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錢大昕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崇禎丙子舉人，鼎革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坐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遍讀之，皆得其大意。餘姚黃太沖寓甬上，先生與兄斯大皆師事之，得聞蕺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為主、以聖賢為必可及。是時甬上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有疑義，輒片言析之。束發未嘗為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啓實錄皆能闇誦。尚書徐公乾學聞其名招致之，其撰《讀禮通考》，先生予參定焉。
會詔修《明史》，大學士徐公元文為總裁，欲薦入史局，先生力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罷，繼之者大學士張公玉書、陳公廷敬、尚書王公鴻緒，皆延請先生有加禮。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製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于眾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唯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跡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難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跡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跡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為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它書證之，它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于實錄者裁之，雖不敢謂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
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後人多信之，先生直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文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于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肯以後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為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自焚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
在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日，每月兩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于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于史者也。”
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匯考》四卷、《廟製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匯考》八卷、《歷代宰輔匯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群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匯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見也。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為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選自《四部叢刊》本《潛研堂文集》
萬斯同先生字季野，是鄞縣人。他的高祖萬表，是明朝的都督同知；父親萬泰，是明朝崇禎九年的舉人，清朝代明以後他把經史之學分別傳授給幾個兒子，讓他們各自專攻一門。萬斯同先生是萬泰的小兒子，生下來就異常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時曾當客人的面背誦揚雄的《法言》，全篇不差一字。十四五歲時把家裏的藏書全都拿來閱讀，都能領會其中的主要意思。餘姚黃宗羲先生住在寧波，萬斯同先生與哥哥萬斯大都拜他為老師，學到蕺山劉宗周先生的學說，就是以“慎獨”為主，認為聖人賢人的道德學問是能趕得上的。當時寧波有個五經會，其中萬斯同先生年齡最小，但每遇到討論中有疑難的地方，他總是幾句話就能把疑難分析明白。他青少年時沒有作過八股文，專心學習經史詩賦，通曉歷代史書，對明代的製度人物尤其精通，從洪武朝到天啓朝的實錄都十分熟悉。尚書徐乾學聽到他的名聲，把他請到自己身邊。徐乾學撰寫《讀禮通考》，萬斯同先生協助參加定稿。
正逢詔令修撰《明史》，大學士徐元文任總裁，想推薦萬斯同先生進入明史館任職，他極力推辭，于是徐元文就聘請他住在自己家裏，把修訂編纂的事委托給他。徐元文離職，繼任他職務的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尚書王鴻緒，都聘請萬斯同先生，禮節待遇也更加優握。萬斯同先生一向把撰寫明代的歷史視為己任，又恐怕重犯唐代以後開設史館、分頭修撰而造成的失誤，曾說：“以前司馬遷、班固才能既傑出，又繼承了父輩的學問，所以敘事翔實而語言富有文採。此後史家私撰的史書，才學雖然比不上司馬遷、班固，但還不至于象官修的史書那樣雜亂。修史好比一個人到別人的家裏去，開始周歷熟悉他家的廳堂、寢室、坑廁和浴室，繼而了解知道他家的積蓄、產業、禮節和習慣，時間久了他家男女老少性格氣質的剛強柔弱、地位高下和智慧型賢愚，沒有不了解和熟悉的。這樣以後，才能裁斷他們家的事務。象官修的史書，匆忙修成于眾人之手，對參與修史的人無暇選擇他們才能是否適宜和職事是否熟習，這就象招呼一個過路人來與他商量家中的事一樣。我所以要辭去明史館的職務而接受邀請寓居于總裁家的原因，隻是怕眾人分操其事、互相割裂，使一代的治理與變亂、賢人與奸賊的事跡昏暗而不明罷了。”他又說：“史書的難修這種說法是由來已久了呵！不是記事翔實而且富于文採，它的流傳是不會廣泛的。這就是李翱、曾鞏所譏笑的魏晉以後，賢人與奸賊的事跡之所以昏暗不明，是由于沒有司馬遷、班固的文採的緣故啊。但是在今天則以記事的翔實為更難，原因在于苟且馬虎的風氣由來已久了，喜歡和討厭隨心所欲，而抨擊和稱贊也就跟著來了，一個人的事跡，由三個人來撰寫，因而他的傳記也就各不相同了，更何況長達幾百年的歷史呢！言論可以歪曲附會來編造，事跡可以憑空想象來虛構，那些傳播言論和事跡的人，不一定都是走正道的君子；那些根據傳聞而加以記載的人，未必有辨別判斷的識見。不去議論世事的得失、鑒別人物的優劣從而完整地看到他的外表和內裏，那麽我認為是事實但別人受它歪曲的例子是很多的了。我小時候求學于某家，他家有明代的各朝實錄，我把它熟讀而詳記了。長大後遊歷四方，到舊時官宦人家向老人們請求借讀前朝的書籍文稿，考察和詢問往事，廣及州縣方志和各家私撰的記載，無不在搜羅參考之列，但總的來說還是以實錄為宗旨。因為實錄是直接記載事實和言論而沒有什麽增刪修飾的。根據他所處的時代來考查他的事跡、核對他的言論，公平地考察這些言行，那麽這個人的生平始末詳情十分中能得到八九分了。但是言論的發表或者另有緣故，事情的開端也許別有起因，而在它流傳的過程中可能又有變化，那就非得依據其他書的記載不能全部搞清了。凡是實錄中難以求其詳情的，我用別的書作佐證；別的書歪曲失實的，我用從實錄中得到的材料加以判斷，雖然不敢說結論全部可信，但是非被人歪曲的事是很少的了。過去人們對《宋史》已經嫌它繁瑣蕪雜，但我記述的將比它還要增加一倍，這不是我不知道簡約的可貴，而是恐怕後人力求廣博而不知應該有所剪裁，所以先走極端，使他們知道我所收取的還有可以刪減之處，而我所不取的都必定不是真實的事跡與言論，從而更加不可增益。”
明代建文帝一朝沒有實錄，野史于是有建文帝遜國出亡的說法，後人大都相信。萬斯同先生直截了當地判斷說：“紫禁城沒有水關，所以沒有從水關逃出的道理，鬼門也沒有這個地方。《成祖實錄》記載：‘建文帝合宮自焚，皇上望見宮中煙火四起，急忙派遣太監前往救火，到那兒已經來不及，太監從火中搬出他的屍體，回來報告皇上。’所謂太監，是成祖的太監，怎麽肯把建文帝皇後的屍體來欺騙他們的主子？而且清宮的時候，原先被建文帝所親信的宦官嬪妃逐個遭到毒刑拷問，如果沒有自焚的確實根據，成祖怎麽肯不下大肆搜捕的命令呢？而且建文帝登上皇位的二三年內，削奪近親藩王的勢力，一點也沒有寬恕容忍，以至于燕王起兵攻佔京城，自己被迫自盡。即使是逃亡，也是勢窮力盡，可以稱這為遜國嗎？”從此《明史》裏關于建文帝的記載辦法就決定了。
在北京十幾年，士大夫們沒有一天不來請教，每個月參加兩三次講解學問的聚會，聽講者經常有幾十個人。他對于前朝史書的體例融會貫通十分熟悉，指點陳述各史的優缺點，都說中要害之處，即使是劉知幾、鄭樵等史學家都比不上他。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都有表，可《後漢書》、《三國志》以下的史書都沒有，劉知幾說：“有表說不上有益處，無表也說不上有損失。”萬斯同先生則說：“史書的有表，是為了貫通本紀、列傳記述的不足，有已寫入本紀、列傳再在表中加以記載的人物，也有沒有寫入本紀、列傳而因史事牽涉在表中加以記載的人物，表編成之後，本紀、列傳的文字就可以省略了，所以表在史書中不可廢除。讀史書而不讀表，不是深入研究歷史的人。”
萬先生康熙四十一年逝世，享年六十。他所著述的《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匯考》四卷、《廟製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都刻印行世。又著有《周正匯考》八卷、《歷代宰輔匯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群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匯編》二十二卷、《昆侖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我都沒有見到。乾隆初年，大學士張廷玉等奉詔令定稿刻印《明史》，用王鴻緒的《明史稿》為基礎而加以增刪，王鴻緒的《明史稿》一大半是由萬斯同先生編撰的。
（陳稼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