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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煤礦安全責任的思考

我是一個喜歡黑夜的人。

當白晝的喧囂散盡,紅塵凡事落定,夜晚便寧靜而冷峻。那時,與白晝判若兩人的我,冷靜地、孤寂地端坐桌前,用思考記錄著凡塵瑣事,用平靜考察著對錯,以冷峻寫著客觀而冰冷的文字。

我總說自己是一個愛思考的人。

當然,思考必然需要氛圍的:寧靜、冷峻、理性。黑夜具備這些品性。

當然,思考必然需要大小不等的圈子:生活、工作、親人、朋友。但,

我又是一個極為感性的人。因為感性,我能更多的接收到讓人激動的事與人,更多地接受或善或惡,或美或醜,或簡單或復雜的東西。兼收並蓄是感性極強人群的特點。

因為感性而更多感受,但感受了未必能感悟。

多少年後,終于明白,因為理性,才讓感受變為感悟。

享受生活,感受生活,最終感悟生活:生活哲理因此而存在。

同樣的軌跡——

享受生命,感受生死,進而感悟生命。

理性、思考,讓生命變得脆弱,變得渺小,變得蒼白……

生命,一瞬間。湮滅,重生。

生死的分野,有時競然一念之差。

我想到了我的職業。

臘月二十八。應當是個寒冷的季節。

清晨6時,電話鈴將我吵醒,通知趕快下井,井下出事了。于是,帶著必要的器具,十分鍾更衣入井,沿著指定的線路,找尋著事故的蛛絲馬跡。

高速皮帶輸送機上散落著一頂黑色的礦工帽,一具自救器,一條皮帶。現場人員告訴我們,人已抬上井,死了。

據說,這名工人從乘坐高速皮帶起點至死亡地點,已經過一個溜煤眼,一台破碎機(破碎大塊煤炭設備),一個採區煤倉,三條各700米的皮帶。再過二分鍾,就進入礦井大煤倉。再過十分鍾,便隨同煤炭到達地面煤場。

有人說,這是一次生命的最後旅行。

事故調查很簡單也很明朗:私乘皮帶。隻是因為皮帶速度太快,沒有經驗更沒有機會跳下皮帶,在生與死一瞬、一念間,走過奈何橋。

無奈、無語、無為。這是這起事故的最深刻感受。

這是事故善後的一個場景:

招待所。

一位懷抱還在襁袍中孩子的少婦雙眼紅腫,面容憔悴,顯然已欲哭無淚,隻是不停地絮叨:“小強,為啥呀!我娘兒倆以後咋活呀?就差二天就過年了,你急著幹啥呀?!”

另一位老者以頭撞牆,嚎啕大哭:“兒呀,你咋就不懂事呢?你讓我與你娘咋過這個年呢,又讓你娃咋活呀,他才半歲呀”。

哭聲,吵醒了熟睡的嬰兒,一雙眼睛看看媽媽,再看看哭嚎的阿公,忽然“哇”的一聲嘶心裂肺地大哭起來。

哭聲已喚不醒那個鮮活的生命,白布冰冷地覆蓋在冰冷的屍體上。

那是從事煤礦安全監察職業後遇到的第一起事故。因為那起事故,便對生死的選擇有了直觀的感受,更對生命有了最直接的感悟。

因為事故,生命競如此不堪一擊般脆弱。

因為事故,剛剛組建的家庭毀了,兒子因此沒有父愛,父親因此白發人送黑發人。

事後一周,我在惋惜之餘,不禁嘆道:“如果……”轉念想,咳,如果什麽?生命沒有“如果”呀!

人呀,生與死,一時,一瞬,一念之差間。

我想到了責任。

關于責任,或許又是一串枯燥的文字。的確,用純粹的形而上的語言對責任進行定義和詮釋是頗費周折的。

但是,對于煤礦,責任卻是感性的、直觀的。因為,煤礦的責任能夠將生命延續,更能將生命湮滅。

比如,崗位責任。該做而不去做的工作會使“敲幫問頂”責任的缺失導致重若千斤的頂板沉重地將生命壓成一具冰冷的屍體。

又比如,管理責任。該嚴密的措施而不去求真求實,競讓處于高瓦斯無風的窩頭變成火葯桶般的災難,進而讓生命灰飛煙滅。

再比如,監察責任。安監員的不作為,讓無序的作業現場變得以功利為目的,使明天的豐厚變得貧瘠。

還是讓煤礦的事故直觀地告知責任的本來面目。

這是八十年代末的一起事故。

“轟”。掘進工作面的炮煙還未散盡,班代便帶著四名工人走過滿鼻孔硝煙味的工作面。近旁的安全員坐著未動,一任帽沿耷拉著,打著盹,竟然沒有睜開眼睛看一看走進煙霧裏的工友們。

“轟”。掘進工作面方向又傳來一聲炮響。這一聲,倒驚醒了安全員。“老李,咋又放炮呢?”放炮員問道,周圍一片寂靜。“老李,老李”安全員又喊兩聲,竟無人回答。這時,一絲不祥襲向安全員。

安全員急忙跑進工作面,在礦燈的光影裏,剛才還活蹦亂跳的小伙子們,已有四個躺在骯髒的、黑色的煤堆上一動不動……

一個延遲起爆的炮眼讓生命蒼白無力。更讓生死如此地近在咫尺。

忽然想起古人的一句話:人的生命或輕于鴻毛,或重于泰山。又想起江澤民總書記的一句話:安全責任重于泰山。

這時,我忽發異想:隻有重于泰山的責任才能挑起重于泰山的生命啊。

當責任缺失或錯位,又怎能撬起重于泰山的生命啊?!

我知道,那一刻,留給活著人的,隻有死者輕于鴻毛般的生命的感受。

蒼白而脆弱。

我想到另一種責任。

曾與友人討論過死去與活著人的話題。

友人說,死了誰,苦了誰。人死了,老婆、孩子、房子都是別人的,不苦嗎?那活著的老婆、孩子不是照樣每天生活在陽光下,享受生命、享受生活,你說誰苦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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