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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第七十三卷

魏紀五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青龍三年(乙卯、235)

魏紀五 魏明帝青龍三年(乙卯,公元235年)

[1]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1]春季,正月,戊子(初八),任命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2]丁巳,皇太後郭氏殂。帝數問甄後死狀于太後,由是太後以憂殂。

   [2]丁己(疑誤),皇太後郭氏去世。明帝多次向太後詢問母親甄氏致死的情狀,于是,太後因憂懼而死。

[3]漢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有大功,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事昭烈帝為尚書,琬時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憤形于聲色,嘆吒之音發 于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往慰省之,儀對恨望,前後雲雲。又語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密表其言。漢主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

   [3]蜀楊儀已然殺掉魏延,自認為立有大功,應當代替諸葛亮執政。可是,諸葛亮生前另有秘密指令,認為楊儀胸襟狹隘而且性情急躁,意向是由蔣琬接任。楊儀到達成都後任中軍師,沒有統管的具體工作,隻是悠閒而已。最初,楊儀侍奉昭烈帝劉備擔任尚書職務,蔣琬當時隻是尚書郎。後來,雖然兩人都擔任了丞相參軍、長史的職務,但楊儀每次隨諸葛亮行動,承擔的任務比較繁重,自認為資歷深于蔣琬,才幹也超過蔣琬,于是抱怨憤恨之情顯露于聲色中,嘆息怒斥之聲發自心底。當時人們害怕他言炎話語沒有約束,不敢和他來往。隻有後軍師費前去安慰問候他,楊儀對費發泄心中的怨恨,把前後經過如此如此地說了一遍,又對費說:“當初丞相剛剛去世之時,我如果率軍投奔魏,為人處世怎會零落失意到這種地步?令人後悔,不可能再追回了!”費把他的話秘密上表,漢後主遂把楊儀免職貶為平民,流放到漢嘉郡。楊儀到達流放地點後,又上書進行誹謗,言辭激烈強硬,于是下令郡府逮捕楊儀,楊儀自殺。

[4]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後。

   [4]三月,庚寅(十一日),安葬皇太後郭氏。

[5]夏,四月,漢主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代琬為尚書令。

   [5]夏季,四月,漢後主任命蔣琬擔任大將軍、錄尚書事;費接替蔣琬擔任尚書令。

[6]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群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 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漢一大郡。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是當罷守御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識,蕭何之大略也。”群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人,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為之少有減省。

   [6]明帝熱衷于土木建築工程,已經興建了許昌宮,又修復洛陽宮,建起昭陽太極殿,築成總章觀,觀高十餘丈。于是不停地征調勞役,農桑之事幾乎停頓。司空陳群上書說:“古代大禹承繼唐堯、虞舜的昌盛基業,還是居住低矮的宮室,身穿粗劣的衣服,何況如今正在戰亂之後,人口很少,比之漢文帝、漢景帝之時,不超過當時的一個大郡。加之邊疆戰事不斷,將士勞累辛苦,如果出現水災、旱災,就會成為國家的深重憂慮。以前劉備從成都出發到白水,沿途大建居室館所,耗費大量人力,太祖知道他是使民眾疲憊。而今中原大用民力,也正是吳國、西蜀所希望的,這是關系國家安危的關鍵問題,願陛下考慮!”明帝答道:“帝王之業和帝王宮殿,也應該並行建立,消滅敵人之後,隻須罷兵防守,怎麽可以再大興勞役呢?這本來是你的職責,同蕭何當初修治未央宮一樣。”陳群說:“從前漢高祖隻與項羽爭奪天下,項羽已然被滅,而宮室都被燒毀,所以蕭何修建了武器庫、糧庫,都是緊急需要,然而高祖還責怪修建得過于華麗。而今吳、蜀兩國還沒平定,實在不應與古代等同並論。人們要想滿足私欲,沒有找不到托辭的,何況帝王,更沒有人敢于違抗。陛下以前想要拆毀武器庫,說是不可不拆毀;以後打算重新設定,又說不可不設定。如果一定要興建,固然不是臣下的話所能改變的;如果稍加留意歷史教訓,臣下回心轉意,也不是高瞻遠矚地所能比得上的。漢明帝打算修建德陽殿,鍾離意直言規勸,就採納了他的意見,以後又重新興建;宮殿建成後,對群臣說:‘如果鍾離尚書還在,此殿就建不成了。’作為帝王怎麽可以隻怕一個人?應該一切為百姓考慮。現在我不能使陛下稍稍聽取一些意見,比起鍾離意差得太遠了。”為此,明帝稍有減省。

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台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捐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徙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後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之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明帝沉迷于寵妃美女之中,宮中女官的官位和俸祿比照文武百官的數目,自貴人以下到擔任宮廷灑掃的宮女有千人,挑選讀書識字可以信賴的六人任為女尚書,讓她們審查不經尚書省直接上奏的朝臣奏章,分別處理,可者準奏。廷尉高柔上書說:“從前漢文帝愛惜十家的資財,不建造一個小小的樓台娛樂,霍去病憂慮匈奴的危害,沒有閒暇營治宅第,何況現在所耗費的絕非隻是百金的資財,所憂慮的絕非隻是北狄的危害!我認為,隻可粗略地完成已動工的工程,充當朝會和宴會之用,竣工之後遣返在工地上勞動的民夫,使他們能夠回去務農,待西蜀和吳國平定之後,再可慢慢興建。《周禮》規定,天子可有後妃以下一百二十人,嬪妃的儀製,已經夠盛大了。我私下聽說,後宮的人數可能已超過這個數目,聖下的子嗣未能昌盛,大概全是由于此吧。我認為可以挑選少量賢淑美女,備齊內官的數目,其餘的全部遣送回家,陛下可以育精養神,專一靜養。那麽,《詩經·螽斯》所說多子多孫的征兆不久就可出現了。”明帝回答說:“你經常正言進諫,其它事情,請再進言。”

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中間以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群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訾,民 雖障防,力不能御。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裏,歲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捐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這時狩獵的法規極其嚴厲,殺死皇家禁地內麋鹿的人要處以死刑,沒收財產,有能發現並告發的人,給以重賞。高柔又上書說:“近年來,百姓提供了各種勞役,從事田間勞動的人已經減少,再加上又有獵禁之法,群鹿有時暴性發作,貪吃毀壞地裏長著的嫩苗,處處為害,所損害的不計其數,民眾雖然設障防備,但力量不夠,防不勝防。以至到了滎陽附近地區,周圍數百裏,年年幾乎沒有收成。而今天下創造財富的很少,而麋鹿造成的損失很多,如果突然爆發戰爭動員兵役,或者荒年降臨顆粒不收,將沒有辦法應付。請陛下對待民間寬大放松一些,準許民眾捉捕麋鹿,盡快解除獵禁,那麽百姓將有長久的接濟,沒有誰會不高興了。”

帝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觀,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御之!”帝乃止。

明帝又想鏟平北芒山頂,下令在上面建造台觀,以便遠望孟津。衛尉辛毗規勸說:“天地成自然,本來就是高高低低。現在要反其道而行,已經違背了天理;加之耗費人工,民眾已無力承擔。如果九河漲滿,洪水為害時,丘陵都被夷為平地,將靠什麽防御呢?”明帝這才作罷。

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于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

少府楊阜上書說:“陛下承繼武皇帝開拓的帝王大業,保持文皇帝一貫遵循的方向,實在應該向古代聖賢的治世看齊,總觀各朝末世放蕩的弊政。以前假使漢桓帝、漢靈帝不廢馳漢高祖的法令製度,不破壞漢文帝、漢景帝的謙恭節儉,我們太祖雖有神武之威,又往何處施展,而陛下又怎麽能夠處在至尊地位呢?而今吳、蜀兩國還沒平定,軍隊在外戍邊,各項修繕整治工程,請陛下務必簡約節省。”明帝下詔對他的意見表示稱贊。

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台,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台是飾,必有顛覆危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弩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楊阜又上書說:“堯帝推崇簡陋的茅屋,萬國安居,大禹居住低矮的宮室,天下樂業。到了商朝和周朝,殿堂堂基不過高三尺,寬隻能容納九張席子而已。夏桀用玉石建造居室,用象牙裝飾走廊,商紂建造傾宮、鹿台,因而斷送了王朝大業。楚靈王因修築章華台而身遭大禍,秦始皇修建阿房宮,傳位二世即歸滅亡。如果不估量民力的極限,隻為滿足自己耳目的享受,沒有哪一個不滅亡的。陛下應當以堯、舜、禹、商湯、文王、武王為榜樣,以夏桀、殷紂、楚靈王、秦始皇的教訓為鑒戒,不這樣而是貪圖自己閒暇安逸,隻是關心宮殿台閣的修飾,一定有朝廷顛覆國家滅亡的災禍。君王好比是頭腦,大臣好比是四肢,生死與共,利害相同。我雖然愚蠢膽怯,豈敢忘記諍臣的大義,言辭不激切,便不足以感動陛下;陛下如不體察我的進言,恐怕皇祖、先帝建立的大業將墜落在地。即使我以身死而能于事有萬分之一的補救,那麽我死去了也如同活著。謹敲擊棺木,沐浴更衣,聽候誅殺。”奏章呈上後,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動,親筆寫詔回答。

帝嘗著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于禮何法服也?”帝默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

明帝曾經頭戴便帽,身穿淡青色短袖綢衫,楊阜問明帝:“這是符合禮製的哪一種服裝?”明帝沉默不語。從此以後,不穿禮製規定的標準服裝不見楊阜。

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

楊阜又上書打算減去宮女中那些不被皇帝寵幸的人,于是召來御府吏員詢問後宮人數,吏員遵守原有的規定,答道:“這是宮中的秘密,不能泄漏。”楊阜大怒,責打他一百棍,數落他說:“國家對九卿沒有秘密,反而對小吏有什麽秘密嗎?”明帝更加懼憚楊阜。

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強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散騎常侍蔣濟上書說:“從前勾踐鼓勵生育,準備國家征用,燕昭王撫慰疾病貧苦的人民,是打算報仇雪恥,所以能以弱小的燕國戰勝強大的齊國,貧窮的越國消滅了強勁的吳國。如今吳、蜀兩敵強盛,陛下在位時不能翦除,將為後代百世所譴責。憑著陛下聖明神武的韜略,舍棄那些可以緩辦的事情,一心一意討伐敵人,我認為沒有什麽難辦的。”

中書侍郎東菜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于未盡,節力役于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竟,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于曩時矣。”帝皆不聽。

中書侍郎東萊人王基上書說:“我聽說古人用水比喻人民說:‘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顏淵說:‘東野子駕車,馬力已經用盡了,但仍不停地向前驅趕,終將毀掉馬匹。’如今勞役辛苦,男女分離,希望陛下深察東野子駕車的弊病,留意舟水關系的比喻,讓奔跑的馬匹在力氣還沒用盡時得到休息,在人民還沒困竭時減省力役。從前漢朝取得天下,到文帝時隻有同姓諸侯,可是賈誼仍然憂慮地說:‘把火苗放在柴堆下面而睡其上,還認為是平安。’如今賊寇未滅,猛將擁兵自重,限製約束他們就無法應付敵人,長久下去則難以交代給子孫,當此國家盛明之時,還不全力除害,如果將來子孫不強,必定是國家的憂患。假使賈誼復活,一定比從前感受更加深切。”明帝都不採納。

殿中監督役,擅收蘭台令史;右僕射衛臻奏按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製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

殿中監監督營造宮室,擅自拘捕蘭台令史。右僕射衛臻奏請查辦,明帝頒詔說:“宮殿不能完工,是我最關心的,你推究查辦此事,是為什麽?”衛臻說:“古代有禁止官吏互相侵犯職權的法規,不是厭惡他們勤于辦事,實在是因為收效小而破壞大。我每次檢查校事的工作,都有同類毛病,如果再對此放縱,我恐怕各部門馬上就要越職越權,以至王權衰頹了。”

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秦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群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

尚書涿郡人孫禮堅持請求停止勞役,明帝下詔說:“敬佩並接受你的正直之言。”催促把民夫遣返回家。但監工官吏又上奏留一個月,以便使工程完結。孫禮直接來到工地,不再重新上奏,宣稱皇帝頒布詔書遣返民工,明帝對孫禮的做法感到新奇,因而沒有責怪。明帝雖然不能全部採用群臣的直言進諫,卻都能寬容他們。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于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上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為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2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之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雲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製,務從約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于此有所立作,則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秋季,七月,洛陽崇華殿發生火災,明帝問侍中兼太史令的泰山人高堂隆說:“這是什麽災禍?在禮儀上有沒有祈福除災的意義嗎?”高堂隆對答說:“《易傳》說:‘居上不儉樸,在下不節約,災火燒他的宮室。’還說:‘君王高築樓台,天火成災。’這是君王一心隻致力于修飾宮殿,不了解百姓虧空竭盡,所以上天以旱災回報,火就從高高的宮殿燃起。”明帝用詔書問高堂隆:“我聽說漢武帝的時候柏梁發生火災,反而是用大建宮殿來鎮懾,這又怎麽解釋?”對答說:“這是夷、越族的巫師所為,不是聖賢的明訓。《五行志》記載:‘柏梁火災,在這以後有江充巫蠱之事。’正如《五行志》所記,越人巫師誘惑修築建章台,並沒有鎮懾災難的作用,現在應該遣散民役。宮殿的建製,務必從簡節約;清掃火災的地方,不要冒昧地另行施工,那麽瑞草、禾苗一定能在這兒生長起來。如果繼續耗費民力,枯竭民財,不是招致符瑞、安撫遠方之人的做法。”

[7]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帝無子,養二王為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雲: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7]八月,庚午(二十四日),立皇子曹芳為齊王、曹詢為秦王。明帝沒有兒子,收養曹芳和曹詢為子,皇宮禁地事情極其秘密,無人知曉他倆的來歷。有人說,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兒子。

[8]丁巳,帝還洛陽。

[8]丁巳(十一日),明帝返回洛陽。

[9]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水過九龍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

[9]頒詔重新修建崇華殿,改名為九龍殿。開渠引來水流過九龍殿前,用玉石砌成水井,用彩緞包裹井欄,水從玉雕蟾蜍的口中流入,再從玉雕神龍的口中吐出。命博士扶風人馬鈞製作司南車,製作以水為動力旋轉活動的百戲車。

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製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睹災悚懼,故天降之福。今若罷休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為福而已哉!”帝為之動容。

陵霄闕剛剛起架時,有喜鵲在上面築巢,明帝以此事詢問高常隆,高堂隆回答說:“《詩經》說:‘鵲築巢,鳩居之’。如今大興宮殿,又新起陵霄闕,並且有喜鵲在上面築巢,這是宮殿沒建成不能在裏面居住的象征。上天的旨意好像是說:‘宮殿未成,就會有外姓人統治支配它。’這就是上天的告誡。天道沒有親疏,隻賜福于善良的人。太戊、武丁看見災異征兆後惶悚恐懼,所以上天改降福分。現今如果能夠停止各種勞役,增施德政,那麽三王可以增為四王,五帝可以增為六帝,難道隻是商代的帝王可以轉禍為福嗎?”明帝為之動容。

帝性嚴急,其督修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秘書監王肅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願陛下取常食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鹹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于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宣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寧使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從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于吏,鈞其死也,無使污于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議,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于為已而輕于為君,不忠之甚者也。,不可不察。”

明帝性情嚴厲急躁,對那些監督修建宮殿而沒能如期完工的人,親自召來責問,話還沒出口,已被殺頭。散騎常侍兼秘書監王肅上書說:“而今宮殿還沒建成,參加勞作的人已有三四萬。九龍殿可以使陛下安居,裏面足夠安置六宮人員;隻有泰極殿前邊的工程尚大。願陛下指派領取國家糧餉目前又無緊急任務的士兵,挑選身體強壯者一萬人,讓他們一年輪換一次。都知道休息替代有日可待,就都會樂于在工地勞動,雖然辛苦而不再有怨言了。總計一年有三百六十萬工,也不算少。本應當一年完成的,不妨三年完成,遣散其餘的民工,使他們都回去務農,這是長遠之計。取信于民,是國家的重要珍寶。以前陛下臨幸洛陽,征發百姓修建營壘,有關部門命令營壘修成就放民工回家;結果營壘建成,又貪圖百姓工力的便宜,不按時放還。有關部門隻營求眼前利益,不顧治國大體。我愚昧地認為,從今以後,倘若再使用民工,應該明確宣布期限,使用民工一定遵守時限。如果又有勞役,寧可重新征發,也不要失信。凡陛下臨時施刑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當死的人,可是眾人不知道詳情,說是倉促行事。所以,願陛下交給主管官吏處理。同樣是死,不要讓罪犯的血污染宮廷,還被遠近猜疑。況且人命至重,容易誅殺而難于復生,一旦氣絕,不可能再接續,所以聖對此都很重視。以前漢文帝想要殺死冒犯御駕的人,廷尉張釋之說:‘正當事情發生時,皇上派人誅殺他就算了,現在既然下交到廷尉,廷尉是天下的天平,不可偏頗。’我認為這是完全失去大義,不是忠臣所該說的話。廷尉也是天子的屬官,都不可以失去公平,而天子反倒可以迷惑錯謬嗎?這是看重自己而輕視帝王,是嚴重不忠的人,不可不明察。”

[10]中山恭王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亟以時營樂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並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亞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冬十月,已酉,袞卒。

[10]中山恭王曹袞病重,命令官屬說:“男人不應死在女人手上,趕快給我在東面營造一座殿堂。”殿堂建成,帶病前去居住。又命令嫡子說:“你年紀尚小便作了王,隻知道歡樂而不知道痛苦,一定會因驕恣奢華而出現過失。兄弟們如有不良行為,你應當前去規勸,規勸不被接受,要流淚勸告,再不改正,就告訴他們的母親,還不改就應當奏報皇上,並辭退封國食邑。與其依仗恩寵招禍,不如貧賤保全性命。這當然是指犯了大罪,如是細小過失,便應當替他掩飾。”冬季,十月,已酉(初三),曹袞去世。

[11]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許昌。

[11]十一月,丁酉(二十二日),明帝前往許昌。

[12]是歲,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陲遂安。

[12]這一年,幽州刺史王雄派遣勇士韓龍刺殺了鮮卑首領軻比能。從此以後,鮮卑部落分崩離析,互相攻擊,強者遠遁,弱者歸順,邊境平安。

[13]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八卦、列宿、孛彗之象,以有文曰“大討曹”。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連齎以問鉅鹿張,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既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

[13]張掖柳谷口水滿涌出,露出一塊玉石,帶有圖案,形狀如靈龜,豎立在水面,上有七個石馬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八卦、星宿、孛星和彗星的圖形,並有“大討曹”三字。明帝下詔公告天下,認為是祥瑞。任縣縣令于綽帶著詔書及玉石圖案去問巨鹿人張。張秘密地對于綽說:“神因為知道未來,不追溯往事,吉祥征兆先顯現出,然後接著就有興有廢。如今漢朝滅亡已久,魏已得天下,怎麽還會是興魏的吉祥預兆呢?這塊玉石,是當今之世要有變異而預示將來的符瑞。”

[14]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于吳,吳主曰:“北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盡以與之。

[14]明帝派人去吳國用馬匹換取珍珠、翡翠、玳瑁。吳王說:“這些東西都是我不用的,而可用來換到馬匹,我為什麽要吝惜呢?”于是,全都給了來使。

四年(丙辰、236)

四年(丙辰,公元236年)

[1]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

   [1]春季,吳鑄造大錢,一當五百。

[2]三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

   [2]三月吳張昭去世,享年八十一歲。張昭容貌高傲,威風凜凜,自吳王以下,舉國敬畏。

[3]夏,四月,漢主至湔,登觀阪,觀汶水之流,旬日而還。

   [3]夏季,四月,漢後主到達湔氐道,登上觀阪,觀看汶水水道,停留十日返回。

[4]武都氐苻健請降于漢;其弟不從,將四百戶來降。

   [4]武都郡氐族人苻健向蜀漢請降,其弟不跟從,率四百戶來降魏。

[5]五月,乙卯,樂平定侯董昭卒。

   [5]五月,乙卯(十三日),樂平定侯董昭去世。

[6]冬,十月,己卯,帝還洛陽宮。

   [6]冬季,十月,己卯(初十),明帝返回洛陽宮。

[7]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這。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製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鹹雲‘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採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7]甲申(十五日),在大辰星旁出現異星,後又出現在東方天際。高堂隆上書說:“凡是帝王遷移都城或者興建城邑,都要先選定祭祀天地和社稷神的地方,恭恭敬敬地尊奉他們。將要建設宮殿時,也要先建祖先祭廟,然後再建馬廄、倉庫,最後才興建居室。如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及社稷,各神神位都沒有確定,祖先祭廟的建製也不符合禮法,而隻是大修宮殿,使人民失掉生計。外人都說:‘宮中的花費與軍國總費用幾乎相等’,百姓忍受不了,都抱有怨恨憤怒的情緒。《尚書》說:‘上天耳聰目明,實際是人民耳聰目明,上天顯赫威靈,實際是人民顯赫威靈。’這是說上天的獎賞和懲罰,隨從民意,順應民心。用原木做椽子,建造陋室居住,是唐堯、虞舜、大禹留下來的風範;修玉台、造瓊室,是夏桀、商紂對皇天的冒犯。如今宮殿修建過盛,彗星在天空閃爍,這就是仁慈的天父發出懇切的訓誡。陛下應當尊崇孝子恭謹接受的禮儀,不應當忽視它,以免加重上天的憤怒。”高堂隆多次懇切直言規勸,明帝頗不高興。侍中盧毓進言說:“我聽說君王聖明則臣下正直,古代的聖王唯恐聽不到自己的過失,這正是我們不及高堂隆之處。”明帝怒意才算消解。盧毓是盧植的兒子。

[8]十二月,癸巳,潁陰靖侯陳群卒。群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群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嘆息焉。

   [8]十二月,癸巳(二十四日),潁陰靖侯陳群去世。陳群曾前後多次上書陳述治國得失,每次都是封好上奏即毀掉底稿,當時的人和他的兒子、兄弟都不知道其中內容。議論的人中有的譏諷陳群身居高位,隻是拱手而默無所言。正始年間,詔命選錄群臣上書編纂《名臣奏議》,在朝人士才見到陳群進諫事跡,都贊嘆不止。

袁子論曰:或雲:“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于親謂之孝。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群子謂群于是乎長者矣。”

袁宏論曰:有人說:“少府楊阜難道還不是忠臣嗎?看見君王的過錯就迫不及待地尖銳指出,與人談話時也不加隱瞞。”我的回答是:“仁人君子愛人,如愛的是君王則稱之為忠,如愛的是父母則稱之為孝。如今作為臣屬,看見君主失去道義,竭力批評他的過錯並且處處宣揚,這種人可稱為直士,但不可當作忠臣。前司空陳群就不是這樣,他終日談論,也未曾講過君主的過錯,上書規勸數十次,外人都不知道。君子因此稱陳群是長者。”

[9]乙未,帝行如許昌。

   [9]乙未(二十六日),明帝前往許昌。

[10]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而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于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徙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于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10]詔命三公九卿每人推舉才德兼備者一人,司馬懿推薦的兗州刺史太原人王昶應選。王昶為人恭謹忠厚,他給侄子起名王默、王沉,給兒子起名王渾、王深,寫信告誡他們說:“我以這四字作為你們的名字,是要你們能顧名思義,不敢違犯。事物都是成熟得快死亡得也快,晚成必有好結果;早晨開花的小草,到晚上就凋零了,松柏的茂盛,寒冬也不會衰減,所以君子都以‘闕黨小子’的急于求成為戒鑒。如果能把委曲看作是舒展,能把謙讓看作是獲得,能把柔弱看作是剛強,便很少不能成功了。毀謗和贊譽,是喜愛和厭惡的根源,也是災禍和福分的契機。孔子說:“我對別人,不毀謗,不贊譽。憑聖人的德行尚且如此,何況平庸之輩,怎麽可以輕易毀謗和贊譽呢?別人有時攻擊自己,應當退而自己質問自己,如自己有可以攻擊的行為,那麽別人的攻擊就是對的;如果自己沒有應受攻擊的行為,那麽他的話就是虛妄之言。說得對就不要怨恨他,說得不對也無害于己,又何必報復他?諺語說:‘救寒草如厚皮襖,止謗莫如自修身。’這句話確實如此啊!”

景初元年(丁巳、237)

景初元年(丁巳,公元237年)

[1]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高堂隆以為:“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改元,以是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更名《太和歷》曰《景初歷》。

   [1]春季,正月,壬辰(疑誤),山荏縣奏報說看見黃龍。高堂隆認為:“魏得的是土德,所以它的瑞兆是出現黃龍,應改變歷法,換服裝顏色,依靠神靈使政治清明,使萬民耳目一新。”明帝同意此議。三月,下詔改年噸,以本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祭祀牲畜用白,依從天地人三正中的地正,改太和歷為景初歷。

[2]五月,己巳,帝還洛陽。

   [2]五月,己巳(初二),明帝返回洛陽。

[3]己醜,大赦。

   [3]己醜(二十二日),魏大赦天下。

[4]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4]六月,戊申(十二日),魏京都發生地震。

[5]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左僕射衛臻為司空。

   [5]己亥(初三),明帝任命尚書令陳矯擔任司徒,左僕射衛臻擔任司空。

[6]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太祖,帝為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

   [6]主管官吏奏請以武皇帝曹操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為魏高祖,明帝曹睿為魏烈祖;三祖的祭廟,萬世不能毀壞。

孫盛論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製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矣。

孫盛論曰:謚號用以表明死者的行為,祭廟用以存留死者的容貌。沒有活著的時候而事先確立自己稱祖稱宗,沒有去世而預先使自己尊崇顯耀的。魏國的主事之官在此失當了。

[7]秋,七月,丁卯,東鄉貞公陳矯卒。

   [7]秋季,七月,丁卯(初二),東鄉貞公陳矯去世。

[8]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卿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于遼隧。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8]公孫淵多次對魏的賓客口出惡言,明帝打算討伐他,命荊州刺史丘儉擔任幽州刺史。丘儉上書說:“陛下即位以來,沒有可以載入史書的豐功偉績,吳、蜀兩國依仗地勢險阻,不能很快平定,暫且可以調用這裏無處用武的士兵平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說:“丘儉所述的都是戰國時代的細微之術,不是帝王的大事。吳國年年頻繁地舉兵侵犯邊境,而我們仍是按兵不動休養士卒,沒有前去征討,原因實在是百姓極度疲勞的緣故。公孫淵生長在海邊,子孫三代相承,在外安撫戎狄,在內練兵備戰,而丘儉打算以偏師長驅作戰,早晨到達晚上就能席卷得勝,可見這些話完全是胡說。”明帝不聽勸說,命丘儉統率各軍及鮮卑、烏桓部落在遼東南界駐屯,以璽書征召公孫淵入朝。公孫淵立即發兵反叛,在遼隧迎戰丘儉。當時正值大雨下了十多天,遼河大漲,丘儉出戰不利,率軍回到右北平。公孫淵乘機自立為燕王,改年號為紹漢,設定文武百官,派遣使節授予鮮卑單于印璽,對邊民封官授爵,引誘鮮卑人侵擾魏北部邊境。

[9]漢張後殂。

   [9]蜀國張皇後去世。

[10]九月,冀、兗、徐、豫大水。

   [10]九月,冀州、兗州、徐州、豫州發生水災。

[11]西平郭夫人有寵于帝,毛後愛馳。帝遊後園,曲宴極樂。郭夫人請延皇後,帝不許,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後知之,明日,謂帝曰:“昨日遊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庚辰,賜後死,然猶加謚曰悼。癸醜,葬愍陵。遷其弟曾為散騎常侍。

   [11]西平人郭夫人被明帝寵愛,明帝對毛皇後的寵愛逐漸消失。明帝遊逛後花園,盡興歡宴,郭夫人請讓毛皇後參加,明帝不準許,並下令左右的人不得泄漏。毛皇後知道了這件事,第二天問明帝說:“昨日在北園遊樂歡宴,高興嗎?”明帝因左右的人泄漏出去,一連殺了十幾人。庚辰(十六日),命毛皇後自盡,然而還是追加謚號,稱悼皇後。癸醜(疑誤),把毛皇後安葬在愍陵。又提升毛皇後的弟弟毛曾擔任散騎常侍。

[12]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後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于北郊,以武宣皇後配。”

   [12]冬季,十月,明帝採用高堂隆的建議,在洛陽城南委粟山上建造圜丘,下詔說:“從前漢朝初年,正是秦朝焚書坑儒之後,當時蒐集殘缺失散的文獻,作為郊外祭祀天地之用,四百餘年來,禮荒廢失傳。曹氏世系是有虞氏後裔,如今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後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武帝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神,以武宣皇後配享。”

[13]廬江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于吳,欲開門為內應;吳主使衛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吳軍還。

   [13]廬江主簿呂習秘密派遣使節向吳國請求出兵接應,想要開啟城門裏應外合。吳王派衛將軍全琮督領前將軍朱桓等趕赴廬江,到達時事情敗露,吳軍返回。

[14]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谷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谷既盡,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于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伉縛送諸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

   [14]諸葛恪到達丹陽,用正式公文通知四部屬城長官,命令他們各自嚴密防守疆界,整飭部隊;已經歸順的山越平民,一律設屯聚居。然後又調各將領,率兵據守險要,隻修繕防御工事,不與山越交兵。等待稻米快成熟時,即下令士兵收割,使地上不留稻種。原有的糧食已經吃盡,新稻又沒有收成,平民設屯聚居,劫掠不到任何東西。于是山民飢餓難忍,逐漸出山歸降。諸葛恪遂又下命令說:“山民隻要痛改前非,接受教化,都應當撫慰,遷移到外縣,不能隨意猜疑,拘押逮捕。”臼陽縣長胡伉獲得降民周遺,周遺原是一個惡霸,迫于飢餓暫時出山。胡伉把他捆綁起來,送到郡府懲辦。諸葛恪認為胡伉違抗命令,于是將胡伉斬首。山民聽說胡伉因隨意捕人被殺,知道官府的目的隻是想讓他們離開山區,于是扶老攜幼,大批出山,一年之後統計人數,都同原來計畫的一樣。諸葛恪親自統領一萬人,其餘的分給其他將領。吳王嘉獎他的功勞,任命諸葛恪為威北將軍、封為都鄉侯,移駐廬江皖口。

[15]是歲,徙長安鍾、橐佗、銅人、承露盤于洛陽。盤折,聲聞數十裏。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于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于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紂,劉輔譬趙後于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于殿舍。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于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面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

   [15]這一年,把原設在長安的鍾、橐佗、銅人、承露盤移到洛陽。承露盤折斷,響聲傳出幾十裏。銅人太重,無法運到洛陽,隻好留在霸城。廣為征集黃銅,鑄成銅人兩個,稱為翁仲,並排安放在皇宮司馬門外。又熔鑄黃龍、鳳凰各一個,黃龍高四丈,鳳凰高三丈多,安置在皇宮內殿前。在芳林園西北角堆起一座土山,命三公九卿等眾官員都去搬運泥土,在土山上種植松樹、竹子、雜木和美草,捕來山禽雜獸放到叢中豢養。司徒軍議掾董尋上書勸諫說:“我聽說古代的正直之士,把應說的話毫無保留地對國君全部講出,不躲避殺身逃亡之禍,所以周昌把漢高祖比作夏桀、商紂,劉輔把趙後比作婢女。天生忠誠正直之臣,雖然面對白刃和沸騰的開水,都敢于上前而不畏懼,實在是為了當時的君王,珍惜君王的天下。建安以來,野戰中死去和逃亡的無以計數,有的已門戶盡滅,即使還有幸存的人,也是孤寡老弱。假如果真是現在宮殿狹小,應當擴建,也還應隨順農時,不要妨礙農業生產,何況是製作毫無益處的器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這些都是聖明的君王不願製作的東西,製作所需的工夫是修建宮殿的三倍。陛下既然尊重群臣,讓他們頭戴官帽,身穿綉衣,出門乘坐華麗的車轎,用以和平民區別;可又讓他們挖坑抬土,面目又髒又黑,衣冠破碎不整,丟盡國家的臉面,為的隻是對國家毫無益處的林園,實在很不對。孔子說:‘君王對臣下以禮相待,臣下侍奉君王效盡忠心。’沒有忠義沒有禮法,國家靠什麽維持?我知道此言既出,肯定被殺,可是我自比為牛身之一毛,活著既然無益于國家,死了又會有什麽損失?持筆流淚,心已與世辭別。我有八個兒子,我死之後,還要拖累陛下了。”將要上奏前,沐浴等待命令。明帝說:“董尋不怕死嗎?”主事官奏請拘捕董尋,明帝下詔說不必追究。

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

高堂隆上書說:“如今世上邪惡之人,喜好議論秦、漢之時的奢靡生活以動搖陛下的聖心,引誘陛下求取已亡國家不合法度的器物,致使百姓勞苦,錢財浪費,傷害德政,這不是提倡禮樂的和諧,保持神明的喜慶。”明帝不採納。

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徙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于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于不亡。今天下雕敝,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于舊,其所出與參少于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谷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是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高堂隆又上書說:“古代洪水泛濫,波浪滔天,歷時二十二年,唐堯、虞舜依然面朝南方而坐,平安無事。如今沒有那時的緊急情況,可是卻讓三公九卿大夫等官員與廝役共同從事力役,讓四方蠻夷知道,記載在史書上,不是好的名聲。而今吳、蜀二敵,不是大漠遊散的胡人以及佔據鄉邑的盜賊,而是僭號稱帝、欲與中原抗衡。如果現在有人來報告:‘孫權、劉禪都在修德政,減輕田租賦稅,有事向前輩賢者咨詢,事事遵循禮儀法度,’陛下聽到這些,難道能不警惕、厭恨他們,感到將難以很快消滅他們,而為國家憂慮嗎?如果有人說,‘那兩個敵國都行無道,崇尚侈華沒有限度,奴役它的士人與庶民,加重田租賦稅,下面承受不了,怨嘆之聲一天比一天厲害’。陛下聽到這些,難道不慶幸他們的疲憊敗落而認為攻取他們不會很難嗎?如果是這樣,那麽可以變換位置思考一下,掌握事物的道理便不遠了。將要亡國的君主自以為不會滅亡,然後導致亡國;聖賢的君主自認為有亡國之危,然後才不會亡國。而今天下凋敝衰敗,人民沒有一石以上的存糧,國家沒有維持一年的儲備,外有強敵虎視眈眈,大軍隻能長期駐守邊防,國內大興土木工程,州郡騷動不安,萬一有敵人入侵的警報,那麽,我恐怕修建宮牆的官員便不能舍命破敵了。加之武將文官的俸祿逐漸減少,與從前相比,隻有五分之一,很多受命退休的官員,不再發給生活費用,不應該交納賦稅的如今都要交納一半,國家的收入比以前多出一倍,而支出比以前減少三分之一。可是,預算支出,籌劃經費,愈加不夠,繳納牛肉作為額外賦稅,接連不斷。反過來推算,多出的費用必定另有用途。俸祿發給米谷和布帛,是君王恩待官吏,讓他們賴以為生,如果現在取消,就是奪去他們的性命了。已然得到的又失去,是怨恨集聚的根源。”明帝看後,對中書監、中書令說:“看到高堂隆這一奏章,使朕感到恐懼。”

尚書衛覬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于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于狸鼠。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群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裏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綉,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于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于露而空設之,不益于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製也!”

尚書衛覬上書說:“如今議論的人多愛說好聽的話,他們談論政治,則把陛下比作堯、舜;談論征伐,就把吳、蜀兩敵比作狸貓和田鼠,我認為並不如此。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群僚盡力,各自效忠自己的君主,這與當初六國分治的情勢沒什麽差別。如今千裏無炊煙,百姓貧困不堪,陛下如不多加留意,必將很快衰敗,再難以振興起來。武皇帝時候,後宮每餐不超過一盤肉,衣服不穿錦緞綉飾,坐墊不鑲花邊,所用器物也沒有紅漆,所以才能平定天下,給子孫留下福分,這都是陛下親眼所見的。當務之急應是君臣上下,核算國家財政庫存,量入為出,恐怕還來不及;如果還是征調工匠役夫不停,侈奢糜費一天勝似一天,國家府庫將日漸枯竭。從前漢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說應當取得雲表的露水來和玉屑一起服用,所以豎立了仙掌來承接從高而下的露水,陛下通達聖明,每每嗤笑其非。漢武帝有求于露水還被非議,陛下無求于露水而虛設承露盤,毫無益處並浪費了很多人力,這些實在都是陛下聖慮所應克製減省的啊!”

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于奪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徙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後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舍鞍,士不釋甲,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怔目之觀,然亦足以聘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帝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

當時,有詔書命令搜括強取天下仕女,已經嫁給下級官吏和平民為妻的,一律改嫁給出征兵士,允許以相當數目的牛馬牲畜贖回。還選拔其中更美貌的送到皇宮。太子舍人沛國人張茂上書直言勸諫:“陛下是上天之子,小吏、平民也是陛下之子。如今奪取那個給予這個,也和奪兄之妻嫁給弟弟沒什麽區別,作為父母來說,就是有所偏愛了。還有,詔書說可以用年齡、毛色與妻子價值相當的馬牛牲畜代替,所以富家則傾家蕩產,窮人則典當借債,用昂貴的價錢買來牲畜以贖回他的妻子。朝廷以配妻給出征戰士為名義而實際上是送到皇宮,色衰醜陋的才配給士兵。這樣,配到妻子的人未必高興,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憂傷,或者窮困或者憂愁,都不如願。一個擁有天下而得不到萬民歡心的君王,很少有不陷于危險的。況且軍隊駐扎在外數十萬人,一天的開支絕非隻是千金,把全國賦稅都用在兵役開支上,還將供給不上,何況又有皇宮中那麽多超額的美女。對後妃及太後娘家隨意賞賜,內外開支,費用與軍費相半。從前漢武帝挖地造海,堆土造山,依賴的是當時天下統一,沒有敢與他抗爭的人。自從衰亂以來,四、五十年,馬不離鞍,士不解甲,強敵壓境,企圖吞滅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考慮崇尚節儉,反而追求奢糜,中尚方製作出遊戲器物,後園豎起承露盤,這當然能使耳目愉悅,然而也足以助長敵人的圖我之心!可惜啊,舍棄堯、舜的節儉而仿效漢武帝的奢侈,我私下認為陛下不應這樣。”明帝不理睬。

高堂隆疾篤,口佔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徙,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于之臣于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棋,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

高堂隆病重,口授上書說:“曾子曾經說過:‘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臥床病重,有增無減,常常恐怕猝然去世,款款忠心不能昭然于世,我的一片赤誠,願陛下稍稍垂閱深思!我觀察夏、商、周三代佔有天下時,聖賢的君王前後相承,歷經數百年,天下每一尺土地都歸他所有,每一個子民都是他的臣屬。可是,夏桀、商紂之輩,放縱私心,極盡私欲,皇天震怒,國家化為廢墟。紂被斬首縣懸掛在白旗之上,桀被放逐到鳴條山,天子尊位,被商湯、周武居有。難道夏桀、商紂與普通人不同?他們也都是聖明君王的後裔。黃初年間,上天預示警告,異類之鳥,在燕巢中撫育長大,嘴、爪、胸部都是紅色,這是魏室的特大怪事,應該防備飛揚跋扈的大臣在宮牆之內發難。可以選拔親王,讓他們在自己封國之內建立軍隊,親自統率,象棋子一樣,分布全國,鎮撫皇家的疆土,輔翼弘揚皇室。皇天不特別親近誰,隻輔佑有德的聖君。百姓贊詠德政,則享國年數自然長久;下面怨聲載道,上天就會另外選授新的賢能。由此看來,天下乃是全體民眾的天下,而不單是陛下的天下了。”明帝親手寫下詔書,深切慰勞高堂隆。不久,高堂隆去世。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于懇誠,發于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昌明,立志輔助君王,在天變災異發生時提出勸誡警告,發自誠懇之心,堪稱是忠臣啊!及至他一定要改變歷法,讓魏國以虞舜為祖先,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意念超過了通博吧!

[16]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收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詔下百官議。

[16]明帝對華而不實的士人深惡痛絕,下詔給吏部尚書盧毓說:“選拔舉薦人才時,不要唯名是取,名聲如同地上的畫餅,隻能看不能吃。”盧毓說:“憑名聲選拔,不足以得到奇異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後才會出名,不應當痛惡這樣的人。我既不能夠識別奇異的人才,而主事官吏的責任又是根據名次按常規任命官職,隻有從以後的實際中檢驗了。古代以上奏陳事考察言談,用實際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績的辦法已經廢馳,隻是憑借贊譽或毀謗的輿論決定晉升和罷免,所以真假混雜,虛實難辨。”明帝接受了他的建議,頒布詔書讓散騎常侍劉邵製定考課法。劉邵製定《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下詔讓百官討論。

司隸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史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闢,則孰敢不肅,烏要考課!”

司隸校尉崔林說:“《周官》考課之法,條例已十分完備了。從周康王以後,就逐漸廢馳,這就說明考課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到漢代末年,失誤豈止在于佐吏的職責不詳密!如今軍隊或聚或散,減增無常,本來就很難統一標準。況且萬目不張,就要拉住它的綱繩;裘毛不整,就要抖動它的衣領。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職,邪惡的人自會遠離。如果大臣們能盡到他的職責,成為百官效法的榜樣,那麽誰敢不恭恭敬敬地盡職盡責,難道在于考核嗎?”

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製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雲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于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闢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被闕,無善不紀,無過不瘵。且天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于世俗之人乎!”

黃門侍郎杜恕說:“公開考核官員的能力,三年進行一次考績,確實是帝王最完善的製度。然而經過六個朝代,考績辦法沒有明著于世,經過七位聖人,考核條例也沒能流傳下來,我的確認為這是由于考核的原則可以粗略地依據,詳細規定很難一一列舉的緣故。俗語說:‘世上有惡人,沒有惡法。’如果法製是萬能的,那麽唐堯、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後稷、子契的輔佐,商朝、周朝也不會以伊尹、呂尚的輔助為可貴了。而今主張考績的人,陳述了周朝、漢朝的所說所為,輟敘了漢代京房考功課吏的本義,可以說是使考課的要旨更加顯明了。盼望用這種辦法崇尚謙恭推讓的世風,振興美好的治績,我認為還不是盡善盡美。打算讓州、郡舉行任官考試,必須經由四科,都有實際成效,然後保舉,經官府考試征用,任不地方官吏,根據功績補升為郡守,或者增加祿秩,賜予爵位,這最是考核官吏的當務之急。我認為被任職的官員應當使他們的身分顯貴,採用他們的建議,命他們都分別製定州郡官吏考核辦法,切實施行,確立可信的必賞製度、可行的必罰製度。至于三公九卿及內職大臣,也應當都就他們的職務進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討論治國大道,內職大臣,時時彌補君王的疏忽和錯誤,再小的善行也要記載,再小的過失也要糾舉。況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絕非一盞明燈就能照亮每個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頭腦,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須明白同屬一體、互相依賴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說廊廟所以需的木材,絕非一根木頭就能支撐,帝王的宏大事業,絕非隻靠一個臣僚的謀略。由此看來,怎麽可能隻靠大臣守職盡責辦理課試,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樂呢?如果容身保位沒有被放逐罷官之罪,而為國盡節,也處在被懷疑的情勢中,公道沒有樹立起來,私下議論卻成為風氣,這樣即使是孔子來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發揮一點點才能,何況世俗的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製末程,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說:“設定官吏分擔職責,管理百姓,是治國的根本。依照官職考察官員的實際工作,依照規章進行督促檢查,是治國的細微末節。大綱不舉而抓細小之事,不重視國家大政方針,而以製定考課之法為先,恐怕不足以區分賢能和愚昧,顯示出明暗之理。”于是,久議不決,此事竟沒有實行。

臣光曰: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于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淆;考之于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

司馬光曰:治理國家的關鍵,沒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識別人才的辦法,連聖賢也感到困難。所以隻好求助于輿論的毀謗或贊譽,于是個人愛憎爭相摻雜進來,使善良和邪惡混淆;用檔案進行考核,于是巧詐橫生,真假不明。總之,識別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麽屬下有能無能就會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無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麽考績之法,恰好能夠成為徇私、欺騙的憑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跡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跡,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治,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于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于跡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為什麽這樣說呢?所謂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內心,所謂檔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現。自己的內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別人的表現,不也很難嗎?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親疏貴賤改變心思,不因喜怒好惡改變意志,那麽,想要了解誰是擅長經學的人,隻要看他博學強記,講解精闢通達,那他就是飽學之士了;想要了解誰是執法人才,隻要看他斷案窮盡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理財了;想要了解治軍的將領,隻要看他戰必勝、攻必取,能使敵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軍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雖然要聽取別人的意見,但決斷在于自己;雖然考核要看實際表現,但審察卻在自己內心。探討實情而斟酌是否適宜,最為精密最為細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筆錄,怎麽可以預先定出法規而全部委派給有關部門辦理呢?

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疏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于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跡,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為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真哉!

有的人因是皇親顯貴,雖然無能但仍被任官授職;有的人因為關系疏遠出身卑賤,雖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當權者所喜歡的人即使失職也不被罷免,所惱怒厭惡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錄用。向人咨詢,毀譽各半而不能決斷;考核事跡,文書具備內容空洞而不能覺察。即使製定了再好的考核辦法,增加考核條目,完備檔案文簿,又怎麽能得到真實情況呢?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煩勞之有哉!

有人說: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國,裏裏外外的官吏成千上萬,要一一考察任免,怎麽能不委派給有關部門而獨自承擔呢?回答是:當然不是這個意思。居上位的人,不隻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級都用這個辦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屬,君王也用這個辦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還會有什麽煩勞呢?

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中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有人說:考績之法,是唐堯、虞舜所製定,京房、劉邵不過是加以陳述及修訂罷了,怎麽可以廢除呢?回答是:唐堯、虞舜的官吏,任職時間長,所擔職責專,設立法規寬,完成期限遠。所以姒鯀治水,歷經九年尚未完成,然後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後才嘉獎他的功勞;不象京房、劉邵的辦法,考核官吏瑣刺碎碎的功績,檢查他們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來就有名同而本質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績之法並不是隻在唐堯、虞舜時才可能實行,而在漢、魏不可行,是由于京房、劉邵沒有弄清根本問題而隻追求細微末節的緣故。

[17]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主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于成、康,喻斷蛇于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17]起初,右僕射衛臻主持推舉選拔人才的工作,中護軍蔣濟給衛臻寫信說:“漢高祖遇見逃犯,任命為上將;周武王延聘漁夫擔任太師。平民百姓甚至奴僕,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文,非得考試以後才能任用?”衛臻說:“不然。你想要把牧野大戰比同于周成王、周康王時代,把漢王斬蛇起義比同于漢文帝、漢景帝時代,喜好出乎常規的舉動,開提拔奇才的先河,將會使天下混亂起來。

盧毓論人及先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郎馮翊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服其言。

盧毓議論人才及選舉之事,都是優先考慮德性品行而後再談才幹。黃門郎馮翊人李豐曾經就這個問題問盧毓,盧毓說:“才幹是要用來行善的,所以大才幹能夠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幹能夠成就小的善行。如今隻說是有才而不能行善,這樣的才幹是不適合作官的!”李豐佩服他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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