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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

出自漢代詩人佚名的《舊題蘇武詩》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

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

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

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

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

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

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賞析
今人談古詩,常常會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註意較多的是作品的真偽及本事出處;而一般讀者欣賞的則是詩的本身所能帶來的審美情趣。例如關于舊題為漢代蘇武李陵的五言詩,就存在這個問題。宋代文豪蘇軾因不滿《文選》的編選,首先在相傳為蘇、李的長安送別詩中讀出了“江漢”二字,便據以懷疑是後人的偽作。而以博學著稱的洪邁,也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三首》詩中發現了“盈觴”之“盈”犯了漢惠帝的諱,于是愈堅蘇軾之說。後來明清及近代學者顧炎武錢大昕梁啓超等人也展轉相承,于是蘇、李詩之偽幾成定讞。而今人汪闢疆先生卻力排眾議,以為《文選》中《蘇武詩四首》為別李陵之說起于唐代,“江漢”、“盈觴”也難定二人詩之偽,他主張“與過而疑之,寧過而存之”(《漢魏詩選按語》)。至逯欽立先生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即基本採取了“存之”的態度。不過他採取了一種比較審慎的方式,這就是既不認為是蘇、李之作,同時也不認為是“六朝擬作”,而是把這些作品均歸入東漢卷,並系之于“李陵錄別詩二十一首”。以上是歷代學者從考證角度來談蘇、李詩的一些概況,與今天從欣賞角度來讀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過,至少有二點是不應忽視的,即《文選》和《古文苑》所傳蘇武、李陵詩是漢代作品(蘇軾亦謂這些詩“非曹、劉以下諸人所能辦”),但所寫內容又與歷史上西漢時蘇武與李陵之別無關。這是考據為今天鑒賞這些詩作提供的基本點,讀者需註意。

“骨肉緣枝葉”是《文選》所錄《蘇武詩四首》中的第一首。這首五言詩抒寫兄弟骨肉的離別之情,用筆渾重樸厚,風格淡中見醇,近而猶遠。

詩一開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說出詩中“我”與“遠人”之間的特殊關系,然後再以“枝葉”作比喻,進一步暗示和強調這種關系的親密。按理次句應順著這層意思往下寫,可是詩人卻把筆觸轉向了與“骨肉”不同的另一種關系,這就是人世間親朋好友間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二句繼續由此生發,寫天下朋友之交都能親如兄弟,不忍相別。這裏詩人巧妙地借知己摯友托出“兄弟”二字與前“骨肉”二字相應,同時又借朋友相別預為後文骨肉之離作陪襯。“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二句緊接進層遞進,不僅回映首句,離而復即,而且退而後進,領起下文,其用筆直中有曲,折轉頓挫。前人曾謂“況我連枝樹’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親交,尚為兄弟,況真兄弟乎?”(方東樹《昭昧詹言》)詩人用意在寫兄弟之親,而先借密友為喻,從而使兄弟之親更為突出。“昔為”以下四句想象與兄弟相處時和離別後二種截然相反的情況,前者“常相近”,一如“鴛與鴦”,何其相得;後者別如“參與辰”、“胡與秦”,幾多哀愁!在此相處時的親密無間、形影不離與離別後的相距千裏、後會無期,形成了強烈而鮮明的對比。這四句一前一後兩兩相對,看似重復拙鈍,卻也反映出詩人處于人生變故中那種不堪回首、無法預期的復雜心態。

“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說出了兄弟平時相處彌覺珍貴、離別後尤感痛苦的原因,又為下文對臨別餞行、樽酒留人的描寫預作交代。漢詩轉折、聯結高妙,渾然一體而不見針跡線痕,于此可悟。然而這二句的好處還不僅見之于它在全詩結構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淺顯的語言,說出了一種人生中的寶貴體驗:這就是當一個人要失去某件東西時,會超乎異常地體會到它的珍貴。人與物的關系是這樣,人與人的關系更是這樣。詩人正是在離別在即時,充分感受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在為將要遠行的親人餞別時,一再要以酒相贈,以酒留飲,以酒敘情。酒是消愁物,詩人當時的心情和行人當時的心情,都在這種贈別和留飲中表露無餘。“鹿鳴”二句系化用《詩·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之意,有興起和借喻設筵餞別之妙;末四句狀寫贈別留飲情狀,言近意遠,詞淺味濃。人至臨別而以杯酒相贈,願以此挽留片刻而暢敘平生之親,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噓。後代不少傳誦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別賦》中的“可班荊兮贈恨,唯尊酒兮敘悲”、唐代詩人王維《陽關曲》中的“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等,所寫也正是這種景和這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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