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採說：“隻有作為一種審美現象，人生和世界才顯得是有充足理由的。”
尼採將人的精神分成三段變化：精神怎樣變為駱駝，駱駝怎樣變為獅子，最後獅子怎樣變為孩子。這實際上是說了人的三種精神境界。在尼採的哲學體系中，駱駝、獅子、孩子畢竟皆有所指，駱駝乃忍辱負重，對道德宗教有著強烈的敬畏之感。服從外在的法則。獅子則是一個開闢自由領地的象征，獅子將巨龍趕下神壇，他不讓外在因素來決定其命運，而是以勇力獲得屬于自己的自由。然而尼採認為獅子雖然勇獲了自由，但其並不能創造新的價值。他雖然有著創造新價值的條件，但僅僅停留于此，價值並不會出現。創造新的價值有待于最後一個境界，即孩子的境界。尼採說：“孩子是純潔，是遺忘，是一個新的開始，一個遊戲，一個自轉的車輪，一個肇始的運動，一個神聖的肯定。”“是的，為了稱作創造的這種遊戲，我的弟兄們，需要一個神聖的肯定：這時，精神想要有它自己的意志，喪失世界者會獲得它自己的世界。”
尼採將精神這樣三段分化，明顯地指示出精神的轉化與升華的階梯。在我們看來，從駱駝到孩子的精神轉化，正意味著從工作哲學到休閒哲學的精神轉化，更意味著人從異化的生存向審美生存的轉化。
駱駝遵循的生存法則是一種典型的工作哲學的法則，而且就駱駝的生命境界來說，它的生存還體現為一種受奴役的狀態。它認為自己生來就是幹活的料，不停拼命地勞動就是它的職責。不僅如此，駱駝對自由毫無所知，它也不需要自由，因為它已經將自己的生命交付給了自己的主子——人。人的意志就是它的意志，人的指令就是它行動的依據。它一生不知疲倦勞累地為主子幹活、負重，不僅是為了能換口飯吃，從更深刻的意義上講，它是出于安全感、依附感的本能需要。我們知道，一隻被馴化的駱駝一旦給予其自由，將之放回大自然，不再使喚它，等待它的不是自由的歡快體驗，而毋寧說是挨餓、受怕、死亡。因為它已經習慣了被奴役的生活，那廣闊的無邊無際的沙漠或草原，看似是無邊的自由，對于它來說無異于巨大的陷阱、充滿了險惡。它想到的不是去擁抱這自由、歡快這自由，而是恨不得馬上跑回主人的圈裏，重新被主人套上鐵鐐、栓上韁繩，背負重擔，被牽引著在沙漠裏勞作。哪怕主人的鞭子不停地甩到它的身上，哪怕主人咒罵它，蔑視它，這些對于它實在是再正常不過了。習慣了被奴役的人，要的就是這些。
由駱駝而為獅子，正是從奴隸向主人的轉變。是由奴役向自由的轉變。自由是什麽?自由其實是人的精神觀念。那種在現實生活中隨心所欲，無所不為的自由是不現實的，也並將走向不自由。那種被自己的情感欲望所操縱而為所欲為的行為，恰恰是一種奴役的表現。因此，由駱駝走向獅子，不是說奴隸翻身做主人，去奴役原先的主子。就像古代中國農民起義成功之後，農民的領袖重又成為皇帝一樣，社會的本質是沒有變化的。像駱駝一樣的奴隸，隻要它內在的精神觀念不發生改變，不充滿對自由的渴望，而隻想著自己翻身做主人，去奴役別人，它就永遠是奴隸，無論是變為駱駝，還是獅子。真正的獅子，並非要去統治或消滅其他生靈，而是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給外在的東西支配。黑格爾言真正的自由是自己決定自己，自己發展自己，自己成為自己。當一個生命成為實現外在東西的手段時，即我成為實現非我的手段時，這個生命就已經被異化了。生命不可能是手段，無論是人的生命還是動物、植物的生命，一切生命自身就是目的。當你把一個生命看做是工具、手段的時候，這個生命對于你便已經沒了自由可言。所以，尼採說獅子與巨龍的區別是，巨龍總是說“我應”，而獅子總是說“我要”。應該說巨龍和獅子都是一種力量的象征，但是巨龍的“我應”是認為“我”要服從一個法則、規範，這個法則規範或者指一種道德倫理，或者是宗教的上帝，或者是金錢物質等等，都是“我”要達到的一個對象、目的。這樣，“我”本身便被異化了，成為了手段。因此，巨龍看似力量無敵，其實無論它實現沒有實現那個目的，它都停留在被奴役的地位，都不是真正的自由獲得。而獅子不然。“我要”意味著我的生命的運動、活動不是為了“應和”一個外在的目的，而是立足于情感的自然需要。生命的運動在于實現自己，表達自己，創造自己。生命作為了目的而非手段，這就是自由。當然，獅子也許最終沒能實現自己，也不會充分地表達自己，有時它也太急于展示自己的力量，太急于表達自我了，反而欲速而不達。但是在這一表達的過程中，獅子是自由的。“創造新的價值，——就是獅子也還不能勝任;可是為自己創造自由以便從事新的創造——這是獅子的大力能夠做到的。”“給自己創造自由，甚至對應當去做的義務說出神聖的否字，我的弟兄們，在這方面就需要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