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一個人最有效的方法是看他怎麽做而不是看他怎麽說。齊威王根據即墨大夫和東阿大夫的政績來評價他們的才能、人品，從而不受左右親信的欺騙，使齊國大治。而歷史上的許多帝王卻隻根據臣下的巧詐之言來用人，所以朝政昏亂，自身也深受其害。這就從正反兩面論證了這種考察方法的正確性。這對我們的用人方針也有頗啓迪和借鏡作用。
【經文】
[議曰：“夫人行皆蓍于跡，以本行而征其跡，則善惡無所隱矣。夫辯者焉能逃其詐乎？]
【譯文】
[趙子議論說：人的品行都會有跡象顯示出來，根據一個人的根本品質並參驗他辦事的跡象，那麽是善是惡就無法掩飾了。即使能言善辯，也無法用詭詐的手段掩飾他不善的本質。]
【經文】
《中論》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故曰：使吾所行之信如彼數物，誰其疑之？
今不信吾之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惑亦甚矣。]故知行有本，事有跡。審觀其體，則無所竄情。
何謂行本？孔子曰：“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太公曰：“人不盡力，非吾人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安萬乘之主，簡練群臣，定其名實，明其令罰，非吾宰相。”此行本者也。
何為事跡？昔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我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夫子之守阿也，譽日聞。
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趙攻甄，子不能救。魏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之者，齊國大理。
漢元帝時，石顯專權。京房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也？將以為賢？”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
“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夫前世二君亦皆然耳，臣恐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前也。”]此事跡者也。
言之，夫立身從政，皆有本矣；理亂能否，皆有跡矣。若操其本行，以事跡繩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熱，則善惡無所逃矣。
【譯文】
《中論》上說：“水是涼的，火是熱的，金石是堅硬的，這幾種東西並未自己標榜，可是人們沒有不了解它們確是哪樣性質的。這是什麽原因呢？
它的標記就附在它本身上面。”[所以說，假如我的所作所為誠如那幾種東西一樣，誰還會懷疑我的品行呢？如今人們不相信我的品行，卻埋怨別人不相信自己，真是糊塗極了。]由此即可明白，立身有根本可察，做事有跡象可尋，隻要仔細觀察，那就誰也無法掩飾其真相了。
什麽叫立身根本呢？孔子說：“立身處世有一定的準則，而孝敬父母是根本；喪葬有一定的禮儀，哀痛是根本；戰陣有一定的排列方式，但以勇敢為根本。”姜太公說：“人民不盡力務家，不是我的人民；官吏不公平廉潔、愛護百姓，就不是我的官吏；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合陰陽四時，使國君安居王位，不能選拔訓練群臣，使其名實相符，法令彰明、賞罰得當，就不是我的宰相。”這就是立身根本。
什麽是做事的跡象？過去齊威王召見即墨大夫，對他說：“自從你到了即墨任職以後，說你壞話的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去巡視即墨，看到荒地都開墾出來了，人民豐衣足食，官府沒有積壓的工作，東方一帶因此寧靜安定。
這是因為你不花錢收買我身邊的親信以求榮譽啊。”因而將萬家封給即墨大夫做採邑。又召見東阿大夫，對他說：“自從先生做東阿太守後，每天都能聽到的人說你的好話。然而我派人巡視東阿，隻見到處荒蕪，百姓貧困。趙國攻打甄城，你不能救助；衛國攻取薛陵，你竟然不知道。這是你常用錢收買我身邊的親信，以求得榮譽啊。”當天，便烹殺了東阿大夫和身邊親信中說東阿大夫好話的人。齊國因此而治理得井井有條。
漢元帝時，石顯專權，京房私下進見皇帝，問漢元帝說：“周幽王和周厲王時，國家怎麽陷入危機的呢？他們信任的是些什麽人呢？”元帝說：“君主不英明，信任的都是些投機取巧、吹吹拍拍的人。”京房說：“是明知他們投機取巧、吹吹拍拍還要任用他們呢？還是認為他們有才能才用他們呢？”元帝說：“是認為他們有才能。”京房說：“那麽如今怎麽知道他們不賢呢？”元帝說：“根據當時社會混亂，君主的地位受到危脅的情況知道的。”[京房說：“齊桓公、秦二世也曾聽到過這樣的道理，但他們卻嘲笑幽王、厲王的糊塗。然而他們仍然任用了豎刁、趙高這樣的狡詐之徒，結果國家政治一天比一大昏亂，造反的人滿山遍野。為什麽他們不能以幽王、厲王作為前車之鑒，從而覺悟到自己用人之非呢？”元帝說：“隻有懂得大道的人，才能鑒過去以知未來啊。”京房說：“陛下看現在的朝政是清明呢而是昏亂？”元帝說：“也是非常昏亂的。”京房：“如今受信任重用的是些什麽人呢？”元帝說：“有幸的是現在被任用的石顯比豎刁、趙高他們好。我認為朝政的昏亂責任不在他。”京房曰：“前世的齊桓公、秦二世也是這樣認為的。我恐怕將來的人看現在的情形就如同我們看過去的情形是一樣的。”]
這就是凡事必有跡象表現出來的道理。
由此說來，立身也好，從政也好，都有一個最根本的準則。政治清明或昏亂，人是否有才能也都有跡象表現出來。如果能把持住根本，以辦事的跡象作為考核的依據，那麽就象水是涼的、火是熱的一樣，人的善惡就無法掩飾了。
【按語】
對人的認識，比對物的認識難得多。因為物不會作假，不會演戲，而人，由于種種原因，學會虛假做作是人生必需的一課，太真、太實必定會被現實碰得頭破血流。假戲真作、真戲假作、真假合作..看得人眼花撩亂，莫辨真偽。難怪曹雪芹感嘆不已：
假作真時真亦假。但人的真實面目是否就不能認識了呢？否，還是可以認識的，因為不管如何會演戲，演員總會有卸妝下台的時俟，如梅蘭芳在戲台上是天女、是林黛玉，一下台還是一個堂堂五尺須眉；袁世海上台是曹操，蓋叫天上台是武松，下台還是袁世海、蓋叫天。要看演員卸妝下台的真面孔，有兩個辦法，一是時間。有詩雲：“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禮下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其實就是當時身死，蓋棺不能定論，歷史還是會還他以本來面目的。君不見彭德情乎？死時身上還有那麽多污水，可他的歷史形象卻是無比聖潔的。第二個辦法更省事一些，就是見真招，不管戲台上武松多麽威風，隻要放一隻真老虎到台上去，你就是給他喝三十六碗酒也全不濟事。
這使筆者想起前些年一個熱門話題，一些真真假假的千裏馬在報刊、雜志上呼喚伯樂，因為“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所以假千裏馬還是可以享受精飼料，真千裏馬卻隻好仍然拉車爬坡。其實，要真想厘清誰是千裏馬，何必非有伯樂不可，隻要放在同一起跑線上，加上一鞭，是馬是驢連小孩子也不會弄錯的。筆者又想到這些年的考評：幹部自評、互評、民眾評議、面對面、背對背、統計、造冊、輸電腦，真是搞得煞有介事，其實仍然是在嚴肅認真地演戲而已。看一個幹部是否廉潔，是否稱職，哪要那麽復雜，隻要把他和老婆、兒子的衣、食、住、行和他治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比一比，就什麽都清楚了。這就是所謂“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