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應星（1587—1661），字長庚，奉新縣北鄉雅溪牌坊村（今宋埠鎮牌樓村人）。其曾祖父宋景，明正德、嘉靖年間，累官吏、工二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入為左都御史。祖父宋承慶，字道征，縣學稟膳生員。父宋國霖，字汝潤，號巨川，庠生。弟兄4人，胞兄宋應升，同父異母兄宋應鼎、弟宋應晶。
幼年時期，與應升同在叔祖宋和慶家塾中讀書8年，勤奮好學，資質特異。一次因故起床很遲，應升已將限文7篇熟讀背完，他則躺在床上邊聽邊記，等館師考問時，他琅琅成誦，一字不差，使館師大為驚嘆。年紀稍大，肆力鑽研十三經傳，至于關、閩、濂、洛各理學學派，也都能掌握其精液脈絡之所在。學古文則自周、秦、漢、唐及《史記》《左傳》《戰國策》乃至諸子百家，無不貫通。
萬歷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與宋應升同舉江西鄉試，兩人同榜考中舉人，他名列第三。當時全省有1萬餘人應試，在考中的109人中，奉新隻有宋應星兄弟2人，故有“二宋”之稱。同年冬，他倆赴京師參加次年春天的全國會試，結果沒有考中。事後得知有人舞弊，狀元的考卷竟是別人代作。天啓元年（公元1621年），宋應星兄弟又一次上京趕考，仍未考中。嗣後，他對功名逐漸冷淡下來，而開始將主要精力用于遊歷考察，總結各地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技術和經驗，為編篡一部科技巨著積累資料。
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任袁州府分宜縣學教諭。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撰《野議》，著《畫音歸正》。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四月，寫成《天工開物》，刊出；六月，著述《論氣第八種》；七月，寫作《談天第九種》。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改為福建汀州府推官。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調升亳州知州，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改任滁和道南瑞兵巡道，創作《思憐詩》。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夏，甲申之變，明朝覆滅，清兵入關，他即棄官歸裏，以文字著述自娛，遂不復出。
宋應星著述頗富，其代表作《天工開物》，最早版本為明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刻印，是一部總結我國明末以前農業和手工業技術成就的百科全書，分上、中、下3部，原有20卷，隻刊刻18卷，分別敘述了有關我國古代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鹹、甘嗜、陶埏、冶鑄、舟車、錘鍛、燔石、膏液、殺青、五金、佳兵、舟青、曲櫱、珠玉等物品的原料出產和製造過程，從生活資料到生產資料，從民用機械到國防武器，當時有關國計民生的部門，應有盡有，內容廣博，文字簡潔，插圖生動，別具一格，堪稱我國古代不朽的科技宏著。已以中、日、法、英、德等國文字傳遍全世界，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英譯本稱其為“十七世紀的中國工藝學”，日譯本則稱其為“中國技術的百科全書”。可見其聲譽之高。
宋應星的著作，除《天工開物》和《野議》《論氣》《談天》《思憐詩》外，還有《畫音歸正》《卮言十種》《雜色文原耗》《美利箋》《春秋戎狄解》以及未刊的《觀象》《樂律》等，都已失傳。
（一）宋應星生活的時代
公元16—17世紀，由于生產水準的提高，社會分工的擴大和國內外市場的開拓，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
在農業上，首先是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高產地區由過去的“蘇杭熟，天下足”，擴大到“湖廣熟，天下足”。其次，普遍推廣了經濟作物的種植。棉花的種植，從南方推廣到北方，河北、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各省都已成為產棉區，特別是江南的松江地區“官民軍皂墾田凡二百萬畝，大半植棉，當不止百萬畝”。開始種植番薯和玉蜀黍等高產作物，如江浙、福建等地盛植番薯。公元16世紀煙草傳入中國，一路由日本經朝鮮傳入東北，一路由呂宋傳入福建、廣東。明末已是普遍種植和吸食了。這時，花生也由巴西傳入我國，開始種植。太湖地區的蠶桑業，閩廣地區的甘蔗、蓼藍、漆和各種油料作物，產量都得到了提高。農業經濟作物的種植和推廣，一方面為家庭副業和手工業提供了原料市場，另一方面縮小了糧食的種植面積，擴大了商品化範圍。譬如：湖州地區農民種桑是為了出賣桑葉喂蠶，蠶結繭繅絲可供紡織綢緞，所以，蘇州地區的絲織業依賴湖州的蠶絲，湖廣地區的稻米要送往江浙一帶，來自山東、河南地區的棉花供給松江的棉織業。這些被出賣的蠶絲、棉花、糧食，都已變成了商品。
伴隨棉織和絲織業的大發展，生產工具也在逐步改進。棉紡織業中出現了腳踏紡車和軋棉的攪車，產量是元朝的幾倍。民謠說：“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在今浙江嘉善）紗。”每年供應宮廷、官吏、軍隊等的1500萬—2000萬匹棉布，由實物稅改為折征銀兩，政府再到市場上去購買，反映了棉布的商品化。松江地區的棉布，已是“衣被天下”。棉紡織業已成了農家的主業，甚至城內也興起紡織業。江南有些地區的絲織業已經與原料生產分化，絲織品和原料都已成為商品。在湖州城內出現了專以機織為主的手工業者——機戶，農民把蠶絲賣給機戶，機戶把蠶絲織成絲織品賣給商人，商人再到四方行銷。至此家庭手工業已經是商品化了。
手工業工匠由服徭役改為征銀，促進了民間獨立手工業的發展。在採礦業中，民礦迅速發展，門頭溝的煤窯，絕大部分都是民營。製瓷業中，民窯逐漸代替了官窯，景德鎮的瓷窯，民窯有900座，佔總窯數的93.95%。民營手工業的發展標志著商品經濟的發展。
許多以某種行業著稱的城市開始出現，江西景德鎮以製瓷著稱，鉛山以造紙著稱，廣東佛山以冶鐵著稱，湖北漢口以商業著稱。蘇州的盛澤鎮，震澤鎮，嘉興的濮院鎮，王江涇鎮，湖州的雙林鎮，菱湖鎮，都以絲織業著稱。特別是盛澤鎮，從五六十戶人家，發展到擁有5萬人口的大鎮。馮夢龍的短篇小說集《醒世恆言》第18回《施閏澤灘闕遇友》描寫盛澤鎮：“鎮上居民稠廣，土俗淳樸，俱以蠶桑為業。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疋，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佇腳之隙，乃出產錦綉之鄉，積聚綾羅之地。江南養蠶所在甚多，惟此鎮處最盛。”松江的楓涇鎮、朱涇鎮、朱家角鎮，則以棉織業著稱。
商業城市集中于運河和長江兩岸，北方少南方多，南北並不平衡。工商業的發展促使商人數量增加，商人在各地設立會館（或同鄉會館），組成各種商幫，從事于轉運販賣各種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少數商人是擁有幾十萬至一百萬銀兩資本的大商人，分為北南兩大系統，北系的代表是西商，即山西商人，南系是徽商，即安徽商人。在工商業發達的地區，有的商人收購大宗棉花、棉布、糧食、甘蔗、茶葉等進行加工，直接投資于手工業。譬如有的商人在湖州買絲，至蕪湖染色，帶到福州織造，這種商業資本標志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由于工商業的發展，白銀代替了錢鈔成為市場流通的主要貨幣。江南地區，特別是蘇、松、嘉、湖、杭地區商品經濟的明顯發展，創造了資本主義萌芽條件。在蘇松地區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蘇州出現了擁有二十餘張或四十餘張織機的機戶，僱傭數十個工人從事生產，這樣的機戶就是最初的產業資本家。
《醒世恆言》裏的《施潤澤灘闕遇友》一回中的施復夫婦，家中就有三四十張織機，還僱了許多工人，他已經是一個資本家了。在蘇州城內有數千個機工（織工）和數千名染工，他們都是不靠土地生活，自己沒有織機，受僱于人，“得業則生，失業則死”，“一日不就人織則腹枵”，完全與生產資料脫離，一無所有，隻有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他們與機戶的關系是“機戶出資，機工出力”，所得報酬是“計日受值”。這些機工擺脫了封建依附關系，成為受資本家剝削的“自由”的僱傭工人。
資本主義萌芽隻局限于蘇州的絲織業等江南地區的少數城市和少數行業，非常微弱，而且帶有濃厚的封建主義氣息。但是，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是在中國的地平線上升起了未來社會的新的曙光。因此，公元16—17世紀，是“天崩地解”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思想家具有“別開生面”的特色。這個時代不僅興起了啓蒙社會思潮，還興起了啓蒙科學思潮。李時珍、徐光啓、宋應星等傑出的科學家，寫出了一些著名的科學著作，在醫葯、農業、手工業及地理研究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李時珍（1518—1593），湖北蘄州人，畢生以行醫為業，採訪四方，閱書800餘種，寫成《本草綱目》52卷。該書190餘萬字，記載葯物1892種，比以前新增374種，並附有動植物插圖1100餘幅，內容十分豐富。這部書全面地總結了在他以前的我國葯物學的巨大成就，把我國葯物學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在世界的葯物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徐光啓（1562—1633），上海人，是明代卓越的科學家，在數學、天文、歷法和農學方面，都做出了很多貢獻。在農學方面，留下了一部巨大著作——《農政全書》。該書60卷，約70餘萬字，內容比以前所有農書都要全面，對農業生產的各個方面都有詳盡的記錄，特別對于番薯和棉花的種植技術作了重點的介紹，對屯墾、水利工程及備荒三項作了系統的敘述。書中大量儲存了《王禎農書》中的農器圖譜，並且還有所增補。這部書不僅整理總結了古代農書，而且反映了當時農業生產的實際經驗，富有實踐的科學精神，是一部實用性很強的科學書。
王夫之（1619—1692），又稱王船山，湖南衡陽人，明代唯物主義思想家。他明確肯定物質世界是獨立存在的，說“天下唯器而已”，“器”是指客觀存在著的事物，“無其器則無其道”，“道”是指事物規律。又說“理在氣中”，“理”是指事物的規律，“氣”是指客觀事物。這樣就在“道”、“器”或“理”、“氣”的問題上，批判了宋、明理學的客觀唯心主義。在認識論方面，他認為人的認識是由外界事物引起的，外界事物的存在不以人的認識與否為轉移。他以浙江的山為例指出，不管人們是否看見山，山都是存在的。此外，王夫之在《噩夢》中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認為土地不是帝王的私產，人民生長在土地上耕種土地，土地分明是耕者所有。這是很進步的見解。
（二）宋應星的早年經歷
宋應星的祖先在元代（1260—1368）以前本姓熊。元、明之際（十三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熊德甫就任南昌府豐城驛宰，娶當地宋氏為妻，因避兵亂，就改姓他妻子的宋姓，遷居在奉新縣東雅溪（今潦水）沿岸。明代以後，宋德甫和他的後人便世代定居在奉新北鄉的雅溪南岸務農。宋德甫一家到雅溪定居後，乘明初政府鼓勵墾荒之際，開發了附近的土地，種植桑麻、水稻、兼營養蠶，逐漸成為經營地主。
宋德甫以下五輩傳至宋迪嘉，都是靠經營土地、養蠶發跡的。宋迪嘉之子，宋應星的曾祖宋景（1476—1547），字以賢，號南塘，公元1505年中進士，歷任山東參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尚書轉兵部尚書，進京師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卒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庄靖，是明代中期重要閣臣。他為官清廉，曾推行“一條鞭法”的改革政策。他的家族被封蔭，從此宋家成為官僚地主家庭。
宋景有五個兒子，第三子宋承慶（1522—1547），是宋應星的祖父。宋承慶字道徵，號思南，自幼在本縣為庠生（秀才），博學能文，娶龍潭黃氏，繼娶泥灣顧氏，顧氏生宋國霖（1547—1629），就是宋應星的父親。宋承慶在27歲時早逝，隻留下孤子宋國霖。宋國霖字汝潤，號巨川，不到一周歲時就已喪父，由母親顧氏撫養，後在叔叔宋和慶（1524—1611）照養下成人，少補諸生，在庠40年，一生都是秀才，沒有做官。從宋景到宋承慶一代人時，宋家還是繁華府第，用人前呼後應，具有閣臣府第氣派，但是，到了宋國霖時，家境逐漸蕭條下來。
宋國霖有4個兒子，長子宋應升（1578—1646），字元禮；次子宋應鼎（1582—1629），字次九，號鉉玉，是甘氏所生，在本縣為庠生，沒有做官；三子宋應星，與應升是魏氏（1555—1632）所生；幼子宋應晶，字幼含，為王氏所生，副貢生，後來絕意科舉，遷居到縣城。宋應星小時候和大哥宋應升一起在叔祖宋和慶開辦的家塾中讀書。宋和慶于公元1569年中進士，授浙江安吉州同知，進廣西柳州府通判，不久就辭官歸裏，在本鄉興辦教育事業。接著，兄弟二人又投師于族叔宋國祚，和他們的族侄宋士逵，宋士達等人一起就學。
宋應星幼時先學詩文，又學經史子書，接受封建正統教育。宋應星喜歡遊歷，和哥哥宋應升等人結伙遊歷的地方有縣城北的獅山，再往西北50裏的越王山。越王山南的會埠，有宋家的大片地產。縣城西120裏的百丈山，是全縣最高的山，山上有百丈寺等名勝古跡，有唐宋以來文人士大夫們的詩文碑刻。北鄉以東是新增的，那裏有宋家的親友。再東行80裏是省城南昌。宋應星自幼聰明伶俐，幾歲就能作詩，有過目不忘之才，很得老師和長輩們喜愛。
宋應星後來又和宋應開、堂叔宋國璋（宋和庚子）、族侄宋士中及本縣的廖邦英等人就學于新增舉人鄧良知（1558—1638）。後來，宋應星又考入本縣縣學為庠生，熟讀十三經和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宋應星在哲學方面，最推崇的是張載（1020—1077）的關學。
張載是北宋鳳翔郿縣橫渠鎮（今屬陝西眉縣）人，字子厚，公元1057年中進士，熙寧（1068—1077）初為崇文院校書。不久，退居南山下，教授諸生，學者稱橫渠先生。因是關中人，所以稱他的學派為關學。過去曾以周（敦頤）、程（顥，頤）、張（載）、朱（熹）並稱，但是張載反對周、程，朱以“理”為萬物的本源，提出虛空即氣，主張氣為充塞宇宙的實體。由于氣的聚散變化，形成各種事物現象。承認物質先于精神而存在，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因素。宋應星即從張載的關學中接受了唯物主義自然觀。宋應星對天文學、聲學、農學和工藝製造之學都有很大的興趣。
公元1603年，江西巡撫夏良心在南昌府刊刻了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熟讀此書，這對他後來寫作《天工開物》很有啓發。宋應星還喜歡音樂、作詩。宋應星青年時代的主要時間和精力，基本上都花在了科舉的應試上。
公元1615年，宋應星和宋應升到省城南昌參加鄉試。參加這一年鄉試的江西考生有一萬多人，但中舉的卻隻有109人，宋應星名列第三，宋應升名列第六，奉新縣考生中隻有宋應星兄弟二人及第，又名列前茅，所以當時的人稱他們為“奉新二宋”。
宋應星弟兄受到了鄉試成功的鼓舞，當年秋天，他們就前往京師（今北京）應第二年的會試，但是，二人都是名落孫山。宋應星弟兄決定下次再去參加會試，為了做好應試準備，他們就前往江西九江府古老的白鹿洞書院進修，當時任洞主的是著名學者舒曰敬（1558—1636）。
舒曰敬，字元直，號碣石，南昌人，公元1592年中進士，是個有成就的教育家。他的學生塗紹煃，萬時華，徐世博，廖邦英等人後來都成為著名的江西學者。
公元1619年，宋應星弟兄和舅父甘吉陰進京會試，但二兄弟仍未及第，但他們以為第三次可以成功。
公元1623年，宋應星弟兄第三次進京會試失敗。
公元1627年，宋應星弟兄第四次進京會試失敗。
公元1631年，宋應星弟兄第五次進京會試失敗。
這時，宋應星已45歲，宋應升已54歲，他們的寶貴的青壯年時間，就這樣消磨在科舉上面，從此他們絕了科舉之念。雖然宋應星五次進京會試，均告失敗，但這五次水陸兼程的萬裏跋涉，並不是一點意義沒有。在這些長途旅行中，他開啟了自己的眼界，擴充了社會見聞。沿途他們經過了江西、湖北、安徽、江蘇、山東、河北等省的許多城市和鄉村。沿途他有機會在田間、作坊從勞動民眾那裏調查到不少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知識，為後來寫作《天工開物》等書做了準備。沒有這些經歷，他就難于寫出這些著作。
宋應星也在幾次進京會試途中耳聞目睹了明末社會的現實情況，這些情況不容易在書本中了解到，隻有到基層做細致的社會調查，才能真正觀察和體驗到明末的許多腐朽的社會現象，掌握到更多的實際資料。這時候，社會矛盾激化，尤其是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激化，土地兼並越演越烈，賦稅繁重，農民的反抗鬥爭不斷發生。城市居民和封建統治者的矛盾也發生激化，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首次出現。明朝統治集團內部也矛盾重重，像宋應星這樣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卻得不到錄取，說明科舉考試本身都充滿了腐敗。所有這些，在他的很多政治性的文章當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反映。
宋應星在他多次應試失敗的慘痛教訓中，體會到終生埋頭書本而缺乏實際知識，是真正的不足為道。他終于下決心放棄科舉，轉向實學，鑽研與國計民生有切實關系的科學技術，開始了他一生中的重要轉折。宋應星在實踐中悟出這些道理後，就利用原有的文化知識虛心向工農民眾請教，並及時記錄下有關工農業生產技術的知識，終于寫出了不朽的《天工開物》這部宏偉的科學巨著。
（三）擔任縣學教諭
公元1604年時，宋應星弟兄已各自成家，就分居了，宋家的地產從此化整為零。幾次萬裏征程，也花費了許多錢財，娶妻生子，家庭支出日漸增多，經濟狀況已經不如過去，整天在家閒居，不是長久之計。所以，宋應星決定在社會上謀求一項公職，再借此施展他研究實學的志願。
宋應星的哥哥宋應升在公元1632年謀求到浙江桐鄉縣令的職務。但是不久，他們的母親魏氏亡故，宋應升、應星把母親安葬在本鄉的塘尾，就按照封建社會的習俗，在家“守製”。公元1634年，宋應星擔任了本省袁州府分宜縣縣學教諭的職務。應升則調任廣東肇慶府恩平縣令，因為有政績，被誥封為文林郎。分宜縣在奉新的西南，中間經過上高，不算太遠。縣學有20名學生，教諭則是個未入流的文職衙門中的下級官員。宋應星在這個職務上一直到公元1638年。
宋應星在分宜擔任教諭的時候，類似于我們現在不坐班學校的教員，授課後的餘閒時間較多，同時又能接觸到一些圖書資料，為他從事寫作提供了條件。宋應星充分利用了這段時間，根據以前的調查所得，再查找必要的參考文獻，從事著極其緊張的著述工作。
公元1636年3月，宋應星在分宜縣令曹國祺支持下，完成了萬言的政論集《野議》，並出版。
《野議》集中反映了宋應星的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是宋應星在一夜之間寫成的。由于宋應星沒有在朝做官，所以稱為《野議》。
宋應星寫《野議》的目的是為了挽救明末社會所面臨的政治和經濟危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期望社會由亂而治，使國家轉危為安，體現了宋應星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愛國思想，可以看成是宋應星希望崇禎皇帝實行變法的萬言奏議。
宋應星主張減免對人民的橫征暴斂，呼吁罷除軍界、政界中的貪官污吏，代之以廉潔奉公，一心為國的清官。使工農能獲溫飽，商人能有利可圖，貧士有獲得科舉入仕的機會，各階層的人都能各安其業。然後，全面發展農業、工業和商業，養兵練武，則國運也許會有救。書中有許多精闢思想：譬如認為社會財富是勞動創造的，增加社會財富就要大力發展農業和工業，來提供豐富的勞動產品。宋應星的這種財富觀為經濟學原理做出了貢獻。由于《野議》在一夜之間寫成，所以在文字上略遜一籌。
宋應星同時又整理發表了他的自選詩集《思憐詩》。《思憐詩》共52首，分成《思美詩》和《憐愚詩》兩部分，宋應星取兩卷的首字“思”和“憐”命名為《思憐詩》。《思美詩》10首，都是七律，《憐愚詩》42首，都是七絕。
《思憐詩》主要反映了宋應星的人生觀，用文學形式表達他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等問題的看法。宋應星在詩中塑造了兩大類典型人物，分別給以褒美和譏諷。他繼承了唐代大詩人白居易（772—846）倡導的新樂府運動的詩論傳統，主張寫詩應當揭露時政弊端，反映社會現實，並且給人以啓迪和教化。
宋應星還著有《畫音歸正》《原耗》二書，可惜均已失傳。《畫音歸正》是討論音韻、樂理的作品，與《樂律》的內容相近。《原耗》萬言，除與《野議》有類似內容外，還談到桑麻、綿葛等“小”事。
公元1637年，宋應星發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天工開物》。宋應星在《天工開物》卷首寫了一篇序，序中說：年來著書一種，名曰《天工開物》。傷哉貧也！欲購奇（購買奇書，奇器）考證，而乏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贗真，而缺陳思之館，隨其孤陋見聞，藏諸方寸而寫之，豈有當哉？吾友塗伯聚先生，誠意動天，心靈格物，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長可取，必勤勤懇懇而契合焉。昨歲《畫音歸正》，由先生而授梓。茲有後命，復取此卷而繼起為之，其亦夙緣之所召哉！卷分前後，乃“貴五谷而賤金玉”之義。《觀象》《樂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臨梓刪去。丐大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于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時在崇禎丁醜孟夏月，奉新宋應星書于“家食之問堂”。
（四）《天工開物》
《天工開物》共3卷，18章。
上卷，為《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鹹》《甘嗜》6章，多數是和農業有關的，放在卷首，表明了宋應星重視發展農業生產的思想。
《乃粒》：主要論述稻、麥、黍、稷、粱、粟、麻、菽（豆類）等糧食作物的種植、栽培技術和包括各種水利灌溉機械在內的有關生產工具，介紹特別詳細的是以江西為代表的南方水稻栽培技術。
宋應星在談到用浸種法育秧時提到，水稻育秧後30日即拔起分栽，否則容易引起減產。一畝秧田可移栽25畝，即秧田與本田之比為1∶25，在江西到近代還是這樣。又說早稻食水三鬥，晚稻食水五鬥，失水即枯。這些重要的技術資料對農業生產有指導作用，是育秧、插秧、灌溉的理論基礎。在以前的農書中沒有記載過。這種用技術資料給以定量的解說，同時提出一系列理論概念，記述工農業生產中許多先進科技成果的方法，使《天工開物》成為一部科學技術的完整著作。
宋應星還論述了作物與環境的關系，外界環境變遷對作物物種變異的影響。例如，他說有些水稻因幹旱而逐步變成抗旱性的早稻，通過人工選擇可以培育出這種旱稻，農民們還創造出一種高山可插的旱稻。宋應星還說，對于那些排水不良，土溫較低的酸性土，用石灰撒在苗根，便于中和土壤酸性，促成土壤團粒結構形成。對于酸性不高的向陽暖土，則不宜用石灰。還提到了骨灰蘸秧根，是施用磷肥的有效措施。
宋應星還介紹了以砒霜為農葯拌種。砒霜又叫砒石或信石，是含砷化合物，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砷，有劇毒，一般用來燒製白銅，配火葯，治瘧疾和頑癬，毒家鼠等。從宋應星開始，才有用于農業上拌種拌秧，以防病蟲鼠害的記載。
《乃服》：包括養蠶、繅絲、絲織、棉紡、麻紡和毛紡等生產技術，還有上述生產工具、設備、操作要點，重點介紹了浙江嘉興、湖州地區養蠶的先進技術和絲紡、棉紡，還有大提花機的結構圖。
宋應星在講到蠶種時介紹的新蠶種的培育，反映了我國古代生物學上的一項重要成就——人工雜交育種。將一化性蠶的雄蛾和二化性蠶的雌蛾雜交，便引起蠶種變異，從而育出合乎需要的新蠶種。同樣，將黃繭蠶蛾和白繭蠶蛾雜交後，育出的下一代是褐繭蠶。這是我國古代不自覺地套用定向變異原理的優秀實例。宋應星介紹的這種變異現象，與19世紀英國學者達爾文（1809—1882）所述幾乎相同。
宋應星還在本章的《病症》條中記載了根據蠶體變態、行為反常和食欲不振，來判斷病蠶。及時將有傳染病的病蠶從蠶群中除去，可以使健康的蠶發育成長，這些都是符合科學原理的方法。
《彰施》：介紹各種植物染料和染色技術，對于蓼藍的種植和藍靛的提取，從紅花提取染料的過程敘述得比較詳細，還涉及到各種染料的搭配和媒染方法。
《粹精》：敘述稻、麥等的收割、脫粒和磨粉等農作物加工技術和工具，側重于介紹加工稻谷用的風車、水碓、石碾、土礱、木礱和製面粉的磨、羅等工具。
宋應星敘述的江西水碓，以水力為能源，通過立式主軸帶動各機件，同時具有灌田、脫粒和磨面3種功能，是17世紀世界上先進的農用機械。
《作鹹》：論述海鹽、池鹽、井鹽等鹽產地和製鹽技術，對海鹽和井鹽論述得比較詳細。
宋應星在談到井鹽時，特別介紹了四川井鹽，在談到了沖擊式的頓鑽後，敘述了一種吸鹵器，是個喉下安“訊息”的竹筒。宋應星所說的安有“訊息”的竹筒，實際上就是唧筒裝置。“訊息”相當于閥門，皮製，當竹筒沉到井下時，下端閥門受鹵水壓力而張開，鹵水進入筒中。提筒時，閥門又受筒內鹵水重力下壓而封閉。在四川自流井土法製鹽生產時，至今仍可見到使用這種吸鹵器提取鹵水——它是用物理學原理而設計出來的吸水器。
《甘嗜》：主要敘述甘蔗種植、製糖技術和工具，同時還論及到蜂蜜和飴餳（麥芽糖）。
宋應星還重點介紹了將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種植中，實行甘蔗移栽這種新技術。
《天工開物》的每一章所敘述的內容並不是平鋪並列的，而是有主有次，把重點產品作為研究重點，突出先進地區的生產技術，全書各章各節都主次分明。
中卷共7章，主要是工業技術。
《陶埏》：敘述建築房屋用的磚瓦和日常生活用的陶器、瓷器（白瓷、青瓷）的製造技術和工具。重點是介紹景德鎮生產民用白瓷的技術，從原料配製、造坯、過釉到入窯燒結，都有說明。
《冶鑄》：是中國傳統鑄造技術論述最詳細的記錄，重點敘述銅鍾、鐵鍋、銅錢的鑄造技術和設備，包括失蠟、實模和無模鑄造等三種基本方法。
《舟車》：首先用資料標明了船舶和車輛的結構構件和使用材料，同時說明各種船、車的駕駛方法，詳細介紹了大運河上航行的運糧船“漕船”。
《錘鍛》：系統敘述了鐵器和銅器的鍛造工藝，討論範圍從萬斤大鐵錨到纖細的綉花針，還有斧、鑿、鋤、鋸等各種生產工具的製造、焊接、金屬熱處理等加工工藝。
宋應星記載了一項先進的金屬加工工藝——“生鐵淋口”。方法是在熟鐵製的農具等坯件上淋以一層薄的生鐵水，再經加工及熱處理，使製品完成。所用的生鐵水量必須恰到好處。由于表面生鐵熔覆層與滲碳層的共同作用，使工件既耐磨又堅韌，這是金工史上的一項獨特創造。幾百年來這種技術已遍及我國各地，至近代還用這方法製造小農具。
《燔石》：論述燒製石灰、採煤，燒製礬石、硫黃和砒石的技術，還論述了煤的分類，採掘和井下安全作業。宋應星詳細敘述了砒石種類、製法、性狀和在工農業上的用途。書中還介紹明代湖南衡陽工廠中一處就年產砒石達萬斤的事。用砒石做為農葯，這是中國農業技術史中的一大發明，正是《天工開物》把這項發明正式記錄下來。
宋應星為我們提供了採煤技術的可貴資料。他按煤的塊度和火焰等物理性狀及用途將煤分為明煤、碎煤、末煤等類，在當時是較為先進的分類。在談到挖煤後，宋應星還談到了“煤氣”。
宋應星所說的“煤氣”，就是現在煤礦中俗稱的“瓦斯”，它是在煤炭生成過程中伴生的氣體混合物，主要成分有甲烷、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硫化氫等，雖然沒有顏色，但是容易燃燒，對人體有毒害作用。宋應星在談到南方採煤時，介紹用中空的巨竹管插入井下，將地下瓦斯借竹管引出地面，是一個簡便有效而且經濟的安全措施。
宋應星介紹的另一個安全措施是在井下設“支護”（即巷道支板），從他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知道明代採煤技術已經基本解決了井下掘煤的兩項最首要的作業問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歐洲在18世紀時還沒有妥善解決瓦斯通風的問題。
《膏液》：介紹了16種油料植物子實的產油率，油的性狀、用途，還有用壓榨法、水代法提取油脂的技術和工具，還談到桕皮油的製法和利用桕皮油製蠟燭的技術。
《殺青》：論述紙的種類、原料和用途，詳細地論述了造竹紙和皮紙的全套工藝技術和設備。
《天工開物》下卷包括5章，也屬于工業技術。
《五金》：論述金、銀、銅、鐵、錫、鉛、鋅等金屬礦開採、洗選、冶煉和分離技術，還有灌鋼，各種銅合金的冶煉和珍貴的生產設備圖。這一章記載了不少中國人民的創造發明，如以煤煉鐵，用活塞風箱鼓風，直接將生鐵炒成熟鐵，以生鐵與熟鐵合煉成鋼等等。宋應星記載說，在生鐵煉成之後，如果想再把生鐵變成熟鐵，就在冶鐵爐旁挖一個方塘，趁熱使鐵流入塘內，加入泥粉做為溶劑，並由幾個人用柳棍快速猛攪，從而加速生鐵中碳等成分的氧化作用，以炒成熟鐵。這種把冶鐵爐和冶鐵設備串聯使用的連續作業方法，可以減少炒鐵時的再熔化過程，降低炒鐵時間和生產成本。
宋應星在記載煉鋼時說，先把打成薄片的熟鐵捆起來放入爐中，上面放生鐵，再用塗泥草鞋蓋頂，爐溫升高後，生鐵水能自上而下地均勻滲到熟鐵中去，取出來鍛打。再煉再鍛就會成為好鋼。這種方法比南北朝時期出現的“灌鋼”技術更先進，能夠均勻地滲碳和更充分地脫去雜質。與宋代的煉鋼技術相比，也有獨到之處：不用泥封，而用塗泥草鞋蓋上，使生鐵在還原氣氛下逐漸熔化，使大部分火焰反射入爐內，提高爐溫。由于不是把生鐵塊嵌在盤繞的熟鐵條中，而是放在捆緊的熟鐵薄片上，用生鐵含碳高、熔點低的特點，使生鐵液均勻灌在熟鐵片夾縫中，增加生熟鐵的接觸面，便于均勻滲碳，這是我國灌鋼法的一大改進，這種改進的用生鐵及熟鐵合煉成鋼的設備原理，成為近代馬丁爐的始祖。宋應星最早、最詳細地記載了鋅的提煉技術。他還提供了一幅最早的提煉金屬鋅的生產過程圖。
宋應星所敘述的鋅的提煉方法是：製鋅所用的原料是爐甘石（不純的碳酸鋅），把爐甘石放在泥罐中封泥加固，再逐層用煤炭餅墊罐底，下面鋪薪引火。爐甘石在罐外炭火燒灼的較高溫度下，發生化學分解反應，分解後產生的二氧化碳氣從泥罐縫中逸出，而固體氧化鋅又受到從縫中進入的或者是封罐時加入的碳的作用發生還原反應，而得到金屬鋅。
《天工開物》煉純鋅的文字記載比歐洲要早，所以，宋應星對金屬鋅（“倭鋅”）冶煉工藝的論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記載。宋應星還指出了鋅和銅按不同比例製成銅鋅合金（黃銅）的方法，也是冶金史上的可貴記載，具有世界性的生產指導意義。宋應星還記載了利用金、銀、銅、錫、鉛、鋅、汞等金屬的物理性質和化學活潑性的不同，來分離或檢驗金屬的各種有效辦法。譬如他記載把白銀從含銀的黃金裏分離出來的辦法，是利用硼砂熔點較低的特徵，在分離時起助熔作用。當把金銀合金熔化後，由于金（熔點1063℃），銀（熔點961℃）熔點不同而進行分離，銀首先“吸入土內，讓金流出，以成足色”。再入鉛少許，又把銀鉤出，這是近代冶金學中所說的熔融提取法。宋應星在論述金、銀、銅的單位體積內重量時，已經有了物理學中的比重概念。
《佳兵》：記載弓箭、弩、幹等冷兵器和火葯、火器的製造技術，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鳥銃和萬人敵（旋轉型火箭彈）等武器。
《丹青》：主要敘述以松煙及油煙製墨及供作顏料用的銀朱（硫化汞）的製造技術，產品均為文房用具。
《曲糵》：記述酒母、葯用神曲及丹曲（紅曲）所用原料、配比、製造技術及產品用途，其中紅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朝以後才開始出現的新品種。宋應星記載的紅曲可以用于食物儲存，和近代用抑製微生物生長的抗生素儲存食物出于同一原理。他在敘述紅曲製造時，特別強調選用絕佳的紅酒糟作為“曲信（菌種）”，並加入明礬水來保持紅曲菌種培養料的微酸性，以抑製其他有害雜菌的生長。這些都是發酵工藝中長年積累下來的經驗總結，具有很深刻的學理性。
《珠玉》：宋應星本著輕視金銀珠寶等奢侈品的指導思想，把它放于卷末。主要敘述在南海採珠，在新疆和田地區採玉，在井下採取寶石的方法和加工技術，還談到了瑪瑙、水晶和琉璃等。
《天工開物》除文字敘述外，還有123幅插圖，展示工農業各有關生產過程。除個別章節引用前人著述以外，絕大部分內容都是宋應星在南北各地科學調查的資料。在敘述生產過程具體技術的同時，宋應星還用“窮究試驗”的研究方法對所述技術給以理論上的解釋。這同一般的技術調查報告是不一樣的。
《天工開物》這本書的書名，表現的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思想。天工開物強調的是自然力（天工）和人工的配合，自然界的行為和人類活動的協調，通過技術從自然資源中開發產物，以顯示出人的主觀能動性。這種科學思想的核心意義是以“天工”補“人工”開萬物，或者是借助于自然力和人力的協調，通過技術從自然界中開發萬物。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從專門科學技術角度，把農業和手工業的18個生產領域中的技術知識放在一起進行研究。他對我國明代以前的農業和手工業方面積累起來的技術經驗作了比較全面和完整的概括，並使它系統化，構成了一個科學技術體系，這是一項空前未有的創舉。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用《冶鑄》《錘鍛》《五金》等三卷專門敘述鐵、銅、鉛、錫、銀、金、鋅等金屬和它們的合金的冶煉、鑄造、錘鍛技術，填補了我國古代一項重要的文獻空白。
宋應星是從我國東西南北各地的全局出發，以比較的方法來融會貫通地綜合研究農業和手工業技術的。宋應星註重“實踐”和“窮究試驗”，註重時間、空間和比例的數量概念，對迷信和唯心謬論持懷疑批判態度，一洗封建時代研究學術的歪風陋習，把近代科學啓蒙者所具有的那種實證精神帶到了科學界中來。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在世界科學技術史上，完全可以和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德國礦冶學家阿格裏柯拉（1490—1555）撰寫的《礦冶全書》相媲美。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被介紹到歐洲後，歐洲人把宋應星尊稱為“中國的狄德羅（1713—1784，18世紀法國啓蒙學者，以編撰《百科全書》知名）”。宋應星在中國歷史上，是和李時珍、徐光啓、方以智等16、17世紀的卓越人物相並列的，都是明代我國科學技術領域中啓蒙思潮的先驅者和代表人物。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曾從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受到啓發，又在不少地方對這本書進行了發揮。宋應星還彌補了徐光啓《農政全書》中在手工業方面的遺漏。
公元1643年，方以智在寫作《物理小識》時就參考了《天工開物》，在卷七金石部中引用了《天工開物·五金》銅條中的資料。
（五）宋應星的晚年
1637年6月，宋應星完成了他的《卮言十種》中的第八種《論氣》一書。《論氣》是宋應星的一部自然哲學著作，分為《形氣》《氣聲》《水火》《水塵》《水風歸藏》和《寒熱》等篇章。宋應星在《論氣》一書中，繼承了先秦的荀子（公元前330—前227），漢代的王充（27—107），宋代的張載（1020—1077），特別是宋代哲學家張載的元氣論並予以發展，形成了他的唯物主義一元論自然觀哲學體系。宋應星認為宇宙萬物最原始的物質本原是“氣”，由“氣”而化“形”，形又返回到“氣”。在形和氣之間還有個物質層次是水火二氣。
宋應星把元氣論和新五行說（金、木、水、火、土）結合起來，用“二氣五行之說”來解釋萬物構成的機製。由元氣形成水火二氣，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過土形成金木有形之物，然後再逐步演變成萬物。宋應星的二氣五行之說理論比王充、張載的元氣論更為深化和綿密，也比當時西方用亞裏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的土火水氣四元素說解釋萬物生成更加具體。因為他在氣和萬物之間引入了水火土金木這些過渡的物質層次，而不是由氣直接構成萬物。
宋應星還進一步討論土石五金的“生代之理”，從中引出了物質在變化前後“未嘗增”與“未嘗減”的物質守恆思想。宋應星還指出動物體內所含的物質成分和植物所含的是同類，而植物是攝取土中無生命養料和水而生長的，從而論證了有機界和無機界之間在物質構成上的統一性。
宋應星的唯物主義自然觀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豐富的科學技術知識基礎上的。宋應星在《論氣》的《氣聲》篇中還專門討論了自然科學中的聲學問題，其中包括影響聲調的各種條件，聲速，聲音的傳播媒介和決定聲音強度的因素等問題。
宋應星在談到聲音發生原理時，指出聲音是氣的運動，由于氣與形之間的沖擊而發出聲音，以形破氣而成為聲音。聲音的大小、強弱取決于形、氣間沖擊的強度，急沖急破。
宋應星還指出傳播聲音的介質是空氣，他以炮聲為例，指出單位時間內炮聲所達到的距離為炮彈所達到的距離的10倍。他認為，聲音在空氣中的傳播很像以石擊水所成的水波擴散那樣，以波的形式在空氣中傳播。可見他已經有了關于聲波的初步理論概念。他的這些思想，為以後聲學理論發展指出了正確方向。當時，歐洲還在爭論關于聲音的傳播媒介到底是空氣，還是以太微粒或物質微粒。直到17世紀德國學者蓋裏克用抽氣機作傳聲實驗後，才證明聲的傳播介質是空氣，聲波的概念是這以後很久才建立起來的。宋應星在研究聲學理論方面提出了較先進的思維模式。
1637年9月，宋應星又完成了《卮言十種》中的第九種《談天》一書。《談天》主要是談日，當宋應星登山東泰山觀日時醞釀了一種思想，認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如果認為是昨日之日，是“刻舟求劍之義”。認為太陽不但沿著它的軌道周行不已，而且它自身也在不斷變化之中，這樣，就修正了張載提出的“日月之形，萬古不變”之說，批判了董仲舒“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觀點。後來，王夫之發揮了宋應星的這種“日日新”的思想。
宋應星還批評了宋儒朱熹（1130—1200）註《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時的天人感應說觀點，以古代日食觀測資料與古史作了對比，證明天人感應說是毫無根據的。
1638年，宋應星在分宜任期已滿，考列優等，隨後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
1640年，宋應星任期還沒有滿，就辭官歸裏了。
1642—1643年，宋應星在奉新家居住時，當地爆發了由李肅十、肅七領導的紅巾軍起義。宋應星曾經與兵備道陳起龍、司李胡時享等，用計謀和武力鎮壓了這次起義。
1643年，宋應星又出任南直隸鳳陽府亳州知州，這是宋應星一生擔任的最高官職。宋應星擔任亳州知州時，已經是明亡的前夕。宋應星赴任後，州內因戰亂破壞，官署都被毀，他捐資努力重建，又把出走的官員招集回來，還捐資在城南買下了薛家閣，準備建立書院。
1644年初，由于情勢的急劇變化，宋應星的心願未遂，辭官返回了奉新。3月19日，明崇禎帝朱由檢自縊于萬歲山樹上。是日農民軍破內城各門，李自成乘馬進城，入承天門，登皇極殿。城內人民都設案焚香迎接，于門首大書“順民”和“大順永昌皇帝萬歲萬萬歲”等字樣。明朝的腐朽統治至此崩潰了。
4月22日，清兵進入山海關，包圍了北京城。宋應星雖然早已掛冠，回到了奉新家中，仍關心國家大事，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動心情，痛恨那些漢族大官僚地主依靠滿族貴族統治集團對廣大人民施行民族壓迫的可恥行徑，就揮筆草成了《春秋戎狄解》一書，借古喻今，在南方製造抗清輿論。
1644年清建都北京，宋應星成為亡國之民。
5月15日，南明福王朱由崧稱帝于南京，以明年為弘光元年，這個政權完全是明末腐朽政權的繼續。
南明時，宋應星被薦授滁和兵巡道和南湍兵巡道，但宋應星均辭而不就，他在晚年決心做一個隱士。明亡前，宋應升已升任廣州知府，明亡後也無意戀官，辭去官職，回到家鄉。宋應星弟兄寄希望于南明政權，但這個政權由馬士英、阮大鋮擅權，內用宦官，外結諸將，政以賄成，官以錢得，有“中書隨地走，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之謠。這個政權從成立之日起，內部就陷于四分五裂的狀態。阮大鋮勾結馬士英，日以黨爭為事，羅織罪名，排擠打擊東林黨人。
1645年5月，清軍渡江，福王逃至蕪湖黃得功軍中。不久，清追兵至，黃得功戰死，福王被俘，後在北京被殺。宋應星和宋應升回到家鄉後，闊別多年得以重逢，雖然是兄弟相見格外高興，但國事的不可為又給他們增添了無窮無盡的煩惱。尤其是清兵攻破南明政權後，又南下去取江西，更使他們感到絕望。
1646年，宋應升題了兩首絕筆詩，服毒殉國。宋應星在埋葬了與他相伴多年的大哥之後，一直過著隱居生活，拒絕到清政府去做官。
1655年，宋應星應友人陳弘緒之請，為陳弘緒撰的《南昌郡乘》草成了《宋應升傳》。
（六）宋應星和他的師友們
1666年，宋應星去世了，享年80歲，葬于本村戴家園祖墓側。宋應星有兩個兒子，長子宋士慧，字靜生，次子宋士意，字誠生，兩個人都是敏悟好學，長于詩文，人稱“雙玉”。
宋應星生前教導子孫，一不要科舉，二不要做官。子孫都能奉行宋應星的遺訓，淡泊功名，在家鄉安心耕讀。到清嘉慶年間（1796—1820），他的後代都成為貧苦農民。宋應星生前的社會關系，第一是他的老師鄧良知，公元1613年中進士，歷任南直宜城（今安徽宜城）令和福建興泉兵備道。鄧良知還是宋應星的舅氏。
廖邦英（1558—1642）是宋應星20年的好同學，好朋友，還是宋應升的契友兼親家。
舒曰敬是宋應星的另一位老師。舒曰敬字元直，號碣石，南昌人。公元1592年中進士，授泰興知縣，因為杖斃巨窩張耀觸怒了太守吳某而歸裏。不久，降為徽州府儒學教諭，于是就退隱到紫陽山、白鹿洞等書院授課。很多名公巨卿，都是他的學生。崇禎時由尚書沈演推薦，向皇帝上書《七策十論》被採納。山居近50年，著《隻立軒前集》等書。塗紹煃就是資助宋應星刊刻《畫音歸正》和《天工開物》的塗伯聚。塗紹煃和宋應星同師于舒曰敬門下，並同榜中舉。塗紹煃排名在宋應星之後，為第四名。塗紹煃是宋應星“肺腑獲通”的好友，又是宋應升的兒女親家，宋應升的第三個兒子宋士頵娶的是塗紹煃的女兒。塗紹煃母親去世時，宋應星弟兄曾親自前往吊唁，當時塗紹煃任河南信陽兵備道，積極主張開發礦藏，興辦工業，用來資助抵抗清兵的糧餉，並且首次在江西設廠冶鐵鑄器。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如果沒有塗紹煃幫助刊刻，也不能一直流傳到現在。
崇禎末年，塗紹煃任廣西左布政使。1645年6月，清兵南下進入江西，塗紹煃率家人出走，不幸到君山湖（湖南岳陽西南的洞庭湖）時，突然刮起大風，將船覆沒，塗紹煃一家全遭厄運。宋應星任分宜縣學教諭時，與分宜縣令曹國祺交往甚密。1636年3月，宋應星和曹國祺到當地的名勝鈐山遊覽。這時突然送來一份邸報（報紙），見到有人給皇帝上書發表謬論以求授官的荒唐現象。宋應星便和曹國祺談論這件事。曹國祺建議他寫個東西，宋應星在曹國祺的鼓勵下，寫出了《野議》。1645年清兵南下抵江西境內，曹國祺走避上高，聯絡舉人曹志明等人奉南明隆武年號舉兵抗清。年底，曹國祺率領的抗清武裝攻入新昌，殺降清縣令。新昌在籍御史陳泰來回響，出屯棠蒲，命曹國祺等統上高兵屯界埠，約定共趨府城南昌。由于相互間沒有配合好，受清兵三路夾攻，曹志明陣亡。曹國祺率兵退走湖廣。曹國祺是這樣一位反對民族壓迫的文武兼備的志士。他經常和宋應星議論時事，有共同政見，所以才鼓勵宋應星寫出《野議》一書。
劉同升（1587—1645）是宋應星另一位在明末舉兵抗清的友人。劉同升字孝則，又字晉卿，江西吉水人，1621年中舉人，1637年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為人正直清廉。當時楊嗣昌奪情（父母死了不守製仍做官）進入內閣，劉同升和翰林楊廷麟等聯疏彈劾楊嗣昌，被降職為福建按察使知事，因生病回家。1644年後，寫了《哀志詩》一百首表明志向。後攜家眷進入福建，和他的學生楊廷麟等人舉兵抗清。南明唐王立後，加劉同升為祭酒，和楊廷麟一起從福建進入江西贛州，起兵攻取吉安等地，又加劉同升為詹事兼兵部左侍郎，巡撫南贛。1645年南都陷後，劉同升因悲憤嘔血而死于贛州。生前著有《明名臣傳》等書。
宋應星和劉同升有30年之交。1610年，宋應星和劉同升第一次見面，曾約好30年再會，30年後果然相會，並一起懷念了他們的老友李匡山。宋應星還有一位叫陳弘緒的多年往來的密友。陳弘緒字士業，江西新增人，1638年出任山西晉州知州，後來因為觸犯閣臣劉宇亮，被降職為湖州經歷，改知舒城，1644年後和南明閣臣史可法（1602—1645），姜日廣，劉同升等人聯絡抗清大事，著《宋逸民錄》，賦《江城懷古》詩表達他的志向，入清後，清政府多次征招他去做官都不去，隻答應撰寫《南昌郡乘》以懷舊。所著都收入《陳士業先生集》中，1687年刊行。乾隆修《四庫全書》時，陳弘緒的全部著作都列為禁書。
陳弘緒《石庄集》中的《屯田議》《鹽法議》和《水利議》等，與宋應星在《野議》中的一些觀點非常相近。陳弘緒和桐城方以香（1611—1671），江西姜日廣，劉同升等人都是明末的“復社”成員。宋應星和姜日廣既是親戚，又是朋友。姜日廣字居之，號燕及，江西新增人。1615年和宋應星同榜中舉，1619年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進編修。1626年和給事中王夢尹一起出使朝鮮，不收受朝鮮的饋贈，回來後還向朝廷匯報海外的情況，有八件事對軍國大事有用，大多被採用。魏忠賢因為姜日廣是東林黨人，把他罷官。1628年，朝廷以右中允官職重新起用，官至吏部右侍郎，後降職為南京太常卿，稱病回家。1642年又被薦舉為詹事，負責南京翰林院。
1644年以後，姜日廣和史可法等人在南京商議擁立潞王，建立南明朝廷，但馬士英一伙閹黨則擁立了昏庸的福王。姜日廣被馬士英排擠出朝廷，辭官回江西。1648年，降清的南明將領金聲桓以姜日廣為號召，發兵反清，兵敗陣亡。1649年，姜日廣投家池而死，生前著有《皇華集》等書。宋應升的次女嫁給了姜日廣的孫子姜鹿初，因此，姜日廣也是宋家的親戚。宋應星的師友們多半都是有才學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當他們做官以後，都是和明末閹黨、邪派官僚相對抗的較為正派的官吏，並經常在官場中遭到排斥，有的還屬于東林、復社。他們都對明末社會的腐敗和閹黨的橫行表示不滿，主張改革弊政，以緩和社會矛盾。他們都有民族氣節，反對清朝貴族統治集團的民族壓迫，有的還直接在清初發動武裝抗清鬥爭。他們是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時刻，從地主階級中分化出來的。他們的活動具有一定進步意義，他們和宋應星有許多共同之處。
宋應星推崇的是這些人，反對的是那些世家大族、顯貴聞人、閹黨、邪派官僚、煉丹求仙者等等，如《憐愚詩》第6首：
“青苗子母會牙籌，吸骨吞膚未肯休。
直待飢寒群盜起，先從爾室報冤仇。”
再如第9首，他諷刺南宋時的禍國權臣賈似道，在杭州葛嶺下修“半閒堂”，縱情于聲色，貽誤軍國大事，實際上發泄的是對明末禍國奸臣的不滿：
“乘勝元兵已破襄，葛坡賈相半閒堂。
且偷睫下紅妝艷，為虜明年豈足傷。”
再如第13首諷刺閹黨魏忠賢，崔呈秀：
“宦豎麽麽移濁躬，投繯旅店疾如風。
官高經略師徒喪，俯首求生貫索中。”
魏忠賢，崔呈秀從1621年以來把持朝政，弄得國破民窮，激起公憤。1627年8月，明熹宗朱由校死後，其弟朱由檢即位。朱由檢平日就知道魏忠賢的罪惡，即位後，魏黨自危。11月，朱由檢安置魏忠賢在鳳陽。這時奏劾魏黨罪惡的官員越來越多，魏忠賢知道後，在阜城旅店中投繯自縊，同月崔呈秀也自縊。所以說：“投繯旅店疾如風”。“官高經略師徒喪”句，指1619年遼沈之戰中喪師失地而被下獄處死的遼東經略楊鎬。楊鎬敗後，朝官們推舉熊廷弼為經略，但熊廷弼督師時多次遭到閹黨王化貞的破壞，廣寧之役又告敗北，朝廷遂屈殺了熊廷弼。
第20首嘲笑桐鄉近宦：
“桐鄉近宦一何愚，欲積鎏金百萬餘。
數未盈時冤已集，一夫作難委溝渠。”
第27首諷刺煉丹求仙者：
“天垂列象聖遵模，為問還丹事有無。
萬斛明珠難換顆，痴人妄想點金須。”
第39首：
“人到無能始貸金，子錢生發向何尋。
厲詞追索彌年後，生計蕭條起綠林。”
總之，宋應星作為封建社會晚期的知識分子，他不可能擺脫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但是由于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堅持進步的思想觀點，在科學和其他一些領域都作出了傑出的成就，我們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贊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