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最明顯的區別之一就是文學語言的差別，“言文合一”是新舊文學轉型的重要標志。因此，“言文合一”文學主張的提出無疑是確定現代文學起點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嚴先生指出，“五四”文學革命倡導白話文學所依據的“言文合一”說早在黃遵憲1887年定稿的《日本國志》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同類論述早了三十年。僅從這一史實的客觀性上看，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似乎應該早于“五四”文學革命。然而，對于任何一個理論或主張來說，其誕生時間的早晚固然很重要，但是該理論或主張誕生的初衷、理論的深度與影響也不容忽視。《日本國志》是黃遵憲耗費八年時間完成的心血之作，全書共十二志四十卷，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黃遵憲撰寫《日本國志》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而客觀地介紹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社會製度，以期望為清政府進行政治變革提供借鏡。全書各志除客觀記述之外，均以“外史氏曰”的方式簡短地論述了日本維新變革的經過及得失，並推論及我國。在第三十三卷《學術志二》的文學條中，黃遵憲在記述了日本文字與語言的發展演變之後，發表了一段自己的議論。他肯定了日本文字與語言相結合的變革舉措，提出了“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的思想，並寄希望于中國也能“更變一文體為適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使“天下之農工商婦女幼稚者皆能通文字之用”。
雖然黃遵憲的這些議論中已經具備了“言文合一”的思想，但是他卻並沒有指出白話文就是那個“適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體，更沒有明確地提出用白話進行文學創作的主張。此外，黃遵憲“言文合一”思想的理論初衷僅僅是為了尋求一種明白曉暢、通俗易懂的“文體”來普及教育和開啓民智，而並非要借這一“文體”來取代文言文的正統地位。這些正是他的“言文合一”思想的局限所在。而胡適的“言文合一”的主張無疑打破了黃遵憲的局限。雖然黃遵憲“言文合一”的思想比胡適的問世要早，但當時遠在國外留學的胡適稍後提出的主張卻與黃遵憲的思想並無直接的關聯。胡適“言文合一”的理論主張主要是建立在西方的“進化論”思想以及他對中國歷代文學發展史的深入思考的基礎上的。他不僅從中找到了中國文學“適用于今”的語言工具———白話，而且明確提出要建立一種廢文言文而立白話文的“國語的文學”。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胡適開宗明義地說：“然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他甚至斷言：“若要使中國有新文學，若要使中國文學能達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表這個時代的文明程度和社會狀態，非用白話不可。”
除此之外，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胡適的歷史貢獻還在于，他不僅是一位“言文合一”的倡導者，而且在實踐上也是率先用白話進行文學創作的。他在最難攻克的詩歌體裁中嘗試運用白話，其創作的《嘗試集》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白話新詩集。他還創作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白話話劇的劇本《終身大事》。胡適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用大量的篇幅回顧了晚清白話運動的歷史。從最早的沿海各省維新志士創造拼音字母到王照、勞乃宣的“官話字母”運動，從吳汝綸、張百熙、嚴復、張謇等晚清名流力推學校教育使用拼音文字到民國初期教育部頒布國語註音字母，這段歷史本應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前奏，卻被胡適定下一個“運動失敗”的結論。胡適甚至自信地認為，“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雖然黃遵憲的“言文合一”的思想不至于被冠以“失敗”二字，但是他確實沒有明確地提出“白話文學”這一口號，更沒有表現出推翻文言文正統地位的現代意識。因此，筆者認為，包括黃遵憲的“言文合一”思想主張在內的一系列清末民初的白話文運動，都隻是白話替代文言的這一古今語言轉變過程中的“量變”，它們對現代白話文的建構隻是起到了一個鋪墊的作用，真正的“質變”是到“五四”白話文運動才實現的，現代白話和白話文學也是直到“五四”才基本上得以定型的。由此可見，“五四”文學革命時所倡導的“言文合一”的白話文運動更能夠作為中國現代文學起點的一個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