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領域理論範式的學術獨立性及其政治如下文
伴隨著市民社會理論研究的熱潮的興起，學術界陸續展開了對公共領域問題的探討，並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就。但是，由于人們大多是在市民社會的話語系統內而不是自覺地把“公共領域”從中離析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範式予以研究，既影響了對它的縱深探討和通約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學術價值，這就導致對它的研究總是停留在不同學科各取所需的簡單套用層面，而缺乏學術通約性的把握和旗幟鮮明的理淪定位。正是基于這種學術背景，本文嘗試把公共領域從市民社會話語中離析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範式予以學理建構性的專題探討，嘗試形成一個屬于公共領域本身的理論話語系統，並據此探討其政治哲學意義。
一、公共領域理論話語的提出
公共領域的歷史源頭雖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城邦公共生活，但作為一個現代理論話語則是肇始于以洛克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義和以盧梭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義的理論分歧。以洛克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義理論強調的是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維護，欠缺的是對公共利益、公共美德、政治認同和價值共識的追求。它在憲政實踐上的建製化容易導致政治合法性危機。而以盧梭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義理論嘗試以建立共識為前提來解決這一問題。它強調對公共利益和公共善的追求，認為公意代表了全體公民的普遍的、最高的公共利益，它既是政治權威的合法性來源，也是社會整合和道德認同的基礎：但盧梭的公意說缺乏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製度化維護，無法在現實社會中獨立地建製化，因而導致的結果可能是以公意取代私意、以極權取代民主、以道德認同取代利益認同、以“心靈共識”取代“辯論共識”。所以，它並沒有真正解決現代多元社會的公共認同問題。
那麽，應該怎樣解決這一理論分歧呢?
從理論上看，這一問題的核心是公共性問題。學術界對它的理論解決經歷了一個逐漸明確化的過程。可以說，它開始于康德對啓蒙的反思，中間經過阿倫特的發展，再通過哈貝馬斯和羅爾斯而漸趨成熟。
康德對公共性的追問源自他對啓蒙問題的思考。他認為，啓蒙是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就個人而言，啓蒙是一種自我反思的主體性原則;就全人類而言，啓蒙是一種通過人類理性而邁向絕對公正秩序的客觀趨勢。因此，“無論是哪種情況，啓蒙都必須以公共性為中介”。因為，人類擺脫不成熟狀態而達至啓蒙的唯一途徑是理性的公共使用，即“一個寫作和出版的問題。康德解釋說，按照我的理解，理性的公共使用就是任何人作為一個學者(celehner)在整個閱讀世界的公眾面前對理性的運用’。這就是‘公共的’這個詞的最真實的意義’”。這是一個與各種閱讀群體、舞台、信件的出版交流等聯系在一起的領域。在這個領域裏，人們的言論是公開和自由的。所謂公開就是學者公開說話、公開傳授真理，所謂自由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表達、自由批判。在康德看來，“公共的”世界是一個在廣泛的市民階層中形成的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的世界。“各色人等混雜組成的群體”相互討論、爭辯和批判，享有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權利，同時也是“理性的公共運用”。這意味著權力不是無限的，公共權力的行使必須遵循先驗公意原則。隻有具有廣泛民意基礎的政治權力才是合法的。這是由人類自由地運用理性的天然本性所決定的，也是人類自由地進行意願表達和自由決定自己行動的天賦權利。這樣，與盧梭的公意產生過程隻有公民的喝彩而無公眾的公開批判與辯論相比，康德強調的是學者的言論自由和公開批判，通過公共性過程產生的共識是辯論的共識。這就為“公共性”的發展開拓了一個自由辯論與公開批判的新空間。但是，康德的這種建立在人類公開運用理性的天賦權利基礎上的先驗公意，也並沒有真正解決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而通過公共領域理論來解決就有了說服力。
阿倫特是最早明確提出“公共領域”並對之進行思考的哲學家。在阿倫特的視野裏，近代以來的政治哲學所確立的市民社會或國家與社會的二元相分理論範式已經不足以解釋20世紀的政治現象，因此，要想說明和解決20世紀復雜的政治問題就必須建構新的理論範式。為此，她對人類的活動及其相對應的社會領域作了三分，提出一個“勞動—工作—行動”以及與之相對應的“私人領域一社會領域一公共領域”的三分理論架構，以取代以國家與社會二分為基礎的市民社會理論範式，並據此建立起來了公共領域的理論話語系統。她認為，勞動(私人領域)是人消耗體力、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工作(社會領域)是人利用工具製造耐用品的活動，是一個由目的或手段所決定的無意義世界;唯獨行動則是人們既不受必然性的約束也不受功利考慮的製約而進行直接交往的真正自律的人類活動。這種作為行動的活動的範圍，就是公共領域。其特征在于：它是一個排除了任何僅僅維持生命或服務于謀生目的，而以公開自由的身份從事政治活動的空間。在公共領域裏，獨立個體就公共事務發表意見，然後匯總選出代表，進入更高一級的協商討論中去，最終達成多元共識，形成公共意志，並以此為基礎決定一般的公共規則和特殊的公共決策。這樣，在公開的、“持續”的“行動”中社會的多元共識得以形成並隨之持續發展，從而為權力的合法性提供“持續性’’的政治熱情和共識基礎，這就為解決西方社會憲政危機確立了一條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