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末年，經歷了鴉片戰爭的中國人，從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獨尊的優越，驟然跌落到唯洋人命是從的屈辱，仇洋之心日益洶涌。而洋人又不斷深入內地經商傳教，其觀念與行為大異于天朝體統，更激起民眾的反感與恐懼。在這種情勢下，種種怪異的認識與傳言，就茂盛地滋長起來，因為暗暗貼了人們內心的期待，人們就巴不得它是真的了。
1870年的夏天，天津的人們就在這樣的心態下，傳播起了一個訊息。
這一年夏，天氣炎熱，疫病流行，法國傳教士建立的望海樓教堂及其附屬機構育嬰堂裏，三十多名兒童染病而亡。屍體被埋在教堂墓地，因為埋得淺，部分屍體被覓食的野狗刨了出來。
瘟疫死幾十個孩子，在那個人命輕賤的時代不是什麽大事。但死孩子的地方是洋人的地方，這就使得這事件有了不尋常的色彩。一則傳聞開始在天津城以及周邊地區擴散，而且越傳越凶，越傳越恐怖：天津地區先後有幾百名幼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會挖幼童的眼睛、心肝為原料，配製西洋葯方……傳播者引用教堂墓地的情形作證據，稱那些就是被剖肝挖心然後棄屍的幼童。
沒人追究這個訊息的真實度和其中的邏輯是否合理，積聚數十年的誤解和仇恨，在人們心中發酵出一種叫做“盼望”的東西，盼望它出事，盼望這事是真的。今天沒有這個導火索，明天或後天，總之早晚也會找到別的，來印證心裏那句“我早就知道……”。
6月18日，人們如願以償地抓到了一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並對他進行了刑訊逼供。他“果然”承認與教堂有瓜葛，是教堂裏的人委托他誘拐兒童的。一時間民情激憤，文化人們紛紛罷課集會，要求官府處理，反洋教情緒高漲。
6月21日，天津知縣劉傑帶著武蘭珍來教堂指認嫌犯，武沒能認出任何一個人，也說不出教堂內的細節。但數千憤怒的民眾已聞訊聚集在教堂外，情緒激動，向教堂內投擲石塊瓦片，並與教堂內的人口角，沖突一觸即發。
如何處置這種混亂的群體事件場面，政府官員沒有經驗，法國人也同樣沒有。在劉傑與縣衙人員嘗試驅散人群的時候，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與大清有關部門交涉未果，怒氣沖沖帶人趕來。他顯然對于人民戰爭的能量缺乏估計，在現場，暴怒的他嘗試單挑群體。他拔出槍來射殺縣令劉傑，沒能打中劉傑，但打死了劉傑的僕人。
鮮血點燃了騷亂的引信，民眾沸騰了，他們打死了豐大業和他的助手，沖進教堂展開了一場屠殺。十個修女、兩個教士、兩個法國官員、兩個法國平民喪命，教堂和育嬰堂被燒毀。這並沒有平復人們的憤怒，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騷亂仍在延續，三個俄國商人被殺，四座英國和美國教堂被毀，三十多名中國教民被殺。
天津的大規模群體事件被普遍認為是“民眾自發的抵抗外侮的正義行動”，因為出事的雖然僅是天津，但仇外的心情是全國性的，大家堅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憤慨的事情絕不會是空穴來風，外國人一定是幹了不法的事情，政府不敢管民眾來管。因此，舉國上下都叫嚷著反對任何退讓和安撫。但外國炮艦立即開到了天津，七個國家的公使向朝廷提出了強烈抗議，要求懲罰凶徒，這個需求也不能不嚴肅回應。因此，如何處置這個群體事件，成了考驗領導人執政能力的一項重大試題。
朝廷派了熟悉夷務、聲譽良好的曾國藩來處理此事。他決定查清事實，“依法治國”。他調查了一百多名上告“洋人殺小孩”的百姓，發現均無實據，又訪問了育嬰堂一百五十多名兒童，也得知無誘拐和傷害一事。據此，他要求朝廷發布一項聲明，否認謠言，恢復修女們的名譽。同時，他定性此事件為“暴亂”，決定對涉及者施以重罰——天津知府和知縣被撤職流放，十五名主要煽動者被處死，流放二十一人。
決定一出，國內大嘩。“賣國賊”的罵聲洶涌而來，彈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均欲殺之而後快。曾國藩六十年積聚的聲名就此毀于一旦。
洶洶輿論之下，朝廷調開了曾國藩，派李鴻章接替處理。李略去事件中誰對誰錯不提，隻就後果討論處理方法。經過一番談判，降低了處死的人數，增加了賠款，其餘與曾的決定並無大差別。此時該事件輿論已趨平靜，法國也忙于他事無暇專註，于是也就這樣過去了。
但此事對曾國藩的影響沒有結束，受到這樣的打擊，他的身體狀況急劇衰落，一年後，他就因病辭世了。
曾最大的錯誤是想查明真相，以為真相清楚了道理就明了了。殊不知在群情洶洶的情況下，所謂“真相”是沒有固定標準的，人們隻願意接受他們想要的真相，來佐證他們想說明的道理。而當“真相”非他們所願時，他們就會認為調查真相的人有問題——在造假。人們常常喊著“我們要真相”，事實上，他們真正想說的，其實是“我們要立場”而已。
文章摘自 《歷史何其相似》 作者：宋燕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全書購買：京東 當當 亞馬遜
（編輯註：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