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眾多”與“地大物博”在空間上分離，運輸成本高，構成了廣大居民謀求生存和發展時所面臨的基本矛盾。這也決定了中國城市化必須實施精明成長的方式，即社會和諧、建築緊湊型和多樣性、公共交通優先、生態文明和低碳生活方式等。
人口由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集聚，越來越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地理特征。2xx年前，世界上隻有不到3%的人口住在城市裏，1xx年前這一比例增加了10%，21世紀初該比例上升至50%，而2050年世界人口在城市居住的預期比例將是70%。
多數城市仍在“應付奮力成長”
根據彼得·霍爾xx年的劃分，目前世界上的城市有三種類型。一類是發達國家“應付老齡化的成熟城市”，這類城市的特點是人口總量穩定或者下降、經濟成長和轉型緩慢，並且有處理環境問題的相關資源。另一類是“對付非正式超限發展的城市”，這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印度次大陸的很多城市、絕大部分伊斯蘭中東城市，以及某些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貧困城市等。其特點是人口總量快速成長(包括遷移和自然成長)，經濟嚴重依賴非正式行業，貧困現象非常普遍，環境和公共衛生等基本問題突出、管理困難。還有一類是“應付奮力成長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東亞、拉美、加勒比和中東地區。其特點是人口總量成長率在遞減，某些城市還面臨老齡化的前景;經濟成長依然迅速，但同時也面臨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環境和其他社會問題。
當前，中國多數城市屬于上述第三類城市，但也不乏自身特點。在過去30多年裏，中國快速城市化和城市發展備受關註。xx年friedmann分析了影響中國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部門轉化的主要因素：一是農村具有很高的人口密度，有些甚至超過西方國家的城市人口密度;二是數量巨大且過剩的勞動力，為非農就業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三是市場經濟激發了農民脫貧致富的置業經商潛能。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各地尤其是沿海省份手工製造業的歷史傳統(如蘇州絲綢);足智多謀、敢于挑戰企業風險和謀求長遠發展的地方領導;分布廣泛的企業人才以及不斷提升的教育水準;一些地方性知識，如幫助人們尋找新的機會，以避開由于土地減少帶來的貧困和經常性的就業不足(就像溫州那樣);家庭和社會的高儲蓄率，使生產性設施及住房等社會基礎設施的再投資成為可能。
然而，中國的城市化由于受到一些製度的約束，也存在城市化不足的問題。fujita和henderson等人xx年的研究發現，中國城市化滯後，城市分工不充分，城市集聚程度不夠，空間基尼系數(該系數用來衡量產業空間集聚程度，其值介于0和1之間，值越大，表示集聚程度越高)偏低，城鄉收入差距大。他們發現，xx年中國空間基尼系數僅為0.43，低于世界平均水準的0.564。
城市人口規模巨大
目前，中國城市人口接近7億，到2030年大約10億人將居住在城市。根據麥肯錫預測，屆時中國將出現221座1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而目前歐洲隻有35座類似規模的城市)，其中有23座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
中國現在的人口總量，大于oecd國家的人口總和。如果每年新增1%的城鎮人口，就意味著有超過1000萬的人口由農村進入城市，這相當于許多歐洲國家的人口總量。xx年，歐洲40多個國家中，人口過1000萬的隻有15個。以上這些數位，其含義相應地包括了規模巨大的資源利用和環境影響，以及就業、住房、交通、社會保障的匹配問題，意味著將出現更多的城市景觀和國土整治最佳化，意味著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互動，也意味著二三產業大量增加和居民生活方式的轉變，有更多的人群參與社會關系的建構。
城市化模式具有多樣性
城市化模式具有多樣性，這與中國的地域結構、人口和經濟規模緊密相關。一方面，中國地形西高東低，地理條件和人文環境區域差異明顯。絕大多數人口集中于東南部，而處于幹旱或高寒地區的新疆和青藏高原所佔空間是我國陸地的1/3，其人口數佔總人口的比例卻不到2%。同時，中國的資源包括礦產、水能資源和水資源卻呈現逆向分布，使人和物的空間分布產生巨大反差。“人口眾多”與“地大物博”在空間上分離，運輸成本高，構成了廣大居民謀求生存和發展時所面臨的基本矛盾。這也決定了中國城市化必須實施精明成長(smart growth)的方式，即社會和諧、建築緊湊型和多樣性、公共交通優先、生態文明和低碳生活方式等。
另外，中國各省的經濟和人口規模都相當可觀，但差距甚大。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xx年，中國34個省、市、自治區、特別行政區的gdp總量，與同期其他國家相比，其中有6個超過泰國，10個超過新加坡，15個超過紐西蘭， 24個超過越南。而且，每個省、市、自治區、特別行政區的gdp總量，都超過了同期的蒙古、寮國、塔吉克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就人口規模而言，中國的人口總量不僅位于世界前列，有些省份的人口已然過億，超過很多國家的總人口。xx年，全球範圍內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僅11個。因此，與許多國家隻有一個城市群不同，中國多樣性的特征，需要區域間的競爭合作，需要多個城市群以及大中小城市的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