整部作品，作者以全新的觀念看待文學創作，並初步提出了閱讀即作品創作的延伸的看法。
人們對同一事物的認識往往不一樣，這就產生了不確定性。事物的不確定性是人類生活中隨處可見的一個普遍現象，也是文學創作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塞萬提斯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全面地揭示不確定性，這是對現代小說創作的一大貢獻。在《堂吉訶德》中，堂吉訶德的名字就頗令人玩味。敘述者從小說一開始就通過主人公的姓把讀者引入事物的不確定性中：“據說他姓吉哈達，又一說是吉沙達，記載不一，推考起來，大概是吉哈那。”敘述者在敘述了這位主人公自稱為堂吉訶德後寫道，“大概就是根據這一點，上文說起這部真實傳記的作者斷定他姓吉哈達，而不是別人主張的吉沙達。”但是，到了全書的結尾，堂吉訶德從瘋病中蘇醒過來，對眾人說：“我現在不是堂吉訶德·德·拉·曼卻了，我是為人善良、號稱‘善人’的阿隆索·吉哈諾。”這樣，這位鄉村紳士究竟姓甚名誰也就很難確定了。
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上卷第二十一章中主僕二人對迎面走來的人頭上戴的是頭盔還是臉盆的議論。堂吉訶德認為那人戴的是曼布利諾的金頭盔，而桑丘則認定那是理發師用的銅盆。在以後的章節中他們還多次談到這件東西。桑丘最後把這件東西稱之為盆盔。這是個不存在的、但並不是不可能存在的東西。在書中，事物的不確定性隨處可見，其蘊涵的深義不言而喻。正如許多文學評論家指出的那樣，塞萬提斯不僅通過他的作品讓人們註意觀察外部世界，而且也提醒人們不要輕易地相信自己的眼光。
塞萬提斯為近現代小說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他的巨著《堂吉訶德》至今仍放射著奪目的光輝，人們還在不斷地研究它那豐富的內涵。堂吉訶德和桑丘繼續在世界各地周遊，塞萬提斯的名字也和他們一起為人們所熟知，並將永遠銘刻在世界文學的豐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