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生于1310年十月十三日（11月4日），明代散文家,文學家，字景濂，號潛溪，謚號文憲或文史公。浦江（今浙江金華市付村鎮上柳村）人。自幼家境貧寒，但聰敏好學，曾受業于元末古文大家吳萊、柳貫、黃溍等。他一生刻 苦學習，“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于學無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順帝曾召他為翰林院編修，他以奉養父母為由，辭不應召，修道著書。據說年輕時非常帥。
他為文主張“宗經”“師古”，取法唐宋，著作甚豐。他的著作以傳記小品和記敘性散文為代表，散文質樸簡介，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
明初朱元璋稱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學提舉，與劉基、章溢、葉琛同受朱元璋禮聘，尊為“五經”師，為太子（朱標）講經。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學士承旨、知製誥。洪武十年（1377年）以年老辭官還鄉。後因其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黨案，朱元璋本欲殺戮，經皇後、太子力勸，改為全家流放茂州（現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途中病死于夔州（現在重慶奉節縣），後謚文憲。
在我國故在文學史上，宋濂與劉基、高啓並列為明初詩文三大家。
宋濂青年時代因元末戰亂遷居浦江，於青蘿山中築室讀書，因名其樓為“青蘿山 房”。兵禍之後，官私藏書毀損嚴重，而宋濂因隱居山中，仍能坐擁書城。明祁承漢《澹生堂藏書紅》說：“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藏書萬卷。”清載殿泗《風希堂文集》卷二《宋文憲公全集序》則說宋濂“始自潛溪徒浦江，得卷氏藏書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書之精華，有少數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長慶集》，先後為錢曾、黃丕烈、潘祖蔭所藏。《百宋一廛賦》：“廬山《長慶》，見取六丁；金華太史，獨著精靈。”註：“《長慶集》北宋時鏤版，所謂‘廬山本’者。庚寅一炬，種子斷絕，唯此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經傳集解》、《史記》、《文選》等流入清宮內府，《天祿琳琅續編》有記。宋濂還曾藏有宋刊《事林廣記》，後歸廣東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著錄。
道統文學觀由來已久，但這裏也有區別：以韓愈、歐陽修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論上主張“文以明道”，強調“文”的工具性，但並不輕視“文”；宋代理學家看到他們的不徹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論點，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誘惑。宋濂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著理學家的極端觀點。在《文原》一文中，他強調了文“非專指辭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顯現，文與道相始終，道在哪裏，文亦在哪裏。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復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雲稿序》）；“文外無道，道外無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這種理論批評古代作家，就顯出非常偏狹的態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後，“世不復有文”；賈誼、司馬遷所得的僅是“皮膚”，韓愈、歐陽修所得的也僅是“骨骼”，隻有到了宋代幾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經之文”。至于明顯不合“溫柔敦厚”標準的各種文章，在宋濂看來，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論是一種受官方支持立場，這一點可以由《元史》的體例得到證明。自範曄《後漢書》分立《儒林》、《文苑》兩傳，以區分經學之士與文學之士，後代官修正史多沿襲之。《元史》卻取消了這種區分，單立《儒林傳》，認為“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文不本于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詔命修撰的，這樣做當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這種理論必然給文學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著美化、歌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及表彰貞節婦女的作品，這大概就是他的“道統”文學的集中表現。但歷史已經獲得的進展，即使用強力去扭轉，也還是有困難。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還是存在兩面性。
宋濂在元末與楊維楨交誼甚篤，明初楊氏去世後，他為之作墓志銘，對楊的文學才能和成就推崇備至，甚至以相當寬容的語氣描繪其晚年“曠達”和“玩世”的生活情態，這和他的嚴厲的理論頗不諧調。他另外還有一些散文，對生活實際比較尊重，因而在宣揚某種道德觀念的同時，比較接近真實的人性。如《王冕傳》，寫出一個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開頭描寫王冕少年讀書情形的一節，頗有情趣：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
又如《鹿皮子墓志銘》詳細介紹陳樵“屏去傳註，獨取遺經”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傳》寫出一個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對不同的人物個性能取一種同情的態度，都寫得較出色。《送東陽馬生 序》自述早年在貧寒中求學的艱苦，也很真實動人。
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少作鋪排渲染。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也能寫得相當秀美。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可以看出變化，不是那麽僵板。總的說來，他的文章風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規範的特征，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和純熟的技巧，所以能夠成為明初文學風尚的典範。
對于宋濂來說，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認他是什麽“大儒”，而帶有侮辱性地稱之為“文人”（見《明史·桂彥良傳》）。因為在朱元璋的政治體製中，已不能夠允許有“大儒”——社會的思想指導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導者。宋濂最後其實是死于無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嚴酷。
他的散文清新簡潔，行文善于變化，思想也比較深刻。
朱元璋稱他是“開國文臣之首”，劉基贊許他“當今文章第一”，四方學者稱他“太史公”。宋濂與高啓，劉基並列為明初詩文三大家。
《宋濂傳》
宋濂，字景濂，其先金華之潛溪人，至濂乃遷浦江。幼英敏強記，就學于聞人夢吉，通《五經》，復往從吳萊學。已，遊柳貫、黃溍之門，兩人皆亟遜濂，自謂弗如。元至正中，薦授翰林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入龍門山著書。
逾十餘年，太祖取婺州，召見濂。時已改寧越府，命知府王顯宗開郡學，因以濂及葉儀為《五經》師。明年三月，以李善長薦，與劉基、章、溢、葉琛並征至應天，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尋改起居註。濂長基一歲，皆起東南，負重名。基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基佐軍中謀議，濂亦首用文學受知，恆侍左右，備顧問。嘗召講《春秋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門，口釋黃石公《三略》。濂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已，論賞賚，復曰：“得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充牣，將焉用之。”太祖悉稱善。乙巳三月，乞歸省。太祖與太子並加勞賜。濂上箋謝，並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修業。太祖覽書大悅，召太子，為語書意，賜札褒答，並令太子致書報焉。尋丁父憂。服除，召還。
洪武二年詔修元史，命充總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學士。明年二月，儒士歐陽佑等採故元元統以後事跡還朝，仍命濂等續修，六越月再成，賜金帛。是月，以失朝參，降編修。四年遷國子司業，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安遠知縣，旋召為禮部主事。明年遷贊善大夫。是時，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張唯等數十人，擇其年少俊異者，皆擢編修，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濂為之師。濂傅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于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皇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父雲。
帝剖符封功臣，召濂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歷據漢、唐故實，量其中而奏之。甘露屢降，帝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為是故也。”皇從子文正得罪，濂曰：“文正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誼，置諸遠地則善矣。”車駕祀方丘，患心不寧，濂從容言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清而身泰矣。”帝稱善者良久。嘗問以帝王之學，何書為要。濂舉《大學衍義》。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頃之御西廡，諸大臣皆在，帝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講畢，因曰：“漢武溺方技謬悠之學，改文、景恭儉之風，民力既敝，然後嚴刑督之。人主誠以禮義治心，則邪說不入，以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問三代歷數及封疆廣狹，既備陳之，復曰：“三代治天下以仁義，故多歷年所。”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率以躬行，則眾自化。”嘗奉製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帝忻然曰：“卿可謂善陳矣。”濂之隨事納忠，皆此類也。
六年七月遷侍講學士，知製誥，同修國史，兼贊善大夫。命與詹同、樂韶鳳修日歷，又與吳伯宗等修寶訓。九月定散官資階，給濂中順大夫，欲任以政事。辭曰：“臣無他長，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八年九月，從太子及秦、晉、楚、靖江四王講武中都。帝得輿圖《濠梁古跡》一卷，遣使賜太子，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之。太子以示濂，因歷歷舉陳，隨事進說，甚有規益。
濂性誠謹，官內延久，未嘗訐人過。所居室，署“溫樹”。客問禁中語，即指示之。嘗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翼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間召問群臣臧否，濂惟舉其善者曰：“善者與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書萬餘言。帝怒，問廷臣，或指其書曰：“此不敬，此誹謗非法。”問濂，對曰：“彼盡忠于陛下耳。陛下方開言路，惡可深罪。”既而帝覽其書，有足採者。悉召廷臣詰責，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幾誤罪言者。”于是帝廷譽之曰：“朕聞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每燕見，必設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復咨詢，常夜分乃罷。濂不能飲，帝嘗強之至三觴，行不成步。帝大歡樂。御製《楚辭》一章，命詞臣賦《醉學士詩》。又嘗調甘露于湯，手酌以飲濂曰：“此能愈疾延年，願與卿共之。”又詔太子賜濂良馬，復為製《白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其寵待如此。九年進學士承旨知製誥，兼贊善如故。其明年致仕，賜《御製文集》及綺帛，問濂年幾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濂頓首謝。又明年，來朝。十三年，長孫慎坐胡惟庸黨，帝欲置濂死。皇後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
濂狀貌豐偉，美須髯，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數位。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于學無所不通。為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歷衣冠之製，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勛巨卿碑記刻石之辭，鹹以委濂，屢推為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數問宋先生起居無恙否。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文集。四方學者悉稱為“太史公”，不以姓氏。雖白首侍從，其勛業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禮樂製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知事葉以從葬之蓮花山下。蜀獻王慕濂名，復移塋華陽城東。弘治九年，四川巡撫馬俊奏：“濂真儒翊運，述作可師，黼黻多功，輔導著績。久死遠戍，幽壤沉淪，乞加恤錄。”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謚文憲。
仲子璲最知名，字仲珩，善詩，尤工書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召為中書舍人。其兄子慎亦為儀禮序班。帝數試璲與慎，並教誡之。笑語濂曰：“卿為朕教太子諸王，朕亦教卿子孫矣。”濂行步艱，帝必命璲、慎扶掖之。祖孫父子，共官內庭，眾以為榮。慎坐罪，璲亦連坐，並死，家屬悉徙茂州。建文帝即位，追念濂興宗舊學，召璲子懌官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