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明的君主，賢能的臣子，必須輔之以完善的管理體製，才會有政治的清明。國家如此，機關如此，企業如此，任何一個“治人”或“人治”的單位莫不如此。
【經文】
[議曰：夫政理，得人則興，失人則毀。故首簡才，次論政體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之人，強俺弱，詐欺愚，故立天子以齊一之。謂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年，故立三公丸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夫教誨之政，有自來矣。何以言之？管子曰：
“措國于不傾之地，有德也。”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為此奈何？”對曰：
“攻守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不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不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故諸候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接士而使吏，禮恭侯於人者，謂之文禮也；聽獄斷刑，治仁於人者，渭之文誅矣。故三文立於政，行於理，守而不存，攻而不得者，自古至今未之嘗聞。”
屍子曰：“德者，天地萬物之得也；義者，天地萬物之宜也；禮者，天地萬物之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謂之大仁。”文子曰：“夫人無廉恥，不可以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也。法能殺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盜者，不能使人有廉恥。故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諸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得也。”又曰：
“夫義者，非能盡利天下者也，利一人而天下從；暴者，非能盡害海內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譯文】
[任何政治製度，從理論上來講，都是得到有賢德之人才就興盛，否則就失敗。所以我們首先簡要地討論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論述政權的本體了。]
古代設立帝王的原因，不是為了滿足他們的貪欲，而是因為社會上的人總是強大的欺壓弱小的，狡詐的欺侮老實的，因此才設立大子來管理他們，好讓天下公平合理，萬眾一心。然而由于天子一人無論多麽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設立三公九卿和各級官吏來輔佐他。因為風俗不同的偏遠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澤，所以設立諸候來治理、教化他們。所以這種用教化來統治的方法是由來已久的。為什麽這樣說呢？管仲說：“使國家處于不被傾覆的穩固狀態，是因為有了道德。”周武王問粥子：“我希望守住基業就一定成功，想獲得就一定到手，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粥子回答說：“攻與守的道理相同，和睦與嚴厲是基本手段。然而，守業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嚴厲，嚴厲不能象和睦那樣使國家穩固；和睦可以用來進取而嚴苛不能，用嚴厲的方法不如象和睦那樣容易獲得成功。諸侯發布政令，能對人民公正，是文政；對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禮，是文禮；斷案用刑，以仁義待人，就是文誅。以這三種政策作為國策，並作為基本理論統一國民的思想，守業不存，進取不得，這樣的情況從古至今還未曾聽說過。”
戰國時的法家屍佼在其所著的《屍子》一書中說：“德，是天地萬物生生不息的象征；義，是天地萬物和諧融洽的象征；禮，是天地萬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質相統一，就是最大的仁。”
文子說：“人無廉恥就無法管理，不懂禮義就不能實行法治。法律能殺人，但不能使人孝順父母，和睦兄弟；可以懲罰盜賊，但不能使人知廉恥。
明君在上，應將善惡美醜明明白白的顯示給人民大眾，用批評和表揚來引導人民，親近賢人並提拔他，蔑視小人並黜退他。不隨便動用刑法，同時要修明禮義，任用賢能。”又說：“仁義並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處，但隻要使某一個人得到好處，人民大眾就會追隨跟從；殘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隻要危害到某一個人，人民大眾就會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實施或者放棄，不能不反復考慮，慎之又慎。”
【經文】
積於不涸之倉，務五谷也。
[ 晁錯說漢文帝曰：“今土地人民不減乎古，無堯、湯之水旱，而蓄積不及古者，何也？地有遺利，人有餘力，生谷之上未盡墾闢，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人未盡歸農也。當今之務，在放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餘，而國用饒足。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漢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鄉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毋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後親桑，以奉宗朝，為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
《鹽鐵論》曰：“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
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不務人用而淫巧眾也。”]
【譯文】
要想使糧倉內的糧食儲蓄取之不盡，就必須重視發展農業生產。
[晁錯勸漢文帝說：“現在土地和人民不比古代少，而且沒有堯、湯時的水旱災害，可是糧食的積蓄卻不如過去多。什麽原因呢？因為土地沒被充分開發，民眾的勞力過剩，能生長庄稼的土地沒有得到開墾，山林湖海的資源也沒有全部利用，流民沒有全部回鄉務農。當務之急，在于重視糧食生產，其方法就是按照生產糧食的多少作為賞罰的標準。應當招募百姓到邊疆去從事農業生產。凡是能這樣做的，平民百姓可以讓他們升官，有罪判刑的可以免罪。這樣，富人有了爵位，農民有了錢，糧食有了富餘，國家就一定會財源富足。不過三年，邊疆的糧食一定會多起來。”
漢景帝下詔說：“製作隻供玩賞、裝飾一類的東西，將損害農業生產；華麗的刺綉隻能消耗絲線，將影響成衣製作。農業受到損害將導致飢荒，縫紉受到損害就要挨凍。飢寒交迫而不為非作歹，難啊。我要親自耕作，皇後要親自採桑養蠶，以供奉宗廟，來帶動大下民眾，希望天下百姓都從事農業生產，使絲綢和糧食都有積蓄，以備災荒。”
晁錯寫的《鹽鐵論》說：“國家有肥沃、富饒的田野而人民卻食物不足，是由于工商業發展了，而田野卻荒蕪了；有豐富的山林江海物產而人民卻資財不足，是由于不致力于生產百姓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卻過多地製作那些奢侈奇巧的東西。”]
【經文】
藏於不竭之府，養桑麻，育六畜也。
[漢景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國勸農桑，益種樹，可克衣食物。吏發人取庸，採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罪同。”
《申鑒》論曰：“人不畏死，不可懾之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之以善。
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也。”]
【譯文】
要想使府庫裏財富儲備永不柘竭，就必須大力種植桑麻，飼養六畜。
[漢景帝下詔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黃金珠玉餓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要命令各郡縣和諸侯各國獎勵農業生產，種桑養蠶，多植樹造林，這樣就可以保證人民大眾的衣食日用。官吏有征發、僱傭人開採黃金珠玉的，要按採集的數量多少與坐贓論罪；對盜竊千石以上的糧食而知情不報的要以與盜竊同罪論處。”]
荀悅所寫的《申鑒》中說：“不怕死的人用治罪來恐嚇他，是不會起作用的；不熱愛生命的人，無法用做好事來勉勵他。執政的必須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穩定人心。”
【經文】
下令於流水之原，以順人心也。
[尉繚子曰：“令，所以一眾心也。不審所出，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眾不信也。出令之法雖有小過，無更，則眾不二聽，即令行《尹文子》曰：“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有不必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此令不行者也。
故為人上者，必慎所出令焉。”
文子曰：“治國有常而利人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右也。”]
【譯文】
必須針對治亂之根源製定方針政策，以順應民心，方才有效。
曾與商鞅一同參與秦國變法的尉繚子說：“頒布法令是為使萬眾一心。
假如在其出台時不反復審度，出台後又多次變更，那麽法令即使頒布了，民眾也不相信。所以凡是頒布的法令，即便有所不足，也不要隨便變更。這樣，人民民眾就不會無所適從，三心二意，法令就會得以貫徹執行。”
戰國時的尹文在其所著的《尹文子》一書中說：“父親給兒子下的命令，有的會照辦，有的卻不會。比方說命令他：‘趕走尊貴的妻子，賣掉喜愛的小妾。’兒子肯定會照辦，因為他想再娶新歡；如果說：‘你不許有怨恨。
你不許有思想。’這肯定不聽。因為這無法做到。由此可知，作為最高決策者，對待法令的頒布一定要慎之又慎。”
文子說：“治理國家有其最基本的原則，那就是以有利于人民為出發點。
政治與教化有其最基本的規律，那就以令行禁止為最高原則。”]
【經文】
使士於不諍之官，使人各為其所長也。
[ 孫卿曰：“相高下，序五谷，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言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所長。”
文子曰：“力勝其任即舉之，不重也；能務其事則為之，不難也。”]
【譯文】
使用官吏，必須選擇那些不爭權奪利的人，同時要使人民大眾各自做他們所擅長的事。
[荀子說：“察看地勢高低，安排播種五谷，讀書人不如農民；流通貨源，掌握行情，讀書人不如商人；搞技術設計，準備器材，讀書人不如工匠。至于評價一個人的品行以便恰當地任用他們，量能而安排官職，說話合情合理，做事能抓位要害，這卻是讀書人的特長。”
文子說：“對其所承擔的職責能勝任的就推薦他，因為這對他來說不會成為負擔；能專心致志去做的事就讓他去做，因為這對他來說不會成為困難。”]
【經文】
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
[議曰：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札也。”故三軍大敗，不斬；獄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致誅，賊也；征斂無時，暴也；不誡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
袁子曰：“夫仁義禮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未者不成。何則？夫禮教之法，先之以仁義，示之以禮讓，使之遷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後仁義興于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理之要。而商、韓見其如此，因曰：
治國不待仁義為體，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則人怨，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人慢，慢則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道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故仲長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張彌天之網。然陳涉大呼于沛澤之中，天下回響。人不為用者，怨毒結于天下也。”桓範曰：“桀、紂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眾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故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此之謂矣。]
【譯文】
明確告訴人民民眾死路是什麽，這是為了樹立國家法律之威嚴。
[孔子說：“當權的喪失道義卻殺部下，這是不符合禮義規範的。”所以三隊大敗，不斬將領；有法不依，不能動用刑罰。為什麽呢？因為當權者對人民沒有進行教育，責任不在民眾。蔑視法律而自取滅亡的是盜賊；橫征暴斂的是暴君；不預先告戒民眾，卻責備求全的是民賊。政治製度沒有這三種弊端，然後才能實行法治。宣傳文明道德來使人民心悅誠服，這樣做行不通，那麽就樹立有德行的人作為榜樣來教育人民；如果這樣還達不到目的，那就證明世風日下，仍然有不法之徒為非作歹，這就得用刑罰嚴勵製裁了。”
東漢袁安說：“仁、義、禮、智，是法律的基礎，法、令、刑、罰，是政治的延伸。沒有基礎，法治就無從建立，沒有派生的東西，政治製度就無法完成。為什麽這樣說呢？實施以文明道德為教化的政治製度的方法，必須以仁義禮儀教育人，然後以有教養的先進人物和事跡給以示範，使人遷惡向善，使人民民眾每日每時都體現在日常生活中，成為自覺的行動。儒家看到這種情況，于是說：治理國家不需要刑法。他們不明白對下面實施法治，仁義禮讓才會在上面形成。實施法治，是為了揚善抑惡，提倡文明，禁止荒淫。
這是治國原理的關鍵。法家如商鞅和韓非子等人看到這種情況，于是說：治理國家無須以仁義為本，隻須推行法治即可。結果因隻有刑法而沒有仁義，人民產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憤怒。有仁義而無刑法，人民就會輕慢，邪惡就會隨之產生。以仁義為根本，靠法令來實現，雙管齊下，二者並重，這才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境界。”所以東漢未哲學家仲長統說：“從前秦國因商殃變法，張彌天之法網以便嚴密控製天下蒼生，然而陳勝在大澤鄉振臂一呼，天下雲從回響。舉國上下都不願為朝廷效力，這都是因為老百姓極度的怨恨鬱結于心的緣故。”
南北朝史學家桓範說：“夏桀、商紂使用刑罰，不是把人做成肉醬，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來越多，終于因此滅亡。就是因其不把仁義作為治國的根本。”所以說，法律是以仁的寬恕作為本體，以義作為斷案依據。
由此可以明白，孫子所說的“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得”，就是這個道理。]
【經文】
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
[《呂氏春秋》曰：“夫信立則立，可以賞矣，六合之內皆可以為府矣。
人主知此論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
徐于《中論》曰：“天生蒸民，其情一也。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立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而當罰者不罰，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則為惡者輕放國法而恬其所守。
苟如是，雖日用斧錢放市，而人不去惡矣；日賞賜爵祿朝而人不興善矣。”
蜀張裔謂諸葛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皆忘其身也。]
【譯文】
要想向人民敞開有功必賞的大門，就必須賞罰有信。
[《呂氏春秋》說：“額度建立後，整個國家就會井然有序。懂得這個道理的國王，他的基業就能長久；懂得這個道理的臣子，就可以作帝王的輔佐。”
東漢哲學家、建安七子之一徐幹在《中論》裏說：“上天孕育眾生，其情感是彼此相同的。身體受到傷害，人人都感厭惡；生前顯赫，死後留名，人人都很喜歡。可是有人受害，有人發達，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然而人們依然不認真修養自身，這是什麽原因呢？就因為該賞的不賞，該罰的不罰，結果使想行善的人也失去了信心，不但怨恨暗生，而且對自己以前的善行產生了懷疑；而作惡之人則不但蔑視國法，而且對其惡行恬不知恥。倘若如此，即使每天在大街上砍頭示眾，犯罪的人還是層出不窮；每天都封官加祿，人們還是不做好事。”
蜀國的張裔對諸葛亮說：“先生賞賜不漏掉同自己關系疏遠的人，懲罰不偏袒自己親近的人。不讓無功之人得到官位，不因有權有勢就免去對他的懲罰。這就是無論賢愚都能舍生忘死的原因。”]
不為不可成，量人力也。
[文子曰：“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為君為臣久而不相厭也。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難而誅不敢。人困放三責，即飾智以詐上，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奸也。”
《新語》曰：“秦始皇設刑法，為車裂之誅，築城域以備吳越，事愈煩，下愈亂，法愈眾，奸愈縱。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太眾、刑罰太極故也。”]
【譯文】
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因為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文子說：“債少容易償還，職務輕松容易完成，任務不重容易上進。最高統治者把握住簡明扼要的國策，臣民就容易建立功業。這樣一來，為君為臣就永遠不會互相討嫌。社會到了末世，其法律的特點是繁雜而苛刻，然而真正犯罪的人卻捉不住，可是動不動還要嚴懲重罰，于是罰不勝罰，嚴重危害社會的卻不敢殺。人民大眾為這三種重負所困擾，就變著法子來欺騙上級，雖然採用嚴酷的刑法，也不能禁止奸詐與邪惡。”
《新語》說：“秦始皇設立刑法，用車裂殺人，修築大城以防備江南吳楚一帶少數民族的入侵，舉措越多，國家越亂，法令越多，惡人越放縱。秦始皇不是不想治理好國家，然而他的一系列舉措恰恰失掉了天下，就是因為採取的措施太多、刑罰太嚴的緣故。”]
【經文】
不求不可得，不強人以其所惡也。
[故其稱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順人心，政之所廢，在逆人心。夫人惡憂勞，我逸樂之；人惡貧賤，我富貴之；人惡危墜，我存安之；人惡絕滅，我生育之。能逸樂之，則人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人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人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人為之絕滅。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亦叛。
晏子曰：“謀度放義者必得，事因於仁者必成。反義而行，背仁而動，未聞能成也。”
《呂氏春秋》曰：“樹木茂則禽獸歸之，水源深則魚鱉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故曰：強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強之為道，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也。]
【譯文】
不追求得不到的東西，不勉強人做他們所厭惡的事。
[所謂“政治”，意思是要順應民心，政策法規才能得以貫徹執行，違背民心，政策法規就會被廢棄。人民厭惡愁苦、勞累，就設法使他們安逸、快樂；人民厭惡困苦、貧賤，就設法使他們富裕、尊貴；人民厭惡危難、動蕩，就設法使他們安全、穩定；人民害怕絕後、死亡，就設法使他們生育、長壽。
能讓人民安樂的人，人民也會為他分憂，為他勞苦；能讓人民富貴的人，人民也會為他甘受貧賤；能讓人民安定的人，人民也會為他承受危難；能讓人民休養生息的人，人民也會為他經受死亡滅絕的考驗。隻要滿足了人民的這四種欲望，遠方的人自然會來親近；相反，親近的人也會背叛。
晏子說：“依照正義來謀劃，定有所得；根據仁愛去做事，定能成功。
違背正義和仁愛去行動，沒聽說過有能成功的。”
《呂氏春秋》說：“樹木茂盛，禽獸才會來棲息；水流深沉，魚鱉才會來歸依；帝王賢明，豪傑才會追隨。”所以，聖明的國君不刻意要求歸依他的人，而是註重做好能使人才前來歸依的那些事情。強迫讓人笑，笑了也不快樂；強迫讓人哭，哭了也不悲哀。強硬地推行某種政策，隻有小成而不會有大成。]
【經文】
不處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
[董仲舒曰：“安邊之策欲令漢與匈奴和親，又取匈奴愛子為質。班固以匈奴桀驁，每有人降漢，輒亦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安肯以愛子為質？孝文時，妻以漢女，而匈奴屢背約束，昧利不顧，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事之固，而娛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
晁錯說漢文帝令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贖罪，上從之。
荀悅曰：“聖人之政，務其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議，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弗由之也。”]
【譯文】
不要固守在不能久留的地方，不為一時方便而苟且敷衍。
[董仲舒說：隻用漢朝與匈奴和親的策略來使邊境安定，又以匈奴單于的愛子作為人質，這是達不到目的的。班固曾經認為，匈奴人凶暴、倔強，每當有人投降漢朝，他們便扣留漢朝使者來報復，怎麽能指望他們拿愛子作人質呢？孝文帝時，匈奴單于娶了漢家女子為妻，可是屢次違背和約。他們如此利令智昏，怎麽能希望他們不為重利而寧肯犧牲人質呢？謀略大事，議製國策，不求長治久安，隻圖一時的穩定。這樣的人不可以策劃長久大計。”
晁錯勸漢文帝發展農業生產，使之得以做官或贖罪，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苟悅說：“聖人的工作，是致力于法令製度的製定和闡明道德和義理。
如果一切政策法規都要大家去評議，揣度它是否合乎時宜，迫不得已才採用它，若非有重大變故，不應當這樣做。]
【經文】
知時者，可立以為長。
[範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容不可強成。”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語》曰：“聖人修備以待時也。”]
【譯文】
懂得把握時機的人，可以任命他為行政長官。
[範蠡說：“節令未到，不可以勉強植物生長；情勢不允許，不應當勉強追求成功。”管仲說：“聖人隻能捕捉時機，不能違背時機。”《論語》說：
“聖人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後，隻等時機的到來。”]
【經文】
審于時，察于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
[議曰：孫卿曰：“盜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為王矣；盜霸者之法，與霜者之人為之，則亦霸矣；盜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矣。夫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矣；與端誠信令之士為之，則霸矣；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矣。三者，明主之所謹擇，此能察于用也。”
管仲曰：“大位不仁，不可授以國柄；見賢不讓，不可與尊位；罰避親戚，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可與都邑。”又曰：“使賢者食于能，則上尊崇；鬥士食于功，則卒輕死。使二者設于國，則天下理。”
傅子曰：“凡都縣之考課有六：一曰以教課治，則官慎德；二曰以清課本，則官慎行；三曰以才課任，則宮慎舉；四曰以役課平，則官慎事；五曰以農課等，則官慎務；六曰以獄課訟，則官慎理。此能備官也。]
【譯文】
能審時度勢，對人才、資源的使用了然于胸，並能恰當地選用官吏的人，就可以推擁他為君王。
[荀子說：“盜竊了帝王的治國方法，要與能做帝王的人去實行它，那就可以稱王了；盜竊了稱霸者的治國方法，能與稱霸的人去實行它，那就可以稱霸了；盜竊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去實行它，自然會一同滅亡。與修積禮義的君子共事，可以稱王；與正直誠信的人共事，可以稱霸；與妄圖顛覆國家的人共事，隻能自取滅亡。聖明的國君應該謹慎地對待、選擇這三種情況，這可以幫助他精明地使用人才。”
管仲說：“執政者不講仁義道德，不能把國家政權交給他；有了賢能的人不讓位，這樣的人不能讓他居于尊貴的地位；因為是自己的親戚，就不使用刑罰，這樣的人不能讓他掌管兵權；不喜歡從事農業生產，不能任命他做地方長官。”又說：“會讓有才能的人靠本事吃飯的人，就會使國君尊貴而崇榮；能讓勇士靠戰功而謀生的人，士兵就會為他賣命。如果這兩種政策一旦能在全國確立，天下就得到治理了。”
西晉哲學家傅玄說：“都市與郡縣考察官吏的有效途徑共有六種：第一，如以文明教化的情況來考察地方官吏的業績，官吏就會重視自身的道德；第二，如以清正廉明來考察官吏的本職工作，官吏就會對其言行謹慎；第三，如以才能來考察用人情況，官吏就會慎重地推薦人才；第四，如以租稅、服役來考察是否公平，官吏就會處事謹慎；第五，如以農業發展情況來考察官吏的水準，官吏就會致力于農業生產；第六，如以執法情況來考查訴訟，官吏就會認真審理案件。”這樣做，使用官吏的問題就可以得到較好的解決。]
【經文】
故曰：明版籍、審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長、急農桑、去末作、敦學、校才藝、簡精悍、修武備、嚴禁令、信賞罰、糾遊戲、察苛克，此十五者，雖聖人復起，必此言也。
夫欲論長短之變，故立政道以為經焉。
【譯文】
綜上所述，戶籍管理清楚，村社組織建全，限定每人佔有的田畝明確，懲罰與罪行相符，設立行政長官，加緊農桑的種植，抑製工商業，註重教育事業，考核士人的才藝，精簡政府機構，做好兵器的製作，嚴明法製，核實賞罰的信譽，禁止無益的遊戲，檢舉苛刻的官吏，這十五條，即使是聖人再世，也一定要這麽說。
要想探討一個國家的統治時間為什麽有長有短，就應當把以上所闡述的為政之道作為基本的總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