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羅馬社會以家庭為基本的政治單元以戰爭為核心的社會生活決定了羅馬社會各種製度和結構的安排要以政治權力為主導。在羅馬社會中，不是隻建立一個組織或設立一個獨一無二的最高權力來維護秩序和負責防衛，而是有若幹個層級系列，最高政治機構並不像我們今天的國家那樣直接對個人發號施令，而是對下屬的團體行使權力這種權力受這些團體或其首領的權力的製約。在羅馬社會，這種層層疊加的政治組織形式，由低到高依次是:“家庭(familia) ”、“家族( gent es) ”、“部族”，最後是“城邦(civit as) ”。羅馬家庭在這種層層疊加的政治組織體系中處于底層。在這幾種政治組織中，部族在羅馬前幾位國王時期就消失了，家族也在共和國時期逐漸地衰落並最終變成了私法的一個簡單製度，在安東尼時期，這些部族和家族成了遙遠的歷史記憶，隻有家庭毅然頑強地存在而與國家相對而立。由此形成國、家的兩極社會結構:國由眾多的家組成，個人被遮蔽在家中，“國”對個人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家”進行。
在這樣的社會中，生產、選舉、納稅等事務均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在家庭中，個體是非主體性的，非人格的，非自我的，隻有家庭才是獨立的，自我的，絕對的。個人被家庭所湮沒，對家庭的態度相當于今天對個人的態度。這種羅馬家庭不同于我們現在所說的基于自然血緣關系的自然家庭，團體內的成員不但因為共同的生產活動而聯系緊密，更因為共同的祖先崇拜和宗教信仰而形成一個共同體。它根本就是一個政治組織，同權力和政治機製相關聯，在羅馬社會人們稱為familia 的就是這種具有政治意義的羅馬家庭， 至于自然家庭，羅馬人未對其加以命名。
認為羅馬家庭是一個政治組織並非隻是一個空洞的說教，它包含著一系列具體要素。在羅馬家庭中，家父擁有絕對的權力，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家父享有不同的支配權和其他權力，包括對人的支配權、夫權、財產權等。父對其子有生死之權更毋待論的是， 父對子具有無限製的肉體懲罰權。他可以任意變更他們的個人身份:他可以為子娶妻，他可以將女許嫁，他可以令子女離婚;他可以用收養的方法把子女移轉到其他家族中去，他並且可以出賣他們;家父還擁有以包括奴隸、依附于他的自由人為對象的所有權;家父還擁有對義大利土地的所有權及對作為其附屬品的某些地役權。這些權力形成了家父對人和土地的絕對權力，即家父的權力之下包括成為政治實體所必須的要素，居民和領土。從而一個家庭就是在家父絕對權威統治下的政治組織。
隨著商業逐漸替代戰爭成為社會生活的核心個體成為生產和再生產的單位，個人逐漸脫離家庭成為獨立的社會單元，加上國家權力的擴張，國家對個人提出要求，家庭的政治意義隨之逐漸衰退，今天家庭僅具有自然血緣關系上的意義。
二、羅馬法中法律人格製度是對羅馬家庭政治地位的確認和保護
一) 羅馬法律人格製度的構造羅馬法中有三個關于人的概念，即。是指生物學意義上的人，不一定是權利義務的主體。則表示某種身份是從演員扮演角色所戴的假面具引申而來。
原意是指頭顱或書籍的一章，羅馬古時戶籍登記時每一家長在登記冊中佔有一章，家屬則名列其下，當時隻有家長才有權利能力，所以caput 就被轉借指權利義務主體， 表示法律上的人格。完全法律人格需要具備以下條件。首先必須是人，基于出生的自然人，因為一切權利都是為人而設的。除此之外還需具備其他條件，就是各種身份，生物學意義上的人完全具備了這些身份才能成為法律上的人，擁有法律人格。這些身份包括“自由權”即享有在法定限度內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置其人身和行動的自由權。其次，就民法關系而言，還應當包括“市民權”( stat us civit as) ，即作為羅馬城邦的成員的權利，它類似于今天的公民權或國籍，是專屬于羅馬市民的權利，其內容包括公權和私權。再次，就其在家庭中的地位而言，應當具有家庭權(st atus familiae ) ，即作為家庭團體中的成員在家庭關系中所處的地位和所享有的權利。隻有同時具備這三種身份的人才能夠代表家庭享有完全的法律人格，任何一種身份的喪失都會造成人格的變更。自由權的喪失會造成人格大減等，實際上也就是人格的消滅或法律上的死亡。而羅馬市民身份的喪失會造成人格中變更，家庭的身份的喪失會導致人格小變更。
二) 羅馬法中的法律人格具有團體屬性個人是現代民法的調整對象，個人作為目的，其倫理價值必須成為法律上的主體。羅馬法調整的是一種跨家庭的社會秩序，因而它僅僅是承認家庭的存在和家長的權力。家庭內部秩序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家長權力的限製，從羅馬法的角度加以考察，簡直就屬于那種尚未上升為法的一般習俗，這種習俗不屬于法並且與法相對立。雖然家長具有絕對的權力，但是由于此種習俗的約束，家長一般還不至于濫用權力。對于法律來說， 個人根本不存在，家庭是法律調整的基本單位，法律人格自然就是家庭的團體人格，它是家庭作為基本社會單位開展社會活動、作為政治組織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法律上的確認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