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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地第六

題記:算地就是計算土地,這一節中商鞅論述了利用土地的方法,人口與土地的關系,充分利用土地與強國的關系。

原文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開,則行倍。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為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故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 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裏,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 谷足以供其利,藪澤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

今世主,有地方數千裏,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為鄰敵,臣故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同。故為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壹賞。私利塞于外,則民務屬于農;屬于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于下,則民力摶于敵;摶于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

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眗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髒,而益裕廣耳,非性之常也,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闢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于地,則民盡力;名出于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故而草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者,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脩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遊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于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于口;處士,資在于意;勇士,資在于氣;技藝之士,資在于手;商賈之士,資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于身,而偏托勢于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知可以勝之;世知,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知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

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于農,出使民壹于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壹;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資藏于地則樸,托危于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于無資、歸危外托,狂夫之所不為也。故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復漏,則小人闢淫而不苦刑,則徼倖于民、上;徼于民、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奸,則富者不能守其財,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賞。故聖人之為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榮舉功以任之,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 

譯文
一般國君犯的弊病是,用兵作戰時不衡量自己的兵力和能力,開墾荒地時不計算好土地。因此有的地方狹小而人口眾多,人口的數量超過了國家所擁有的土地;有的土地寬廣而人口少,土地面積超過人口數量。人口數量超過國家擁有的土地,就一定要開闢疆土;土地面積超過人口,就要想辦法招來人口開荒。要開闢疆土,就要成倍地擴大軍隊的數量。可是人口超過了國家佔有的土地,那麽國家取得的功績就少而且兵力不足;土地面積超過人口數量,那麽國家的山林,湖澤、財力、物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放棄自然資源,任民眾放蕩,遊手好閒,這是君主在事業上的過失,可是現在從君主到臣民都這麽做,因此,人口雖多而軍隊的實力卻很弱,土地雖廣而國家的實力卻很少。

過去君主統治國家使用土地的比例是:山、森林佔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水少而草木繁茂的湖泊沼澤佔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山谷、河流佔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城市、道路佔國土面積的十分之四,這是前代帝王的正確規定。所以治理國家給民眾分配耕地使人數少于耕地數。每個農民分得五百畝,國家得到的稅收不足以養活一個士兵,這是因為土地不足以完成這樣的任務。土地方圓百裏,派出兵士一萬人,人數少于土地數。最好的辦法是,讓國家可耕種的土地足以養活那裏的民眾,山地、森林、湖泊、沼澤、山谷足夠供應民眾各種生活資料,湖泊、沼澤的堤壩足夠積蓄水源。因此,軍隊出征作戰,糧食的供應充足而財力有餘;軍隊休息時,民眾都從事農耕,而積存經常富足,這就叫利用土地備戰的規則。

現在君主擁有方圓幾千裏的土地,而糧食還不夠用來準備打仗,裝滿糧倉,可軍隊卻與鄰國為敵,所以我為君主擔憂這件事。土地廣大卻不去開墾,同沒有土地相同,關鍵在于開墾荒地;用兵的辦法關鍵在于實行統一的獎賞。堵塞民眾從耕戰之外獲得私利的途徑,那麽民眾就一定會歸屬到農耕上;民眾歸屬到農業上,就一定淳樸。民眾淳樸,就一定害怕法令。禁止臣子在下面私自搞獎賞。那麽民眾的力量就會凝聚在對敵國打仗上,如此就定能獲勝。根據什麽知道會這樣呢?那就是人之常情。民眾樸實,就會造就勤勞的品質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氣,人貧窮了就會產生智謀而衡量個人得失。肯奉獻自己的力氣就會徇死效力,名和利便一齊得到了。

人天生的本性,餓了就要尋找食物,勞累了就尋求安逸,痛苦了就尋找歡樂,屈辱了就追求榮耀,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個人私利時,就會違背禮製的規定;追求名譽時就會喪失人性的特征。根據什麽說他們這樣呢?現在盜賊向上違反了君主的禁令,而在下面丟失了臣子的禮儀,因此他們的名聲受到恥辱而生命有危險,他們仍然不想停止,這是因為利益關系。那些古代的士人,穿的衣服不能溫暖皮膚,吃的不能填飽胃腸,為的是磨練自己的意志,辛勞自己的四肢,從傷害自己的五髒,可自己的心胸更加寬廣,這不是人性的普遍規律,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是為名利。所以說名和利聚集到一塊,那麽民眾就會順從它。

君主掌握著給民眾名和利的大權,而能獲得功績和名聲的根本是依靠統治方法。聖明的君主弄清權力的情況而掌權,弄明白統治方略再役使民眾。統治方法,是君主治國的關鍵。所以,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大國喪失了統治政策卻不危險,君主沒有統治方法而國家不混亂的情況從嚴也沒有過。現在君主想要開闢土地,統治民眾卻不明白統治政策,想讓大臣各盡職盡責而不確立治國方法,所以國家有不服從的民眾,君主有不聽命的大臣。因此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在國內讓民眾來隸屬于農業,對外讓民眾考慮對敵作戰。從事農耕,是民眾認為痛苦的事,而打仗,是民眾認為最危險的事。民眾做自己信為痛苦的事,幹自己認為危險的事,這是出于一種打算。所以民眾活著就要考慮自己的利益,死就會考慮自己身後的名望。對民眾所追求的名和利的來源,不能不考察。利益的來源是土地,那麽民眾就會竭力耕地;名譽來源于對外作戰,那麽民眾就會拼死打仗。對內讓民眾竭力種地,那麽荒地就不會荒蕪;對外讓民眾拼死作戰,就能戰勝敵國。能戰勝敵國而荒地又不荒蕪,富強的便可以唾手可得了。

現在不是這樣。國君更加賣力做的事情都不是國家的當務之急。他們身上有堯舜一樣的品德,但他們所建立的功績卻趕不上商湯和周武王。這是因為他們掌握權柄的過錯。請讓臣說說他們的過錯。治理國家假如放棄權力而任用喜歡空談的人,那麽雖然自身品德好可功績卻少。因為使用《詩》、《書》的空談遊說之士,那麽民眾就會四處遊蕩輕視君主;作用那些隱逸之士,那麽民眾就會疏遠君主並且誹謗君主;作用勇士,民眾就會爭強好勝不重視君主的禁令;手工業者被任用,那麽民眾就輕浮好動而喜歡遷移;有錢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贏利,那麽民眾就會依靠他們而議論君主。如果這五種人被國家選用,那田地就會荒蕪而軍隊的戰鬥力會削弱。喜歡空談的人的資本在于巧言善辯,隱士的資本在于他的高潔心志,勇士的資本在于勇氣,手工業者的資本在于一雙巧手,商人的資本在于他自身。所以,這些人以四海為家,資本隨身攜帶,民眾把自己謀生的資本看得比生命還重要,而且到了國外都投靠外國挾帶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事歸附私門,就是像堯、舜這樣的賢明君主也難以將國家治理好。因此商湯和周武王下令禁止這種情況,就能建立功業。聖明的君主不用世上容易得到的東西勝過他們難以擁有的東西,必須用他們難以具備的東西來超過容易獲得的東西。如果人們愚昧,那便可以用智慧戰勝他們,世上的人有智慧,就可以用力量戰勝他們。由于人們愚昧,那麽他們就不會吝惜自己的力氣而難以有技巧;世人有技巧,就容易有智慧而不願出力氣。古代神農教會人們耕田而成為天下帝王,這是因為人們要學習他的智慧。商湯和周武王創造了強大的軍隊而征服一天下諸侯,這是因為諸侯們屈服于他們的強力。現在世人多機巧而且民眾多放蕩,正是仿效商湯和周武王的時候,可是君主們卻做神農當年做的事,順從世俗的禁忌,放棄了法治。所以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國也混亂,這是因為他們特別認真去做的事情都錯誤的結果啊!

人的常情:用尺量東西的時候就會取長棄短,用稱來稱東西的時候就會取重棄輕。衡量個人得失的時候就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認真觀察這三種情況,那麽治理國家的原則就能確立,而民眾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國家對民眾的要求不多,可民眾躲避國君約束的辦法很多。對內役使民眾歸屬農業,對外讓民眾專心于作戰,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多製定禁令,用來限製民眾對農戰不利才能的發揮,喜歡利用實力來斷決民眾的欺詐行為。這兩個辦法普遍使用,那國內的民眾就會一心了,同眾一心,就會專心務農;專心務農,那麽就會淳樸,民眾淳樸,就會安心住在家鄉而討厭外出了。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讓民眾將資本寄托到土地裏,而很少去托身外國危險之地。民眾將資本寄托到土地裏就會淳樸,托身外國危險之地就會迷惑。民眾在國內樸實,在外國迷惑,所以他們從事農業生產盡力而作戰積極。民眾努力從事農業生產資本就會增多,作戰積極鄰國就會危險。民眾資本多就不容易帶著出逃,鄰國危險就不會去投靠。沒有資本,投身外國危險之地,就是瘋子也不會這麽做。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觀察風俗,確立法規,就能把國家治理好。弄清國家的根本在耕戰,就能製定適當的國策。不觀察當時的風俗,不考察國家的根本,那麽國家法令就是製定了民眾也會混亂。政務繁忙而功績少,這就是我所說的過失啊。

刑罰是禁止奸邪的工具。賞賜是輔助刑罰的工具。羞恥、侮辱、疲勞、痛苦是人民憎惡的對象。顯貴、光榮、安逸、快樂是人民追求的對象。如果國家的刑罰不是可以憎惡的東西,官爵、俸祿不是值得追求的東西,這就是亡國的預兆了。如果該受刑罰的人隱藏漏網,那麽百姓就邪僻遊蕩,不以刑罰為苦,對于君上存著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顯貴、光榮不出于一個門路,那麽官吏就要追求勢力、巧取名譽。百姓不怕犯法,刑罰就要頻繁;官吏不執行法令,刑罰就要錯亂。刑罰頻繁而又錯亂,國家的奸人就會多起來。這樣,富人就不能保有他們的財產,窮人就不得從事他們的職業,土地就因而荒廢,國家就因而貧窮。土地荒廢,人民就要詐欺。國家貧窮,國君就缺少財物進行賞賜。所以聖人治國,受過刑的人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犯過罪的人在朝廷上沒有官做。如果受過刑的人還有地位,官吏就會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過罪的人還穿著錦衣,吃著肉,百姓就會貪圖非分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職位,就會以自己有功為可恥。百姓貪圖非分的利益,就會誇示自己的奸巧。本來,刑罰是禁止人們作奸的工具。官爵是鼓勵人們立功的工具。現在國家設定官爵,而人們認為可恥;製定刑罰,而人們認為可樂。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錯誤了。因此,國君必須掌握大權,統一政策,而製定方法。設定官吏,授予爵位,要輕重相當。任用群臣,要討論勞績,根據功勛。這樣,衡量上級下級的秤就會平衡了。衡量上級下級的秤平衡了,臣民就能用盡他們的力量,國君也就能掌握自己的權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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