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匾，萬民愁苦，生業 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綉，寶玩珠玉，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為百姓力征，強凌弱，眾暴寡。于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採椽不斫，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岳，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蹝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台榭，陂池苑囿，狂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羆厭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綉。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 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製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製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楫楔，修者以為櫩榱，短者以為朱儒析護。無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于雞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肢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于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並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挐，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奧窔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眾 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劗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乏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同，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斃，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陳于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群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裏；乘舟揖者，不能遊而絕江海。
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眾人之力，然而群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于群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暗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製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于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寸生于秒，秒生于日，日生于形，形生于景，此度之本也，樂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風，此聲之宗也。法生于義，義生于眾適，眾適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于本者不亂于未，睹于要者不惑于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于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于下者不廢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于天下。孔子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矣。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于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恢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奸止矣。
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明于鑒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
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遊，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製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于度，而不足者建于用，故海內可一也。
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則奇材桃長而幹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于國，而功臣爭于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製人，無術則製于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製于螻蟻，離其居也。猨狖失木，而擒于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
夫富貴者之于勞也，達事者之于察也，驕恣者之于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于下則不能伸理；行墮于國則不能專製，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行于心者，欲見于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在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所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服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裏者，乘于人資以為羽翼也。
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力而無好也。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 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壁、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製于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肩，外邪不入謂之塞。中肩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肩，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
攝權勢之柄，其于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眼勇而愚製智，其所托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于幹，未不得強于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製也。若五指之屬于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于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製甚廣。是 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製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木，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遍為儒、墨矣。楚庄王傷文無畏之死于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于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鵕 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 。
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未，則庸人能以製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盡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製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
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得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系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幹而骨肉怨，斷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遍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眾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主租斂于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飢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台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托身者，明主戒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寂粟不接于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床蒻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于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 始縣鍾鼓，陳幹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
故古之為金石管弦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絰菅屨，闢踴哭泣，所以諭哀也。此皆有充于內而成像于外。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于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于焦唇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竿笙，彈琴瑟，是猶貫甲胃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
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踱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乏征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于天地，而不離飢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于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谷蕾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坂險不生五谷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前，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屍。故先王之法，攸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罕不得布于野；獺未祭魚，網署不得人于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于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烏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 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蝦螟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谷，大火中則種黍寂，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則官自備矣。心之于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眾善至矣，桀為非而眾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並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為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回響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于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于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
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于善也，無小而不舉；其于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但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鼛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灶，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傈傈，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雲：“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欽！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散鹿台之錢，封比幹之墓，表商容之間，朝成湯這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遍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染紂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製，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于妄宏，勇服于孟賁，足躡效冤，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採善組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于匡，顏色不變，弦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于天下，舍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遍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遍愛群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暗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其義一也。
府吏守法，君子製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眾。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于樂而終于哀。
今日何為而榮乎？旦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旦日何為而義榮？此難知也。問替師曰：“白素何知？”曰 “縞然。”曰“黑何若？”曰“縞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 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于親，出忠于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
凡人之性，莫貴于仁，莫急于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眾益也。身材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眾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眾，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
魚得水而遊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修其堤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土使不得與焉；孝于父母，弟于兄嫂，信于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己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製，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譽。信于友有道：事親不說悅，不信于友。悅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譯文】
統治人民的方法，套用處靜以修養身心，以勤儉節約為下屬作出表率。君主如果處靜以修身則民眾就不受騷擾，君主如果勤儉節約則民眾就不抱怨。因為民眾騷擾不安，政局就混亂；民眾怨聲載道則說明君主恩德薄淺。接下來就是，政局混亂則賢能人士就不會替君主出謀獻策，君主恩德淺薄則勇武之士就不會替君主賣命拼死。所以，君主若是喜好收養觀賞猛獸凶禽、收藏怪異奇特之物、性情暴躁、好樂昏亂、不惜民力、馳馬打獵、出入不按時節，這樣朝政百官必定隨之混亂不堪，事務辛苦，財錢貧乏，萬民愁苦而生產荒廢。君主如果喜好高樓深池、雕琢刻鏤及華麗的紋彩、各種精美織物和珍寶珠玉，就必定要想方設法搜刮以致賦斂無度，這時民眾就會被弄得財窮力盡、疲憊不堪。堯帝擁有天下，不是為著貪求萬民百姓的財富，利用君位來享受安樂的，而是為百姓改變連年征伐戰爭、以強凌弱、以多欺少的混亂局面的，因此堯帝親自帶頭實行節儉、向民眾昭示仁愛之心、讓人們和睦相處。所以他的住房是茅草蓋頂、不加修剪，柞木為梁、不加砍削；乘坐的車子不加繪畫，蒲草席墊不鑲花邊；祭祀用的食物不調五味，吃的主食不舂搗細；巡視狩獵隻為推行教化，辛勞地奔波于三山五岳。這些難道是他所應得的奉養還不足以使他享樂而為此辛勞奔波？不是的，是因為堯帝一心為的是國泰民安、天下社稷，他在這當中並未獲得任何利益好處。而到他年老衰弱、精力不濟的時候，便將整個天下傳給舜，這猶如倒退脫鞋一樣簡單容易。而到衰敗時代，情況就不是這樣了。有些君主哪怕是隻有一天擁有天下、處在君主位子上，也要竭盡全力來消耗百姓的財力和精力，以供養滿足他的聲色享樂，一心用在宮殿樓閣、池塘苑林、奇獸怪物、珍寶奇物這些事上。這樣導致貧苦百姓連酒糟、谷糠都吃不到，而皇宮裏畜養的虎狼熊羆卻吃厭了豬羊牛肉。貧苦百姓連粗布短衣都沒一件完整的，而宮室裏的人卻穿的是錦緞。君主忙乎的都是些于社會民事無用的事情，從而使黎民百姓疲于奔命于天下，弄得憔悴不堪、精疲力盡，整個天下人都無法安生。
君主所處的地位，就像天空中發射光明的日月，天底下的人都側目仰視、側目恭聽、伸長脖子抬起腳跟來眺望。所以，君主隻有淡泊才能顯示美德，隻有寧靜才能維持久遠，隻有寬大才能容納一切，隻有仁慈才能懷擁民眾，隻有公正才能明斷是非。因此賢明的君主任用人才，就像高明的工匠裁取木料一樣：大的用來做舟船柱梁，小的拿來做船槳楔子，長的用來做屋檐椽條，短的拿來做短柱鬥拱；無論大小長短，都將它們派上用場，規矩方圓都恰到好處。天下毒物，沒有比烏頭更毒的了，然而良醫就是將它裝在袋裏收藏起來，因為有用得著它的時候和地方。所以，莽莽森林中的野草樹木，尚且沒有可拋棄的，更何況是人呢！今天那些朝廷不薦舉、鄉裏不贊譽的人，並不是他們無才缺德，而是這些人用非所能。鹿上山時，快得連獐子都趕不上，但等到鹿下山時，牧童都可以追上它。這說明一種能耐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所以有雄才大略者不可用雕蟲小技來苛求他，而隻能耍小聰明者不可委以大任。人有各種各樣的才幹，物有各種各樣的形狀，有人任一份工就嫌太重太累，但有人任多份工都不嫌吃力。所以能計較弄清毫釐小數的人，一定弄不清天下這大數；盤算精明到小數目都不會出差錯的人，碰到大數目就會糊塗困惑。這些就像不能讓狸貓去與牛搏鬥、讓虎去捕鼠一樣。今天有些人的才能，可以平定九州、兼並域外、挽救危難中的國家、恢復瀕臨滅絕的世族，這些人的志向在于宏揚正氣糾正邪惡、決斷處理煩難雜亂的問題，而現在卻要他們去管理一些宮內家庭事務；有些人隻具備一些小本事，卻相當機巧奸詐、善于奉承獻媚、討好主子、追隨淺陋習俗、低三下四地嘩眾取寵，卻被交付委任以天下大權，參與治理國家的機要大事：這種大才小用、無才重用的做法，就像是用斧頭去剪毛發、用剃刀去砍樹木一樣，都失 去了它們所適宜的東西。
君主應憑借天下人的眼光觀看事物、借助天下人的耳力聆聽聲音、憑借天下人的智慧考慮問題、依仗天下人的力量爭取勝利。因此，君主發布的號令能夠向下貫徹，群臣的情況能夠上達；百官同心協力，群臣緊密聚集；君主不憑一時喜怒而實施賞賜和誅罰；所以君主樹立起來的權威不易廢棄，聰明廣遠不易蒙蔽；法令明察而不苛刻，耳目通達而不閉塞；善惡是非每天出現在眼前而不會弄錯。因此，賢能的人能充分地發揮他們的智慧，能力差的也竭盡全力；君主的恩德施予普遍而不偏私，群臣勤奮工作而不懈怠；附近居民安居樂業，邊遠民眾歸順德政。能夠有這樣的結果其原因何在？是在于君主採用了正確的用人選人方法，而不是隻靠君主一個人的才能。所以借助車馬的人，腳腿不辛苦而能到達千裏之外，乘坐舟船的人，不會遊泳而能橫渡江河大海。
君主在主觀思想上，沒有一個不想集天下人智慧、用眾人力量去處事辦事的，然而那些對君主表達效忠之心的人，卻很少不使君主產生困惑的。因此，君主對那些言論正確的，即使是役民樵夫，也不能棄之不用、拒之千裏；對那些言論錯誤的，即使是常給朝廷出謀的卿相，也不一定非用不可。是非曲直，不是以地位貴賤尊卑來確定的。所以英明的君主聽取群臣意見時，如果他的計策管用，就沒有必要因他的地位低微而羞于採納；如果他的意見可行，就沒有必要嫌他嘴笨而不去採納。但是，昏庸的君王卻不是這樣。他喜歡那些熟悉的習性相近的人，即使是行為不正派，也裝作不看見；而那些他所疏遠、被看不起的人，即使是為他竭力效忠努力工作，也隻當不知道。或者將那些進善言的人搶白得啞口無言，或者對直言進諫的人套以罪名無辜誅殺。像這樣的昏主還想光照四海、撫慰萬方，這就像堵塞耳朵聽音樂、蒙著雙眼看顏色，實際上他離耳聰目明還遠著呢！
法是天下社會的度量標準，也是君主手中的準繩。社會製訂頒行刑法，是為了依法懲處犯法者；設定實行獎賞製度，是為了獎賞有功之士。這種刑法和製度一經製定，符合獎賞製度的就要嘉獎、觸犯法律的就要受罰。尊貴者觸犯法律也不得減輕處罰，卑賤者犯了法也不會加重處罰。犯法者盡管賢能也一定嚴懲，守法者雖然無能也不可無端治罪。所以秉公執法風氣盛行，徇私枉法之路就被堵塞。古代設定理官，是用來製約民眾，不讓他們恣意放縱。設立君主，是用來製約官員，不讓他們專行妄為。而宗法禮義的製定，又是用來限製君主的，不讓他獨斷專橫。這樣，在這個社會中沒有人可以不受限製而放縱專行，那麽“道”就佔了主導地位、取得勝利，“道”取得勝利，這事理就通暢，于是便可返回到無為而治的境地。這裏說的“無為”，不是說什麽都凝滯不動，而是說不要任何事情都由君主一個人說了算而不考慮事物本身的規律和特點。“寸”的度量是根據禾穗的芒長來製定的，而穗的芒又產生于有形的植物，植物生長又離不開陽光，這就是“度”的本原。同樣，音樂產生于五音，五音產生于十二律，十二律產生于風，這就是聲音的根本原理。法的情況也一樣，它產生于公眾的道義，這道義產生于公眾生活的需要，並符合最廣大民眾的心願，這就是法治社會的要害。所以，與這些“根本”、“本原”、“要害”相通，就不會被末節搞亂，掌握了這些“根本”、“本原”、“要害”，就不會被繁瑣搞糊塗。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而是產生于人間社會又轉過來製約人們使之正派。所以，自己身上有這樣的缺點過錯，就不要非難他人身上有的同樣缺點過錯；自己身上沒有的優點美德，也就不要要求別人有這種優點美德。由此推出，要求下層民眾遵循法律，那麽上層君主百官也應遵循法規；禁止百姓民眾不能做的事，那麽君主自身也不能做。這才叫法製社會。所謂“亡國”，不是說這個國家沒有君主，而是說這個國家沒有“法”；現在說變更法製，並不是沒有法，而是有法不用，有法不用等于沒有法。因此，君主立法，首先自己要作出執法守法的榜樣，這樣法令就能施行于天下。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還是一句話，君主如能用法嚴格地約束自身，那麽法令政令就能夠在百姓中施行無阻。
聖明君主治理天下，就好像造父駕御馬車：善于控製韁繩、調節轡頭來使馬兒步伐整齊和諧，通過他平和的吆喝來調節車輛的快慢；駕御馬車的法術熟諳于胸中，而竹鞭又緊緊地握在手裏；那韁繩的松緊，吆喝聲的高低，竹鞭的使用等無不傳達他的意旨，而馬兒也能領會他的意思。所以馬車的進退、轉彎都能符合規矩，取道上路多遠都能到達，可人馬不會感到精疲力竭，這都應當歸功于神奇的駕御術。所以說，王位和權力是君主的車輛；而大臣則是君主的駕車馬匹。身體還沒在車上坐穩，馬兒又不聽使喚，就開始啓動而不出車毀人亡的危險，從古到今好像還沒有過。所以車、馬不協調，即使是王良也不敢驅車上路；同樣君、臣不和諧，即使是唐虞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掌握駕御法術，使管仲、晏嬰的才智得以最大限度地施展出來；明確君臣名分，使盜跖、庄 蹻這樣的大盜也難以作亂耍奸。
趴在井欄朝著井水照臉，眼睛視力再好也不易看清自己的眼珠子；而用明鏡來照臉，臉上的毛孔和斑點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英明的君主耳目不勞累，精神不耗竭，物體來到時能看清它們的形象、事情發生了能應對它們的變化，不論遠近都能治理得井井有條。因此不靠偶然的機會而遵循必然規律，所以無論做什麽事，都不會有失誤。
那優秀的駕御手，使馬兒的體形動作和車子協調一致，御手的心思想法又和馬兒溝通一致，那麽就是經過險阻，到達遠方，進退轉彎，沒有不稱心的。反過來說，即使有騏驥、 騄駬這樣的良馬，但讓臧獲這樣的愚者去駕御，那良馬反而變得暴躁放縱起來，沒法控製它了。所以治理政務的官吏，不貴在其自身行為的正確與否，而貴在不能做壞事。所以說：“不要助長人的貪欲，但也不要壓抑人的正常要求；不要鼓勵人爭名爭利，但也不要人放棄合理的競爭。”這樣恰到好處，人欲能合理釋放，真正的公正合理之道才得以實行。才德皆佳的人按法度正確使用，才德欠佳的人也應放適當的位置使用，這樣，天下就成一個和諧的整體。
如果不是根據人的才能是否稱職，而是根據他人的非議或贊譽來評品人之優劣，拋棄勤于公職努力工作的人而任用結黨營私之徒，那麽奇異之才就會躁進躋身處在與他才能不相稱的位置，忠于職守的官員反被堵塞而不得提拔晉升。這樣一來，全國的民間風氣就被搞亂，有功之臣也因不得提拔晉升而爭于朝廷。所以法律準則是君主用來控製下面群臣百官民眾百姓的，如果放棄不用，就好像不用韁繩嚼子、騎光背馬疾馳一樣，百官百姓反過來會戲弄君主。所以說君主有法術就可製御群臣百姓，不用法術或無法術就要被群臣百姓控製。吞舟的大魚，離開水面跳到陸上，就會被螻蛄、螞蟻欺侮，這是因為它離開了賴以生存的水域；猿猴離開樹林，就會被狐狸擒獲，這是因為它處在它不該處的地方。 統御臣民的君主如果放棄君主本應持守之道，去幹涉下屬官員分內的事，這樣使下屬官員反而感到不好辦，以無為的態度來對待自己職能範圍內的事；而那些忠于職責的官員也隻能順從君主的意願、看著君主的臉色行動以討君主歡心；他們也隻得收藏起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智慧不用，反將自己分內的事，乃至責任全都推到君主身上。
在這種君主事必親躬、包攬一切的情況下，那些尊貴的卿相對于勤勞政事，通達事理的官員對于考察事理，驕橫放縱的官僚對于恭謹守職，勢必不如君主。君主不很好地運用群臣的才能而喜歡每事必親躬，就會每天傷透腦筋、背著所有的責任包袱無法擺脫。這樣，君主原本有限的統御群臣之術就在日常事務中被削弱，辦事處事就不能合理有效；君主每天陷于繁瑣具體的國務之中，就不能很好地控製掌握天下大事。君主的個人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君主的威嚴不足以施行懲罰，這樣就無法與群臣百官產生交往。還有，君主如果在內心世界產生喜怒情感，就會在外表神態、言語中表現出來，這樣使那些忠于職守的人偏離正道而轉到逢迎阿附君主，有些官吏就會出于私心破壞法律來順從不正之風，于是獎賞與功勞不相符合，處罰與罪行不相對稱，上下離心離德、君臣互相埋怨。所以執政官員阿附逢迎君主，那麽當他們有過失時，君主就無法責備他們；而有罪不加以懲處，百官群臣就會議論紛紛心情煩躁而思想混亂，這時君主再有智慧也無法解決這些思想問題；當誹謗和吹捧風氣一旦滋生，君主再英明也無法照亮人們。不正本清源返回自然無為，那麽君主是越辛勞而下屬百官是越安逸，這就像代替廚師宰殺牲口，取代木匠斫削木料。你與馬賽跑，筋骨跑斷也追不上馬；但坐上馬車手操韁繩轡頭，那麽馬就不得不聽你的使喚，以至累死馬兒也是相當簡單的。所以讓伯樂去相馬、由王良來駕御，英明君主隻須穩坐馬車廂裏，無須親手駕御就能到達千裏之外，這就是在于能利用他人的特長才智來作為自己馳騁的羽翼。
所以統御民眾的君主就該持清靜無為之道而守著根本，有治國平天下的才能而無個人貪欲偏好。君主要知道，處處想插手表現自我，那麽讒佞就會產生；而有個人偏好貪欲，那麽阿諛就會興起。過去齊桓公喜愛美食，易牙就蒸煮了他的長子獻給齊桓公以騙取寵信；虞國國君貪好璧玉良馬，晉獻公就用璧玉良馬來滿足他的欲望以便能借道進軍；西戎國王愛好音樂，秦穆公就用歌女誘惑使之丟失土地。這些均因國君好利貪欲而被人算計。所以隻有從內心世界建立起某種信念，隻要自我不變質，外界是沒有什麽力量能將此拔去的。反觀物質世界：那火雖然熱得灼人，但水能潑滅它；金屬雖然堅硬無比，但火能銷熔它；樹木雖然結實，但利斧能砍伐它；水雖然漫溢滲透，但土能堵遏它；隻有自然造化的東西才沒什麽能製服它。所以心中的欲念不外逸，就叫做把住了門戶，外界的邪氣不能入侵攻心，就叫做守住了關卡。心欲不外逸、邪氣不入侵，還有什麽事情不能節製？什麽事情不能成功？那才是不用然後能用，無為然後有力。人的精神勞累就會離散，耳目淫蕩精氣就會衰竭。所以得道體道的君主是熄滅欲火、拋棄雜意，以清靜無為來對付所有一切；他不替任何人說三道四，他不將他人的事務攬于手中；他隻是按照各種名分來落實實際事務，使各種官吏完成各自分內的事情。任用他們而不瞎指揮，提出責職權益而不多下指令；以無法規定、無可奈何的“道”作為法寶，這樣百官群臣就能各守自己的崗位而盡心盡力了。
君主如果能掌握利用好權勢，那麽對于教化民眾這點來說，就非常容易了。過去，無能的衛國君之所以能役使勇武的子路，就在于他掌握了權力的緣故；而平庸的齊景公和齊桓公能讓精明能幹的管仲、晏嬰做他們的臣子，也是因為景、桓兩公身處君位的緣故。這怯懦的製服勇武的、愚庸的製服聰明的，是因為怯懦、愚庸的身處地位要超過勇武聰明的。所以樹枝不能大于樹幹、樹梢不能強于樹根，這樣大的重的就能夠製約小的輕的；就像五指屬于臂控製，手指的搏拉抓取十分敏捷靈巧，沒有不隨心所欲的，這就是說小的屬于大的控製。正因為這樣，誰獲得重要位置、有利情勢就顯得很重要，這樣他盡管掌握持有的很小，但所能勝任的卻很大；他盡管掌握守持的很小，但所能掌握的卻很廣。因此，十圍粗的木柱，卻能支撐千鈞重的房屋的重量；五寸長的插銷，卻能控製大門的開關。這難道是木柱和插銷的粗細長短足以勝任房屋重量和大門開關？不是的，而是因為它們處的位置太重要關鍵了。孔丘和墨翟研究先聖的學問、通曉六藝的理論，但是後來繼承傳播他們的言論思想、親身實踐他們的志向、仰慕追隨他們的義理和風格，並為他們奔走效勞的門徒隻不過數十人。假使孔丘和墨翟處在天子的位置，那麽天下儒、墨的門徒就不是數十個人了，可能天下到處都是儒、墨的門徒了。楚庄王為文無畏在宋國被害而感到悲傷，並為之揮袖而起，領兵攻打宋國，一路上跟隨前往的追隨者接連不斷，浩浩蕩蕩攻到宋國都城、並取得勝利，這一切因為楚庄王掌握權勢而導致的。楚文王喜好戴獬豸冠，使楚國人都仿效他；趙武靈王佩著貝帶、戴著砫砮冠上朝，整個趙國人都被他同化。假如楚文王、趙武靈王隻是一個平民百姓、處平民百姓的地位上，即使也戴著獬豸冠、佩著貝帶、戴著砫 砮冠而上朝，就不免被人恥笑了。
在整個社會中，能夠自覺愛好善良，樂意正派，不靠禁令懲罰而就能遵守法規的老百姓，大概是一萬人當中也沒有一個。因為這樣，所以君主發布法令就應堅決、實行就應堅定，服從者就讓他得到好處，違逆者就叫他遭殃，這樣，轉眼功夫，天下就沒有不遵守法規的了。所以如果手握劍鋒，將劍倒著迎戰敵人，即使是像北宮子和司馬蒯蕢這樣的勇士恐怕也難以去與敵人交戰；而手握劍柄、以劍鋒對準敵人，即使是武功平庸的人也能戰勝敵人。這也可以這樣講，如果讓烏獲、藉蕃這樣的大力士去牽拉牛尾巴，你就是將牛尾巴拉斷，這牛還是不聽你的話，原因是在于你違逆了牛的本性；如果你用手指粗細的枝條貫穿牛的牛鼻，這樣即使是弱小的五尺牧童也能牽著牛周遊天下，使牛服服帖帖，原因是順應了本性。七尺船槳能夠控製船隻的左右方向，是由于憑借水的作用力；天子君主發號施令能夠令行禁止，是依靠民眾的勢力。
能夠堵塞防止危害民眾的事，開發推行有益于民眾的事，這樣君主的威信，就像挖開池堤池水暢通灌溉田地一樣深入人心。所以說順流而下是很容易到達目的地，背對著風奔跑是容易跑得遠的。齊桓公登基執政，下令不許畜養食肉的猛獸和吃糧食的鳥兒，撤除捕捉動物的網羅，僅這三項措施實施就使百姓心悅誠服；而殷紂王殘殺王子比幹就使骨肉間產生怨恨，斬斷早晨趟水過河人的脛骨就引起萬民叛亂，僅這二項罪行就使他丟掉了天下。所以君主的義舉，用不著使天下所有人同時都獲得利益，而其中隻要有一人得利獲益，就能使天下人從中受感化；紂王的暴行，並沒有使天下所有人同時受害，但隻要殘害了一人，天下人就會離心背叛。所以齊桓公靠辦三項事件便九次會合諸侯；殷紂王隻做二件蠢事就遭滅亡，此時想做名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所以君主的一舉一動都不可不慎重。君主要向人民征收賦稅，一定要事先盤算一下年成好壞，估計一下人民手中的積蓄，弄清百姓是飢還是飽、有餘還是不足，做到心中有數，然後才酌情征收供君王車馬衣食所需的賦稅。高聳的樓台、層疊連片的榭屋和宮室，十分壯觀漂亮，但是老百姓還擠在土房窄屋裏棲身，那麽英明的君主就不會以住入這些華麗的宮室樓台裏為快樂；肥砵醇厚、甘甜酥脆的酒食，也十分味美可口，但是老百姓還過著糟糠粗糧都吃不上的日子，那麽英明的君主就不會以享用這些美味佳餚為甜美；安適的床榻、細軟的席墊，也十分舒適，但是老百姓還過著戍守邊境、遭受危難、戰死野外、屍骨暴露的日子，那麽英明的君主就不會以寢臥舒適為安適。所以古時候的君主，他對百姓的痛苦而擔憂、悲傷，隻要國家裏有挨餓的人，他就不會對食物挑東揀西；隻要國家中還有挨凍的人，他就不會身穿裘皮；隻有當年成豐收百姓富足時，君主才懸掛鍾鼓、陳設幹戚，君臣上下與民同樂，國家因此無一人悲哀。
所以，古代製造銅鍾、石磬、簫琴，是用來表達快樂之情的；製造兵器、鎧甲、斧鉞，是用來表示憤怒的；製定祭祀、應酬禮節，是用來傳遞互相友善、喜悅的；而穿喪服系麻繩著草鞋、捶胸頓足號啕痛哭，是為了表述哀悼之情的。這些喜怒哀樂之情，都是發自內心世界，又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到了亂世昏主，搜刮民脂民膏時不顧百姓的承受力、聚斂財富時不看百姓的家底積蓄，民眾從事的男耕女織根本無法供給上面君王的奢求，這樣導致民力疲乏，財源枯竭，君臣互相怨恨。因此人民是被弄得唇焦舌燥、心急火燎，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在這樣一種生活狀態下卻去撞擊大鍾、擂擊響鼓、吹奏竽笙、彈撥琴瑟，就好像是披戴盔甲進入宗廟祭祀神靈、穿著細軟華麗的錦衣出征打仗一樣，完全失去了原本製定音樂的目的了。
百姓維持生計主要靠農業生產，一個男性勞動力所耕種的土地不過十畝，中等土質的地一年每畝收獲不過四石。妻子兒女老老少少都靠這些收獲過日子，有時還要碰到水旱蟲災，就無法繳納賦稅供給政府朝廷的車馬軍隊的費用。由此看來，人民百姓的生活也夠令人憂愁的。全國可耕種面積，按三年耕種積餘一年糧食來計算，九年隻有三年積蓄，十八年則有六年的儲備，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儲備積累。這樣如遇水旱蟲災，人民百姓就不至于陷入困境流亡逃荒。所以，一個國家如無九年的儲備積累，就叫不足；一個國家如無六年的積蓄儲備，就叫憫急；一個國家如無三年的積蓄，就叫窮乏。正因為這樣，有的英明君主，取用民財知道節製，自己消費知道限製，這樣就能承受天地的施予和奉養，而不至于會遭受飢寒的災難。反過來，如果是貪婪殘暴的君王，那麽他可能是不停地騷擾百姓，侵奪吞沒百姓的財物以滿足他的無窮貪欲，這時，百姓們就無法承受天恩地德所賜的福利。
食是人民的根本；而人民又是國家的根本；國家則是君主的根本。知道這道理，治理國家的君主就應上循天時、下盡地財、中用民力，這樣萬物就能順利生長，五谷就能繁茂生長。君主還應指導人民養育六畜，按季節種植各種樹木植物，致力于農業耕種，發展桑麻業，按各種不同肥沃貧瘠的高原山地來種植相宜的農作物。而對那些丘陵險地及不能種植五谷的地域，則種以竹木，春季可以砍伐枯林，夏季可以摘收瓜果，秋季可以積蓄蔬菜雜糧，冬季可以砍伐薪柴以供民用。因此，活著不會缺少用品，死後不至于拋屍荒野。所以，先王治國的方法是：畋獵時不得殺絕成群的野獸，不捕捉幼小的麋鹿，不放幹池湖之水而捕魚，不焚燒森林打獵。不到能捕殺弱獸的時間，不讓在野外設定捕捉的羅網；沒到水獺捕捉魚群的時間，不得在水中撒網；不到老鷹隼鳥捕殺兔等食物的時間，不得在山谷安裝羅網；草木還沒凋落之前，不許進山林砍伐；昆蟲還沒開始蟄伏之前，不準放火燒荒。不準捕殺懷胎的母獸，不準掏取孵化著的鳥蛋，不許捕撈長不足一尺的魚，不得宰殺不滿一年的幼豬。正因為這些規定，保護了生態環境，所以草木生長如氣一樣蒸蒸升騰，禽獸歸山如泉水一樣奔流，飛鳥入林如煙雲聚集，所有這些均歸功于君主保護生物的措施得當。所以先王執政理事，雨季將到之時就要農民修整田疆；蝦蟆鳴叫燕子歸來之時就組織勞力修整道路；陰氣降臨百川之時就發動民眾修建橋梁；黃昏張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抓緊種植谷物；大火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抓緊播種黍豆；虛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抓緊種好越冬麥子；昂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做好收斂儲藏、砍伐薪柴以便過冬。這些政令，上告蒼天，祈求保佑，下達萬民，令其實施。先王之所以能順應天時，處事周全，富國利民，使國庫民囤財物充盈，讓遠方異族歸順，是因為他的道性完備的緣故。這道性不能顯現目見，但能付之履行；想使百姓得利獲益不忘于心，這樣這道性的器官功能就自然具備了。人心對于人體的九竅四肢來說，盡管它（人心）不能代替九竅四肢這樣具體器官的功能，但手腳的一舉一動和耳目的視聽都以心為主宰，並不忘心給予它們的主宰作用和好處。所以堯帝心地善良，眾人的心地也隨之善良起來；夏桀心狠手辣胡作非為，眾人也就隨之為非胡亂起來。善行積累則功業告成，惡貫滿盈則禍害來臨。
聖明之人所具備的條件，是這樣的：考慮問題要細致，處事要謹慎，同時胸襟要開闊，志向要遠大；智謀要圓通靈活而品行要端正；才能要廣泛多樣而處事要簡約。所謂心要細，是說要在禍害尚未發生或形成之前就要有所預見而加以防備，警惕和謹慎地對待可能會出現的過失及萌芽狀態中的危險，不敢放松自己的思想。所謂胸襟開闊，志向遠大，是說能兼容所有的諸侯國，統一四方邊遠的異邦，庇護恩及天下百姓，讓他們親密聚合如同一個宗族的人；無論是和你一致的還是和你不一致的人，都要能將他們團結在你的身邊，就像車輻聚合在車轂周圍一樣。所謂智謀圓通靈活，是說智慧如圓環那樣反復運轉、始終無端；像江河那樣到處奔流，四面暢達；又像深淵泉水那樣永不枯竭；這樣萬物因此興盛，沒有不回響隨從的。所謂品行端正，是說站得直、不彎腰屈服，樸素潔白而不受污染；窮困時不改變操守，通達時不放縱自滿。所謂才能廣泛多樣，是說文武具備，動靜符合法度，舉止恰如其分，沒有阻礙和抵觸，沒有不完全適宜的。所謂處事簡約，是說掌握權柄、運用權術，以簡約駕馭繁瑣、以少製多，處靜執中，如同璇樞掌握鬥柄運轉一樣，以一合眾，就像符節相合。所以心細謹慎者就應將錯誤禁絕于微細萌芽中，胸襟開闊、志向遠大者就應無所不容，智謀圓通者就應無所不知，品行端正者必有所不為，才能廣泛者必無事不能，處事簡約者必持簡要原則。
古代天子上朝聽政，有公卿正面進諫，博士朗誦讀歌，樂師規勸告誡，平民百姓的街市議論由有關官吏報告君主，史官記載天子的過失，宰臣減少天子膳食以示思過，盡管這樣，天子對這些監督仍嫌不足。所以堯設定供進諫者敲擊的鼓，舜樹立了供人們書寫意見的木柱，湯設立了監察官員，武王備用了警戒自己謹慎的搖鼓，哪怕出現細微的過失，他們都已做好了防備的措施。這些聖人明主，對于善事，無論有多小也必定去做；對于過失，不管有多小也一定去改。所以，堯、舜、禹、湯、文王、武王，都能心胸坦蕩而稱王擁有天下。在那個時候，君主飯前要先擊鼛鼓，飯畢演奏完《雍》樂後再撤席，用過飯後還要祭灶神；他們辦事處事時不用巫祝通鬼神，而鬼神卻不敢作祟，山川之神也不敢為禍作亂，這可以稱得上最可貴的德政了。但是他們仍然戰戰兢兢，一天比一天謹慎小心。由此看來，聖人君主是多麽地小心啊。《詩經》說：“就是這位周文王，言行謹慎小心，心胸光明地事奉上帝，給國家百姓帶來很多福利。”說的大概就是這種情況吧？武王討伐紂王，開啟巨橋糧倉將糧食分發給百姓、將鹿台府庫裏的錢財分發給民眾；同時修整忠臣比幹的墳墓，在商容的故裏表彰商容的賢德，朝拜商湯的宗廟以示敬仰，並解除對箕子的囚禁；讓人們都返回家園，耕種自己的田地；沒有故舊、新人之分，隻要賢能就親近他們，任命使用的並不都是他自己原有的親信舊臣，但安然地如同本來就擁有他們一樣，使他們能像原有的親信舊臣一樣各安其位。由此看來，聖人君主的胸懷是多麽地博大啊、志向是多麽地遠大啊。文王全面考察先王施政的得和失，廣泛地研究以往治國的是和非，堯舜之所以昌盛、桀紂之所以滅亡的教訓，都記錄在冊存放明堂以供借鏡。然後廣泛求教、集思廣益，以便能處理應對所碰到的天下大事。由此看來，聖人君主的智謀是多麽地圓通啊。周成王、周康王繼承文王、武王的事業，恪守祖宗留下的製度成法，研究觀察前人存亡的事跡，看清了成敗演變的規律，不合乎道的話不說，不符合義的事不做，一言一行都不隨隨便便，有所選擇後才去做。由此看來，聖人君主的品行是多麽地端正啊。孔子算得上通才，他的智慧超過萇弘，勇力壓倒孟賁，腿腳靈敏能追上野兔，力氣能舉起城門閂門的橫木，他的才能夠多的了。然而孔子的勇力並不為常人所知，孔子的技藝也並不為人們所了解，他專門推行政教之道，終被人們尊稱為“素王”，可見他的處事原則是強調簡約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被滅亡的國家有五十二個，被臣下殺掉的國君有三十六，孔子收集善事、隱去醜事，編寫《春秋》以弘揚王道，其中闡述的理論也夠廣博的。然而孔子在宋國被人圍困，卻面不改色、弦歌不停，身臨死亡境地、遭受患難危險，仍根據義理行事而心無恐懼，這說明孔子對命運的理解也相當透徹的。到孔子擔任魯國司寇時，處理案件訴訟總能謹慎決斷。著述《春秋》，又不言及鬼神、也不敢專任己意主觀臆斷。聖人的智慧已經夠多的了，再加上他處事簡約，所以使他的事業興旺發達；而那些愚蠢的人，智慧本來就少，卻又喜歡卷入過多的繁瑣事務，處事又不簡約，所以一舉一動均行不通辦不成。正因為這樣，所以智慧不如孔子墨子的吳起和張儀，卻想使大國君主互相爭鬥，結果導致自己被車裂肢解。所以，憑著正道實施教化，則容易且一定能成功；以邪道欺蒙世人，則困難且必定要失敗。大凡想在天下實施自己志向、卻又舍棄容易且一定能成功的簡約方法、而選擇採用繁瑣困難且必要失敗的方法的，都是由愚昧惑迷所造成的。這上述講的六種相成相反的處事原則，不可不察呀。
全面了解萬物而不知道社會人情世故，就不能叫做“智”；普遍地愛護各種生物而不愛護人類本身，就不能叫做“仁”。所謂“仁”，就是要愛護人的同類；所謂“智”，就是不可糊塗。仁慈的人，雖然有時不得不割愛，但他那不忍心的神色還是會流露出來。聰慧的人，雖然有時碰到煩難之事，但他那聰慧的心志還是會呈現出來。心地寬厚的人能經常反躬自省，自己所不願意的，就不會強加給別人；由近而知遠，由己而知人。這就是仁智結合運用的結果。對小的毛病加以管教，是為了使他大了有出息，對小的錯誤加以責罰，是為了使他大了能安寧，隻是出于愛護同情之心才推行這種做法的，也就是智者的決斷做法。而一味講仁的人是難以做到這點的。所以仁和智有時是錯開有矛盾的，有時又結合相一致的。仁和智結合，就是正道做法，有時仁和智錯開不相合，就是權變做法。這兩者的含義則是一樣的，都是出于知人愛人。
一般官吏遵守法度，而一般君子則受義製約。如果光遵守法度而不講道義，就像一般的官吏那樣，是沒有資格主持國家大政的。耕作農田之事是相當辛苦的，紡紗織布之事也是相當麻煩的，但老百姓就是在這辛苦麻煩中也不放棄耕織，是因為他們知道隻有靠耕織才能過日子。吃飯穿衣是人之常情，而要獲得衣食的途徑隻能從事耕織，這道理平民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他們還知道，這種耕田織布像其他事物一樣，開始時是辛苦麻煩，但最終是會獲利的，然而在眾多蠢人中間能明白這一點的人是很少的。事情可以變通靈活處置的方法很多，然而蠢人能變通靈活處置事情的很少。這也就是愚蠢人之所以多災多難的原因。事物所具備的物性，聰明人也都具備；事物可以變通，聰明人也都能靈活變通。這也就是聰明人之所以順順利利的原因。所以聰明人往往是先處逆境而後順遂如意，愚蠢人常常是開始得意高興而後悲哀痛苦。
所以你告訴他今天幹什麽便能成功享受榮華富貴、明天再考慮怎樣做合符道義的事，他很能聽得進；但你告誡他應該先做些合符道義的事，以後再考慮享受榮華富貴，他就很難聽得進你的話。這就是愚蠢人之所以愚蠢的地方。當問盲樂師：“潔白的顏色是怎樣的？”他會說：“就像潔白的絲綢那樣。”又問：“黑色是怎樣的？”他會說：“就像熟透的桑葚一樣。”但你真的拿出白與黑兩種顏色的東西叫他分辨，他就無法分辨了。這是因為分辨白與黑靠眼睛，而說出白與黑則靠口，盲樂師可以用口來描述白與黑色，但無法用眼來辨別白與黑，所以當他用口描述白與黑時，其能力與常人一樣；但當他要用眼睛來辨別白與黑時，其能力就與常人不一樣。在家孝順父母，外出做官忠于君王，這道理無論是聰明人愚蠢人、賢德者不肖者都知道是合符道義的，但要他們講清楚怎樣盡孝盡忠、為何要盡孝盡忠，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這點。大凡人們考慮問題，總是首先認為可行的，然後才去實施，但最後的結果是，有人收到預期的效果，有人卻沒有收到預期效果，這是由于聰明和愚蠢所造成的。
就人的本性來說，沒有比仁更珍貴的、沒有比智更重要的。將“仁”作為主體，用“智”去實施它；這樣以“智”、“仁”作為基礎根本，再加上勇力和辯才，處事迅速勤快、靈巧機敏，聰明地審察分析，這樣就集中了所有長處，十分完美了。如果自身的才能沒有多少，卻學會了一些雕蟲小技，又沒有仁和智來作為主幹表現在外，而擁有的上述這些“捷疾、劬錄”等，隻會增加它的危害性。所以不“仁”卻勇武有力、果斷敢為，就會像瘋子握利劍一樣，後果難測；沒有“大智”卻能言善辯、機敏乖巧，就會像騎著駿馬馳騁而漫無目標。所以雖然有才能，但使用不當，所處不適宜，那就會被用來助長虛偽、粉飾錯誤，這樣，所具有的技藝多還不如少些好。所以不仁且有野心者，是不能讓他獲得有利地位、處有利情勢的。而那些天質愚笨者，是不能授予重要權力的。
魚得到水才能遊得快樂；如果池塘決口水幹涸，脫離了水的魚就可能被螻蛄螞蟻所吞食。所以要有人負責修理池塘堤防，補好缺口，這樣魚就能得水而獲利。國家有賴以生存的東西，人也應有賴以生存的東西。這國家賴以生存下來的東西是“仁義”，而人賴以生存的東西則是“行善”。一個國家一旦到了不講“仁義”，那即使大國也必亡無疑；一個人一旦沒有了“善心”，就是勇武有力也必定會受到傷害。治理國家是上面君主的事，一般人難以參與；而在家孝敬父母、順從兄嫂、取信朋友這些事卻用不著君主發布命令就可去做的。撇開自己所能做、所應做的事，而要求自己去做那些自己無法控製的、自己不應做的事，這實際上是違背了事理。士人處在卑微隱逸的地位時，要想上進有所表現，必須首先從自我修身養性做起。所以進取為官是有門道的，你如果名氣聲譽不佳，還是不能被選中任用的。同樣獲取名譽也是有門道的，如果你不能取信于朋友，也是難以獲得好聲譽的。同樣取信于朋友也是有門道的，你在家侍奉孝敬父母都不能讓父母愉悅，那又怎麽會使你在交朋友中取信于友？能讓父母愉悅舒坦也是有條件的，你自身的修養都不真誠，又怎麽能侍奉好父母雙親？同樣，修身真誠也是有準則的，如果心不專一，就難以做到心性真誠。上述這些做人的道理相當淺易，並且就在你的身邊，就看你是做還是不做；但有些人卻要到遠處去尋找這些道理，所以總是無法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