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表中另見資料《明宣宗實綠》卷六;萬歷《六安州志》卷二;嘉慶《蕪湖縣志》卷四;同治《南昌府志》卷一六;同治《廣信府志》卷四之二;同治《茶陵州志》卷一三;道光《重輯新寧縣志》卷一o;光緒《潮州府志》卷二四;萬歷《雷州府志》卷一0;乾隆《海澄縣志》卷二;《明經世文編》卷一三四，胡世寧：《為定冊籍以均賦役疏》;道光《忠州州志》卷六;道光《遵義府志》卷二三
將表4和表2、3對照起來考察，明代的南方稻作區，單產稻谷一般在1石多到2石多，也有超過3石、4石，少數條件好的達到5—6石，甚至更多。當然在山區和海邊湖灘沙地，土質差，生產條件惡劣，畝產不高，多的1石上下，少的不滿石。在明代，南方的一年兩熟製農業已相當普遍，少數還有一年三熟的。一般說來，兩熟製以秋作為主，春作產量約為秋作的一半，如我們引《補農書》所言：秋作米3石，春花1.5石即屬此。這樣，一般田地可達2石到3石，稍上者4—5石，上上5—6石或7—8石。不過這都是指谷或原糧，米或精糧就會遞減一半，災年或大熟年另當別論。
在明清時期，常有人這麽說，南方生產糧食論石，北方生產計鬥。石和鬥是量器中的兩個不同等級，通常10鬥才算l石。論石或計鬥，說明北方地區限於水土和自然條件，在產量上有著很大差異。嘉靖、隆慶間，戶部尚書葛守禮言：“北方地土瘠薄，每畝收入不過數鬥。”①又如葉盛提到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在北直宣府(今宣化)一帶種地40萬畝，待秋收獲，得粗細糧74000石，平均畝收不足2鬥。②還有像北直河間府故城縣，“履畝得五六鬥、六七鬥，即慶有餘矣”③。不過也不是所有田地都那麽低產，山東濮州一帶，自黃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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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葛端肅公集》卷二《寬農民以重根本疏》。
② 《水東日記》卷三《土薄收入少》。
③ 萬歷《故城縣志》卷一。
南徙，原來沿河床周圍地區土地肥美，樹藝豐沃，每畝竟可收7—8斛。①按照二斛為石的度量衡標準，7—8斛，便是3—4石;又如河南懷慶府，上田歲收可達2石，多的到3—4石，下田不滿石，乃至3—4鬥。②懷慶往北的彰德府臨漳縣，地居漳水衛河之間，土肥水足，沃衍無崗阜，“田收畝皆十斛或八斛”③，畝產比懷慶府還高。還有同是宣府，以及宣府西邊的大同一帶，崇禎時，兵部尚書盧象昇為解決那裹的軍食，曾大興屯政，據說可畝收1鍾。④鍾也是古代的計量單位，每鍾約相當3石。這樣的產量，即使在南方也不算是低產了。不過據筆者考察，上述畝當指大畝。在明代，北方諸省向有以大畝為計的，如合2—3小畝為1大畝，甚至有6—7小畝為1畝的，⑤所以3—4石也就是l石多。畝產l石上下，這在明代北方地區亦時有可見。明初陝西新墾地，就有畝產超過l石的。西邊的岷州衛(今岷縣)有學田14.0畝，均系“負郭沃壤”，僱人耕種，歲可收150石，平均畝產1.07石，後經兵燹，改為召田完租，定額39石，說明已不能維持往昔的產量了。⑥又據北直隸人梁清標回憶他家鄉老一輩人說：在正定，明嘉靖時墾田1畝，收谷l石，也是後來生產條件惡化，到萬歷年間遞減到畝收不足5鬥;⑦再如天津葛沽、白塘一帶，東邊臨海，多鹽鹼斥鹵之地，間或近河有水滋潤，可點種豆類，畝收不過2鬥，但當改善耕作環境，開渠築堤，又勤種勤糞，每畝竟得薯豆1—2石，較前增產4—5倍到7—8倍。說明隻要土地有肥力，又耕作得法，即使是旱作區，畝產也可論石而計。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