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是色之根本。色是氣的外在表現形式。察顏觀色，可辨識人才。
如何辨別人才真偽
古人雲，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世上最難的事沒有比識人更難了。辨別人才為什麽是最為困難的事情呢？
這是因為事物有似是而非的，剛直開朗貌似刻薄；柔媚疲軟貌似忠厚；表面看上去十分廉潔而實際並非如此；口出狂言能言明識明而實際上卻是無能之輩；海闊天空、天南海北地胡侃一通表面看來似博學而實際上是空話連篇無半點真才實學；反應遲鈍沒有實際學問卻似知識淵博；攻擊誹謗別人的人卻看似正派正直的人；掩飾其惡的一面而將善的一面大肆宣揚者看上去好似剛正不阿的人。將這些一個一個地加以對照比較，就不難發現都存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現象，優秀的良才與劣等的廢才，真才實學的人才與濫竽充數的冒牌貨，這每一個方面、每一個環節都混在一起實在難以真正地區分、識別得一清二楚。說像是的而又不是的，像不是的而又似是的。
人才的優秀與低下，真與假，混淆在一起時，真是難以辨別了。
尤其是在無名的人中發現賢才，在拉車的騾馬中間相出駿馬，在深淵裏撿出含珠大蚌，在石頭堆裏找出藏光的珍寶，這是何等的不易啊！這就進一步說明了識良莠之難了。
人才難得亦難識，這是古往今來人們經過千辛萬苦積累而成的共同認知。
凡識人有所思，識人有所為的有識之士，總是獨具慧眼地悟出人才之所以難識：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識人，自古為難；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有天下者，以知人為最困難；知人之道，聖賢所難，受知固不易，知士誠尤難。
知人之難，莫難于別真偽；知人之難，良莠難分；知人之難，賢佞難辨；任賢非難，知賢為難；使能非難，知能為難；論資級難于知人，為今識人仍有難；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經師易得，一將難求。
雖然知休未易，誰可例輕天下士？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
（1）知人識人自古為難
“事之至難，莫如知人。”這是宋朝詩人陸九淵的一句名言佳句，他揭示了識人的基本情況。
說明了世上千難萬難的事情，再沒有比了解識別人更難的事情了。
事之至難，莫如知人。原因之一在于“凡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
這就是說，識人這樣的事情不易了解的原因，是由于它隱藏跡象，把私心掩蓋起來而顯出為公的樣子，把邪惡裝飾成正直的樣子，而且以必然的勝利去迷惑人的頭腦。
說明人的奸惡之所以難以辨識，是由于有正直、忠誠、善良的外表作掩護。
事之至難，莫如知人。原因之二在于“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
這就是說人的內心比險峻的高山和深邃的江河還危險，比天還難以捉摸。
事之至難，莫如知人。原因之三在于“人之難知，不在于賢不肖，而在于枉直”。
識別人的難處，不在于識別賢和不肖，而在識別虛偽和誠實。
人有壞人與好人之分，英雄有真英雄與假英雄及奸雄之分，君子有真君子與偽君子之分。人還可以分為虛偽與誠實。
有表面誠實而心藏殺機；有“大智若愚”表面看上去是愚笨的樣子，而內在裏卻是聰明至極；有“自作聰明”而實際是愚笨；有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的兩面派。
事之至難，莫如知人。原因之四在于“才與不才之間，似是而非也”。
這就是指賢才與非賢才之間，似是而非，難以分解。可以說，任賢非難，知賢為難；使能非難，知能為難。
正因為任用賢德的人並不太難，識別有賢德的人才是真正的困難；使用有才能的人並不難，發現有才能的人才是真正的困難。所以，難怪人們常說，天下者，知人為難。
知人難，推舉賢才也難。因為有賢才的人，在他未成才時，不為人所知，或知之的人少，知者如無名無權也推薦不了。如果已鋒芒畢露，才華超人，就會被嫉賢妒才者所忌，不僅不肯推薦，甚至加以誹謗，誠恐其超過自己，或代己之位，彼位尊貴，自己則卑賤。
而有的雖知賢也不願推薦，這種人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推薦的人如出事會累及自己。故世上雖有奇才，願推薦的人卻很少。
因此，薦賢者不僅要有知人之明，還要有薦賢之量，不嫉賢妒才，有為國家薦賢的至公之心，所以說，能薦賢才的人其本人就是賢才。
歷史事實說明：正因有推薦賢才的賢才，才能出現不少聞名于世的人才，這些人才也與推薦他們的賢才的大名共同垂譽于史冊。
《宋史·程元鳳傳》記載：宋度宗時，程元鳳任少保、觀文殿大學士，他薦舉人才，不徇私情。有世交之子來求升官，元鳳謝絕，其人累次來請求，言及先世之情，元鳳說：“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
可是，有人嘗被元鳳彈劾，後見他改過，而其才可用，便推薦之，元鳳說：“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盡其力也。”
元鳳選拔人才是堅持原則的，不應提升的，即使是有恩于己的人的兒子，也不提升，正如他所說不能“以國家官爵報私恩”。
而對曾被他彈劾的人，因其改過而才可用，就推薦提升，正如他所說：“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盡其力也。”
細味元鳳言行，值得借鏡的有三：一是推薦和使用官吏，元鳳都是出于為國的公心，不存在任何私人的成見。二是彈劾人是為保護人才，是不使其人走上邪道，使其回到正路，促其成才的手段。三是辯證地看人。對官吏有錯誤則彈劾，不使其有害于國家；改正了錯誤，其才可用，則擢升，使為國盡其才能。元鳳如此為國保護推薦人才，隻有大公無私的人才能做到。
能否辨偽，與能否知人用人大有關系，崔群向唐憲宗提出要辨偽必須“糾之以法”，這是很有見地的主張。事見《舊唐書·憲宗本紀》：
唐憲宗對宰臣說：“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所謂委寄，必合盡心；乃至所行，臨事不無偏黨，朕臨御已來，歲月斯久，雖不明不敏，然漸見物情，每于行為，務欲評審，比令學士，集前代昧政之事，為《辨謗略》，每欲披閱，以為鑒誡耳。”
崔群說：“無情曲直，辨之至易；稍有欺詐，審之實難。故孔子有眾好眾惡之論，侵潤膚受之說。蓋以曖昧難辨故也。若擇賢而任之，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公，孰敢行偽？陛下詳觀載籍。以廣聰明，實天下幸甚！”
唐憲宗對下屬的進言，認真評審其是非，但有時要辨別進言者說的善惡真偽，感到是大難事。因此，他令學士總結前代關于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寫成《辨謗略》，作為鑒誡。崔群說唐憲宗以史為鑒，是可增廣聰明的，但事有曖昧一時是難以辨別的，故孔子有眾好眾惡以分善惡之論。而崔群提出的意見，比之孔子所說更能解決問題，即“擇賢而任之，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公，孰敢行偽”。
這就是以誠待賢，如果行偽作惡，則以法處理，這樣做，官必奉公守法，不敢作歹為非了。
崔群在憲宗時，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參與朝政。
穆宗繼位，因他擁護穆宗儲位，故甚得信任，任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他為人清正，時稱賢相。
左僕射王起頻主持貢舉工作，每次貢院考試完畢，都將錄取的名單呈給宰相廷英最後定奪。由于錄取的人不多，宰相廷英說：“主司試藝，不合取宰相與奪。比來貢舉艱難，放人絕少，恐非弘訪之道。”
唐武宗說：“貢院不會我意。不放子弟，即太過，無論子弟、寒門但取‘實藝’耳。”
由于職權和取才原則沒有明確規定，所以主持取才工作的王起頻心中無數，恐取士有失，故呈宰相最後決定。對此，宰相廷英提出兩點意見：一是錄取的士人不必呈給宰相決定；二是錄取的人太少了，不利于廣招人才。對此，唐武宗確定了取士的原則：取士要取有“實藝”的，即有真才實學的人，不論他是貴族子弟還是出身于寒門。
唐武宗確定取才的原則，負責取才者就可有所遵循。但有了原則還不能保證所取的是有“實藝”的，還要有具體的辦法，不然，原則是難以貫徹執行的，有可能落于空談。
俗語說：“人心難測。”人心何以難測？心是指人的思想，思想是無形的，看不見、摸不著，它隱藏在人的腦海裏；且思想又非固定，而是隨著客觀世界的變化而變化。所以，要摸透人的思想是不易的，故說人心是難測的。
照理說，思想指導人們的言行，人的思想必然在他的言行中表現出來，也就是說人的思想和他的言行應該是一致的。可是，各人表現不同，有一致的，有不一致的。其人所想與其言行一致的，這種人易知；如果其人所想的與他的言行不一致，或者他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這種人就難知。
由于人心難測，人所想與其言行又有不一致的，其表現往往是表裏不一、互相矛盾，因此，古往今來，都有知人難之嘆。
人們常說，“知人知面不知心”，這恐怕也道出了“人心難測”的道理。有人說不要輕易相信他人的知心話，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有的人特別是在情濃之際和說話投機的時候，總是輕信他人的知心話。對方向我吐露了真言，我又為何向人家講假話？所以把心裏的話全掏出來講給人家聽。然而，你可知道，他“真誠”地在你面前說別人的壞話，他在別人面前又會“真誠”地說你的壞話。因為人都有討好他人的心理。而且，人總是在變化的，今天你是他的朋友，明天你可能又成了他的對手。是對手，他就可能利用你那些知心話，特別是隱秘的話來攻擊你。
所以，心裏話往往是不可靠的。對此，最好不要輕易相信它。如果失去了這方面的警惕性，輕信了別人的知心話，則容易上當受騙。
人們常說，知人難，知人心者更難。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有的人嘴裏說的和心裏想的不一樣。嘴裏說的不是心裏想的，心裏想的又不是嘴裏所說的。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
漢光武帝劉秀看錯龐萌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之一。龐萌在劉秀面前，表現得很恭敬、謹慎、謙虛、順從，劉秀便認為龐萌是對自己忠心耿耿的人，公開對人贊譽龐萌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裏之命者”。其實，龐萌是個很有野心的人，他明面向劉秀表忠，暗裏卻伺機而動，當軍權一到手，便勾結敵人，將跟他一起奉命攻擊敵軍的蓋延兵團消滅了。最賞識的人叛變了自己，這對于劉秀是當頭一棒，使他氣得發瘋，後來他雖將龐萌消滅了，但他由于知錯人而遭到的巨大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劉秀之失，失在靜中看人，他被龐萌的假表忠所迷惑了，竟認為他是“忠貞死節”的“社稷之臣”。而來自敵營的龐萌歸附劉秀不久，尚未有何貢獻足以證明他的忠心，劉秀就對他如此信任，是毫無道理的。
劉秀是個深謀遠慮的人，他以誠待人，知人善用，不少人因他賞識而成為東漢一代英才。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當他被表面現象所迷惑時，也就必然犯了靜止看人的錯誤。
（2）賢佞難分
在識人的發展史上，常常能聽到許許多多的人經常講這麽一句共同的話，即“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人之所以不易識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下列原因：
其一，“凡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勝惑人之心也”。這就是說，事情不易了解的原因，是由于它隱藏跡象，把私心掩蓋起來而顯出為公的樣子，把邪惡裝飾成正直的樣子，而且以必然的勝利去迷惑人的頭腦。這說明人的奸惡之所以難以辨識，是由于有正直、忠誠、善良的外表作掩護。
其二，“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險薄之輩假以他事中傷。始乎摒棄，卒不得用”。這就是說，凡是有才能的賢人，必然要遭到陰險淺薄一類人的惡意中傷。起初被迷惑而遭冷落，而最終得不到任用。這說明因奸佞之人的無事生非造謠中傷，使得賢才難以被識別而加以任用。
其三，“潛伏著的感情和隱藏著的奸詐，是很難從一個人的外貌了解到的”。所以古人說“伏情隱作，難以貌求”。同時也說明了“人之深者有二種。一曰深沉。如納言自守，容人忍事，內外分明，外邊渾厚，不露圭角，不呈才華。此德之上者。一曰奸深。如閉口存心機，深挾詐，形跡詭秘，兩目斜抹，片語斜鋒。此惡之尤者，切不可以深沉君子，與奸深並觀也。”這就是說，人的所謂“深”，有兩種情況。一是深沉。其表現為少言語而守本分，能容人忍事，內外分明，待人處世渾厚而不逞強，不炫耀才華。二是奸深。其表現為緘口不言而心藏殺機，陰詐深藏，行為詭秘，雙目斜抹，說話陰陽怪氣。前者是最有道德的賢才，後者是極為險惡的奸人，所以切切不可將二者混淆，等同齊觀。可是，在人際交往中，二者則經常混淆，造成賢佞難辨。
其四，“賢人必為國計，而不肖者專為身謀。為國計者必恃至公。故言直而援少；為身謀者專挾己私，故喻巧而援多”。這就說明了這樣一個基本的問題，即品德高尚的人必定一心為國，品質惡劣的人則專為自己盤算。一心為國的人必定是從最大的公心出發，所以說話直來直去，支持他的人就少；為自己盤算的人必定從私利出發，所以說話曲折巧妙，支持他的人就多。這進一步說明，奸與賢的界限雖然清楚的，然而，要識別也不是一件易事。
對于佞奸者來說，是因其能以假象蔽其真相，又以外表掩其內心的奸詐，且其謀深術巧，使人迷惑而難以辨識。
《呂氏春秋·疑似》指出，物之相似最能迷惑人，它說：“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幹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辨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
這是說，相似的事物最能迷惑人，石似玉，玉工難以辨其真偽；劍似吳幹寶劍，鑄劍師也難識其優劣；博聞善辨的人似通而實不通，足以惑人而誤事，這是賢明君主所憂慮的。
歷史上不少亡國之君自恃見識超人而獨斷獨行，其左右也順其意投其所好，因而被視為心腹忠臣，正是其君似智而實不智，其臣似忠而實佞奸，以致亡國亡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崇禎皇帝及圍繞在他左右的那班佞臣。
崇禎認為他是英明之主，臣下無人超過他，他的旨意就是真理，與他相左的就被視為庸才或者逆臣，一直至死都認為明亡咎不在己，而在于群臣無能。他相信的都是對他順從、奉承的宦官和佞臣。正是這些似智、似忠的君臣斷送了明朝。
但這位似智的崇禎皇帝，他跟其前幾代的隻想享樂連朝也不上的皇帝確有點不同，他日夜操勞，好像有作為的賢君，故能迷惑人，因而不少人為之惋惜，認為他非亡國之君，而處于亡國之時。
奸佞之人能使人不知其奸詐，是因其用心險而術巧，對此，《元史·列傳四十五》有精闢的論述：“奸邪之人，其用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御。其謅似恭，其好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立己之愛，愛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明嚴嵩就是這樣用心險而用術巧的奸佞人物。嚴嵩其人無才略，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巧于媚上，竊謀權力。世宗即那位以信道求仙著名的嘉靖帝，他雖昏庸，卻自以為高明，凡拂其意的，不是廷杖，就是殺戮，對嚴嵩則另眼相看，因嚴嵩善寫“青詞”，並作文為嘉靖歌功頌德。
嚴嵩百事順嘉靖意，照其意旨行事，故得入閣參與政事。嚴嵩雖年過六十，精神煥發，勤于政事，日夜在內閣值班，連家也不回。
嘉靖大為贊賞，賜其銀記，文曰：“忠勤敏達。”
嚴嵩害人不露痕跡，被害的人也不知被誰所害。凡比己位高的，嚴嵩表面對他很恭敬，實伺其過害之，取其位而代之。
嘉靖居深宮，大臣難得謁見，隻有嚴嵩得親近，旨意由他代下，因此他能一手遮天，權傾天下，結黨營私，大受賄賂，是當時最大貪官。嘉靖對他長期信任而不疑。
嚴嵩之能遂其奸。採取的手法都一樣，即前所說“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而已，因而“愛隆于上”，“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佞奸難辨是因其心險而術巧，而賢者難識是因其忠而言直，故不為庸主暴君所喜歡。
《元史·列傳四十五》談及知賢之難，是由于有下列幾種情況：
一、賢者不遇時，或無人推薦，因而隱居不出，必然不為世人所知。
二、人君知而召之出仕，卻不重視，待之如奴僕；或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或用其言，而急功近利，且使佞人參與。因此，難以發揮賢者的作用，也就不為其君所賞識。
三、賢者不為所知，也是因為：人君居于高位，喜聽別人的過錯，而不喜人說自己的過錯，所行是務快己心，而不是務快民心，賢者為公為民必然進諫以糾正其錯誤，這就使其君很不高興，不會得到賞識而被重用，也因此，君臣就難以相處。
而拒諫喜諛的人君，其左右必多佞人，他們最忌賢者，必然大肆詆毀、多方陷害，正直的賢者不獲罪殺頭已算萬幸，又何能發揮其才能為國為民做好事呢？正是由于以上種種原因，故賢人難知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