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學，大家好：
特別高興能有機會到這來跟大家有一個面對面的一個交流。其實要說的話非常多，但是我還是想說說，是什麽時候開始動了拍《溫故1942》這個電影的念頭。
大概是在1993年，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一個下午，王朔從他的客房穿過堂屋，走到我這個客房來，就扔給我一個小說。這個小說是劉震雲寫的《溫故1942》，我就一口氣把這個小說看完了，非常地受到觸動。這個小說裏寫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一場災荒，大概有三千多萬河南人向陝西逃荒，途中有三百萬人餓死了。但是我非常吃驚就是，在看他的這個小說之前我完全不了解有這麽一場災難。當劉震雲要寫這個小說的時候，去採訪那些幸存的當事人的時候，大家也都說記不清了。是不是我們是善于忘記的一個民族，還是說我們這個民族遭遇的苦難實在太多了?所以我想，拍這個電影的意義其實挺大的，一個是讓我們大家了解河南發生，我們中國歷史上一個大的悲劇，另外一個通過這個電影，也想一想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悲劇，以後還會不會發生。
所以，溫故而知新，我覺得非常的重要。這個電影就像一個鏡子一樣，照見了我們自己。你看我長得是挺寒磣一個人，因為有鏡子，所以我知道我長得寒磣。倘若沒有這鏡子，我可能會把自己想象得特英俊，特別的器宇軒昂。但是當你照到鏡子的時候，你發現跟你想的不一樣。我覺得盡管我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會很不舒服，但是比我不知道要強一點。所以《一九四二》也是照見了我們的民族性裏的一部分不堪。雖然我覺得我們的民族肯定是在世界民族之林是優秀的，否則的話我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我不是一個特別有責任感的人，但是因為被劉震雲的這個小說擊中了我的內心，于是我跟震雲說，能不能把它拍成電影。劉震雲說不著急，再等一等。我覺得他說不著急再等一等，並不是他不想把它拍成一電影，他肯定是對我不信任。因為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拍過任何一部電影。時間到XX年的時候，元旦過年中的一個晚上，震雲找到我，我們倆包的餃子，喝了一頓大酒，然後他開始跟我說，兄長我今天找你來是想把《一九四二》這孩子托付給你。我聽後特別特別興奮，于是我們就找了很多的專家、很多的導演來討論。大家有一個共識——這個小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但是它非常不適合改成電影，因為這個小說既沒有故事也沒有具體的人物，也沒有情節。大家散去，我就跟震雲蹲在我那工作室外頭的樹蔭底下，我就問他：怎麽辦?震雲問我你還想幹不想幹，我說想幹。接著震雲跟我說，我覺得把一個可能的事變成可能的工作，很多人都在做，隻有很少的人在做的事，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但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
怎麽把不可能變成可能?肯定是非常難的。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聰明人，很聰明的編劇，首先要知道我寫這個劇本，我不要走彎路，我不能繞遠，不做無用功。還有一種編劇，是笨人，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他是在路上走出來的，就是說他不知道哪條路是他要走的路。怎麽辦呢?把每條路都走一遍，這種編劇很笨，做了很多的無用功，但是有一條就是他真的找到了。他是因為發現，他走了很多的冤枉路，然後他發現這條路是我要走的。我跟震雲說，我說咱們倆肯定是那笨的人，所以咱們得選擇笨的方法。震雲說好，我就等你這句話。
我們工作室六個人一起上路，我們走了幾個月，我們首先沿著小說的這個線索，河南、重慶、開羅，經過幾個月的採訪、摸索，這個劇本就浮現出來了。這個劇本幾起幾落，都沒有拍成，我光成立攝製組就成立了三次，大張旗鼓地選景、找演員，最後幾次折騰下來，我開始意識到，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沒有機會，或者說在我能夠有創作精力、有這樣的沖動的時候、有這樣的體力的時候，可能沒有機會把這個小說拍成電影了。這期間我拍了很多其它的電影，在這個過程中，因為想拍的東西一直沒辦法拍，所以我可以全心全意地走一個商業片的道路，然後把這條道走得很通。這是一條什麽路呢?就是充分尊重觀眾。然後讓我自己也覺得好玩，也有意思，我覺得也不惡心。就是這樣一些片子形成了一個很高的人氣。對我來說，就是所謂的大家說的品牌。這個品牌是什麽呢?就是觀眾對我的電影有個基本的信任，而剛好在這種影響力、力量最大的時候，終于在XX年又賊心不死地把《溫故1942》的劇本放到案頭上。之所以在拍攝《一九四二》這條路上這麽坎坷，有這麽多阻力，這麽不順，其實是因為你沒準備好。這是一好東西，你想幹可以，你要做一個很好的準備。可能到XX年的時候，覺得你準備的差不多了，可以拍了，所以這電影就拍出來了。
《一九四二》我覺得是我們在所有的中國電影，向著一個商業大潮洪流裹挾著沖過去的時候，我們突然獨樹一幟地殺了一個回馬槍，這個叫大清新。有個詞叫小清新，我覺得《一九四二》是大清新。我們就是想做別人不敢做的那些事，我覺得沒關系，對于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我出名、得利，我名利早就雙收了。名利雙收了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我就享受所有這些名利帶來的好處，還有一種就是我就敢于把這些東西壓上去，去做我非常想做的那件事。也許我揮霍了觀眾這麽多年來，我積累起來的對我的信任。在《一九四二》這部電影上，但是我認為，我更相信是由于《一九四二》我又建立起來了更大的一個信任。
我發現尤其是年輕的觀眾，他們看完這個電影之後，有一個特別強烈的感受，就是走出電影院的時候，突然意識到自己很幸福。你看完這個電影你會知道，如果你生在1942年的河南，你真的是叫生不逢時。你會覺得在今天，你怎麽想你遇到的所有的挫折，你都不會想我給餓死了。跟餓死了相比，咱們目前的這些挫折、這些的不幸，其實都不在話下。張國立他說演完了這個戲，他有一個特別大的體會，就是飢餓和人的尊嚴。這種關系，經常我們聽到一句話叫：不為五鬥米折腰。是不是咱們經常說，一個人特別有氣節，不為五鬥米折腰。我拍完《一九四二》，我就有這麽一個感覺，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這些人，他一定是家裏頭擱著有五鬥米，或者十鬥米，或者十旦米，他是不為你給他這五鬥米折腰。如果家裏老婆孩子嗷嗷待哺，你弄不會這口吃的去，年邁的父母、妻兒老小，全都得餓死，我就真的不相信他不折腰，一鬥米什麽事都能幹，隻要為了能活下去。貧窮使人變得更加的自私，目光短淺，因為他看不到遠處，他隻能看錢。我怎麽能夠活下去，怎麽能夠湊合地活下去。在1942年，什麽是尊嚴?尊嚴就是肚皮。所以到今天國家開始，變得富強一些了，你才可以討論有沒有尊嚴這件事。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我這個也不是說唱一高調，應該通過看這個電影你知道，你能夠活在今天，你是很幸福的。
最後我也想把我們電影開始的那段旁白用河南話跟大家說說： “1942年冬到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