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作品中，“寂寞”一詞總是如影隨形的出現，寂寞的來源從他的生活中處處纏繞而來，今非昔比的寂寞，如“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思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總之，“偏苦于不能忘記。”不吐不快，而又惶恐抒發己心後無人問津的寂寞，如“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含著莫大的猶豫遲疑，對公眾未知反映的恐懼。長期寂寞慣了的後遺症。
這種知識分子的寂寞廣泛的表現于他筆下的人物之中，從悲觀執著的魏連殳終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從積極活躍的呂緯甫漸漸淪為世間一個模模糊糊，泯然眾人的影子。這些跌跌撞撞的人物在四周如冷壁一樣的時代起起伏伏，與庸眾不同，與當權者不同，也許在未來，還會與起初意氣風發的自己不同。實是知識分子難言的苦衷。
以至于後來這種寂寞竟逐漸成了他筆下鬥士的一種習慣，習慣了獨行，《長明燈》裏那個執意要熄滅長明燈的“他”總是在強調“不能，不要你們，我自己去熄。”這裏，所謂獨行是拒絕“他”的反對者。
在自序中，魯迅也曾感慨，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傳染給和他年輕時一樣做著好夢的年輕人，這裏，確實拒絕任何的追隨。
于是，忽而有了一種煢煢孑立，形影相吊之感。
電影《梅蘭芳》中，邱如白對孟小冬說，誰也不能毀了梅蘭芳的孤獨。同樣，倘若是毀了魯迅這份寂寞，恐怕也不會有《吶喊》。這份寂寞是他長期壓抑在自己的無聊與哀傷中，又如寒風砭骨，屢屢催促著他去打破這個沉默的時代。“隻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于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因為寂寞而無言，亦因為寂寞而想要一吐為快。
在開與不開口的猶豫後，繼而呈現的即是魯迅作品中是他對現狀的某種顧慮與掙扎，包含著對舊時代的厭惡和妥協，一方面在揭露，一方面又麻醉著自己使自己沉入國民之中。這種矛盾的沖撞在其早期的小說中流露的較多。
這樣的帶些糾結的掙扎隱約可從《端午節》中窺得一二：“又如看見兵士打車夫，在先也要憤憤的，但現在也就轉念道，倘使這車夫當了兵，這兵拉了車，大抵也就這麽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錯的不是當時的個體，而是個體行事方式的定位，當兵的欺壓車夫已經成為社會公認的某種現象，似乎已成為職業的天性，不論是壓迫者還是被壓迫者，都自然而然的承受著這樣的事實。
如同文中的“隻要地位不至于動搖，他絕不開一開口”，其實細想之下，魯迅早年獨自一人抄拓碑時，面對這樣一個鐵屋子，也曾經抱有不開口的想法，對身邊的種種，也僅僅是如方玄綽一般有感慨而無行動，深以為自己無力去喚醒，深以為大而激進的變動在中國行之不通，深以為自己不是一個振臂高呼而應者如雲的英雄，他恐懼所謂“叫喊于人生之中，而無生人之反應既無贊同，也無反對，如置無邊無際的荒原”的境地。
魯迅認為中國人的自大是一種合群的自大，而他自己恐怕也同樣經歷過，因為一個念想，唯有在心中百般徘徊，百般自問，才能流暢的舒展于文字，而那些進入他眼中形形色色的人，不同于童年的蕭瑟的故鄉，終于來到的了紙上，他筆下有太多麻木與生活而不自知的人物，而方玄綽似乎又與他們有著一絲的不同，這個小人物雖然亦瑟縮在當時社會的既定規則之中，但卻曾經憤憤不平，也曾經認識到“易地則皆然”，在麻木的同時認識到了麻木的存在的現象。
我們在寫過去的自己的時候，尤其是難過的歲月，看著原先的自己這樣袒露在如今的我們的筆下，慨然是一定會有的，同樣也會欣慰那隻是過去，而如今畢竟有一些改變。魯迅在塑造他時，想必從中窺得自己當年的影子，而自己已然和那個“清高守規”的方玄綽大有不同了。他完成了方玄綽未達成的轉變。
魯迅他當然是一個戰士，一個時代的匕首，但同樣也是一個在平凡不過的凡人，有著自己的膽怯和憂鬱，也正是這種種，讓他的作品不是一味的偏激和諷刺，似似有常人的無奈與憐憫。並不是一開始，周樹人就是魯迅，他的鋒利固然出挑，而鋒利之前的暫時的駑鈍卻更為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