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能夠來參加公安部和教育部共同舉辦的“校車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現場會”，昨天有同志講校車工作是一個功德項目，我非常認同這個說法，因為，我們知道在校車工作的背後有兩個關鍵字：一是孩子，二是教育。孩子是我們國家的未來，教育是我們國家的希望，而我們給孩子們提供的環境還不夠理想，我有很多的資料和案例，包括國外和國內的，但我不想在這裏列舉，這次汶川地震為什麽如此震撼中國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有那麽多的孩子走了，他們還那麽小，沒有來得及享受人生，就匆匆離去，讓我們這些做大人的心痛不已，更讓我們感到有一種責任的壓力。所以，我們大家在這裏，交流經驗，研究問題，共同為校車工程的建設獻計獻策，為孩子們做一點事，給他們創造一個良好的生活和學習的環境，其意義就盡在不言中，我想說的是：孩子的安全問題，怎麽強調都不過分。
我是一直從事風險管理研究的，也包括交通風險管理、教育風險管理和校車問題的，所以，這次受邀來參加這次會議，原來是想來談談關于校車風險管理問題的，特別是國外在校車風險管理方面的先進經驗，但到了這裏之後，看了會議的材料，聽了各省的經驗介紹，特別是昨天看了我們威海市的實踐，我覺得原先的準備都是多餘的，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從這次會議交流的情況看，我國的校車管理，雖然起步時間不長，但在公安部和教育部的共同推動下，在我們各級政府和部門的共同努力下，已充分發揮了我們的後發優勢，可以說國外在校車管理方式的做法，在我國均得到了很好的套用，而且是結合我國實際的、創造性的發揮套用，效果和成績顯著。我們知道國外在校車管理方面的主要經驗包括：1)導入校車的概念，校車的概念不僅是一種車輛類型，而是一種社會管理模式，或者是社會管理價值取向的體現，它包括了關註孩子，關註教育，關註安全，關註效率，關註環境等，成為了現代社會的“校車文化”。比如，大多數國家的校車採用了統一的黃色標識，人們認同並尊重黃色車輛的“特權”，自覺予以禮讓，這是一種社會文明和進步的體現;2)建立校車的專門法律與規章，明確對校車的法製化和專門化管理，這樣就確立並強調了校車特殊的地位，強調了擁有、經營和使用校車過程中的規則和責任，如：明確和解決準入問題;3)建立校車的專門技術標準，根據學生的特點，製定有針對性的標準，確保全全，而且是追求確保萬無一失;4)校車安全環境建設，包括駕駛人員管理、道路的管理、上下車管理、定期審核製度等等，另外，學生的安全教育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這方面我們的鄰國日本就有很好的實踐;5)強調校車解決過程中的綜合治理，要求政府、社會、學校、家長、學生、校車經營者、校車駕駛員等共同參與，各負其責，相互配合，特別強調政府應當在校車工作中發揮主導作用;6)保險方案，對于校車的保險一般有特別的要求，主要是在限額安排方面，同時，與校車的管理製度銜接，沒有辦理校車保險的車輛不能營運。如加拿大的校車運營條例第三條就明確規定校車必須辦理保險，並且規定15座以下的，賠償限額為：每人20萬，每次事故50萬;15座以上的，賠償限額為：每人20萬，每次事故100萬。
作為來自保險行業的人士，我在這裏想談談如何利用保險製度來完善社會風險管理，也包括校車風險管理的問題。大家知道保險是現代社會的一種經濟製度，通過這種製度，能夠很好地解決社會的個體在遇到風險損失時，可能得到經濟補償，穩定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我要說的是：其實保險的職能不僅在于一種風險損失的補償，保險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社會風險管理，由于保險是經營風險的，所以，其擁有很強的專業和資源優勢，例如，保險公司有許多經營網點，有大量專業人才，有風險評估技術，有救援、修理和醫療等資源，能夠很好地發揮社會風險管理的職能。另外，保險在其自身的經營過程中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特征，一是保險公司為了確保經營的穩定，要對社會風險進行改進工作，包括防災防損工作，從而改善全社會的風險水準;二是保險公司採用差異化定價的模式，起到了一種風險獎懲機製，能夠使社會的風險保費合理負擔，推動安全意識普及。
因此，我們各級政府在開展一些社會風險管理製度建設過程中，要善于利用保險行業的力量，因為，保險行業在這方面一是有優勢，二是有利益。我們就校車工程來講，首先是絕大多數的車輛均按照相關的要求辦理了車輛損失保險、交強險、第三者責任保險、車上人員責任險、承運人責任保險等，XX年全國的車險保費收入達到1400億;其次，近年來在教育部的高度重視下，在“平安校園”工程的推動下，絕大多數的學校均安排的校園方責任保險;第三，為了確保學生的安全保障，絕大多數的學生均購買了學生意外傷害保險;此外，還有大量的人身保險的存在。保險公司在開展這些業務的過程中，也最不希望看到發生事故，因此，他們也在積極努力為安全教育，為改進安全狀況，為確保全全在做努力，在投入各種資源。所以，政府在建設社會風險管理的製度過程中，應當考慮整合和利用保險行業的力量，利用他們來推動和支持這些項目的開展，更重要的是通過保險行業的參與，能夠使這些製度成為一種基于市場經濟體製的可持續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