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師、同學：
大家好!
非常感謝諸位能在百忙之中來參加我的答辯會，特別感謝答辯委員會主席吉林大學的王家福教授，感謝答辯委員會成員老師吉林大學的張廣翔教授、東北師大的梁茂信教授、董小川教授、李曄教授，還有我的指導教師于群教授。今天是周日，感謝各位老師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為我組織這次答辯，同時也再次感謝在座的同學們，對佔用大家寶貴的周末休息時間我感到深深的歉意。
論文綜述：
下面我將對我的學位論文做一個簡要的介紹，我的論文題目是《美國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我想從以下四個方面對這篇論文的寫作進行介紹：首先是選題的過程及選題內容的確定;其次是論文的基本構思、架構、主要觀點和本選題的意義;再次是論文使用資料方面的情況;最後談談本論文的不足之處。
首先，選題的過程及選題內容的確定。從我接觸我現在的學位論文選題的相關材料到最終確定選題的具體內容和時間劃限，我將我的選題過程大體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99年我入學之初到XX年6月我完成開題報告。實事求是地說，我的學位論文選題的確定，著實經歷了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為什麽這麽說?又為什麽會這樣?這裏我想先談一點有關我個人的學術背景。我是1999年考入東北師大歷史系世界史專業師從于群教授開始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的。而此前的大學部階段和碩士研究生階段我學習的專業一直都是英語語言文學。1996年獲得碩士學位後我所從事的工作也一直都是與英語語言的教學有關。現在仍是如此，我是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英語專業的一名教師。毋庸諱言，我在歷史學方面的專業知識是很粗淺的。僅憑著對史學的濃厚興趣、考博前在歷史系旁聽過一、兩年大學部生課程的簡單學歷，和主要是由于入學考試英語成績名列前茅就獲得入學資格的幸運——我深知這些都遠遠不能幫助我完成博士研究生階段的學業。于是，入學之初，我就向于老師請教，請他給我布置選題，當時，于老師給了我frus(《美國對外關系檔案》)中1964-1968年中國卷的電子版，並從這卷的347個檔案中挑出了20個有關中國“文革”的檔案讓我重點閱讀。同時，于老師也指示我可以從我父母那裏了解一些有關“文革”的情況，閱讀一些有關“文革”的中文書籍。但，當時做這些工作還隻是想就美國對“文革”的認識、分析乃至對華政策寫一篇小論文。順便說一句，在這一階段(即入學的頭兩年)我實際上完成了這篇小論文的初稿，但由于那時我的思維習慣還沒有完全轉變到嚴謹的史學的邏輯思維上來，在寫作方法上也全然是個外行，所以這篇初稿一直處于修改狀態，當時並未投出發表。事實上，入學的頭兩年裏我曾對畢業論文的選題有過些考慮，于老師也就我從事專業的實際情況出發為我做過一些設計，這期間于老師曾建議我利用XX年的《紐約時報》作為第一手資料分析美國的對華認識，崔丕老師曾建議我做美國對古巴的政策(這一選題後來我師姐王偉做了。)，于老師還曾建議我做美國對英國的政策(這個選題已經畢業的張穎師妹做了。)，這些選題或由于資料或由于我個人興趣的原因對我而言都無果而終。XX年春，我在梁茂信老師的大力推薦和支持下申請到去美國耶魯大學進行一個月的獨立研究的機會。有了這次寶貴的收集資料的機會，我和于老師商量決定把我一直在做的小論文做大，即把美國對中國“文革”的研究作為我的畢業論文的選題。XX年6月，做開題報告時我把論文的題目定為“美國人的文革觀和文革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1966-1972)”。當時，開題報告做完，在座的老師們給我提的意見是，美國人的文革觀和文革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實際上是兩個題目。我覺得老師們說得很在理，但在這兩個各有傾向和偏重的選題的取舍上我始終拿不定主意。XX年6月到XX年春是我選題過程的第二個階段，應該說這一年裏我一直在前面提到的兩個選題的取舍問題上徘徊，收集、閱讀和整理的資料也是兩者兼顧。XX年初于老師去美國做高訪，回來後又幫我帶了一批在國內難以查到資料，並最終幫助我做了決定，論文主要做美國對中國“文革”的研究。XX年春到XX年春是我論文選題過程的第三個階段，嚴格講，此時我的選題大方向已經定下了，就是美國對中國“文革”的研究，我嘗試把美國對中國“文革”的研究做一個系統的考察。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國人的演算法是從1966到1976，即所說的“十年浩劫”，美國對“文革”十年的中國的研究從涉及的領域上講，可以說是系統且全面。關于這一點，從美國已經出版的幾本有關文獻目錄中也可窺其一斑。我嘗試把從1965年“文革”爆發前，美國人的對中國會出現某種重大的變化的預測到“文革”結束將近30年後，此間近40年的時間裏美國人對“文革”時期中國的方方面面的問題的評說做一梳理乃至分析、評價。最終我發現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至少對我而言不是兩、三年的時間能夠完成的工作，因為在攻讀博士學位的過程中，我始終還有每周8到12學時的英語專業的教學工作。本身的知識、能力已經有限，時間又比較有限且零散。XX年春季，也就是去年的春季，我攻讀博士學位已有五年之久，我曾心急如焚，也曾拼全力爭取參加去年的答辯，可終于還是力不從心，論文的初稿仍是一盤散沙。其實，幾年來，我通過各種渠道收集了不少的資料，看了不少，也譯了不少。可龐雜的資料組成文章似乎彼此間總缺少合理的邏輯。之後，我差不多用了半年多的時間，靜下心來重新思索我的論文該怎樣寫才能敘述清楚、結構合理、層次分明。去年秋、冬的那一學期，我服從單位領導的安排，講授兩門對我來說全新的英語專業必修課程，備課又一次佔去了我大部分的時間，零零散散的時間裏我對已經閱讀過的論文資料進行了又一次的整理。XX年的下半年至XX年初是我論文寫作的最後一個階段，這一階段裏我已經充分地認識到，對于美國對中國“文革”研究這個選題，我已無法在現階段做得像最初構想的那麽系統、全面，我隻能是盡力而為，把能交待的問題盡量按照合理的邏輯交待清楚。在時間劃線上也是如此，做不完美國人對“文革”XX年的研究，能做3年的就做3年的。于是，這篇論文產生後的題目最終確定為“美國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當然，我對題目時間的標註並非隨意，通過這一標註我期望反映論文內容的兩個方面，一則，是美國對“文革”的頭3年的研究，事實上，有的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從1966到1969，歷經3年，對這一點我們雖不贊同，但應該註意到的是這至少反映了西方學者看待“文革”的一種觀點;另外，1966-1969也可視為十年“文革”的第一階段。二則，通過時間標註我想大體反映的是論文中所論及的主要是1966-1969年間，美國對中國“文革”的早期研究。但在這一點上，我在文中的論述所及並不絕對，因為，有些問題上，比如對“文革”起源的研究上，我也採用了一些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甚至是21世紀以來的有代表性的美國人的研究資料進行評述。以上是我對我的論文的選題寫作過程的一個描述，同時也是對我這6年學習生活的一個總結，我想借此向教導過我的老師們有個交待，也希望在座的同學們能從我的經驗教訓中獲得一些啓發和借鏡。至此，我想再次感謝我的導師于群教授，在這6年裏，于老師對我悉心指導，教我如何收集資料、撰寫論文，並親自幫我收集了很多難得的資料，在論文的修改過程中于老師也付出了相當多的勞動。對于老師所做的這一切，我表示深深地感謝。
其次，(接下來我談談)論文的基本構思、架構、主要觀點和本選題的意義。把“文革”作為一個政治事件，研究美國人是如何研究這一發生在中國的重大政治事件。我遵循每個事件都有其發生、發展和結局的基本邏輯，根據所收集的材料嘗試對美國人在“文革”初期，對“文革”起源如何進行研究，對“文革”進程中的主要事件、人物怎樣觀察、評估，在“文革”尚未結束之時對“文革”的後果、影響做了何種預測乃至所有這些認識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產生過怎樣的影響進行敘述和一定的分析。在這一基本構思的指導下，我的論文總共分五個大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
引言中我從幾個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對美國的中國“文革”研究作了綜述性的介紹。通過研究我發現，美國對中國“文革”的研究是各種復雜觀點的綜合體，包括美國政府、思想庫以及大學裏的專家、學者們的研究。引言裏我還對論文選題的意義、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作了說明和解釋。
第二部分也就是論文的第一章中我對美國如何分析“文革”起源做了比較深入的探討。美國的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對“文革”起源的解釋主要有三個層面：權力鬥爭;意識形態清洗;政策之爭。美國官員認為，這三個層面互動作用綜合了“文革”的三個特征或性質，也成為“文革”之所以爆發的緣起。有關美國學術界的解釋，我總結了6種學說，分別是：1、中共內部威脅說;2、中共外部威脅說;3、毛澤東的繼承人之爭說;4、“王朝末日”說;5、毛澤東的個人因素說;6、社會主義發展之必然說。通過研究我發現，美國學者的這些學說並非孤立地存在，在解釋“文革”時，美國學者往往會追溯“文革”前十年的歷史，嘗試找出“文革”爆發的深層原因，而無論哪種解釋在強調某一方面的原因的同時，也一般並不否認其它方面因素的影響。
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中，我對“文革”初期，美國所觀察到的有關中國局勢發展的主要事件和問題如何進行評估做了論述。這包括美國對紅衛兵運動的評析，有關紅衛兵運動發生的兩種解釋是：自上而下的毛澤東發起的民眾運動;自下而上自發的民眾運動;對“文革”中主要派別的分析，美國官員認為，中共領導人主要分為:“毛派”、“反毛派”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溫和派”;對“文革”發展趨勢的評估，美國人認為，軍隊在“文革”的混亂中起著穩定局勢的作用。
第四部分即第三章中，我主要評析了美國官員關于“文革”結局的種種預測，指出他們判斷中的錯誤。美國官員曾經預測了“文革”的三種結局，但無一言中。在此章中，我還在回顧“文革”前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上，論述了“文革”初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再思考。
第五部分是結論，結論這部分我大約寫了有1XX多字，應該說是篇幅比較長。在這部分，一方面，我通過我這幾年來對美國人如何研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談了些分析和看法，另一方面，對前面的章節也算做了一個總結。我總結了美國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研究的10個特征。第一，中國自身的發展喚起並一直吸引美國對中國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熱切關註。第二，在復雜的國際環境影響下，美國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使研究本身具有國際性特征。第三，美國國內環境的影響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上的反映體現在爆發于大洋彼岸的中國“文化大革命”與美國現實的聯想。第四，中美文化背景和思維模式的巨大差異使美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研究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狹隘性。第五，信息、情報、資料來源等方面的特征：美國此時已經擁有相當完整的中國研究情報體系，對中國的認識和政策製定是基于比較豐富的資料收集和比較嚴謹的資料整理。第六，早期的“文革”研究更多是表象的研究，視角單一，程度上既不廣泛也不深入。第七，“文革”起源的研究始終是研究的熱點問題同時也是研究的重點、難點。綜合起來，各種研究的共性是追溯“文革”前的歷史，最遠追溯至“文革”爆發前十年的歷史。第八，註重個案研究。早期的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研究就很註意從個別人物和區域的發展情況來探究“文化大革命”所暴露的方方面面的問題。第九，有關“文革”的評價最初是“貶”多“褒”少。隨著事態的發展，同時也受到中國的說法和研究的影響，“貶”幾乎完全取代“褒”。 第十，美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悖論：眾多研究者投入研究，卻終難得出真實的歷史結論，使“文革學”成為美國學者拿不到“學位”的熱門學科。
有關本選題的意義：我個人認為，這篇學位論文的選題有著比較重要的現實意義。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國內史學界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機構和學者比較有限，或者，這麽說比較確切，就是國內有關“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成果的出版、發表比較有限。我通過我的兩篇資格論文的發表了解到，根據我國的有關規定，有關“文革”的出版物要經過一定的審查才有可能獲準鉛印。但我們也都知道這並非是由于對這段當代中國史上這麽特殊的一段歷史時期的研究並不重要，事實可能恰恰相反。中國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的一個可能迄今為止仍是唯一的一個博士生導師金春明教授在他和席宣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就曾反復強調，“永遠不能忘記文化大革命”——這是從那場大災難走過來的人們的共同呼聲 。的確，“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歷史上沉重的一頁，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歷史上沉重的一頁，但我們不能因其沉重就任其塵封而不去翻動它。所以，我認為，我的這篇學位論文給中國的“文革”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穎、獨特的視角，通過美國的中國“文革”研究，或許我們可以獲得一些啓發，發現一些我們自己在研究中忽視的或尚未涉足的問題。由于東西方文明的差異，中美兩國國情的差異，兩國意識形態、政治體製的差異乃至很多研究方法上、使用資料方面的差異，不難看出，美國對中國“文革”的研究和中國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存在巨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性的體現上有很多我們自己研究的借鏡之處。再者，通過研究美國人如何研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一些美國對中國認識的文化因素。這些認識的正確與偏頗直接、間接地會影響到美國的對華政策決策，至少有些因素曾經影響過同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決策，對此我們有必要做一歷史的考察與分析。總之，正如我在論文結尾處所講的，本文作為第一部較為系統地評析美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成果，希望能起到一個“敲門磚”的作用，拋磚引玉，這一領域的研究還有待更多的學者做更深入更廣闊更進一步的探索。我想我的這塊“磚”的長處在于其立意的“新”與攻克了寫作的“難”。說這篇論文的立意“新”，是因為國內的相關成果隻有屈指可數的五、六部，其中大多隻是在談其它問題時對美國的“文革”研究的某個側面或角度有所提及。徐友漁的“西方學者對中國文革的研究”是在我的這篇論文之前唯一的一篇介紹以美國學者為主西方學者對中國“文革”的研究的綜述性文章，文章的長度不過八、九千字。有關中國學術界對美國的中國“文革”研究概述在我的論文的引言中有更詳細的介紹。說道寫作“難”，難在資料的龐雜，第一手資料幾乎全部是英文的，而且研究的性質決定資料本身理論性很強很深。雖說我是英語專業出身，可面對這麽多理論性深刻的文獻資料，我經常是大傷腦筋。這裏我想說句題外話，這篇論文的選題可以說幾乎是公認的“難”了，但我想坦率地說，其實我也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更多的是那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使我選中這個題目。現在雖然是做出個成果，但還存在很多不足之處，這個待會我將談及。
再次，論文資料來源方面的情況。這篇論文採用資料的形式包括政府檔案、檔案，學者的著述，具有代表性和有一定影響的期刊、報章，同時蒐集利用國內的相關資料以增強背景知識和分辨、分析能力。
資料來源大體有三大類：
第一類是根據美國自由信息法已解密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情報局、國務院、白宮等有關“文革”時期的對華政策檔案;國家檔案館，總統圖書館中的相關檔案檔案;以縮微膠片的形式存放的文獻檔案和口述史等。有關政府檔案還可從《美國對外關系檔案》(frus)、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和proquest 公司合作製作的資料庫——“解密的數位化美國國家檔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簡稱dnsa)、美國蓋爾集團(gale group)開發的網路資料庫——“解密檔案參考系統”(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簡稱ddrs)以及國家檔案館、國會研究機構、總統圖書館和中央情報局的網站獲得。
第二類是美國思想庫，比如蘭德公司，對中國“文革”所做的研究報告。
第三類是有關“文革”時期的美國對華印象以及論述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專著。其中包括與“文革”同時期出版的學術專著，以及“文革”後至今的研究成果。
第四類是媒體報道，包括報紙、雜志、學術期刊等“文革”研究資料。
資料的收集也是一個相對比較漫長的過程，因為有些資料，甚至可以說大部分資料在國內是很難見得到的。這些資料有些是我在美國期間閱讀整理的讀書筆記，有些是我在美國查找到影印回來的，也有些是于老師幫助查找影印的，還有些我向美國的學者咨詢，請在美國的朋友幫助查找的。國內我主要走訪了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資料室，吉林大學圖書館，東北師大圖書館等，還有利用網際網路資源進行搜尋、查找資料。有關資料方面的情況，正文之後的參考文獻應該是對我的涉獵的比較全面的反應。這裏我還想就附錄說幾句，本文一共有4個附錄，附錄4是，中國官方評價“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檔案，我就不用過多介紹了。前面3個附錄算是我這個學外語出身的人發揮一點專業特色，我想還是比較有實用價值的。就附錄3特別說兩句，附錄3美國“文革”研究的博碩論文目錄，這裏我列出66個論文題目及其對應的中文譯文，這66個論文是我從幾百個論文中篩選出來的，並根據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傳媒等幾個學科領域做了分類整理，這些論文最早的產生于1968年，最晚的有XX年的。這些論文我雖大多未曾在文中引用，但我想通過對論文題目的分類、整理，並列舉出來，從中可以比較系統地反映出美國學術界對“文革”時期的中國所做的研究概況。
最後，我談談這篇論文的不足之處。首先一個不足之處，也是一個遺憾，就是這篇文章隻是對美國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早期研究做了比較系統的評述。而在引言中，我介紹過，美國的“文革學”可謂是一個跨學科的獨立學科，歷經近40年的發展比較成熟、系統，其成熟期是在20世紀90年代。作為對早期研究的評介，我對未能展示美國“文革學”的全貌表示遺憾。再就是，畢竟是XX年“文革”，而我目前能力所及隻是美國對“文革”頭3年的研究，這不得不承認也是個遺憾。其次，由于我個人未曾親身經歷“文革”，這方面的知識有限，對“文革”的感性和理性認識都相對缺乏，所以在理論分析、評價美國對中國“文革”研究上顯得力不從心。最後，語言文字上仍還有不夠通順之處。因為使用的原始資料幾乎全部是英文翻譯過來的，所以，盡管行文中我非常註意不要因為英語的表達習慣而影響到中文表述，多次修改後還是有些地方語句不夠通順，意思表達比較模糊。
還要補充一點有關注解方面的問題，解密檔案再次引用時，我在注解中隻列出了檔案號，前些天我的一個朋友閱讀我的論文時發現了這個問題，她建議我，檔案再次引用時最好列出檔案的主題，而不用檔案號，這樣才既規範也方便讀者理解。我很贊同這位朋友的意見，以後再修改論文時一定註意這個問題。
我暫時就介紹這麽多吧，歡迎各位老師提出您的寶貴意見。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