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27日是宋慶齡同志誕辰一百周年，我懷著無比崇敬和深深的思念，紀念這個值得記憶的日子。 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擁有一位偉大女性的榜樣，那就是孫夫人，敬愛的慶齡同志——公理、正義、智慧和力量的化身。在我歷經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是夫人給了我勇氣和溫暖，去克服命運給予的種種磨難。 1936年11月，處在國民黨暴政統治的黑暗年代，韜奮與救國會的沈鈞儒、李公樸、沙千裏、史良、章乃器、王造時等七人，以危害民國罪被國民黨反動當局逮捕。“七君子”事件轟動全國。翌年，為營救“七君子”出獄，由宋慶齡等16人發起“救國入獄運動”，義正辭嚴地提出“如愛國有罪，願同沈等同受處罰;如愛國無罪，則與他們同享自由。”7月5日，慶齡同志親自率領大家，冒著酷暑赴蘇州江蘇高等法院自請入獄。孫夫人一行來到高院，在一間幽暗、潮濕的會客室裏落腳，人人汗流浹背。這一正義之舉，使法院的老爺們措手不及。開始，他們派出檢察處書記官來敷衍，大家拒絕了。“我們要見院長與首席，不然我們不說話!”孫夫人先開口，接著大家一齊站起來:“不開口”，這雷鳴般的聲音鎮住了對方。經過鬥爭，慶齡同志與代表們一起終于迫使法院院長、首席檢察官坐下來，進行爭辯、交談，達成協定，談判取得初步勝利。記得那天我從上海去蘇州探監，聞訊即在下午和衡老女兒譜妹、李公樸夫人張曼筠一同買了水果、餅幹、扇子、蚊煙香前去慰問大家。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孫夫人。她那堅持真理、敢于鬥爭的精神，使我難以忘懷。我從她身上獲得了巨大的力量，使我鎮靜地去面對韜奮被捕這個沉重的打擊。我開始將視野從溫馨的小家庭，轉向了抗日救亡的大天地。 我有幸真正與孫夫人接觸是在1941年——香港。那時，韜奮和慶齡同志都是“保衛中國同盟”的成員。“保盟”向支持、同情中國抗戰的外國朋友和華僑募捐，以支持抗日戰爭。孫夫人將募得的錢款，設法送到抗日根據地。一些根據地急需的葯品、醫療器械等，也都由夫人親自簽封，以便順利通過國民黨的檢查。一天，孫夫人請韜奮通知我到位于灣仔六國飯店近旁“保盟”的一個倉庫，清理救濟物資，打點送往根據地。同去的尚有廖夢醒、倪斐君。我很興奮有機會為夫人做些事，但心裏不免緊張，總認為夫人威嚴而高不可攀。待到我們來到倉庫時，夫人熱情地招呼我們，有說有笑，她一邊告訴我們怎樣把救濟物資毛毯、軍大衣、葯品、襪子、奶粉等分好類，以待包裝，一邊親自動手與大家一齊幹起來，我們都感到親切極了。事情辦完了，她請我們到六國飯店吃飯，並讓李媽到“利男居”買了一包叉燒，讓我帶回給孩子們吃。在與夫人的相處中，她那平易近人的品德，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她為抗戰盡心盡力的實幹精神，更令人欽佩。 1944年炎夏，韜奮被病魔奪去了生命。不久，我患乳腺癌住院動大手術。隱居在敵偽統治下的上海，險惡的環境，多難的生活，失去親人的悲痛，壓得我沉浸在憂鬱痛苦中不能自拔。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夫人于年底從重慶回到上海。她很快知道了我那幾年的遭遇和不幸，向我伸出了溫暖的手。當時，我和女兒住在雁蕩路中華職教社一間三角形的小房間裏，她自己不便來，就多次派李媽到我住處探望，送來日用品和水果等物品，傳來親切的問候。之後，夫人又請我到靖江路45號她的住處吃飯。她親自圍上小飯單下廚做菜，她做的鯽魚塞肉是公認的好味道。席間在座的還有廖夢醒等友人。她諄諄規勸，鼓勵我從苦惱中振作起來，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實現韜奮的遺願。她真誠的關懷使我備感溫暖，感到振奮。 新中國成立，慶齡同志約請我擔任中國福利會托兒所所長。我又喜又憂。喜的是能在她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憂的是我從來未擔任過領導工作，怕擔不起這個重任。夫人並不理會我的膽怯，而是以榜樣帶領我投入兒童保育的工作。 每年夫人總要多次到托兒所來檢查工作。她每次來總是先到盥洗室、廚房檢查清潔衛生，孩子們用的毛巾是否幹凈，便盆刷洗得是否徹底;廚房裏的炊事用具是否清潔消毒，菜餚葷素搭配營養是否夠，有時灶頭上燒著湯，她也會拿起匙子先嘗一嘗。 夫人在工作上對幹部要求很嚴，在生活上對大家卻很體貼。她深知我的生活習慣，不吃剁肉，每逢去她家用餐，她就讓管理員買些魚蝦、家禽。她知道我那時經濟條件有限，日常伙食簡單，特別是由于托兒所工作繁忙勞累，體重隻有70多斤，她心裏過意不去，吃飯時總要我多吃菜多加點油水。 夫人那種體貼入微、和藹可親，心中時刻揚起的一片愛心，給了我無比的溫暖。更使我難以忘懷的，是在那風雨如晦的歲月裏，夫人對我的深情厚誼。在那長達十年之久的那場浩劫中，盡管慶齡同志受到周總理的保護，但她的後院還是起了一陣火。她與祖國和人民分擔著痛苦與不幸。 那時，她幾乎三天兩頭來一封信。每信必問我好不好，有沒有遭批鬥，一再關照要保護身體，給她寫信要講真情，有什麽困難隻管說。也許她深知我的性格有軟弱的一面，很怕我出事。焦慮之情至今銘記。凡是有點內容的信，比如告訴我她的某某親戚自殺了，或者廖承志同志遭到不測等等.在信後必定寫上四個大字“閱後燒掉”，還加上個驚嘆號。她希望能保護我，希望尋找一個可以傾吐悲憤心跡的地方。1967年上半年，她終于想出了一個辦法。她來信堅決要我搬到陝西北路369號去。她說那是一幢花園洋房，是她母親生前住的地方，陳丕顯同志在任時由上海市政府將它修繕一新交還給她的。她以為隻要我住進去就安全了，她來看我，來關照我，來傾吐心聲，隻要汽車開進大門就是她的“天地”。她一點不知道我那時是“陪鬥”對象，身不由己啊。她連續追來三封信，要我盡早搬過去。我把情況通過友人轉告鄧穎超大姐，征詢她的意見。鄧大姐的處境也不妙，卻承擔了風險，她回復我兩條，一，遵從夫人意見，搬過去;二，老房子不要退。女兒想得周到，向市裏認識的一位造反派打了招呼，我們就悄悄地著手整理東西。1967年8月14日我和女兒搬進369號，我住進夫人指定的二樓正房，是她母親住過的那間。這是在市婦聯造反派眼皮底下進行的一次“造反”行動。可想而知，招來的後果是一大片大字報，罪名是與資產階級權威劃不清界限，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敵不過造反派的“勒令”，我和女兒又于1967年9月21日搬回到上海老房子裏。夫人要我搬家的信已經“閱後燒掉”了，唯一能證明這件事始末的“旁證人”是用了幾十年的戶口簿，在“住址變動登記”頁上的兩個方格，一個記著:1967年8月14日遷入陝西北路369號;另一方格記著:1967年9月21日遷入淮海中路1487弄13號。夫人的良苦用心終未能實現，但她的厚愛在我心中永存。 夫人病重的最後一段時日裏，我有幸日夜守護在她身邊，她斷斷續續地和我談了很多。有一次她對我說:“我牽記美齡，現在能來就好了。”又說:“美齡假使能來，住我這兒不方便，可以住在釣魚台，你們認識，你幫我接待，早上接她來，晚上送她回去。”我頻頻答應。同時，我向鄧穎超大姐反映了她的心願，很快回音來了，宋美齡身居美國，那時也身體有病，不能成行。聽到這訊息，夫人嘆了氣，惋惜地說:“太遲了!”她似乎有預感，有一次她又叮囑我:“國內認識美齡的人不多了，如果她來，你一定要接待她。”我理解夫人的心情，俯身安慰她，我會牢記她的囑托，我祈盼夫人的身體會好起來，她的心願會實現。但她終于懷著對同胞的關切，對海峽彼岸妹妹的思念，匆匆遠行。我亦一直為沒能完成這個任務而深深遺憾。如今海峽兩岸同胞的探親往來，已開創了新的局面，夫人對祖國統一的願望終將成為事實。 往昔的一切都已成為珍貴的記憶，如今在我身邊還儲存著夫人給我的40餘封書信，信中記敘著夫人對我的信托和關懷。夫人對我以知己相待，我視夫人為風雨知音。眼下我已是期頤之年，夫人的風範仍像航道的燈塔，照耀著我晚年的歷程，我深深地愛著我們的黨，愛著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愛著我永遠尊敬的孫夫人慶齡同志——我心中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