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錯過一次見到汪曾祺先生的機會，至今都很遺憾。十多年前求學北大，我和幾個同學負責張羅學術講座，曾經邀請過汪老為我們做“文學漫談”。當時他住城東南的蒲黃榆，距離北大相當之遠，我本來該與另一位同學一起去接請汪老。但已記不清是什麽緣故，我卻未能去成，當晚的講座也未聽成。後來我請同學向我描繪汪老的形象，他隻是說了這麽一句——“一個老頭子，眼睛特別亮!”就是這樣簡單的描繪，卻讓我對汪老愈加神往並想象至今，其憾其悔，也每見其深。但是，陸建華著《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對于汪曾祺創作歷程和人生道路的書寫及對其形象真切生動的刻畫，卻讓我在另外的意義上走近了汪老。更為重要的是，閱讀陸著，我還更加深入地領略了汪曾祺的精神世界，特別是作為其精神世界之核心的“生的執著與熱情”。
對于汪曾祺來說，沈從文應該是其最為重要的人生導師。陸著用了很多篇幅記述了汪曾祺和沈從文的交往，讀來令人動容。1948年春，當汪曾祺在北平因為謀職無著而悲觀苦悶的時候，沈從文曾經對他有過這樣的勸慰：“曾祺，不要這樣，千萬不要這樣!重要的是對生活的‘執著’，要對生活充滿熱情。即使是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也不要覺得‘世事一無可取，也一無可為’。一個人總該用自己的創作，使這個世界美好一些，給這個世界增加一點好的東西。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喪失對生活帶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喪失對于生活的愛。”1958年，在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期間，沈從文又常寫信，撫慰和鼓勵他說：“時代大，個人渺小如浮漚，應當好好的活，適應習慣各種不同的生活，才像是個現代人……熱忱的、素樸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會使生命真正充實堅強起來的。”因此，對于生的執著與熱情，一直是汪曾祺對待生活的基本態度，也是其抵抗時生乖蹇的人生命運的精神資源。在西南聯大的艱苦歲月裏，汪曾祺博覽群書，潛心閱讀，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創作;流寓上海任教中學期間，他獨處陋室(鐵皮小棚)，也能自得其樂，讀書寫作;即使是在身為“右派”的四年中，“也不喪失對生活帶有抒情意味的情趣，和對人生、對生活的摯愛之情”，滿懷熱情地去勞動，去接觸中國的土地與農民，甚至是“坐對一叢花，眸子炯如虎”地完成了一部《中國馬鈴薯圖譜》，而這樣的精神，與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寫作，又是何其相似!身處逆境時況且如此，在較為順遂的“新時期”以後，他的人生與創作，更是煥發出別樣的光彩。
一般以為，汪曾祺最為“復雜”的經歷，便是他在“文革”時期曾經擔任《沙家浜》的主要編劇並且受到江青的“賞識”。陸著不為尊者諱，在很忠實地記述汪曾祺“文革”經歷的同時，又很詳細和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特殊處境中的汪曾祺並沒有發生精神的畸變，他隻是以相當平常的心態來看待自己的“知遇”。他“對江青既心存感激，又誠惶誠恐，有時還流露出知識分子的一點傲氣和幾分自得，但絕不奴顏婢膝，更不阿諛奉承”。所以他在《沙家浜》的“智鬥”一場中不顧江青“江湖口太多”的指責，瞞天過海地保留了阿慶嫂“壘起七星灶”那一段後來被廣泛傳唱的著名唱詞。1970年5月，當他獲得登上天安門的“政治殊榮”時，“也沒有激動得‘熱血沸騰’”，而是“看著鋪在桌子上的一大攤改了又改的文章草稿，居然向軍代表建議：‘能不能另換老楊去?’”這些記述都使我們認識到，汪曾祺所執著與熱愛的，無疑是一種健康、純潔與明凈的人生。這樣的人生，有著自己的尊嚴與底線。汪曾祺的精神人格，沒有絲毫的心機與雜質，更是沒有令人不齒的政治趨附。實際上，汪曾祺被陸著以“禍福相倚”所精當概括的“文革”經歷，也在另外的意義上透露和詮釋了他的“生的執著與熱情”所具有的豐富內涵，提供了“拷煉”汪曾祺的精神與人格的“寶貴”機緣。這樣一來，陸建華的著述，倒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每一個個體生命如何對待載浮載沉的自身命運。在運交華蓋的時候，能夠保持“生的執著與熱情”自屬不易，而在被權力“恩寵”和“有幸選中”的時候，能夠不驕矜、不忘形，從而保持清醒，堅守底線，執著于一種健康、明凈和葆有尊嚴的“生”，則更加困難。我想這樣的啓示對于思考知識分子的當前命運，應該具有突出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