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包括社會關係的和諧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兩個方面，但主要是指社會關係的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包括建設的目標、任務和構想，又包括相應的執政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所指的“社會”，應是一個具體的發展領域，與經濟、政治、文化相併列。“和諧社會”包括社會關係的和諧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兩個方面，但主要是指社會關係的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包括建設的目標、任務和構想，又包括相應的執政黨的執政能力、社會治理方略和社會運行機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活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針對這些情況提出來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和奮鬥目標，適應了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的客觀要求，體現了廣大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我們一定要充分認識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把握好和諧社會建設的著力點。
和諧社會，即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用社會運行論的術語來說，就是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社會。社會學不是別的，在我看來，就是研究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性具體科學。對當代中國社會來說，和諧社會就是經濟和社會、城市和鄉村、東中西部不同區域、人和自然、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這些關係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的社會。從這一視角看，我們也可以說，社會學是研究社會和諧或和諧社會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性具體科學。這是從正向說的。從反向來說，社會學則是研究如何減少不和諧因素，把不和諧因素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和限度之內的學問。
從社會互構論的角度看，和諧社會意味著多元社會主體——個人、集體(群體、組織、階層、階級等)、社會，以及作為整體社會的代表——國家，經由行動意義效應的互構過程，在認同和共識的基礎上，形成的相對穩定持久的行動協同。換言之，和諧社會是社會主體間行動關聯及其模式化結構的最佳狀態，這種狀態是以社會與自然的和諧關係為基本前提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指明了和諧社會的制度性結構性質和價值取向，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新型現代性理論的一種富於創意的表達。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也有其特定的時代含義，它已不同於傳統社會中那種原生性、自發性的和諧秩序。這是因為，現代性完全改變了個人、社會和自然及其相互關係。社會掙脫了自然生長、緩慢進化的韁繩，在跌絆震盪之中向未來疾馳。原生性、自發性的和諧秩序不復存在。現代社會世界面對著種種悖謬：困境與希望同在、風險與機遇共生、毀滅與創造相互輪迴。顯然，對於現代社會而言，和諧的意涵遠遠超越了傳統的范域。應該說，社會和諧是現代性過程所凸顯出來的問題，是在現代社會越來越成為焦點、越來越迫切需要解決的時代性課題。
一、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在思想上樹立幾個深層理念
第一，雙贏互利的理念
為什么要樹立雙贏互利的理念，因為貫穿和諧社會的理念就是雙贏互利的觀念。和諧社會，也可以通俗地說，就是雙贏互利的社會。具體說來，也就是使構成我們社會的各方、參與我們社會發展的各方，例如，我們的城市和鄉村、東中西部不同區域、經濟和社會、人和自然、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參與發展的各方，都能獲得雙贏互利，而不是通過犧牲一方來使另一方得益獲利。雙贏互利，這是和諧社會的要旨，同樣也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持續的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旨;通過犧牲一方來使另一方得益獲利，則是與和諧社會背道而馳的，是不可能達到社會和諧的，同樣它也是社會發展問題上“零和遊戲”，是片面的、不協調的、不可持續發展舊式發展觀的集中體現。
如果更深入一點，我們還可以發現，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所包含的雙贏互利的深層理念，符合現代性從舊式到新型的世界潮流和發展趨勢[2]。
所謂舊式現代性就是那種以征服自然、控制資源為中心，社會與自然不諧調，個人與社會不和諧，自然和社會付出雙重代價的現代性。上世紀與本世紀的轉折期間，全球社會生活景觀呈現出重大轉折的種種跡象：人類對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綠色懲罰”;人慾的激發和資源的匱乏所引發的對資源控制權力的爭奪，導致了價值尺度的扭曲、倫理準則的變形。於是人類“向地球發動的戰爭”變成了人類“走向自我毀滅的戰爭”[3]。舊式現代性已經進入明顯的危機時期。
所謂新型現代性，是指那種以人為本，人和自然雙盛、人和社會雙贏，兩者關係協調和諧，並把自然代價和社會代價減少到最低限度的現代性。當代國際社會的一系列巨變，進一步推動了對舊式現代性的質疑、批判和反省。人們越來越省悟到，人類對自然的擄掠和人類的自相奴役，是與人類的自我解放不相容的;現代性就其實質和目的而言，不是科學技術的解放而是人類自身的解放，科學技術作為一種巨大的生產力，是實現人類解放的必要手段;科學技術之所以在現代性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應當取決於它能夠服務於人的完善、社會的進步和人類解放目標的實現，否則，它的任何成就都是可疑的。這樣，在世界，在中國，探索新型現代性便成為一種勢在必行的世界潮流和趨向。
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任務的提出以及它所包含的雙贏互利的理念，不僅符合符合現代性在當代進展的趨勢，而且也是對我國優秀文化傳統中精華的東西的繼承和弘揚。中國有著世界上最為豐富的文化學術遺產，其中關於“和諧”、“和合”的思想同樣十分豐富。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先生在上世紀90年代曾經講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兩個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倫和諧;二是天人協調。人倫和諧是說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天人協調是說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的關係。[4] 著名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立文還出版專著，論述“和合學”。
總之，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任務的提出以及它所包含的雙贏互利的理念，說明執政黨對新型現代性的日益自覺。
第二，“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的理念
迄今人們看到的每一個社會進步，都是伴隨著社會代價的。純粹的進步、理想狀態的進步，在現實社會中是不存在的。世界上找不到沒有社會代價的社會進步。也許這是黑格爾的名言佳句“歷史是惡”的含義之一吧!現代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取得社會進步，同時又不斷付出社會代價的歷史。據此，社會學，得出了自己學科的深層理念：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這裡，增促社會進步，就是增加和促進社會的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以及社會成員個人的全面發展;減縮社會代價，就是指社會代價儘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們可以研究如何把代價減少到最低限度、縮小到最小範圍的途徑和辦法。
我國社會正處在由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化社會快速轉型的過程中。快速轉型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社會最佳化與社會問題並生、社會進步和社會代價共存。20多年來，以社會轉型形式出現的社會巨大變化，不管是利益格局、社會關係、次級制度的變化，還是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會控制機制、社會承受能力等等的變化，都表明，一方面，上述各個社會領域都得到的不同程度的最佳化，另一方面，又引發了、出現了大量問題，有些問題還十分嚴重;一方面，20多年的進步和成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舉世矚目，全球公認，與此同時，也付出了種種代價，一些代價還非常沉重。特別是隨著人均gdp進入1000-3000美元時期，我國社會進入了不協調因素的活躍期和社會矛盾的多發期。這是世界各國同期歷史所表明的，也是任何一個治理國家治理社會的政黨所不得不面對的。中國也不能例外，它們也考驗著中國共產黨的智慧。
處在這樣一個時期，中國社會事實上有兩種前景。一種是活躍的不諧調因素和多發的社會矛盾，由於種種原因，得不到正確處理，導致衝突加劇，經濟停滯，社會動盪，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受損。這是一種黯淡的前景。國外已有先例。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一些主要國家如巴西，在上世紀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情況就是這樣。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編寫的《全球工業發展報告1996》稱這些國家是“失去的十年”。另一種是活躍的不諧調因素和多發的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在改革發展的同時，社會保持穩定、充滿生機，經濟快速發展，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綜合國力迅速提升。這是一種光明的前景。我們中國人值得自豪的是，由於鄧小平理論及其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在同期超過了初始條件比自己好的許多國家，爭取實現了光明的前景。《全球工業發展報告1996》稱中國的這個十年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大大受益”的十年。這種結果，令世界上許多開發中國家羨慕不已，讓海外的炎黃子孫振奮不已。
從新世紀開始的我國戰略機遇期，大體上與人均gdp進入1000-3000美元時期相一致。實踐已經表明，中國社會轉型兼具雙重使命，即從前現代性向現代性的轉變，和由舊式現代性向新型現代性的轉變。進入新世紀，後一轉變日益突出。在這一過程中多種因素同時並存、相互交織，形成了種種複雜的社會效應。隨著社會風險化和經濟全球化在世界範圍的擴展，中國社會中各種不和諧因素也進入了新的活躍期和多發期。各種新舊的不和諧因素頻頻展現在人們面前：由人為因素而加劇的自然災害、城鄉區隔、區域差距、貧富分化、失業、刑事犯罪、生產事故、勞資糾紛、族群衝突、新型傳染病、人口結構變化、高新技術衝擊、道德滑落、規範虛化、信任缺失、心理疾病、邪教、恐怖主義、生態危機、金融危機等等。我國社會仍然存在上述兩種前景、兩種可能性。這些問題要求我們現行的社會政策、政治體制、服務和管理系統做出新的回應。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也是執政黨對中國社會進入不和諧因素新的活躍期和多發期的新的回應。
既然從客觀上說，和諧社會的提出是以我們國家的社會最佳化與社會問題並生、社會進步和社會代價共存為背景的，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不斷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的過程，那么我們在主觀上必須自覺地樹立這樣的深層理念，並在行動上自覺地在促進社會進步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縮社會代價。
第三，現代治理的理念，特別是善治的理念[5]
任何和諧社會都不可能自動到來，它憑藉的只能是對社會治理，特別是善治的不斷嘗試和努力，而由國家力量和社會力量、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政府、社會組織與公民共同治理一個社會同樣是對現階段構建和諧社會所作出的最佳嘗試性選擇。
要了解現代治理的理念，特別是善治的理念，不能不回到當前國際國內社會科學中一個非常流行的概念“公共性”。近代由國家與社會相分離且社會分化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所引致的國家職能分解為統治和管理兩大職能。公共性問題再次得到彰顯。公共性在現代已經成為公共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制度經濟學等眾多學科研究的重大課題。公共性從其初始意義和其發展至今的當代涵義中都與和諧社會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
關於新型公共性的內容，有學者將之概括為五點：(一)作為一種描述現代政府活動基本性質與歸宿的重要分析工具的公共性。指政府作為人民權力的授予者和委託權力的執行者，應按照社會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從保證公民利益的基本點出發，制定與執行公共政策。(二)作為一種現代行政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包括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公共服務的精神四個方面。(三)作為價值理念的公共性。強調了政務公開和公民參與，強調公共部門運作要體現人民主權和政府行為合法性，克服追求私人利益和部門利益，強調政府行為的制度公正性。(四)作為一種公平與正義的公共性。這既作為一種價值倫理，又是對公共行政的要求。要求政府儘量回響公眾要求，負有社會責任感，讓公民有平等的參與權與機會，體現社會公平與正義。(五)作為一種理性與法的公共性。把公共性作為一種理性和道德，強調公共輿論的監督和批判作用。[6]我們認為公共性在現代社會的核心內容和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公共理性即“屬於秩序良好之憲政民主社會的一種構想。”[7]對公共事務的治理、公共服務，即用現代公共理念管理國家與社會則是公共性最重要的環節和它的核心內容在實踐中的體現，同時它也催生了一種能改變現代社會結構的領域，即不同於傳統公共權力領域的公共領域。
這種新型公共性，在政府和市場都失靈的領域，便承擔起另外一重角色。它在本質上屬於私人領域的市民社會中離析出一種公共領域。這種公共領域它可動員和汲取大量社會資源，處理各種公共事務和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與服務，促進社會公正與社會公平，在市場和政府都無法有效配置資源的地方承擔起有效的角色功能，並在制度創新和社會治道變革中起著基礎性作用。在市場與國家失靈的處所，都會潛伏一種不安定、不和諧因素，嚴重的可能導致社會動盪不居、惡性運行。若不出現一有效機制進行角色安排，建構和諧社會則是空中樓閣。新型公共性是建構和諧社會的重要調節手段和基礎保證。
公共性與和諧社會的最重要的內在聯繫則充分體現在公共性的核心內容公共事務的治理包括善治與和諧社會的關係之中。
治理“是統治方式的一種新發展，其中的公私部門之間以及公私部門各自的內部的界線均趨於模糊。治理的本質在於，它所偏重的統治機制並不依靠政府的權威或制裁。”[8]全球治理委員會給治理所下的定義是：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9]治理與統治的本質區別有三點：一是統治的主體只能是公共權力部門，其權威來源只能來自政府。而治理的主體可以是公共權力部門，也可以是私人部門，還可以是二者的合作，其權威來源依仗的主要並非是政府，而是合作主體之間的持續性互動;二是管理過程中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統治的權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單向度運作過程，而治理則是多元的、上下互動的過程，它通過合作、協調及對共同目標的確定等手段達致對公共事務的治理;三是統治遵循的是正式規則、制度與程式，而治理則以信任為基礎，遵循的是由主體間協商與同意的規則與程式。由此可見，治理較統治更適合於複雜性、多樣性與動態性的快速轉型期社會，那種多元的、上下互動的權力運作過程更利於和諧社會的構建。
“善治是世界銀行提出的最新口號，業已成為世界銀行向第三世界提供貸款政策的主導思想”。[10]善治的提法按辛西婭.休伊特.德.阿爾坎塔拉的說法是便於對許多國家的計畫和官僚機構進行改革更具技術性而較少政治色彩。[11]俞可平將善治界定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係，是兩者的最佳狀態。”。[12]他將善治視作為治理的理想狀態。接著他又將善治的基本要素概括為六點。[13]總之，“善治實質上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於民的過程”。[14]善治只是治理的一種狀態。
從上述公共治理的基本特徵中我們可以發現，公共治理是一種過程、一種模式，而這種過程與模式本身就是謀求建構和諧社會的嘗試與努力。善治，它幾乎就是當前所構劃的和諧社會的一體兩面，善治是和諧社會的治理過程，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條件與機制的最佳實施過程。
二、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具體研究和諧社會的條件和機制
具體說來，就必須從人際關係、資源配置、社會認同、社會結構，也即個人、群體、社會等方面來具體研究和諧社會的條件和機制。這裡只說一些要點。
第一，就人際關係方面看，要形成融洽和諧的人際環境，就要加速和諧社會的主體培育，這主要是通過人的社會化和人的個人化機制[15]，把我們的社會成員培養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通過不斷的繼續社會化，使社會成員能夠恰當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能夠以自己的辛勤合法有道地從社會獲取自己應得的一份，從而能夠各盡所能、各得其所;通過社會化和個人化的主要手段學習，把社會成員培養成一個不斷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人員，以適應現代學習型社會的要求。
第二，就資源配置方面看，這主要是通過社會階層體系這一社會激勵機制的的建立，在合理的社會差別的基礎上，激發社會的活力，把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儘可能公平地分配給社會成員;通過社會流動機制，使社會成員都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從較低的階層上升為較高的階層。所有這些，都使社會成員能夠多贏互利，使社會利益關係得到協調處理。
第三，就社會認同來說，它是社會團結和社會整合的思想心理基礎，必須處理好社會成員的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的關係，要特別重視文化認同、價值認同、目標認同、多元一體的民族認同等認同類型的作用，充分發揮它們的正功能，在當前，還要十分注意全球化和信息化對中國社會認同的正負兩方面的影響。必須說，一個社會認同有嚴重問題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和諧的社會。
第四，就社會結構方面看，合理的社會結構是社會和諧的基礎[16]。它以社會根源的形式決定著社會的穩定、和諧、協調與否。社會結構還以路徑依賴的方式制約著各類社會主體的社會行動，以中介條件的樣式規定著行動主體活動的範圍、能夠達到的限度。一句話，社會結構總是這樣那樣地建構著、塑造著社會行動。同時，我們也要強調，按照當代社會學的觀點，也包括我們提出的社會互構論的觀點，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又是相互建構的。社會行動，反過來，也以自己具有能動性的實踐活動，例如，發展理念的形成，發展戰略的制定，社會政策的出台，體制改革的進行，影響著、重組著種種社會結構。換言之，社會行動也總是這樣那樣地建構著、塑造著社會結構。在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的相互建構中，何者的建構作用是主要的，要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社會發展來說，一般地講，社會結構的作用是基本的。但是，一個社會在不改變原有的結構，就不能發展時，改變原有社會結構的社會行動，就起著主要作用。例如，我國“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後，就面臨這樣的形勢，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這樣的社會行動就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同樣，兩個社會在差不多相同的社會結構的條件下，何者發展得更快，社會行動的作用也能是主要的。例如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一個開發中國家要收益，取決於兩個條件：初始水平和經濟政策。在初始條件上，中國與前蘇聯東歐國家相比，差距很大;與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相比，相差也不少。但是，中國卻能在全球化進程中大大受益，收益程度大大超過這些初始條件比自己好或差不多的國家，真正是創造了奇蹟。中國能夠這樣，主要要歸功於實行了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即主觀因素。
正是根據這種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相互建構的觀點，我們提出建構合理的社會結構，以促進和諧社會的建立;而社會更加和諧的實現，則又進一步促進合理的社會結構的形成進程，兩者良性循環。
三、構建和諧社會，在實踐上從抓和諧社區入手是可行的
和諧社會與和諧社區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從大小看，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是大社會，整個社會，社區是小社會，部分社會。整個和諧社會，是由眾多的和諧小社會構成的。就社會的部門看，整個社會由三大部門組成，第一部門，政府組織，第二部門，經濟的盈利組織，第三部門非盈利的社會組織，社區，總的來說，屬於第三部門。整個和諧社會，要由這三大部門的每一部門的和諧以及這三大部門之間和諧來實現。從發展趨勢看，正如我上面在介紹公共性、治理和善治時所說，和諧社區將減輕政府的管理成本，並在政府和市場都失靈的地方，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從抽象程度看，社會是高度抽象的，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而社區則是具體的，看得見、摸的著的。所以構建和諧社會，從構建和諧社區切入，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社區有不同的類型，情況各個不同。例如農村社區是社區發展問題，而城鎮社區則是社區建設問題。所以和諧社區的建設要區分不同的情況。現在還出現了網路上的虛擬社區，情況就更加複雜。這裡著重談談城鎮社區，特別是城市社區的問題。
我考慮，當前我國城市和諧社區的建設，涉及到一個目標的問題。也就是社區布局的問題。
最近參加北京市社區調查的四個課題的結題評審，看到有關這方面的最新成果。例如，其中一個成果，在實證調查的基礎上，提出在目前北京市城市的發展中，同時存在社區階層化和社區混合化這兩種趨勢。所謂社區階層化，就是社區分化現象，出現了富人階層社區和窮人階層社區的鮮明分野。所謂社區混合化，就是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雜居在一個小區中。並由此進一步把社區分為地位同質，身份同質、地位異質，身份異質這四種理想類型。根據實證調查和理論分析，該成果分別對不同類型的社區的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議。這個課題本身做得不錯。
但是，這個課題和其他幾個課題一樣都使人產生這樣的感覺，似乎這種發展是自然的、合理的，因此也使人產生這樣的問題：我們的社區發展的結果會怎樣，依我看來，很快會形成社區的美國式的布局——富人階層社區和窮人階層社區的鮮明分野，弄不好會使印度式的布局——富人階層社區和窮人階層社區的尖銳對比，這與我們的和諧社會的目標一致不一致?這裡面有沒有一個我們的社會政策引導的問題。我們可以客觀地想一想，富人階層社區和窮人階層社區、也就是強勢群體社區和弱勢群體社區這樣尖銳的對比，一個城市能否有和諧的氣氛，必須明白，當窮人階層、弱勢群體將自己的不如意境遇歸結為獲益群體的剝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衝突的危險，他們的敵視和仇視指向也會擴散蔓延。社會風險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會群體身上爆發，從而構成危及社會穩定、影響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社會隱患。我們也應該想一想，這樣的布局是能夠幫助社會弱勢群體減輕來自經濟、社會和心理的巨大壓力，反而增加他們的壓力?這方面應該吸取國際上的經驗教訓。
我認為和諧社會建構、和諧社區的建設與社區的和諧布局是不可截然分開的。這也涉及到我們中國特色的社區究竟是什么的問題。
制定適當的社會政策，在體制上保證社區合理的布局，我看是應該認真考慮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