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古文典籍 反經

《反經》前言

匠成輿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愛憎哉?實技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騖之曹,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末,遂作《春秋》,大乎工道;製《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所抑。

斯聖人製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亂。若至于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于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曰:“政 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舍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于時變歟?

夫霸者,駁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于有成,不問所以;論于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扶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于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敘以長短術,以經論通變者,並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為十卷,名曰《反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

具載諸篇,為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誇欲,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

【譯文】

製作車子的人,惟恐別人不富貴,沒人買他的車;製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不傷人,沒人買他的箭。他們這樣做,難道是對別人有意心存愛憎嗎?

不是的,這是技術、職業促使他們必須這樣做的。從這些事例可以知道,當今那些積極進取的人們為什麽一讀了講縱橫謀略之術的書,就盼著天下大亂;通曉了兵法戰略,就希望發生戰爭。這也是一向就有的說法,人情世故的必然。所以先師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它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擔憂它的弊端,于是創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經》以褒獎美德。防微杜漸,首先要有所防範。這就是聖人創作、著述的根本用意。

但是,製定一種方針、政策運用于治理國家,當這種方針、政策出現弊端時必定會出亂子。如果到出了亂子的時候,那又怎麽能救得了呢?因此,統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聽說有因循守舊、食古不化的方法。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禮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規。這並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為了用不同的方針政策來補漏救偏。正因如此,所以國家的風貌雖然一樣,但治理的方法卻一定不同;聖人、先哲雖然都同樣聖明,但一代代帝王的名號卻往往有別。這難道不是用時因地確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據以往的經驗教訓順應客觀規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業嗎?在根據此時此地的實際情況製定政策的時候,社會風氣的好壞完全由社會條件決定;在依照以往的經驗教訓治理國家時,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社會的發展狀況決定。

所以,古人治國主要有三種方式:王道的統治採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統治採用威攝的手段;強同的統治採取強迫的辦法。之所以要這樣,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隨便更換。春秋時齊國的名相管仲說:“聖人隻能順應時勢而不能違背時勢。聰明的人雖然善于謀劃,但總不如順應時代高明。”戰國時的鄒忌說:“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來匡正時弊、補救失誤的。如果適合于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就運用它,一旦過時了就舍棄它。”據此來看,在應當實行霸道的統治時卻推行王道的教化,就會適得其反;應當實行強國的統治時卻施行霸道的威攝手段則將謬誤百出。如果時逢天下大亂,人心詭詐,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破壞,而要遵從先王的傳統,廣泛推行倫理道德教育,這就好象是等待越地識水性的人來救落水的人,請求那些尊貴的人來救火一樣。好是好,可難道這符合我們所說的“通于時變”嗎?

霸道是一種混雜不清的政治,也就是說,是一種黑白夾雜,不單純用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這種治國方法隻求成就事業,不問為什麽成就;隻強調整體效果而不顧細微末節的弊病。但是這種政治盡管在仁義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湯、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傾這一點上,二者卻是同一的。

我擔心一般的儒生被自己的學識局限,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區別,所以來專門闡述長短術,用以分析通變的道理,確立題目共六十三篇,合在一起為十卷,書名稱《反經》。本書的中心思想是討論如何鞏固統治的根基,改革時弊,撥亂反正,挽救國家之敗局。所敘各篇,都是吸取先前經驗教訓的深遠謀略,是經邦濟世的真理。我並不想借此來嘩眾取寵,博取虛名。把我的見解披露出來,為的是拋磚引玉,以待後世明哲的俊傑繼往開來。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他能好好讀讀這本書,那我就深感榮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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