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述關系戰爭勝負的一些重要因素。
篡卒(1)
孫子曰：兵之勝在于篡卒(2)，其勇在于製(3)，其巧在于勢(4)，其利在于信(5)，其德在于道(6)，其富在于亟歸(7)，其強在于休民(8)，其傷在于數戰(9)。孫子曰：德行者，兵之厚積也(10)。信者，兵[之](11)明賞也。惡戰者，兵之王器也(12)。取眾者，勝□□□也。孫子曰：恆勝有五：得主****，勝(13)。知道，勝。得眾，勝。左右和，勝。量敵計險，勝。孫子曰：恆不勝有五：御將，不勝(14)。
不知道，不勝。乖將，不勝(15)。不用間(16)，不勝。
不得眾，不勝。孫子曰：勝在覺，明賞，選卒，乘敵之□。是謂泰武之葆。孫子曰：不得主弗將也…… * * *……令，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17)忠?忠王。安信?信賞。安敢?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賞，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二百卅五(1)此是篇題，寫在本篇第一簡簡背。篡借為選，篡卒即選卒，參看《威王問》註(51)。
(2)軍隊打勝仗在于選用強卒。
(3)士卒作戰勇敢在于軍法嚴明。
(4)軍隊作戰機動靈活，在于利用情勢。
(5)利，銳。意謂軍隊戰鬥力強，在于將帥言而有信。一說“利”即利害之利，此句意謂將帥有信，為軍隊的利之所在。
(6)軍隊具有好的貭素，在于將帥明白用兵的道理。
(7)軍用不絀，在于速戰速決。亟(ji及)，急。
(8)軍隊戰鬥力強，在于養精蓄銳。
(9)軍隊戰鬥力挫傷，在于頻繁作戰。
(10)厚積，豐富的儲備。意謂德行是軍隊的憑藉。
(11)“之”字原簡寫脫，據文義補。
(12)惡(wu勿)，厭惡。惡戰，不好戰。王器，王者之器。
意謂不好戰才是用兵的根本。
(13)將帥得到君主信任，有指揮作戰的全權，可以勝利。
(14)御，駕馭，控製。意謂將帥受君主牽製，不能自主，就不能勝利。
(15)乖，離異。意謂將帥不和，不能勝利o(16)間，間諜。
(17)安，疑問代詞，相當于現代語的“哪裏”。
[ 原文]孫子曰：兵之勝在于篡卒，其勇在于製，其巧在于勢，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歸；其強在于休民，其傷在于數戰。孫子曰：德行者，兵之厚積也。信者，兵[ 之] 明賞也。惡戰者，兵之王器也。取眾者，勝囗囗囗也。孫子曰：恆勝有五：得主****，勝。知道，勝，得眾，勝。左右和，勝。量敵計險，勝。孫子曰：恆不勝有五：御將不勝。不知道不勝。乖將不勝。不用間不勝。不得眾不勝。孫子曰：勝在盡囗，明賞，選卒，乘敵之囗。是謂太武之葆。孫子曰：不得主弗將也..（以下為散簡、缺文）..令，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賞。安敢？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賞，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
[ 譯文]孫臏說：“用兵取勝的關鍵在于選拔士兵。士兵的勇敢在于軍紀嚴明，士兵的作戰技巧在于指揮得當，士兵的戰鬥力強在于將領的額度，士兵的品德在于教導。軍需充足在于速戰速決，軍隊的強大在于百姓休養生息，軍隊受損傷在于作戰過多。”孫臏說：“品德高尚是用兵的深厚基礎。講額度，就是要對士兵明確頒示獎賞。能夠進行殊死戰鬥的士兵是用兵的王牌。..”孫臏說：“常勝辦法有五條：將領得到君王充分信任，得以全權指揮軍隊時，可以取勝；將領懂得用兵規律，可以取勝；將領得到廣大士兵的擁護，可以取勝；軍隊上下左右同心同德，可以取勝；將領能夠充分了解敵情，並能利用地形，可以取勝！”孫臏說：“常敗的原因也有五條：將領受君王控製而不能獨立指揮，不能取勝；將領不懂用兵規律，不能取勝：將領不和，不能取勝；將領不能得到廣大士兵擁護，不能取勝。”孫臏說：“取勝在于..明確賞格，選拔士兵，趁敵軍..這是用兵取勝建立奇功的法寶。”孫臏說，“得不到君王的信任是無法統兵作戰的。..”..一是信，二是忠，三是敢。什麽是忠？就是忠于君王。什麽是信？就是對懸賞講額度。什麽是敢？就是敢于拋棄不正確的東西。如果不忠于君王，就不敢領君王的兵打仗。如果對獎賞不講額度，就不能得到士兵的擁護。如果不能拋棄錯誤的東西，士兵就不會敬服。
[ 解析]這篇文章不長，子數不多，但內容十分豐富，論述了帶兵用兵的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問題，可謂句句精闢，字字珠璣，值得字斟句酌，細細品味。該文開宗明義地提出了“兵之勝在于選卒”這一觀點，在進行了一系列論述之後，孫臏又突出強調“明賞、選卒..是謂太武之葆”。孫臏在兩于多年前就提出這一主張，並將其突出為用兵取勝的法寶，這確實了不起，十分難能可貴。那時，雖然中國剛剛進入封建社會的戰國時期，不像漢朝開始獨尊儒術以後那樣，把人嚴格分成“治人”和“治于人”兩大類，突出少數統領人物的決定作用，但畢竟還不是都能認識和承認廣大人民民眾的決定作用，一般的認識和主張還是君王、將帥是戰爭勝敗的決定因素。特別是當時武器裝備水準低，更容易突出武藝高強的將領的作用。而孫臏卻能獨樹一幟，旗幟鮮明地提出選拔士兵是用兵取勝的關鍵，說明他是一位高明的軍事家，他的這種主張，為後代許多卓越的軍事家所接受，並用于自己的用兵作戰。在這裏，我們首先想到了諸葛亮，他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並有文章專門論述軍兵的訓練問題。把選拔和訓練士兵作為他出任劉備的軍師後抓的第一項工作。那是在劉備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之後，有一天，諸葛亮問劉備：“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劉備說：“不如也。”諸葛亮說：“明公之眾，不過數千人，萬一曹兵至，何以迎之？”劉備說，“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諸葛亮說，“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隨後，劉備立即召了三千民兵，諸葛亮天天從早到晚訓練這三千新兵。不久，十萬曹兵果然來犯，諸葛亮訓練的新兵派上了用場，在戰敗曹軍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唐太宗李世民也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軍事家，其文治武功在中國歷史上可說是出類拔萃的。前面已提到，他就親自挑選兩千精兵，組成敢死隊，每當戰鬥緊要關頭，他總是親自帶領這支軍隊，沖鋒陷陣，克敵致勝。至于他親自在宮廷中訓練軍士射箭，那更是傳為佳話了。毛澤東作為共產黨的領袖，其民眾觀點當然是歷代軍事家所不能相比的了。他提出的“兵民是勝利之本”，是我國歷史上的軍事家同一主張的繼承和發展，也是馬列主義民眾觀點和民眾路線的具體體現。至于兵民在我國革命戰爭中發揮的作用，可說是前無古人的。從古至今的無數事例，一次次證明孫臏的“兵之勝在于選卒”這一主張，確確實實是“太武之葆”。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民本思想理當為各級領導所信奉，所身體力行。然而事實卻不盡然，我們不少領導說起民眾路線，大概都能一套一套的，滔滔不絕，但實際上他們未必真把民眾當回事，卻往往認為可以隨意擺布或者可有可無。考察我國許多企業經濟效益不好的原因，工人技術水準低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之一，是不是該像孫臏提的那樣“選卒”，像諸葛亮論述的那樣“習練”呢？須知工人是工廠的主人絕不應是一句空話，連西方資本家都那麽重視職工全員培訓，重視調動職工的主動性、積極性，我們的領導又該如何認識，我們的企業家又該如何做呢？“兵之勝在于選卒”或許能開闊一下我們的思路。這篇文章的另一認識也十分重要，這就是“其強在于休民”，就是說一個國家在軍事上要強大，必須讓百姓休養生息，其實，這個道理不僅適用于軍事方面，而且適用于一個國家的各個方面，民富才能國強，百姓是源頭。唐太宗登基後，輕徭薄賦，減輕百姓負擔，讓百姓休養生息，僅僅幾年就醫治好連年戰爭的創傷，百姓富足了，國家也就強盛了，貞觀盛世是我國歷史上少有的安定富庶的太平盛世。這個道理今天也算是至理名言佳句，近年，中央領導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就是實證。這篇文章除以上兩點外，還論述了軍紀、指揮、軍兵的品德教育等重要問題，孫臏將這些問題列為用兵勝敗的決定因素，從而提出了“五常勝”與“五常敗”，即是做好五個方面，可以保證軍隊常勝，做不好軍隊就會常敗。這五個方面分別是：統兵將領能否得到君主充分信任和授權，將領是否懂得用兵規律，將領能否得到廣大士兵的擁護，全軍上下左右是否同心協力，將領是否了解敵情及會否利用地形。作者以對比的形式列出這五項，顯得十分突出，十分重要。這五個問題，有的後面還有專文論述，這裏隻就兩點作些概括的分析。關于軍隊的指揮問題，這包括將領是否得到君王充分信任和授權以及將領本身是否善于指揮，可用一個事例恰當地予以說明。魏主曹丕病死之後，曹真等大臣擁立曹睿繼位，當時曹睿年幼，朝政實際靠曹真，曹休、陳群和司馬懿四位顧命大臣支掌。諸葛亮想趁魏主曹睿年幼，司馬懿訓練兵馬尚未成功之際，進兵伐魏，完成他統一中原的心願。但諸葛亮仍然擔心司馬懿領兵作戰，難于取勝。這時，馬謖建議乘魏國新喪，曹睿剛登基，年齡又小，朝臣爭權之機，用反間計除去司馬懿。諸葛亮採納馬謖意見，派人去散布流言，張貼告示，說司馬懿要謀反，這一計謀果然奏效，曹睿信以為真，太尉華韶和司徒王朗又乘機進言除掉司馬懿。司馬懿被罷去官職，回歸故裏，他所統領的雍，涼兵馬，改由曹休統領。諸葛亮得報高興極了，當即上《出師表》，請求出兵伐魏。後主當然批準。諸葛亮帶領戰將數十員，大軍30 萬，屯駐漢中。趙雲自願請戰，擔任先鋒，由鄧芝隨同，帶領副將十員，精兵五千，先行進入魏國境內。魏主得報，大吃一驚，慌忙向群臣問計，夏侯淵的兒子夏侯惇願意前去抵敵，曹睿就任命他為大都督，統領關西兵馬前去迎敵。蜀魏兩軍在鳳鳴山相遇，魏軍先鋒韓德的四個兒子很快敗在趙雲手下，死的、傷的、被活捉的，無一幸免。韓德嚇破了膽，搶先逃跑，八萬軍兵潰不成軍。韓德回報，夏侯惇親自出戰，又是大敗而回。後來諸葛亮領軍到來，施用巧計，連破魏軍幾座城池，大軍直出祁山，兵臨渭水西岸，魏軍的大都督夏侯惇早已成了蜀軍俘虜。魏主曹睿得到警報，嚇得要命，忙問：“誰能給我打退蜀兵？”魏國朝臣互相推諉，最後由曹真任大都督，王朗任軍師，調集20 萬大軍前去迎戰蜀軍。結果，第一次對陣，諸葛亮就在陣前罵死了王朗，接著又將計就計，利用魏軍前來劫寨的機會，大敗魏軍。以後又經幾番較量，諸葛亮指揮蜀軍兵將，連敗魏軍及魏軍千方百計請來的15 萬羌兵。曹真一籌莫展，趕忙派人回朝求援。曹睿得報，毫無主意，還是太傅鍾繇奏請重新起用司馬懿，才算有了轉機。司馬懿受封平西都督後，一面調集南陽軍馬趕赴長安，一面先斬後奏，及時處理了孟達謀反事變，避免了孟達歸降蜀國抄魏軍後路的嚴重局面。曹睿得報，又對司馬懿表示一番歉意，並授予見機行事不必先奏的大權。不久，司馬懿利用諸葛亮誤用馬謖的錯誤，攻下街亭，迫使諸葛亮退軍。這個事例充分說明君王的信任和授權以及將領指揮的關鍵作用，當司馬懿被罷官後，魏軍統帥不善指揮，接連吃敗仗，而司馬懿復出後，馬上扭轉了局面，不但避免了局面進一步惡化，而且退了蜀軍。這不僅有司馬懿善用兵，指揮得當的因素，還有君王的信任和授權問題。試想，如果司馬懿不敢先斬後奏，及時平息盂達謀反，那將會出現如下局面：等孟達直接插入魏國都城時，恐怕司馬懿也無回天之力了。由此可見，軍隊的指揮權是多麽重要。在這裏，我們不禁會聯想到我國許多國營企業的危機問題，其原因固然多種多樣，但沒有充分的自主權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之一。這和軍隊的指揮權問題，在本質上不是一樣的嗎？二是軍隊上下左右同心同德的問題，其中將領之間的團結和諧更加重要。國家也是如此。人們都知道歷史故事《將相和》，廉頗和藺相如消除誤解和隔閡，同心協力輔佐趙王，才使趙國這樣一個弱國能抗住強秦的各種壓力，粉碎秦國的各種陰謀，保衛國家的獨立完整。至于領軍將領因同心協力而戰勝強敵，或因不和因而敗給弱敵的事例，古今中外都不罕見。而在這裏，人們還不得不進一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會有團結同心或不和的現象呢？鄙人以為，關鍵是當事者以什麽為重。藺相如之所以對廉頗的歧視侮辱一忍再忍，是為了國家利益；廉頗之所以去向藺相如負荊請罪，也是出于對藺相如一心為國的高尚品格的崇敬，同樣是為了國家利益。將相同為國家利益，自然就和了。再看當今我國的一些單位、企業，往往也由于領導不團結而使得工作無法搞好，究其原因，不外乎個人利益的糾纏。本文附錄的殘簡中論述了“信”、“忠”和“敢”三個字，說明這三條也是帶兵中極其重要的。文章說，做不到這三條就不能得到廣大軍兵的敬畏、信任和擁護，那結果將是統兵將領的災難。這三條都很重要，但其中的“信”和“忠”是人們談論最多的，本書其他篇章也談到。而“敢”字，孫臏將其界定為“敢去不善”，值得作點分析。“敢”的含義很廣，且都和統兵用兵大有關系，但孫臏全不涉及，唯獨提出“去不善”，這說明孫臏確有過人的獨到見解。作為統兵將領，勇敢、敢做敢為等固然必不可少，但敢于承認錯誤、改正諸誤就沒有那麽容易了，更少有人認識到這一點在統兵中的重要，把這一條當做一個關鍵因素提出來。孫臏將這一條和“信”與“忠”並列，值得深思。有這樣一個事例，那是曹操帶兵去討伐張綉路上發生的事。曹軍進兵之時，正當麥熟季節，但行軍路上，曹操卻不見百姓收麥。他了解到這是怕兵，不敢下地收割。于是，曹操派人到遠近各村傳諭百姓及各處地方官員：“我奉天子詔命，出兵討伐叛逆，為民除害。現在正當麥子成熟的時候，我因不得已的原因現在起兵，為保護百姓，我命令官兵凡是經過麥田，有踐踏麥子的，一律斬首！我的軍法很嚴，眾百姓不用驚疑。”百姓聽了傳諭，無不歡呼稱頌，遙望塵土遮天的行軍道路跪拜。曹軍官兵嚴格遵守曹操的命令，經過麥田時，全部下馬行走，用手扶住麥子，相互傳遞通過，無人敢踐踏麥子。當曹操騎馬行進時，忽然田裏一隻斑鳩驚飛起來，曹操騎的馬受驚竄進了麥田，踩壞了一大片麥田，曹操當即叫來行軍主簿，議處自己踐踏麥田的罪。主簿說，“怎麽能議丞相的罪呢？”曹操說：“我自己製訂法規，我又自己違犯了法規，怎麽能讓眾人心服呢？”當即抽出佩劍要自殺，眾人急忙勸止。謀士郭嘉說：“古時《春秋》上有記載，‘法不加于尊’。丞相總領大軍，怎麽能自戕呢？”曹操沉吟了好一會兒才說道：“既然《春秋》上有‘法不加于尊’這一說法，那我就姑且免死吧！”隨即用劍割下自己的頭發，扔在地上說：“割下頭發權且代替首級！”又派人把頭發傳給三軍將士看，並告之：“丞相踐踏麥田，本來應該斬首，以便執行號令，現在割下頭發代替。”全軍將士全都十分敬畏，無人敢不遵守軍令。這個故事正好說明統帥“敢去不善”的作用。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的黨員必須遵守的一條準則，但願所有的共產黨員，擔任領導職務的共產黨員，切實做到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去掉“不善”，帶領全國人民，搞好改革、開放，盡快把我國建設成繁榮昌盛的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