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須眉鑒 第四章 曾國藩“須眉”鑒智慧
1.眉鈍眼拙 自誤誤人
楚平王信讒欲誅太子
《史記·伍子胥列傳》卷六十六中記載：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于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娶）婦于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玉，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于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于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製，其事成矣。王且見擒。”于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楚平王的太子名叫建，平王讓伍奢任太子太傅，費無忌任太子少傅。但是，費無忌並不忠于太子建。楚王派費無忌去秦國為太子建迎親，見到這位秦國女子容貌美麗，無忌就快馬加鞭回國報告平王說：“這位秦國女子漂亮無比，大王您可以自己娶過來，再另給太子娶一位。”于是，楚平王就自己娶了這位秦國女子，對她極為寵愛，並生下兒子叫軫；又另外給太子建娶了一個女子。費無忌通過迎娶秦女的事討得了楚王的喜歡，因此索性離開太子，改為侍奉楚平王。但是，費無忌又擔心有一天平王去世後，太子建即位後會殺掉自己，于是就借機向平王說太子的壞話。太子建的母親，本是蔡侯之女，得不到平王的寵愛。楚平王逐漸疏遠太子，派太子建戍守城父，以防備邊境有兵事。不久，無忌又沒完沒了地對平王說太子的壞話：“太子因為那位秦國女子的緣故，不可能不埋怨，希望大王您要有所準備。自從太子居于城父，統率軍隊，在外廣交各位諸侯，並且想要引兵入國都叛亂。”楚平王聽後便召來太子太傅伍奢訊問，伍奢知道費無忌向平王說了太子的壞話，就說：“大王幹嗎非要信任讒佞小人而疏遠自己的骨肉至親呢？”費無忌對楚平王說：“大王現在不製止他們，他們的事就要成功啦。那時，大王也要被人們抓起來。”楚平王聽了大怒，便將伍奢囚禁起來，又派城父司馬奮揚前去殺太子。奮揚奉命前往，還沒有到達城父，先派人報信給太子建說：“請太子趕緊逃走，否則就要被誅殺。”于是，太子建便逃往宋國避難。
太子建戍守城父，並無反叛之意。而楚平王聽信費無忌的讒言，認為太子建要引兵入國都叛亂，遂派人去將太子建殺死，致使太子建逃往他國。
費無忌讒言害伍奢
在《史記·伍子胥列傳》卷六十六中，記載了費無忌讒言害伍奢的史實。如下：
無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詬，能成大事，彼見來之並檎，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仇，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逐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骨之亡也，曰：“楚圖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並殺奢與尚也。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費無忌對楚平王說：“伍奢有兩個兒子，都是德才兼備，不把他們殺了將是楚國的隱憂。可以用他們的父親伍奢作人質，召喚他們前來。不這樣做，他們將是楚國的災禍。”（楚平王因太子建事，早已將伍奢囚禁起來）因此，楚平王便派人去對伍奢說：“你如果能召來你的兩個兒子，你就能夠活命。如果做不到，就得把你殺掉。”伍奢說：“長子伍尚為人仁厚，我召喚他，他一定會來。次子伍員（伍子胥）為人剛毅凶暴，能忍受恥辱，是能成就大事的人。他知道來後全家都會被抓起來，是肯定不會來的。”楚王不聽伍奢的話，派人征召伍家兩公子：“應召前來國都，我就讓你們的父親活下去，你們不來，現在我就殺掉伍奢！”伍尚想要前往國都，伍員對他說：“楚君召你我兄弟前往，並不是為了要放父親一條生路，而是懼怕咱們逃出去後會生出禍患，所以才拿老父作人質，詐稱召見咱倆。咱們兄弟一到都城，則父子一起送命。就算賠上咱們兄弟二人，對于老父的死又有什麽好處呢？應召前去的話，父親的大仇也就不能報了。不如逃往他國，借別國的力量來洗刷父親的恥辱。現在全家死在一起是沒有意義的。”伍尚說：“我也清楚我們去了不能保全父親的性命。但我擔心的是，父親召喚我等前去以求得活命的機會，我等拒不前往，將來不能為父親洗刷恥辱，最終受到天下人的恥笑。”最後，伍尚對伍員說：“你可以離開此地了。你是能夠報殺父之仇的，我到楚都去受死。”伍尚已經投案被捕，使者又追捕伍子胥。伍子胥張弓搭箭對著使者，使者不敢往前走，伍子胥得以逃亡。他聽說太子建在宋國，就趕去投奔。伍奢聽到伍子胥逃亡的訊息說道：“楚國君臣上下要嘗到戰爭的苦頭啦！”伍尚被押到楚都，楚平王將伍奢、伍尚一起殺掉了。
伍奢和他的兩個兒子都是人才，楚平王不但不用，反而聽信讒言，想盡辦法將其殺掉，真是讓人心寒，如此這樣政權怎能鞏固，事業怎能發展，國家怎能振興，社會怎能進步？奸佞小人隻能奴顏媚骨，取悅上司，貪贓枉法，陷害忠良，從政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千萬不能學那楚平王，做出讓仇者快親者痛的事來。
趙王信讒殺李牧
在《戰國策·秦策五》中，記載了趙王信讒殺李牧的史實。摘錄如下：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于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嫉賢妒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于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綴（李牧）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于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綴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于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趣（趨）甚疾，出淑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征之于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司空馬離開趙國，從平原渡黃河。平原津令郭遺去慰勞他，並向他問道：“秦軍攻趙，尊客您從趙國來，趙國的情況怎麽樣了？”司空馬說：“趙王不用賢才，不納忠言，我曾為趙王出謀劃策卻都不被採納，因此趙必將亡國。”平原津令問：“依尊客您估計，趙國會在什麽時候滅亡呢？”司空馬說：“趙國如果任用武安君李牧為將，可以堅持一年，最終也是要被滅掉。如果趙國現在殺了武安君，那連半年也挺不住。趙王的臣下有個叫韓倉的，以阿諛奉承迎合趙王，與趙王關系極其親密，而他的為人則是嫉妒那些賢能之人和有功之臣。現在國家危亡，趙王一定會聽從韓倉的話，武安君一定會因此而喪命。”不出司空馬所料，韓倉果然說武安君李牧的壞話，于是趙王聽信了韓倉之言，派人去代替李牧為將。李牧回到趙國都城，趙王派韓倉去見李牧，並列舉他的罪狀說：“有一次將軍您打了勝仗，國王親自舉杯向您敬酒。將軍您上前向國王敬酒祝壽時身上還隱藏著短劍，依法這是死罪。”李牧說：“我患有拘攣病，身材雖然高大而手臂短縮，手夠不著地，故禮儀不周而失敬。我恐怕因此獲罪，所以讓工匠做了木杖接在手上。國君如果不相信，請允許我以接手杖出示。”李牧把那假肢從袖中亮出來給韓倉看，那樣子就像木杖、門橛之類，用布纏著。李牧又說：“希望您入宮到大王面前說明這一情況。”韓倉說：“我從國王那裏接受命令，賜給將軍您的隻有一死，不得赦宥。我可不敢入宮對國王講那些事。”李牧面對北方拜了又拜，感激國君“賜死”之恩；然後抽出劍來要自殺，韓倉又說：“為人臣子的不能在王宮中自殺。”李牧出司馬門，腳步走得很急。出了司馬門，右手舉起劍來要自殺，因為手臂短，夠不著。李牧就口銜利劍插入屋柱來刺傷自己。李牧死後，過了五個月趙國就被秦國滅亡了。
武安君李牧，生年不詳，卒于公元前228年，是當時趙國的名將。長期駐守趙國北部，甚得軍心，曾經大破匈奴，滅檐檻，破柬胡，降林胡。趙王遷三年又大敗秦軍，以功封武安君，是趙國難得的人才。有李牧在，外敵不敢入侵趙國，秦滅趙也將頗費周折。然而趙王遷卻不信任他，而是聽信讒言，中了秦軍的反間之計，將他殺害。最後趙國終被秦滅，趙王遷也當了秦國的俘虜。趙王遷的做法實在令人可悲。
袁紹“外寬內忌”任人唯親
袁紹是東漢末年眾多諸侯中一個比較復雜的人物。他在前、中期的軍事活動中，尚且能夠禮賢下士，因而成為一個據地四州、擁兵數十萬的強大諸侯。在當時動蕩紛亂的年代，袁紹雖算不上一個旋轉乾坤的英雄，但也是一個對當時政局發生過重大影響的風雲人物。但是，到了後來，袁紹卻在用人問題上良莠不分，任人唯親，正如郭嘉所言，“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陳壽在《三國志》袁紹本傳贊語中說：“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喜而不能納。”
在袁紹手下，有一個足智多謀的將領叫沮授。袁紹能在當年據地四州，擁兵數十萬，在很大程度上是沮授的功勞。沮授有一個難能可貴的品質，就是敢于據理直諫，一而再，再而三，甚至再三再四。開始，袁紹聽從沮授的計策和勸諫，但是到了後來，袁紹對沮授逐漸產生了反感，不但對他的許多正確主張一概不聽，並且還一次又一次地剝奪沮授的兵權。即便如此，沮授仍然非常忠誠于袁紹。據《三國志》記載，袁紹和曹操在官渡交戰，被曹操打敗，曹軍俘虜了沮授，將其押見曹操時大呼：“授不降也，為軍所機耳！”“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曹操見狀感嘆萬分地說：“孤早相見，天下不足慮。”曹操不殺沮授，反而厚待于他，但是沮授毫不動心，隻想著回到袁紹身邊，最後終于被曹操殺死。袁紹帳下，有一謀士田豐，其人才華出眾，袁紹曾經按照田豐的計策消滅了公孫瓚。後來，當袁紹決定攻打曹操時，田豐極力反對。他指出，曹操善于用兵，變化無常，雖然兵少，但卻不可輕視，不如與其相持……這樣不到兩年，便可戰勝曹操。如果放棄這一勝策，非要畢其功于一役，一旦失敗，悔之晚矣。實踐證明，田豐的分析與意見是完全正確的。但是袁紹不予理會，田豐又諫，袁紹非常憤怒，認為田豐是在動搖軍心，便罰以械刑，並將其關押起來。官渡一戰，袁紹果然被曹軍打敗。袁紹回來後，怕被田豐恥笑，便將其殺死。再如張郃，勇猛無比，又有計謀，才智過人。但是，袁紹非但不能重用他，而且聽信郭圖等人的讒言，不予信任，因此，張郃被逼得投奔了曹操，成了曹操的得力戰將，為曹魏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
袁紹不用良才，必用奴才、蠢材。他對那些曲意奉迎自己，實則又無真才實學的人言聽計從，十分信任，授以大權。郭圖、逢紀、審配等人幾乎從來沒有直言上諫過，隻會阿諛奉承，事實也多次證明他們的主張並不符合客觀實際。但是，袁紹對于他們的過錯不但不追究治罪，反而屢屢委以重任。這樣一來，袁紹身邊的人才，大多背離而去投靠他人。荀彧本來慕名投奔袁紹，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看出袁紹隻是布衣之雄，于是便投奔曹操，被任為司馬。郭嘉也是先投奔于袁紹帳下，後因袁紹不會用人，便棄袁而投奔于曹操，受到曹操的重用，任為司空府軍師祭酒。
袁紹雖然也曾有過兵多將廣、獨佔一方的輝煌時期，但終因不會用人，而導致最後被弱小于他的曹操所打敗。所以曹操恥笑袁紹說：“此乃外強中幹之輩，關鍵之時舉棋不定，優柔寡斷，也不足一顧。”
袁紹這一歷史人物，其所作所為，實為庸人之舉，他的失敗結局，為歷史增添了笑柄。
後唐閔帝疑忌大臣遭厄運
後唐長興四年（933）十一月，後唐明宗皇帝李嗣源駕崩，十二月一日，他的第三個兒子李從厚繼承帝位，稱為閔帝。
李從厚，小名菩薩奴，出生于915年，卒于934年。後唐長興四年（933）十一月，明宗李嗣源臨死前，派人將李從厚從天雄召回（當時任天雄節度使，封宋王）繼承了帝位。他即位後，一直把潞王李從珂和石敬瑭當成眼中釘。因為李從珂是明宗李嗣源的養子，但是他作戰勇敢，屢立戰功，因此被明宗封為潞王，任鳳翔節度使。閔帝李從厚一直對璐王李從珂放心不下，擔心他起來造反，奪取皇位，因此，他把李從珂的兒子李重吉從朝中調到亳州任團練使，把李從珂一個已經削發出家當尼姑的女兒召進宮中作人質。就是這樣，李從厚還是不放心，又將李從珂改鎮河東，將河樂節度使石敬瑭改鎮成德，將成德節度使範延光改鎮天雄，讓自己的堂兄弟李從璋調任鳳翔，接替李從珂的節度使職務。對此，李從珂心裏非常惱怒，在部下的鼓動下，于是便拒絕朝廷命令，起兵造反。閔帝李從厚急忙派兵前去鎮壓。後唐長興五年（934）三月，朝廷軍隊兵臨鳳翔城下，潞王情況危急，正在這時，朝廷軍中羽林指揮使、偏將楊思權突然反戈，率眾投降潞王李從珂。李從珂于是便重整旗鼓，率領兵馬直接攻打洛陽。不久，李從珂率軍攻打並奪取了陝州。閔帝聽說陝州失守，便打算逃到魏州，召見孟漢瓊，讓其去魏州安置。但是，孟漢瓊不應召命，閔帝隻好隻身匹馬逃出洛陽，奔向魏州。四月一日，閔帝到達衛州（今河南汲縣）時，遇見石敬瑭，認為得救，于是沒有再去魏州。石敬瑭原來也和潞王李從珂一樣，是被閔帝不相信的將領之一，現在看見閔帝單身逃來，便把他安置在驛館之中，自己卻率軍向洛陽進發，與李從珂會合。四月四日，李從珂進入洛陽，六日即皇帝位，是為末帝。末帝廢閔帝李從厚為鄂王，派王弘贄將驛館遷至衛州州署。九日，末帝派王弘贄的兒子王巒用葯酒去殺閔帝。閔帝知是葯酒不肯喝，王巒就用繩子將閔帝活活地勒死了。閔帝死時年僅21歲，在位僅有4個月。
一句話導致亡國
後唐末帝李從珂，是後唐明宗李嗣源的養子，出生于886年，卒于936年。他本姓王，鎮州（今河北正定）人，出身微賤，後為明宗為將時所掠，收為養子。
李從珂在即位前，與明宗女婿石敬瑭一起受到閔帝李從厚的猜忌和排擠，因此，當時兩人還有共同語言，互相拉攏和利用。李從珂奪取皇位後，又同閔帝一樣，對石敬瑭也不放心了。李從珂稱帝，加封大臣，滿朝文武大臣都升了官，唯獨石敬瑭沒得到加封。後來，在石敬瑭的岳母曹太後的再三勸說下，末帝李從珂才勉強同意讓石敬瑭仍然擔任河東節度使，加封中書令。清泰三年（936）正月十三日，末帝李從珂生日祝壽，石敬瑭的夫人，長公主為末帝上壽祝賀完畢，告辭想回晉陽。這個時候，末帝已有醉意，便對長公主戲耍道：“為什麽不多住些日子？莫非急著回去想幫助石郎造反嗎？”長公主回去後向石敬瑭一說，石敬瑭心裏非常害怕，知道末帝把他當成企圖篡權的危險分子，所以末帝決不會放過自己。四月，為了試探末帝的意圖，石敬瑭上表陳述自己體弱多病，請求解除他的兵權。末帝一見大喜，當即同意他的請求，並讓他到鄆州任職。五月六日，末帝派其心腹張敬達去接替石敬瑭的職務，並督促石敬瑭速到鄆州赴任。面對這種情況，石敬瑭更加恐慌，便對他的左、右幕僚說：“我等二次來河東時，主上當面答應我不再派人來接替我，現在又有了這樣的命令，說明主上已經十分不相信我們了，如此，我們如果不造反，朝廷就要先發製人。我們怎麽能夠束手待斃呢？”遂後，就決定起兵造反。末帝聞訊後，便免去石敬瑭的官爵，派兵前去鎮壓。石敬瑭擔心抵擋不住，便以割讓幽雲十六州和尊契丹為父，歲納貢賦為條件，請求契丹出兵相助抵抗末帝李從珂的軍隊。契丹主耶律德光滿口答應，立即出兵幫助石敬瑭解了晉陽之圍。石敬瑭在契丹的扶持下，于十一月十三日在晉陽即位。隨後，石敬瑭率軍南下，直逼洛陽。十一月二十六日，後唐末帝李從珂見大勢已去，便與曹太後、劉皇後、雍王李重美等攜帶傳國玉璽登上宣武樓自焚。末帝李從珂時年52歲。至此，後唐滅亡。
後漢隱帝誅臣殺身
五代後漢皇帝劉承祐，是高祖劉知遠的第三個兒子，出生于913年，卒于950年；高祖在位時，曾受封周王。乾祜元年（948）正月，高祖劉知遠去世，時年1歲的劉承祐即位，是為隱帝。
隱帝劉承祐即位後，用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理機要政務；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持征戰；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領京城警衛；三司、同平章事王章掌管財政，所起用的這四位大臣恪盡職守，忠于朝廷，使得國家基本安定，富有生機。然而，隱帝隨著年齡的成長，越來越認為這四位大臣對他約束太多，十分不自由，便逐漸產生不滿情緒，隱帝劉承祐非常輕佻荒淫，不理朝政，他每次聽完音樂之後，便賞賜給樂官們錦袍、玉帶。史弘肇聽說後，非常氣憤地對隱帝說：“將士們守衛邊疆，殊死苦戰，尚且沒有賞賜這些東西，樂官這些人有何功勞？竟然得到錦袍玉帶！”隨後全部沒收歸入官府。另外，隱帝想立他所寵愛的耿夫人為後，楊邠認為立後太早，後來，耿夫人去世，隱帝又想用皇後之禮安葬，楊邠認為不可，隱帝想把自己左右的寵臣都加以重用，太後的親戚也想參與政事，楊邠一一加以裁減抑製。所有這些，都使隱帝感到十分不愉快，因此便產生誅殺諸臣之意。加上隱帝左右寵臣對這四位顧命大臣十分憎恨，經常向隱帝進讒誣告，說道：“楊邠等人專橫跋扈，肆無忌憚，經常挾製陛下，這樣下去，最終定會犯上作亂。”奸臣讒言正中隱帝下懷，于是隱帝便與寵臣李業、聶文進、石匡贊、郭允明謀劃誅殺楊邠等人的計策。
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十一日早晨，楊邠等毫無防備，照例上朝。幾十名武士突然從廣政殿沖出，將楊邠、史弘肇、王章三位大臣殺死。爾後，聶文進立，即召集文武百官，宣布隱帝旨意說：“楊邠等人密謀造反，現已伏罪處決，特與諸位共同慶賀。”隨後，隱帝又派人去殺死郭威的親屬。這時，郭威任天雄節度使，聽到朝中變故，知道已無生路，隻好以清君側的名義舉兵反叛，南下攻打汴京。隱帝不甘示弱，親自督軍出城與郭威決戰。然而剛一交手，隱帝將士便四散奔逃。隱帝一見不妙，急忙逃回汴京城下，但是守城的開封府尹劉銖卻拒不開城。隱帝無奈，隻好向西北方向逃竄。此時，跟隨他一起逃亡的寵臣郭允明，見隱帝大勢已去，想以殺死隱帝的功勞投順郭威，便趁隱帝不備，上去一刀將隱帝捅死，隱帝時年21歲，在位僅3年。
袁崇煥慘遭迫害
在《明史》、《明史紀事本末》等書中，記載了明末抗金名將、傑出的軍事家和民族英雄袁崇煥不被信任而慘遭迫害的事件。袁崇煥，祖籍廣東東莞人，生于1584年，卒于1630年。
萬歷四十八年（1620）七月，明神宗、光宗先後去世，幼子朱由檢即位。當時，大明帝國猶如殘陽西下，整個國家機器運轉不靈，官僚之間的黨派之爭愈演愈烈。文武群臣口頭上講的是忠心為國，實際上關心的是一己之利。人人都高談闊論，看起來才華橫溢，但誰也不做實際工作。懈怠、麻痹、自私、虛偽、昏庸、愚昧、貪婪、鉤心鬥角成了這群官僚的共性。龐大的帝國像一個垂死的老人一樣四肢麻痹，行動不便，指揮失靈。吏治腐敗到了極點，賄賂公行，行政效率低下，整個官僚機器基本陷于癱瘓；國家的財政經過魏忠賢時期的破壞已經瀕臨絕境。另外，後金努爾哈赤趁機發動攻勢，明朝守將或死或逃，關外淪陷。
這個時期，袁崇煥正在京城接受政績考核，他的成績列為優等。御史侯恂慧眼識才，發現袁崇煥具有“英風偉略”，因而提出了破格提拔的建議，讓其保衛山海關。于是，袁崇煥被授兵部職分司主事，天啓二年（1622）升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山海關僉事，命其出關抗擊敵人。
袁崇煥在出關前，首先拜訪了曾經鎮守遼東的熊廷弼，兩人長時間地交談，非常投機，行陣計策不謀而合。袁崇煥出關以後，看見難民背井離鄉，妻離子散，生活苦不堪言，防御工事被破壞殆盡，將士灰心喪氣。于是，袁崇煥便盡力安撫難民，安慰鼓勵戍邊將士；同時親臨前線考察，加緊修築防御工事；撤換不得力的將領，擢拔冒死無畏之士委以重任。他號令嚴明，賞罰不殆，即使是自己的女婿犯法也與庶民同罪，對自己無毫釐之差，因此深得軍民信賴，士氣非常高昂。
袁崇煥所以能夠授命出關御敵，原是由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孫承宗力加推薦。當時，孫承宗親督遼西軍務，開創了遼西抗金的大好局面。但是，由于宦官魏忠賢在皇帝面前百般詆毀，幾進讒言，使孫承宗失寵丟職。魏忠賢保薦他的同黨高第到遼西督戰，高第貪生怕死，一到遼西，就命令袁崇煥向後撤退。袁崇煥在遼西修葺城池，演練兵馬，籌劃屯田，為表明戰鬥到底的決心，他將他的老母和妻子接到前沿。對于高第如此誤國誤軍的行徑，袁崇煥十分惱怒，他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何況是你高第！我已立下軍令狀，死也死在疆場上，後撤是不可能的。”
高第一看明著來不能使袁崇煥就範，于是就在暗中操縱他的爪牙命令明軍向後撤退，隻留給袁崇煥一座寧遠孤城和一千人馬。袁崇煥一看大勢已去，十分痛心，但他並沒有因此而動搖他誓死守城、保衛大明江山的決心。手下將士也發誓血戰到底。袁崇煥一面命令軍民囤積糧食，修築城池；一面燒毀城外房屋，使敵人失去糧草基地，找不到掩體；另外，他肅整內部，懲辦叛徒和敵人偵探。袁崇煥站在瞭望台上，密切註視著敵人的動向。敵眾我寡，他誘敵深入，待敵人逼近城牆時全力展開反攻，多次重創敵人，並使敵人主帥努爾哈赤受了重傷，被迫敗退。
努爾哈赤死後，他的兒子皇太極繼續攻打寧遠。由于袁崇煥巧妙指揮，不但保住了寧遠城，而且還援助了其他明軍。正當袁崇煥不斷取勝，敵人驚恐萬狀的時候，昏庸無能的朝廷又撤換了他，把大片領土拱手讓給了後金。袁崇煥無奈隻好請求解甲歸田，回了廣東老家。
崇禎元年（1628）七月，袁崇煥受召回到北京，十四日，崇禎帝朱由檢在建極殿東面的高台上（俗稱平台）召見了他。朱由檢對袁崇煥抱著很大的期望，便把復遼任務交給了他。袁崇煥求勝心切，全力正面對付敵人，然而，卻不料敵人乘虛而入逼近北京。皇太極使用反間之計，使崇禎皇帝對袁崇煥產生疑心，魏忠賢死黨也乘機誣陷袁崇煥企圖叛明投金。對此，崇禎帝沒有細查便信以為真。于是，將袁崇煥以賣國罪名打入天牢，不久就被處斬。就義那天，不明真相的市民竟雨點似的向他投以磚頭石塊。
袁崇煥在戰場上力挫強敵，屢建奇功；然而崇禎帝卻輕易聽信敵人反間計，將袁崇煥凌遲處死，使其含冤于九泉之下。這實在是歷史上的一大悲劇。
忠才受忌天地暗
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軍，有一名重要的將領和統帥，就是忠王李秀成。李秀成，廣西藤縣人，生于1823年，卒于1864年，早年參加拜上帝教，太平軍金田起義後，舉家入伍。李秀成是一位天才的軍事家，為洪秀全的天朝立下了汗馬功勞。
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楊秀清發現李秀成是一個具有卓越軍事才能的人才，便把他舉為右四軍師，不久升為後四監軍，繼而升為殿右二十指揮、二十二檢點、地官副丞相、地官正丞相、合天侯。
石達開離京出走後，李秀成被封為副掌率、合天義，與英王陳玉成共掌軍政。後又升為後軍主將。李秀成在執掌軍政大權期間，與捻軍相呼應，多次與清兵交戰，解除了清兵對天京的圍攻。1858年，李秀成部與陳玉成部會師，進佔浦口，再破清軍江北大營。1860年5月，調集數路人馬，又破清軍江南大營，乘勝攻克丹陽、常州、無錫、蘇州等地，直逼上海。後奉命西征，轉戰湖北，不久又回江浙一帶，與清軍及西方幾國組織的“常勝軍”作戰，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屢挫敵人，建立了奇功。
清廷湘軍首領曾國藩是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劊子手，他率領湘軍屢犯天京，李秀成率部英勇抵抗湘軍的侵犯，多次將其擊敗，並且直搗湘軍老巢祁門。曾國藩一向坐鎮指揮，從不上前線，在李秀成的強大攻勢面前，不得不認真對待，親自到陣前指揮。有一次，曾國藩認為祁門固守無望，便給妻子留下遺書，準備一死了之。
李秀成治軍嚴格，所到之處，秋毫無犯。在他率部攻打蘇州時，老百姓簞食壺漿，夾道歡迎，店鋪民房門首都貼上紅字標語。洪氏家族對于李秀成的威嚴十分懼怕，隻要李秀成在京，洪氏家族便“不敢逼人，不敢強欺城中百姓，不敢欺逼官兵”。李秀成一旦離開京都，洪氏就“逢屋查過米銀等物，任其揮霍”，使全城上下不得安寧。由于李秀成公正廉潔，秉公辦事，奸佞之臣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尤其洪氏家族的老幼千方百計在天王洪秀全面前誹謗中傷李秀成。洪秀全明知李秀成有治國治民安下天的卓越才能，卻也對他猜忌嫉妒，不予信任，怕他擁權自重產生逆心，因此，對其百般限製，處處防範。
1862年，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在美、英、法組成的“常勝軍”的支持下，率領湘軍傾巢而出，圍攻南京。這時，李秀成正在奉賢、南江、川沙與中外反動派交戰。因為天京情勢吃緊，洪秀全便嚴詔催促李秀成率部回援天京。李秀成率部30萬眾，返京進攻圍困天京的湘軍。他的軍隊沒帶御寒冬衣，糧草供應斷絕，但將士奮勇殺敵。洪秀全一方面命令李秀成冒雪前進，從長江上遊解救南京，另一方面又從李秀成部調走部將，削弱他的力量。李秀成奉命前進，江浙留守部隊卻無人調度，陷于混亂狀態。李秀成孤軍奮戰江北，竭盡全力攻敵石壘，堅持40餘天，洪秀全不但不予支援，接濟糧草，而是又將李秀成詔令回京，將其軍隊再行瓜分，致使李秀成部將士戰死、病死、餓死及掉隊者達10餘萬人。在情勢極為不利的情況下，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讓城別走”的建議，這在當時是一條求生之路，洪秀全卻嚴厲拒絕，死也不放李秀成等沖出南京，使其隻能固守危城，坐以待斃。
1864年7月天京陷落，李秀成護送幼主洪天貴福以數百騎乘夜色從太平門斷牆缺口處突圍向南逃走，途中被追兵沖散，幼主逃往湖州，李秀成藏匿民間。因奸人告密，被曾國荃捕獲。曾國藩親自審問李秀成，李秀成談吐從容，毫無懼色。他讓敵人給他紙筆，要寫一份自述。自述分析了太平天國興亡成敗的原因，直陳天王及其主要決策者的過錯。李秀成寫完自述的當天夜裏，即被“凌遲處死”，斷了他復燃天國煙火的一線希望。
洪秀全疑忌部下釀悲劇
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反對清朝封建統治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偉大農民戰爭，歷時14年，縱橫18省，其規模之大，時間之久，為中國農民起義之首。作為這次革命的主要發動、組織、指揮者——洪秀全（廣東花縣人，生于1814年，卒于1864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領導拜上帝教會眾在金田村宣告起義，建號“太平天國”，初聚會眾約萬人。次年3月攻陷南京，便建都于此，全軍號稱50萬人。洪秀全從產生武裝起義的念頭到攻破南京自立為天王，前後不過5年，發展之迅速，影響之深遠，攻勢之猛烈，聲勢之浩大，都出乎常人所料。
太平天國各路軍馬奮勇拼殺，南征北戰，很快奪取了長江以南的半壁河山。這使清朝統治者和外國列強極度恐慌，他們便互相勾結起來進行鎮壓。由于勝利，洪秀全沖昏了頭腦，滋生驕傲情緒，逐漸失去檢點，生活奢侈，迷信神鬼，放縱洪氏兄弟為非作歹。更有甚者，對于異姓將帥猜忌懷疑，極不信任。洪秀全把朝事托給中軍主將、東王楊秀清主持，又怕楊秀清攬權自重，產生離異反叛之心，便暗中調右軍主將北王韋昌輝回京輔政。韋昌輝率3000精兵入京後即受洪秀全的密詔殘殺楊秀清及其全家。同時，對其部屬大加屠戮。時隔兩個月，韋昌輝也被誅殺。此時的太平天國，竟一時沒有總理朝政之人。這就是發生在1856年9月太平天國內部的“天京變亂”。
洪秀全在這種情況下，天王洪秀全隻好召翼王石達開回天京，合朝文武“同舉翼王提理政務”，石達開文武兼備，又深得人們愛戴，完全能勝任眾人之托。但是，洪秀全從天京變亂中吸取了一個錯誤的教訓，就是“洪”姓以外的人都不可靠，不能信賴。于是，洪秀全一面讓石達開總理朝政，另一方面又封其長兄洪仁發為安王、次兄洪仁達為福王，名曰與石達開共同處理政事，實際上是暗中對石達開加以鉗製。安、福二王“又無才情，又無算計，一味古（固）執，認實開情”，使得石達開左右受製。石達開是個性情剛直的人，自然受不了這種窩囊氣，負氣離開天京，帶領10萬太平軍精銳走上單獨抗清的道路。石達開沿路張貼告示，一方面聲明“唯欺妖滅盡”，表示要繼續抗清，另一方面又說洪秀全“重重生疑忌，一筆難盡陳”，表明了他出走的直接原因。
石達開出走以後，太平天國更加衰弱不堪。李秀成所回憶的“朝中無將，國內無人”，基本上反映出了當時天朝內部的凄慘景象。石達開統率的太平軍，從安慶出發，起初在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活動，但因敵強我弱，屢戰不利。從1859年起，又轉戰于湖南、廣西、湖北、四川、雲南、貴州等省，雖然多次擊敗清軍，但由于孤軍奮戰，戰鬥力日益削弱，軍心逐漸渙散。1863年5月，石達開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順場）陷入清軍包圍，屢戰不利，最後全軍覆沒，石達開本人也被清軍解赴成都凌遲處死。
天京變亂以後，石達開率軍出走，其實是與洪秀全的疑忌有著直接關系。太平天國合朝上下非常擁戴石達開，而石達開也想有一番作為，如果洪秀全一心一意依靠石達開，這場出走悲劇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的。
由于洪秀全後期的驕傲、昏庸，致使太平天國內部互相殘殺，防御日漸松弛。1864年，天京被清軍合圍，城內糧食空荒，人心浮動。在此情況下，洪秀全竟下詔要人們以草充飢。7月天京陷落，轟動一時的太平天國宣告失敗。
2.放眼觀人獨具慧眼
俗話說：“慧眼識良才”。怎樣才能獨具慧眼善于發現人才？這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更是我們一些擔負識才之責的同志必須加以認真研究的一門學問。要具備識才的“慧眼”，必須有科學的思維方式，一個高明的識才者通常要具備以下幾種思維方式：
（一）要具備唯實的思維方式。識別人才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選拔人才的原則要與人才的客觀實際相符，而不是把抽象原則或主觀願望當做識別人才的出發點和歸宿。馬克思主義認為，原則不是思考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套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用原則，而是原則隻有在適合于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就是唯實性思維方式的科學態度。陳雲同志說的“不唯書，不唯上，要唯實”，是對這種思維方式的本質概括。
堅持用唯實思維方式識別人才，應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事物的現實狀況，人的現實表現，是從實際出發的立足點。但是，人的現實是復雜的，本質和表面現象有時是不一樣的。如果隻看到一點現象的東西，就下結論，以偏賅全，恰恰是唯心思維方式的特征。在日常工作中，經常說對人要有個基本的認識。這個“基本的認識”就是建立在對其本質了解的基礎上的；而這個本質是相對穩定的。一切從實際出發，不需要堅持從事物的發展出發。因為人才的產生，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識才者要考察人才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中把握人才的發展趨勢，把真正有發展前途的人才挑選出來。一切從實際出發，還必須以客觀的實踐作為檢驗人才的標準，就是以人的實績作為識別人才的準繩。
用唯實的思維方式識別人才，還要堅持解放思想。為什麽實事求是總是和解放思想聯在一起呢？這是因為思想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在發展中不斷達到主觀和客觀的統一，這就要求我們不斷地克服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傳統思想，特別是要沖破過去那種“左”的和“舊”的人才觀念，用唯實的思維方式去理解新時期的人才現象和人才觀點。
（二）整體的思維方式。這是一個高明的識才者通常所具有的一種科學思維方式。整體思維方式的一個基本點，就是從整體的各個部分的聯系中把握整體。比如中央關于實現幹部隊伍“四化”的要求，就是一個互相聯系的整體。革命化是前提，年輕化是基礎，知識化、專業化是基本要素。識別幹部不能隻看一化、兩化，四化中少了任何一化，其他三化也就失去了意義，而隻有四化的統一，才能體現黨在新時期幹部隊伍建設的基本思想。
整體思維方式的另一個基本點，就是從全局上看局部，或者說把局部放在全局中理解；比如一個領導班子，在才識上有通才與專才的結合，在年齡上有老中青的結合，在氣質上有決斷與穩健的結合。常常在這樣的情況，一個幹部能力較強，但在班子的知識結構中有重復性，另一個幹部雖然能力較弱，但他的知識正是班子中所缺乏的，這就要從整個班子的整體結構出發，得出恰當的結論。
同整體思維方式相對立的，是片面性的思維方式。片面性的思維方式把整體分割開來，孤立地進行研究，因此形成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特點，它不是從事物諸方面的內部聯系著眼，而是抓住一點盡量誇大，不及其餘。由于人才工作的特殊性質以及復雜的歷史原因，使一些人才工作者，長期處于一個封閉的工作狀態。檔案——話——報表，無限迴圈往復在這樣一個封閉的圈子裏。這是造成一些人才工作者片面性思維方式的重要原因。
（三）一分為二的思維方式。毛澤東倡導的一分為二的辯證分析方法，不是簡單地像切西瓜那樣一刀兩半，而是矛盾運動規律在方法論上的表現。或者說，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關系、主次關系和轉化關系在方法論上的反映。用一分為二的思維方式識別人才，是我們黨一貫倡導的傳統方法，也是馬克思主義人才理論的一個基本觀點。堅持用一分為二的思維方式識別人才，主要體現在：
1用兩點論識別人才。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各種人才都既有優點又有缺點，不可肯定一切，也不可否定一切。同時，還應看到，人的優點和缺點是互相聯系的，又經常交織在一起，一個人的長處裏同時也包括某些缺點，短處裏同時也含著某些優點，而且他們的缺點往往又是優點的過分發展。這就要科學分析，正確對待。
2用不平衡論識別人才。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總是不平衡的，有主要與次要之分，事物的性質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在一個人的優缺點中，總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優點是主要的，就要肯定，如果缺點是主要的，那就要否定。這裏說的主要與次要，當然不可忽略它們的數量關系，但根本的是從質量上著眼。判斷一個人首先要看他的本質，然後再考慮這種本質在量上的表現。
3用轉化論識別人才。就是說不要把人才的各種因素看成凝固的，而要從變動發展上理解。人才的各種因素始終都處在一種不斷的分解、組合、轉化的動態中。壞人有兩重性，好人也有兩重性，看人不可看死。先進者可能轉化為後進，後進者也可能轉化為先進。同時，要創造條件，使後進向先進轉變，防止先進向後進轉化，並使之向更先進的方向發展。
識才者的思維方式，說到底是個世界觀問題，隻有具備了科學世界觀的人，才會有科學的思維方式。隻有具備了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的人，才能學會科學的思維。要做一個獨具慧眼的“伯樂”，一定要結合實際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陶冶我們的世界觀，樹立正確的思維方式。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
隻緣身在此山中。
從詩人的觀山到我們的識人，其中蘊涵著同樣一個道理，觀山與識人，由于所處的位置不同，觀山和識人都會得出不同的認識。就識人而言，常常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從上往下看，會把人看矮了；
從下往上看，會把人看高了；
從近往遠看，會把人看小了；
從門縫往外看，會把人看扁了。
因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出現偏視在所難免。問題不在于一時的偏，而在于咱方位的不全。我們隻有從“遠近高低各不同”的不同角度，全方位、多角度地去識人，才能把人看準、看透。
然而，在現實的人際交往中，常常會出現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的現象。本來有的人根本不是幹領導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人才，但在一些任人唯親的領導者看來，“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相反的，有的人適合當領導，幹管理工作，卻在以錢取人的上司那裏，他“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為什麽會“不識廬山真面目”呢？恐怕是“隻緣身在此山中”！
古人雲：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在認識人、辨別人既是一件難事，同時又是一件大事的情況下，我們要真正做到認識人的真面目，就隻有出于公心，去掉私心，才能心明眼亮，慧眼識良才。
如果我們不去掉個人的私心雜念，在識人的問題上不是前怕狼、就是後怕虎，怕丟面子，怕得罪人，怕斷了後路。那麽，你就很難識別出那種說人長、道人短，搬弄是非的人。不要搬弄是非的人，不與是非人來往，這是我們經常聽到的忠告。我們深信這一忠告，可卻又常常處于是非人的旋渦中，甚至被某些閒言碎語搞得有嘴說不清。
這問題就出在辨別不清誰是是非人。一面警惕是非人，一面卻又參與說長道短。于是，便陷入了是是非非的泥潭之中。
誰是是非人？明擺著，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對此，為什麽“不識廬山真面目”呢？恐怕是“隻緣身在此山中”啰！
因為人家與我推心置腹，講的是一些悄悄話呀。
商鞅說過：一個有見識有作為的人，經常會被人誤解。
之所以聰明人被誤解，原因就在于他們看上去卻顯得愚笨。
這種例證很多。在生活當中，越是能說會道的人，越是不輕易開口講話。有真才者，必不矜才。人人面前賣弄學問的不會在聰明人中出現。胸懷大志、胸裝五洲風雲的人反而看來老實巴交。一些事業上有作為的科學家、藝木家，卻不懂得如何接人待物，甚至對個人生活一籌莫展。
一切事物都有它的現象和本質。識人一定要看本質，不能被現象所掩蓋。如果把那些外表顯得不圓滑，初次接觸印象不佳的人，統統都作為愚蠢的人來看待和使用，那就要出問題了。
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樓。
這首千古傳誦的詩，是詩人通過登鸛雀樓這座三層高的樓，以對自然景物的描寫，抒發了宏遠的抱負和博大的胸襟，也表現了宇宙的無限。人們千古傳誦這首詩，把它看做是追求理想和崇高境界的象征。
我們在識人的問題上，要真正做到慧眼識良才，也應該像詩人那樣，“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樓”。因為隻有站得高，才能看得遠，看得透徹。
“一鳴驚人的楚庄王”，可算是我國古代識人高人一籌的人。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在齊桓公、晉文公、宋襄王、秦穆公和楚庄王這五位霸主中，從實力、人力和功績等綜合起來比較，大概就以楚庄王為最強。關于他的故事很多，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三年不鳴不飛”的故事。
庄王即位三年，但是，卻從來不曾關心過政事，每天隻是飲酒作樂，不分日夜地遊玩。並且，他還貼出了布告說：“諫者處死刑。”
于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地就這樣一年、兩年過去了。臣子中有許多人也暗自慶幸著君王是個好逸樂之人；于是這些臣子也陪著他一同玩耍，十分愉快。不過，也有一些對庄王不以為然、不願隨之沉淪的臣子。
某一天，重臣伍舉抱著被誅殺的決心，來到庄王面前。當時，庄王左手抱著鄭國的麗人，右手摟著越國的美女，帶著輕微的醉意接見他。“臣萬分惶恐，希望告訴大王一些話。”
“你難道不知道我已昭告天下‘諫者處死刑’嗎？”“其實，臣隻是想說個謎語給大王猜猜。”“哈哈！是謎語啊！那就沒有關系。你說說看吧。”“是這樣的：山丘上有一隻鳥，棲息在那兒已經三年了。這三年裏它不飛也不叫。請問它是隻什麽鳥？”庄王聽了以後，就回答他說：“它雖然三年不飛，但卻可以一飛沖天，它不鳴則已，一鳴則天下驚，你說的話我都明白，退下去吧！”
庄王嚴肅的表情一過，代之而起的，又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之後，庄王依然沒有改變，而且玩得比以前更過分了。
這一回，是一名叫做蘇從的重臣來了。他與伍舉不同的地方是說話向來直來直往，毫不留情面。這回他是冒著被處死的危險，打算向庄王進諫。庄王見蘇從來諫便再三地叮囑他：“你應該知道我那個‘諫者處死刑’的布告吧！”蘇從回答說：“如果能喚醒沉睡的君王，我這區區小命，就算是犧牲掉又如何！”
庄王原來就在等待，看誰會對他提出強烈的意見。現在，時候到了，他突然停止遊樂，重新整飭起國中政事來。庄王首先就由人事上開刀，當初和他一起遊樂的數百名臣子全部加以處分，並啓用新人。另外則把國事委任于伍舉、蘇從二人。由此可見，庄王實際上故意沉迷于玩樂，然後趁機安安穩穩地看臣子的表現如何。等到他弄清楚了誰是可造之材、誰是不可靠的人之後，就當機立斷調整人事，從而鞏固了政權和國家的基石。庄王可謂一代英傑。
不畏浮雲遮望眼
我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有兩句著名詩句：“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意思是說，隻有站得高，才能不怕浮雲遮眼，看得清晰透徹。同樣，我們在識人問題上，也隻有站得高，才能不怕浮雲遮眼，看得清晰透徹。在識人問題上要想清晰透徹地發現、鑒別人才，必須升高一層觀察、思考。所謂升高一層觀察、思考，是指我們要站在較大的範圍、較高的層次來看問題和想問題。我們識人要站在前人的肩上來觀察、分析人。因為前人在識人問題上，已經為人們總結了許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經驗和方法。隻有以前人識人的智慧、經驗和方法為基礎，吸取其識人的精華，才能在更高的層次上去識別時代所需要的人才。
我們在識人的問題上，不僅要站在前人的肩上，從歷史的角度來識別人才，而且要站在時代的高度來識別人才。從當今所處的信息時代來識別當今時代各行各業所需要的人才。
歷史在前進，時代在發展，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識別人才。在識別人才時，既要立足當前，又要著眼未來。站在時代發展的高度來識別當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各類人才，以滿足當前的需要；同時又要考慮到未來對人才的需求，識別跨世紀所需要的人才。
我們說識人時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就是指不僅要站在中國看世界，而且要站在世界看中國。對古今中外關于識人的豐富知識和方法要充分地利用來為今天識人而服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站在較高的一層，來看較低的一層，有助于克服“固步自封”，或者“夜郎自大”，從而更準確及時地發現和識別有真才實學的人。在識人時，我們主張升高一層觀察、思考或比較，第一是站得高，看得遠；第二是居高臨下，看得清。看得遠就能高瞻遠矚，不會滿足于現有的能力，而會自覺追求更高的目標；看得清就會有自知之明，不斷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永遠謙虛好學，自強不息。這樣，就會對識人問題產生新概念，新方法，就會突破原有的識人的習慣領域，使自己有所創新，有所前進。
識人察人別具慧眼
古人雲：“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幹者。”這是《呂氏春秋·疑似》篇中的一句名言佳句，其意思是：琢玉的匠人最擔憂的是像玉一樣的石頭；相劍的人最擔憂的是有像吳幹那樣的劣劍。這兩句話常被用來比喻忠奸相混，賢愚相雜，不易識別。所謂“大奸若忠”，就是疑似。玉人即琢玉的匠人。然而，“玉石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意思是說，玉和石的樣子相像，隻有技藝精良的人，才能識別出來。如果從識人角度來說，是講隻有遠見卓識的人，才能從平庸的人中發現人才。
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在人才未識之前，如“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即好玉沒剖出來時與瓦石相混在一起，如同一類；千裏馬沒有奔跑時，與跑不快的馬雜混在一起，分不出好壞一樣，更需要良工巧匠那樣的賢才，才能識別出賢才與不肖之才，有用之才與無用之才來。
假如“買玉不論美惡，必無良寶矣；士不論賢良，則無士矣”。這就更說明買玉不識別好壞，必然沒有珍寶；選擇人才不進行識別，不論是否賢良，就沒有賢才。既然識別人才是如此重要，我們就需要有識賢的賢才。如果沒有識賢的賢才，那種“山中荊璞誰知玉，海底驪龍不見珠”的局面和現象是不會自動消失的。一旦有了賢才，“瞻山識璞，臨川知珠”的奇跡就會出現。
也就是說，賢者即有慧眼者能遠看山崖，就可以看出山上有璞；面對河川，就可知水中有珠。換言之，這裏是指善識人者能于眾人之中發現賢能，有慧眼者能識奇才于未露頭角之時。英國科學家戴維，在法拉第是一個印刷廠學徒時就慧眼識才，支持引導法拉第走上科學的道路，唐代詩人顧況提攜白居易于未名時，這些人都受到後人的敬重。
識人不易，識賢才更不易，隻有獨具慧眼的人才能識人才。在古今中外識人史上，別具慧眼的人才也數不勝數。
達爾文讀的是劍橋神學院，神學成績不佳。很多人認為達爾文隻知道飛雞鬥狗，智力遠在普通人以下，是個平庸者，但是植物學教授漢羅卻看出達爾文有著特殊的才能。是他特別器重達爾文的觀察力和喜歡獨立思考的治學品質，並力保他隨貝格爾艦進行環球科學考察，從而使一個“平庸”者，成為舉世矚目的科學家。
在中國歷史上，別具慧眼的人也大有人在。晉代的皇甫謐親自為無名青年左思所寫的《三都賦》作序，使之名噪洛陽。唐代詩人顧況提攜白居易于未顯時；魯迅舉薦了肖紅、肖軍、柔石、葉紫；章靳以、巴金發現了曹禺的過人才華；趙樹理對陳登科一篇錯別字連篇的稿子格外器重，從中發現了作者未經雕琢的傑出文學才能；徐悲鴻睿目識寶，從一個國畫展鑒會上發現了齊白石，使他60歲走出茅廬，稱雄畫壇。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
古人說：“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意思說，得到十匹好馬，不如得到一個伯樂；得到十把寶劍，不如得到一個歐冶。這兩句話把得馬、得劍和得人比較，指出了得人的重要。說明伯樂、歐冶的識才和自身賢良的重要性。伯樂，即孫陽，古之相馬者，春秋時秦穆公之臣。歐冶，即春秋時期善鑄劍者，相傳曾為越王鑄過魚腸、諶盧、巨闕、勝邪、純鈞五支寶劍。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原因就在于：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也就是說，隻有當世上有了識別馬的伯樂，然後千裏馬才能被發現。如果沒有伯樂的出現，千裏馬就不會被發現。“飛黃伯樂不世出，四顧驤首空長嘶。”
實際上，“世上豈無千裏馬，人間難得九方皋。”世上難道真的沒有千裏馬嗎？不過是缺少九方皋那樣的善于相馬的人罷了。也就是說，世上人才到處都有，隻是識才之才難遇。所以，有人提出“華章藻蔚，非朦腴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這就指出了識別人才的人需要有良好的貭素。
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就是說，千裏馬是一直都存在著的，但是伯樂卻不是任何時候都有的。沒有伯樂，千裏馬雖然存在著卻不被世人所發現，一旦有了伯樂，一直存在著的千裏馬才被人發現。可見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意指有了識才之人才會涌現出無數的人才，能識別人才的人，比人才更難能可貴。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還在于“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人生機遇貴相知，孰謂世間無伯樂”。識人知人需要能識千裏馬那樣的伯樂，而對于伯樂這樣的人才，世上任何時候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問題在于患不識伯樂。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是唐代韓愈的名言佳句。其意思是指世上有識別馬的伯樂，然後千裏馬才被發現。千裏馬是一直都存在著的，但是伯樂不是任何時候都有的。
韓愈在《雜說》篇中對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的結論作過這樣的論述，他說，“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于奴隸人之手，馬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裏稱也。”意思是說，雖然有千裏馬，但是由于缺乏伯樂式人才，千裏馬也隻能辱沒在不識馬的人手裏，和普通馬一樣，死在馬廄裏，而沒有被認作千裏馬。這裏說明了知人是很重要的，沒有知人的伯樂，千裏馬也就難以發揮作用。屈原以駿馬自喻，感嘆無人了解他，“伯樂既沒，驥焉程兮！”即伯樂死後，還有誰能識別駿馬呢？蘇軾在《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君舉進士不得》中也指出：“回看世上無伯樂，卻道鹽車勝月題。”意思是說，世上沒有伯樂，明明人才不得其用卻反說用得很好。《國策·楚策四》說：有千裏馬拉鹽車上陡坡，拉到一半上不去，膝折腿抻。伯樂趕上，攀轅而哭，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蓋在千裏馬身上。後來就用以比喻有才而遭抑製，不得其用。
識賢須賢才
古人說，“唯聖賢知賢，聖賢唯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這就是說，隻有賢德的人才能了解賢德的人，聖明的人才能了解聖明的人，平庸之人哪裏能夠了解傑出人物呢？從識人角度來講，不無道理。
“終是君子才，還思君子識。”賢明的人才，終究要賢明的人去發現。平凡的人，難以發現傑出的人才。因為歷史經驗也反映證明：“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正因為傑出的人物，鄙俗的人是不能發現的，所以能夠擔任起識別人才的人，自身必是非同凡響的人。
我們也常說，俗眼不識神仙，也是指普通世俗的眼光不能認識非凡的人物。非凡的人之所以能識非凡的人，就在于“視之明也，鑒于賢，不在見于蚊”。
識賢須賢才，這是識才的一條基本經驗。“得賢則昌，失賢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這就是說，得到賢人，國家就會昌盛；失掉賢人，國家就會衰亡。從古到今，沒有不是這樣的。而得賢需要識賢的賢才才行。《戰國策》記載的淳于髡薦賢的一段歷史就說明了這一點。
《戰國策》記載：淳于髡在一天之內向齊宣王推薦了七名賢士。宣王覺得很奇怪，問他：“我聽說人才難得。千裏之內，能選擇一個賢士就是相當多的了；百年之中，出現一個聖人就是很難的了，你怎麽能一天之內可以為我推薦七個賢士呢？看來賢士真是太多了。”
淳于髡說：“不能這麽說。你看，同類的鳥兒總是集在一起；同類的野獸，也是一道行走。比如說要尋找柴胡、桔梗這些草葯吧，你若是到窪地去找，一輩子也找不到；可是如果到澤泰山、梁父山北面去找呢，那就可以車載而歸。天下的東西，都是同類相聚的，人也是這樣。我淳于髡總算是一位賢士吧？你讓我去挑選賢士，正像到河邊汲水，用火石取火一般容易。我準備再推薦一批賢士給大王哩！何止這七個呢？”
在國外，識賢靠賢才的例子也屢見不鮮。歷史上達蘭貝看到18歲的拉普拉斯一篇力學論文就敢于推薦他擔當教授。
在著名希臘文、數學和天文教授巴羅的賞識、薦舉下，26歲的牛頓就當了數學教授。美國詩人惠特曼未成名時自費出版《草葉集》詩集，被有的評論家辱罵惠特曼是“不懂得藝術，就像巴羅不懂得數學一樣”，詩人愛默生看到後立刻親自寫信給惠特曼，並給予很高的評價，《草葉集》再版時，附上了愛默生的信，從而使這本詩集蜚聲詩壇。
慧眼識良才，識賢須賢才，從漢文帝見周亞夫治軍有法而贊其真將也能看出這一點。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記載：匈奴大肆入侵邊境，漢文帝便任劉禮為將軍，駐軍壩上；任徐歷為將軍，駐軍棘門；任周亞夫（絳侯周勃之子）為將軍，駐軍于細柳，以抵御匈奴。文帝親自前往慰勞軍隊。到壩上和棘門軍營，文帝車駕長驅直入，將軍們都下馬相迎。來到細柳軍營，將士身披鎧甲，持鋒銳兵器，拉滿了弓箭，戒備極其森嚴。文帝車駕不得入。生行官上前說：“天子且至！”
守衛軍門的都尉說：“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不久，文帝駕到，所以也不得入。于是，文帝派使持節告知周亞夫：“吾欲入勞軍。”亞夫才傳令開壁門。守衛壁門的將士對隨文帝來的從屬說：“將軍曰，軍中不得馳馬也。”文帝便鞍轡慢行。到中軍營帳，將軍亞夫手持兵器拱手行禮說：”介胄之士萬年平，請以軍禮見。”
文帝臉色變得嚴肅，身靠車前橫木以示敬意，使人稱謝說：“皇帝敬勞將軍。”勞軍儀式結束，文帝離去。即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說：“嗟呼，此真將軍矣！曩者壩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邪！”贊揚久之。過了一個月，因匈奴退，三處駐軍皆撤。文帝因見亞夫治軍有法，便升任為中尉，負責保衛京師。
文帝從勞軍中，看見兩種不同的軍營：在壩上、棘門兩軍營，將士軍隊迎送，皇帝車駕長驅直入，是沒有紀律、沒有設防的軍營。可是，文帝一到細柳軍營，將軍在中軍營帳，將士手持兵器不離崗位，戒備森嚴，軍紀嚴明，將軍下令，皇帝才得入軍門。車駕不能亂動，皇帝也要遵紀按轡慢行。如遇見昏庸帝王，將認為大不敬，會招致殺身之禍。幸好文帝是個賢明皇帝，他不隻不怪，反而改容向將軍亞夫致敬。他將所慰勞的兩種不同的軍營進行對比，認為壩上、棘門治軍如此，是“兒戲”，而細柳軍營敵人是不能侵犯的。文帝見亞夫治軍如此有法，贊為“真將軍”，認為他是可以托以軍事重任的，不隻給予保衛京師的重任，當他臨危時，叮囑太子劉啓說：“即有緩急，周亞夫直可任將兵。”文帝死，劉啓繼位，是為景帝，任亞夫為車騎將軍，漢景帝三年（154），吳楚七國叛亂，景帝遵父囑，升亞夫為太尉，命他率兵鎮壓，終于平定叛亂。
文帝從軍紀嚴明，治軍有法中發現周亞夫這個“真將軍”，可說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明君。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舉賢薦才是擺在各級領導者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要完成好這項任務，首要的前提，是薦賢者本身要具備知賢的學識和薦賢的美德：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話是很有道理的。有真知灼見的領導者能夠不失良機地發現和推薦出優秀人才；而目光短淺，不學無術的領導者，所使用的往往是平庸之輩。在部隊中，有些有真才實學的軍事人才，由于不為領導者所識而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有些有一技之長者，由于領導者用非所長而被埋沒。由此可見，能否做到人盡其用、才盡其用，領導者是否善于舉賢薦才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領導者要當一個合格的薦賢者，成為新時期的“伯樂”和“鮑叔牙”，首要的問題是努力破除在人才的識別和選拔上的落後意識和各種偏見，樹立新時期的用人觀念。
目前，在識別和選拔人才問題上，新的人才觀念正在形成和普及，但是與軍隊現代化建設迅速發展的情勢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仍然存在不少片面認識和錯誤傾向，存在著壓抑人才、用人不當的現象，使人才的開發和利用受到阻礙，特別是在人才的識別和選擇方面，還未真正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那麽當前束縛我們觀念更新的主要思想障礙是什麽？
一是“左”的思想的影響，這是在人才隊伍建設上實施改革創新的主要障礙。比如在人才使用上的“鐵飯碗”觀念，在人才待遇上的平均主義等，都是以“左”的思想形式表現出來的。
二是“舊”的傳統觀念，在黨和軍隊的歷史上形成了許許多多被世人稱道的傳統觀念，但是也應當承認，有的傳統觀念在過去曾是積極進步的，而今天，由于時過境遷，卻已經陳舊過時了。
三是知識面“窄”。就是我們識別和選拔人才的眼界不開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狹隘落後，不適應“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要求。
古人說：“賢者知賢，能者知能”，在今天來講，仍是有現實意義的，願我們今天的識人者能早日成為賢者，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現和推薦更多更好的賢才。
人之善惡醜美
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假惡醜與真善美總是並存的。如果一個人獲得了幸福、健康、才能、財富、快樂、權勢等一切，但放棄了對真、善、美的追求，那麽他就會墮落成動物。所以，我們識人時也必須識人的真、善、美。真、善、美是十分相近的品質。凡是美的都是和諧的和比例合度的，凡是和諧的和比例合度的就是真的，凡是既美而又真的也就在結果上是愉快、和善的。愛因斯坦說過，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人體美，是萬美的薈萃。再沒有比人類形體更美的了。人體美在于四肢五官端正勻稱，再加上鮮明的色澤。人的美麗可愛，不僅僅是由于他的容貌，還決定于他的精神面貌。一個品質高尚的人，永遠是年輕和美麗的。身體的美，若不與聰明才智相結合，是某種動物性的東西。心靈美比形體美更為珍貴，我們應該學會把心靈的美看得比形體的美更為珍貴。論起美來，狀貌之美勝于顏色之美，而適宜並優雅的動作之美又勝于狀貌之美。同樣，一個打扮並不華貴，卻端庄、嚴肅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肅然起敬的。一個真正有美的心靈的人總是有所作為，而且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我們識人就是要對實實在在的人進行考察，看其有無真、善、美的品質。例如，在科學界，最動人的篇章莫過于達爾文與華萊士的友誼。達爾文在環球考察結束之後，投入了寫作《物種起源》的緊張工作。正當他寫到第十章的時候，收到遠在馬來群島華萊士的一篇論文。論文不謀而合地提出了“自然選擇”的觀點，這不能不使達爾文大為驚異。可是這時，達爾文想到的並不是對方可能捷足先登，成為進化論的創始人，而是滿懷驚喜，希望優先發表華萊士的論文。後經一些學者的勸告，他才決定同時發表論文。識人就是要識那些真、善、美統一的人。
俗話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可是自古以來，就有人相信，相貌跟才能有關系，甚至跟命運有關系。鼻直口方，兩耳垂肩，是帝王之相；倒眉豆眼，尖嘴猴腮，是鼠輩之相。唐代考選官員有明確的規定，考試之外，還要看應選者的身相口齒。當然，那主要還是出于朝廷官員形象的考慮，就像今天秘書、公關人員要求有漂亮的外表、優雅的風度一樣。至于科試錄取以貌定名，這就有點牛頭不對馬嘴了。在明代科舉史上，有幾個皇帝以貌取人。始作俑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查繼佐的《罪惟錄》記載：洪武四年（1371），明朝舉行開國後的第一次科舉考試。本來擬定郭種為狀元，可是朱元璋覺得此人貌不驚人，不足以顯示大明帝國的新興氣象，于是將氣宇軒昂、相貌堂堂的吳伯宗點為狀元。有其父必有其子，明惠帝朱允炆登基第二年，也就是建文二年（1400），殿試原擬王艮為第一名，明惠帝聽大臣描述了王艮的長相，嫌王艮形象不佳，改為第二。誰來做狀元呢？閱卷大臣意見不一。一部分人主張定胡廣，一部分人主張定湯溥，誰也說服不了誰，隻好請皇帝定奪。惠帝命令宣胡廣、湯溥上殿，他要親自看看再定。胡廣接到聖旨，立即前往；他長得廣雅秀氣，一表人才，惠帝一看即中，就定他為狀元。不過惠帝覺得他名字不太好，“胡”通常指北方那些襲擾中原的少數民族敵對國，“蠻胡”怎麽能讓它擴張廣大呢。惠帝讓胡廣改名為胡靖，“靖”有安定、肅清的意思。湯溥本來長相也不差，可惜他動作遲緩了些，胡廣先他上殿，湯溥隻能痛失狀元桂冠。
前人創式，後人效尤，以貌取狀元就形成了習慣。陸容的《菽園雜記》裏說，正統元年（1436），明英宗朱祁鎮第一次臨朝試進士，大學士楊士奇主持閱卷。初定浙江的周旋為狀元，名單剛宣讀，就有人發問，周旋相貌如何；在場的幾位浙江籍官員連忙插話，說這個人身體修長，皮膚白皙，算得上浙江的美男子，大臣們一聽，那還有什麽好說，又有文才，又有扮相，于是奏報皇上。御旨批準，周旋定為狀元。等到傳臚唱名，官員們大吃一驚，站出來的周旋不僅談不上漂亮，而且相當醜陋，浙江籍的眾位官員面面相覷，不知怎麽回事。原來浙江應試的還有一個周碹。周旋是溫州人，周碹是淳安人。“旋”和“碹”，浙江人聽來音差不多，浙江籍官員把周碹當做了周旋，造成了誤會。生米煮成了熟飯，狀元已經宣布出去了，也不好變更，周旋幸運地保住了狀元頭銜。
英宗有了第一次的經歷，第二次就謹慎了。正統四年（1439）殿試，大臣奏報名次，定張和為第一名。英宗不放心，特地派貼身太監去實地觀察一下長相。太監偷偷到張和的住處看了看，回來報告說張和的一隻眼睛有毛病。英宗提筆一下將張和降至二甲第一（總第四名）。可憐張和爹媽沒有給他一副好臉相，套到頭上的狀元帽又飛了。最後經過太監相面，取施勵為狀元。
讓皇帝操心中魁狀元的臉相，總不是個事。後來，殿試初定名次後，幹脆就讓新進士們都到內閣來唱一次名，看了長相再最後確定狀元。陸粲的《庚巳編》記錄了一件趣事：成化十四年（1478）殿試，大學士萬安主持閱卷。開始大臣們看了一天卷，找不出一份十分稱意的卷子。萬安左翻右翻，覺得江西泰和人曾彥的卷子比較出色。大家經過反復比較，覺得萬安有眼光。當天晚上，入選新進士唱名。喊到曾彥時，萬安特意留神觀察了一下。曾彥身材偉岸，面目英俊，氣度不凡。萬安暗暗高興，一唱完名，就興奮地對同僚們說，狀元可以確定了。大家也一致同意萬安的意見。憲宗問明情況，批準了萬安所定名次。傳臚唱名的那天，應聲站出來的狀元曾彥，皺紋滿臉，髭須滿腮，分明是個六旬老漢，毫無儒雅之氣，萬安和大臣們大吃一驚。典禮結束，他們急忙找出曾彥的卷子看，怎麽文章也覺得非常平庸。一夜之間有這麽大的變化，是大臣們眼睛有毛病，還是曾彥有神明相助，施了障眼法。其實，哪有神明相助，隻不過是萬安和大臣們老眼昏花而已！這一年取錄進士350人，平常人也會看花眼，更何況萬安是個60歲的老頭呢。
郭種、王艮、張和都是不幸的，周旋、曾彥則是萬幸。和他們比較起來，豐熙的命是不幸之中的萬幸。明弘治十二年（1499），殿試結束後，明孝宗朱祜樘親自閱卷。看到浙江寧波人豐熙的對策，十分贊賞，定為第一。孝宗派人打聽豐熙的相貌，回報說豐熙的腳有毛病。祖宗之法不可改，隻得易人。于是，孝宗心生一法以作宗補，定豐熙為一甲第二，賞賜同狀元。豐熙也就成了身著狀元袍的假狀元。
人之長短
“天生我才必有用”。一般來說，每個人都有其所長，有其所短，如能發掘人之長處，則能發現更多的人才；如不見人之所長，隻尋人之所短，將認為人才缺少甚至無才。因此隻視人之所短，則不知才；能發現人之所長，則人才來源不絕。
而能否發現人之所長，使眾多人才涌現，用人者必須拋棄論資排輩的成見，排除個人的愛憎，眼睛不隻是向上，主要是要向下，不拘一格選人才，能如此，則不會因“一葉障目”，人才在身邊而如視不見，眾多的人才將會脫穎而出。不拘一格選人才，這既是知人用人的準則之一，也是事業能否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戰國策·齊策三》記載：孟嘗君有個門客，因不喜歡他，擬趕他走。魯仲連對孟嘗君說：“猿獼猴錯（離）木（樹）據（居）水，則不如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三尺之劍，而操銚（大鋤）耨（鋤草具）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民。故物合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抽則罷，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外，而來害相復（報復）者，豈非世之立教首（重要教訓）也哉！”孟嘗君說：“善！”才沒有趕走那位門客。
孟嘗君曾任齊相多年，其門下食客三千人，以養士著稱。魯仲連是齊高士，有卓識奇謀，常遊說各國，排解糾紛。孟嘗君最尊敬魯仲連，通過兩人的談話，可見兩人對人才看法的不同在于：孟嘗君派人幹的事沒有做好，便認為他無能；教人的事不會，就認為他笨拙，要將他趕走。魯仲連則認為事物合其長而取其短，即使是聖王唐堯也不能把事情辦好。這說明魯仲連是主張用人要棄其所短用其所長。孟嘗君與魯仲連這種認識上的分歧，實是反映了兩種知人用人的不同觀點。
魯仲連所談的是如何正確用人的問題，即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才能知人用人，充分發揮人的才能，這樣就能團結更多的人為己所用。如果是棄其所長而用其所短，這就不可能知人，必然認為其人無用笨拙而不用，如此則無可用之人，從而孤立自己，增加了仇敵。歷史上得人失人，都與用人所長或用人所短有關。這確是個重要的經驗教訓。
由于孟嘗君採納了魯仲連的意見，糾正用人所短的做法，懂得用人之所長，其食客三千有各種各樣的人才為之所用。識人堅持量才適用的原則，要註意用人之長，避人之短。每個人才的具體情況往往不同，有的是通才，有的是多才，有的是專才；有的少年得志，有的大器晚成，等等。但是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每個人才的長處與短處卻是客觀存在的。“一個人的長處裏同時也包括某些缺點，短處裏同時也含著某些優點。”例如，有的人才很有魄力，敢想敢幹，但考慮問題往往不夠周密，顯得不夠穩重；有的人才處事穩重，深思熟慮，卻往往又失之魄力不足；有的人才原則性強，但工作方法卻可能欠靈活，等等。正像吳玉章同志在一段自我總結中所分析的那樣：“我覺得我有優點，但同時又有缺點。如我忠誠坦白，因此常缺乏警惕性，易受人欺；有恆心毅力，但因此做事遲緩，不敏捷；志趣遠大，但又好大而不顧實力，常常不能完成計畫；……”這種現象在我們人才隊伍中較為普遍。所以我們要用辯證的觀點來看待一個人才的長處和短處，在看到一個人才的短處的時候，需要再分析一下，與短處聯系的會有些什麽長處，在看到他的長處的時候，也要分析一下，與長處聯系的還可能有什麽短處，在某種情況下，揚長能夠避短，避短必須揚長，揚長了也就避短了。揚長與避短之間不是孤立的或平行的，而是交叉融合在一起的。使用人才，不要把著眼點放在“全才”上，而應當放在揚其所長上；實事求是地取長避短，先看長處，多採長處，使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發揮長處，施展才幹。
人才，不是全知全能的完人，但各有特點和所長。有的善于做軍事工作，有的善于做政治工作；有的精通某種專業，有的具備多方面的才幹；有的懂專業但缺少組織領導能力，有的則二者兼而有之；有的適合當主官，有的適合做副職；有的長于帶兵，有的則做機關工作更能發揮作用，等等。領導者的責任，就是按照他們這些不同的長處和特點，量才使用。為各類人才提供最能充分施展才能的機會和條件，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堅持量才使用的原則，首先是要正確處理好按需使用和量才使用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歷來主張人才使用要“按照才幹，按照需要，同時兼顧。量才為主，應急也不可免”。提拔人才要“堅持人、事兩宜的原則，用人得當，適得其所”。就是說，合理地使用人才，要從事業和工作的需要出發，同時又盡可能地照顧到個人的志趣和專長，使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這裏，事業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個人的才幹和特長，應當服從于事業的需要並為事業服務，不能離開黨和軍隊建設的需要而過分強調照顧個人的才幹和特長。在實際生活中常常有這樣一些情況：在一些德才貭素大致相當的幹部中，有的人因本單位工作需要而提拔了，有的人卻因暫無這種需要仍要做一般的工作；有的人走上關鍵崗位，有的人則為了培養傳人而要騰出位子；有的人雖有某種特長，但為了服從大局，則需要轉行；有的人雖缺乏某方面的才幹，因職責的需要卻要從頭學起，等等。所有這些，如果單從發揮人才的某種才幹、長處著眼，似乎是不好理解的。但是，如果放眼于整個事業發展的需要，卻並不難理解，而且還會自覺地這樣去做。也就是說，當發揮個人長處與服從革命需要之間發生了矛盾，應該在服從需要的前提下再考慮個人特長的發揮。那種隻看重發揮個人特長，不顧及整體利益和客觀可能的態度，是黨的人才政策和組織紀律所不允許的。
放大眼光了解人
放大眼光了解人，這是識人學中一條基本定律，是人類自古至今對識人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上的升華。無論任何時代，要想從眾多的人群中發現人才，識別人才，必然放大眼光了解人。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更應該重視放大眼光了解人，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社會發展選拔一批又一批的傑出人才。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放大眼光了解人的事例屢見不鮮。1938年9月，陳雲同志在題為“幹部政策”的報告中，就曾提出“放大眼光來了解人”幾個字。了解人是選拔人的前提。可是，我們一些同志缺少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眼光——視野太窄，或者隻看到機關，看不到戰線；或者隻看到眼皮底下的幾個熟人，看不到默默無聞、埋頭苦幹的同志；或者隻看到黨政幹部，看不到技術幹部……選才眼光覆蓋面積太小，選來選去就是那麽幾個人；隻有擴大眼光，才能見前所未見，聞前所未聞，把真正有才學“而才美不外現”的同志，從最不為人註意的地方選拔出來。
在眼光狹隘的人才選拔者中，有一種人專門把眼光放在“親”字上，或者“親信”，或者“親戚”，或是“親近”。在現實生活中，有人常常挑選所謂熟人、朋友、同鄉、對個人忠實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慮他們在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稱職。在狹隘的眼光者那裏，還常常會出現矮子裏拔將軍的現象，這是難以使賢才得以重用的。
歷史的經驗值得註意：被劉邦打敗、自刎烏江的楚霸王項羽，就是一個任人唯親，看不到其他有才能者或看到也不予選用的人，結果落得個樹倒猢猻散的下場。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記載了這段史實：“陳平曰：‘項王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盡不知人，有蔽之者也。”意思是說，也不是項羽看不見可選用的人才，而是他旁邊的人蒙蔽了他。
選用人才，非親不用，其他賢才一律視而不見，歷來為一些有見識的人所反對。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臣聞用人才，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含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眾，取之以公。公日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用，皆眾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發之私于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遣賢曠官之足病哉？”
司馬光講的“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的道理，就是“放大眼光”的意思，但是，在他那個時代，隻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今天，我們處在世紀之交的開放時代，我們不僅有了“放開眼光”的必要，而且有了“放開眼光”的可能。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公開選拔人才，我們應當放眼看世界，擴大視野，在五湖四海的範圍內識別人才，了解人才。
識人貴在放大眼光了解人，而要真正做到放大眼光了解人，必須樹立和提高思想境界，克服在識人用人上的短期行為。
毛澤東同志曾教誨人們要樹立“美好的理想境界”。人們也常說：“××思想境界高”。可見境界是有美醜、高低之分的。
我國著名的哲學家、美學家、詩人宗白華于1943年在論述境界時就曾對境界問題有精到的見解。他認為：“人與世界接觸，因關系的層次不同，可有五種境界：（1）為滿足生理的物質需要，而有功利境界；（2）因人群共存互愛關系，而有倫理境界；（3）因人群組合互製的關系，而有政治境界；（4）因窮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學術境界；（5）因欲返本歸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而于後兩者之間，以宇宙人生的具體為對象，借以窺見自我的最深心靈反映，這就是“藝術境界”。宗白華在此文中還說，“功利境界主于利，倫理境界主于愛，政治境界主于權，學術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藝術境界主于美”。
《漢語詞典》中說：境界是事物所達到的程度或表現的情況，那麽領導境界就是指領導者通過一定的方式實現領導的程度和情景了。
《老子》十七章有雲：“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其意思是說，最好的世代的最好的統御者，人民民眾不感到有池的存在；其次，人民民眾親近和贊美他；再其次，人民民眾畏懼他；更其次，人民民眾輕侮他，老子在這裏說的統治或領導優劣的四個層次，也就是四種境界，四種類型。老子所以推崇第一種境界，用他在同一章裏的話來說，就在于其“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這就是說，領導者悠悠然不輕易發號施令。事情辦成功了，老百姓都說，“這是我們自己這樣做的”。美國著名學者哈林·克裏夫蘭在其所著《未來的行政首腦》一書的英文版的扉頁上引用了老子的這段話，並在其《中譯本序》中贊揚說：“老子關于領導人的座右銘，二千五百年以來，仍未有出其右者。成功的領導藝術的標志是：當事成之後，被領導者均認為事情是我們自己做的。”這是領導與被領導交變“同一”的結果。領導行為不僅力求合乎事物的客觀規律，而且更重要的還在于順乎民心，合乎民意，與民眾的意願完全吻合，這樣被領導者就感覺不到有外來的強製力量，而自由自在地做其所欲做，為其所樂為。于是，領導者對他們來說，自然也就“不知有之”了。雖然老子的構想有著濃重的“烏托邦”色彩，但這仍不失為極高的領導境界，其合理的核心仍閃爍著理想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