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內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識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個知識分子不說真話，逼他說假話，這是知識分子最痛苦的事情。為什麽文革當中會有那麽多知識分子自殺，除了被打、被關、身體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還是他精神的痛苦，靈魂的痛苦。他覺得他喪失了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他在撒謊。這是不可饒恕的罪過，有很多知識分子就是這麽自殺的。
到了90年代，意識形態的色彩開始淡漠了。中國轉入消費時代，欲望時代，所以知識分了又面臨著另外一種選擇，說俗了，就是一個“權”，一個“錢”的選擇。于是就像魯迅講的，有人退隱，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當官，有人發財，但也有人堅守。
可悲的是堅守的人越來越少。90年代是知識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責任、良心、道義、勇氣、執著、誠實、規範、準則都被恥笑，說什麽年代了，你還堅守這樣一些破爛，所以很多像我這樣的人又不適應了。我也有過彷徨、有過困惑，也有過笑話。我舉個例子，也許說明不了什麽問題，也許可以從中透露出一些什麽。
1999年吧、也許是XX年，我對數位總是記憶不清。法國有個有名的酒，叫銘銳吧?這個酒拿破崙喝過，說拿破崙打仗，必須到這個酒廠去喝他一瓶。一喝每戰必勝。這個廠有幾百年的歷史了，發展到現在成了法國一個專門製造高檔奢侈品的一家大的公司，比如毛皮衣啊，鑽石啊，高檔的酒啊……
1999年吧，這家法國大公司把19XX年到1999年不同年份的酒混合到一起，釀造了300瓶“雞尾酒”，其中100瓶不出售，隻送給世界各國在某個領域的著名人物。香港送給了蕭芳芳，還送給了一些什麽國家的政要，反正都是名人。中國就送給了張藝謀。當時張藝謀在德國領獎，是《我的父親母親》獲獎吧。他特地到上海來，到法國駐上海的領事館來接受這瓶酒。這要舉行一個儀式，在那個公司的總裁把這瓶酒送給張藝謀之前，要找個當地文化界的名人來介紹張藝謀出場。于是就找到我，我說好呀，這是一次文化活動嘛，是中國的光榮嘛!他們問：“沙先生，你有什麽要求嗎?”我說：“沒有什麽要求。”然後又問：“真的沒什麽要求嗎?”(笑聲)我心想能什麽要求呢?總不能讓張藝謀拍部電影讓我演男主角吧。我實在是沒想到其他地方去，就說：“一點要求也沒有。”對方說：“那好，那好。”
這一次，我確實是把它當作一次純粹的文化活動。我平時發言、演講，都不寫講稿，信口開河，那次我特地寫了講稿，做了準備。張藝謀嘛，要鄭重對待。我想這是發獎大會，發言不要搞得太一本正經。發獎本來就是開心的事，你看奧斯卡頒獎多開心。所以我想盡量講的輕松一點，風趣一點。我的發言開頭說：“張藝謀是不用介紹的，天下誰人不識君。張藝謀也不希望別人去誇獎他，一誇獎張藝謀就成了‘誇張’了(笑聲)。”
這個開頭就贏得大家掌聲，我也很得意(笑聲)。我說：“張藝謀是中國電影界的‘大紅燈籠’，是得獎專業戶。他以前得獎是‘一個和八個’，現在他是‘一個都不能少’。”(笑聲)。中間說的也不錯吧?是不是?你想呀，他得過表演獎，得過導演獎，還得過攝影獎。不是“一個也不能少”嗎?那次我講了10分鍾，很受歡迎，我也認為我是參加了一次有意義的文化活動。第二天早上，我請張藝謀喝早茶，還請了黃蜀芹、奚美娟等上海電影界人士。
其實人家法國公司是有利可圖的，他們是用文化來包裝商業目的。所以他才問你：“你有什麽要求?”說白了，你要多少錢嘛。可我就是聽不懂嘛(笑聲)。這是兩種符號，兩種語言。他送給名人的100瓶酒不賣，但其他200瓶酒是要賣的，也可能賣的很貴嘛。他這100瓶送的酒是廣告嘛，是為了推銷那200瓶酒的廣告嘛。我也在無形中做了一次廣告，一分錢沒拿(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