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睡醒後的早晨都當成一件禮物
文/貝聿銘
我17歲就到美國賓州大學攻讀建築學專業，後轉學麻省理工學院，一直成績優秀，所以1945年尚未獲得碩士學位，就被哈佛設計院聘為講師。31歲時我做了一個讓人驚訝的選擇：離開哈佛，到一家房地產公司去工作。因為覺得學校裏不夠自由，希望能學點新的東西。當時的公司負責人對我很信任，眼光長遠，能給我一點自由，讓我自己開展工作。
當時紐約最具有吸引力的建設項目是對一些廉價的房屋利用開發，我說服上司，創造性地用水泥牆代替了磚塊牆，採用舷窗式的窗戶來擴大屋子的空間，改善採光，並在樓與樓之間留下空地作為公園。這次設計思路改變了部分市民的生活環境，當時得到了一個稱號，——人民的設計師。
正在叫好的時候，我再次做出選擇，離開房地產公司去發展，因為那裏還不夠自由，尤其是發展建築構思非常困難。那時候有25人跟著我做，我要退出，這25人怎麽辦?隻好帶著這25人一起走，責任非常重大。有人說一個設計師的命運75%來自他招攬生意的能力，我不同意。建築師不能對人說：“請我吧!”自己的實力是最好的說服工具。怎麽表現自己的實力?要敢于選擇，敢于放棄，決定了的事情，要有信心進行下去。
64歲，我被法國總統密特朗邀請參加盧浮宮重建，並為盧浮宮設計了一座全新的金字塔。當時法國人非常不滿，說我會毀了“法國美人”的容貌。當時的確有壓力，我面對的是優越感極為強烈的法國人，而且盧浮宮舉世聞名。不過做事情最重要的是要有十足的信心，必須相信自己，把各種非議和懷疑拋諸腦後。旁人接受我與否不是最重要的，我得首先接受自己。總而言之，建築設計師必須有自己的風格和主見，隨波逐流就肯定被歷史淹沒了。
後來金字塔獲得了巨大成功，改建之後參觀的人數比之前翻了一倍，法國人稱贊“金字塔是盧浮宮裏飛來的一顆巨大的寶石”。那天記者採訪我，我仍然保持一貫的低姿態說：“謙恭並不表示我有絲毫的妥協，妥協就是投降。”這麽多年，我敢說，我和我的建築都像竹子，再大的風雨，也隻是彎彎腰而已。
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17歲赴美國求學，之後在大洋彼岸成家立業。20世紀70年代初，我首次回到闊別40年的中國探親觀光，心中無限感慨。中國就在我血統裏面，不管到那裏生活，我的根還是中國的根。我至今能說一口流利的國語，平時的衣著打扮，仍然保持著中國的傳統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建築不是服裝，可以趕時髦，建起來以後不能說明年不流行了就立刻拆掉。我從來不趕時髦，你問美法兩國的建築師，他們都知道我比較保守;但我也從來不把自己定位于古典或現代派。還有人稱我是現代主義大師，相當多的作品都是西式建築，但在設計方面我力爭把古典和現代相結合，並摸索新路改進自己的風格。很多人對此不習慣，不接受。大多數人都喜歡守舊，覺得以前的很好，為什麽要改呢?
我曾受邀在日本東京的靜修中心建造一個宗教的鍾塔，這座鍾塔的形狀很像日本的一種傳統樂器：底部是方的，往上逐漸變平變扁，越往頂端越鋒利，日本人很喜歡。後來再次邀請我為博物館作設計。博物館的館址被選在偏遠的山上。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讀過一個中國故事叫《桃花源記》，很羨慕那種世外桃源的感覺。日本人知道這個故事，都說要是能把博物館做成那種感覺就好了。博物館選在山上，在山上修了一座橋，穿過山谷通向博物館。日本人非常接受這個設計。
我用自己的方式銓釋建築，注解人生。真正想賺錢的業主不會請我，真正有眼光的人並不多，評論並不是最重要的，要堅持走自己的路。
我從不緬懷過去，而是專註于現在。我把每個睡醒後的早晨都當成一件禮物，因為這表示還有一天可以工作。
人生並不長，我的原則是，隻做自己認為是美麗的事，創造出有震驚效果的美感。
在我的幾十件作品中，博物館的項目佔到很大的比重。我希望博物館在人們的生活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就是擔負起自己的一份文化責任感。我尤其喜歡年輕人來看我的博物館，人越多我越是開心，所以我常常到以前做過的博物館溜達，看看觀眾裏面年輕人多不多，因為將來是他們的世界。我一直盡力保持活力。在紐約，人們常常看到我像青年人一樣敏捷地沖過第57街，趕著回家。
去年，我86歲，把自己的“封刀之作”選在蘇州，想用全新的材料，在蘇州三個古典園林——拙政園、獅子林和忠王府旁邊修一座現代化的博物館，設計方案一出台，又引起了各界的強烈爭論。很多人認為，這座全新的博物館將破壞原有建築的和諧，損害這些古建築的真實和完整，但這不能改變我的設計初衷。蘇州博物館真正呈現在世人面前時，我想他們會理解並喜歡的。那不僅是人們對貝氏建築光環的追逐，而且是一個建築師在年近90歲的一份認真、執著和創新。會給他們一份滿意的答案。
沒有人能永遠風光，但建築是悠久的，最要緊的是看你的工作如何，工作能否存在，50年以後，100年以後……任何名份都會隨時間流逝，真正留下的隻有建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