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之死文潔若50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關系，我曾與周作人有過頻繁的聯系。1952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向周作人組稿，請他翻譯希臘及日本古典文學作品。1958年11月，出版社指派我負責日本文學的組稿、翻譯工作，同時，向我交代了一項特殊任務：約周作人及錢稻蓀二位翻譯別人不能勝任的日本古典文學作品。當時，他們在出版社算是編製外的特約譯者。從1949年到“文革”為止的17年間，周作人的生活雖單調平淡卻是穩定的。他每天伏案翻譯，唯一的樂趣是偶爾和寥寥無幾並同他一樣潦倒的來訪的友人閒扯一通。其中，過從較密的就是頭上也戴了文化漢奸帽子的錢稻蓀。周作人總是按月向出版社交稿。當時，出版社按月預付給他稿費200元，1960年1月起，增加到400元。但1964年“四清”運動開始，從9月起，預付給他的稿費又從400元減為200元。好在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則付醫葯費會給他帶來困難。周作人哪裏知道，這次的減半，其實就是風暴的預兆。1966年情勢急轉直下。出版社的業務陷于癱瘓。當時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當年6月起，停付周作人的預支稿酬。這項經濟來源斷絕後，周家就靠周作人長子周豐一夫婦的工資來維持。8月22日，一群紅衛兵沖進八道灣周家，砸了周母的牌位。到了24日早晨，紅衛兵索性把房子統統查封，並將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樹下，用皮帶、棍子抽打。周家的後罩房正對著“老虎尾巴”——即正房後身加蓋的一大間屋子，當天晚上一批紅衛兵就佔領了這間屋子，以便監視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隻好蜷縮在後罩房的屋檐下，就這樣過了三天三夜。幸而他們還有個老保姆，給他們做了點簡單的吃食，悄悄地送來。及至下起雨來，周作人的大兒媳張菼芳便硬著頭皮去找紅衛兵。她央求說：“我們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給我們個安身的地方吧。”這樣，周作人才被允許睡在自家的澡堂裏。不久，周作人的長子周豐一作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圖關進“牛棚”。半個月後，張菼芳目睹老人的凄苦，于心實在不忍，就向紅衛兵求了情，算是在漏雨的小廚房的北角為老公公東拼西湊搭了個鋪板床，讓他臥在上面。紅衛兵為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是15元，周作人是10元。他們向糧店打了招呼：隻允許周家人買粗糧。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隻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面糊糊。由于營養不良，又黑間白日囚禁在小屋裏，他的兩條腿很快就浮腫了。九、十月間，周作人曾兩次交給張菼芳寫好的“呈文”，叫她背著紅衛兵交給派出所。兩份“呈文”都很短，內容差不多，大意是：共產黨素來是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鄙人已年過八旬，再延長壽命，也隻是徒然給家人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準鄙人服安眠葯，採取“安樂死”一途。也許他在萬念俱灰中，還存著僥幸心理：希望駐地派出所的民警將他的問題反映上去。但希望是落了空，“請準予賜死”的“呈文”交上去後，就石沉大海。1967年5月6日早晨，張菼芳照例給公公倒了馬桶，為他準備了一瓶開水，就上班去了。這一天下午兩點多鍾，住在同院後罩房西端的鄰居，偶然隔著玻璃窗往裏看了看。隻見老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不動，姿勢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趕緊打電話給張菼芳，把她從學校喊了回來。張菼芳奔回家後，發現82歲的公公渾身早已冰涼。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解手時猝然發病的，連鞋都來不及穿就溘然長逝了。在當時的情形下，家屬不可能把遺體送到醫院去查明死因，隻好匆匆銷了戶口，火化了事，連骨灰匣都沒敢拿回來。(《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文潔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