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古文典籍 詩經 國風·鄘風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傈,椅桐梓漆,爰伐琴桑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雲其吉,終然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注解
①定:定星,又叫營室星。十月之交,定星昏中而正,宜定方位,造宮室。于:古聲與為通,作為之意。 楚:楚丘,地名,在今河南滑縣東、濮陽西。

②揆(音葵):測度。日:日影。

③榛、傈、椅、桐、梓、漆:皆木名。椅,山桐子。

④虛(音區):一說故城,一說大丘,同“墟”。

⑤堂:楚丘旁邑。景山:大山。京:高丘。

⑥臧:好,善。

⑦靈:善。零:落雨。倌:駕車小臣。

⑧星言:晴焉。夙:早上。說(shuì稅),通“稅”,歇息。

⑨匪:猶“彼”。直:特也。秉心:用心、操心。塞淵:踏實深遠。

⑩騋(音來):七尺以上的馬。牝(音聘):母馬。三千:約數,表示眾多。

譯文
定星十月照空中,楚丘動土築新宮。度量日影測方向,楚丘造房正開工。栽種榛樹和傈樹,還有梓漆與椅桐。成材伐作琴瑟用。

登臨漕邑廢墟上,把那楚丘來眺望。望了楚丘望堂邑,測量山陵與高岡,走下田地看農桑。求神佔卜顯吉兆,結果必然很安康。

好雨夜間下已停,吩咐駕車小倌人。天睛早早把車趕,歇在桑田勸農耕。他是正直有為人,內心充實又深沉。良馬三千多如雲。[1]

鑒賞
這篇風詩意在歌功頌德,稱頌的對象則是衛文公。衛國懿公當道時,荒淫腐敗,懿公好鶴,給鶴食俸乘車,民心離散。公元前660年,狄人攻衛,衛人無鬥志,懿公死,衛亡。衛遺民不足千人渡過黃河,齊、宋援衛,立戴公,廬居于漕邑(今河南滑縣舊城東)暫棲。不久戴公死,弟文公毀立。齊桓公發兵戍守亡而復存的衛國。漕邑不宜建都,前658年,齊桓公率諸侯助衛遷于楚丘。衛文公受命于危亡之際,兢兢業業勵精圖治,衛國日漸強盛。前642年,邢與狄合兵攻衛,衛文公率兵擊退敵軍,次年又討伐邢國,其國力與懿公時不可同日而語。衛文公不乏文治武功,稱得上是衛國的中興之君,《定之方中》對他進行頌揚可謂相人得宜。

全詩三章,章七句。詩當作于衛文公的晚年或死後,是追敘當時情事,具有史詩性質。它與《大雅·公劉》寫周人先祖公劉帶領周民由邰遷豳時相地形、建京邑、治田地等頗相類,可以參讀。

首章寫在楚丘建設宮室。古代科學技術還比較原始,建造宅邸需要定向,隻能依靠日星。定星每年夏歷十月十五至十一月初,黃昏時分出現在正南天空,與北極星相對應,就可準確測定南北方位。至于東西,揆度日影也可確知。又十月後期方屆農閒,嚴寒尚未至,古人于此時修宮築室,自是相當科學。至于栽種樹木,古代在宮殿廟宇建築旁需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類,也有一定規定。楚丘宮廟等處種植了“榛傈”,這兩種樹的果實可供祭祀;種植了“椅桐梓漆”,這四種樹成材後都是製作琴瑟的好材料。古人大興土木兼顧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這對今天也是一種啓發。“爰伐琴瑟”,很有意思。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立國之初就考慮到將來能歌舞升平,琴瑟悠颺,可見深謀遠慮與充滿自信,非苟且偷安者比,由此讓人品嘗出詩中隱寓的褒美之意。首章寫的是群體勞動,那樣的科學規劃,那樣的緊張有序,那樣的自豪自信,在頗為整飭而略帶進行曲色彩的詩行中,讀者仿佛觸摸到了衛人重建家園時那種明朗而又熱烈的歡快脈搏。可是,人們不可能自發盲目勞作,也不可能群龍無首,這一大規模工程究竟由誰擘畫和領導的,由此造成小小懸念,自然折入二章的倒敘緣由,章法安排上具有跌宕之勢。

二章追敘衛文公卜築楚丘的全過程。全過程包括二個層次:盡人事,敬天命。前五句為盡人事,先是“望”,後是“觀”。望是登高遠望,登上漕邑故墟,眺望楚丘。“望楚”的重復,說明端詳得極其細致,慎重而又慎重。此外。還考察了附近的堂邑和高高下下的大小山丘。這顯示文公有豐富的堪輿風水知識。“觀”是降觀,下到田地察看蠶桑水土,是否宜耕宜漁。這都是有關國計民生的根本大計,作為賢君自然不會疏忽。這五句從“登”到“降”,從“望”到“觀”,全景掃描,場面宏遠,在廣闊雄偉的背景上刻劃了既高瞻遠矚又腳踏實地的文公形象。最後兩句寫佔卜,經“天意”認可,人事才算定局,它有助于今天讀者認識古代歷史。

與二章大刀闊斧手筆迥不相侔,三章卻于細微處見精神。三章寫文公躬勸農桑。“好雨知時節”,有一天夜裏春雨綿綿滋潤大地,黎明時分天轉晴朗,文公侵晨起身,披星戴月,吩咐車夫套車趕往桑田。這幅具體的細節描寫圖,要傳達的信息也不言而喻:文公重視農業生產,親自前往勸耕督種。由小見大,文公平時夙興夜寐勞瘁國事的情景,都不難想見。

三章的最末三句是全篇的結穴,揭出題旨:他可不是平庸的一般的人,他的用心是多麽的實在多麽的深遠啊!全詩敘事,都用賦的手法,從賦中讓人品味出贊頌的韻味。“匪直也人,秉心塞淵。”二句雖然也是賦,卻有更多的抒情色彩。由于文公“秉心塞淵”,崇尚實際,不繁文縟節做表面文章,才使衛國由弱變強。一、二、三章的所有敘寫,無不環繞“秉心塞淵”而展開。難怪方玉潤《詩經原始》在此句上有眉評:“是全詩主腦。”

詩末句“騋牝三千”,好像與全詩內容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是構成一種因果關系。上述卜地、築宮、興農種種是因,此句是果。兵強馬壯,常體現一國的富強,在文公治理下,衛國確實日臻富強。《左傳·閔公三年》載:“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可見衛文公後期國力已增強了近十倍。《詩經原始》也高度評價文公治衛,稱其“不數年而戎馬寖強,蠶桑尤盛,為河北巨邦。其後孔子適衛猶有庶哉之嘆,則再造之功不可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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