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評審、各位老師，你們好!站在這裏有些感慨，也有點激動，我發現我的手正在微微顫抖，這讓我不由地想起自己第一次以教師的身份，站在三尺講台上的樣子，清楚地記得那一堂45分鍾的課，課程過半，我的手和腿才停止抖動。所以今天我的演講選擇了這樣一段話開頭，那是我教師生涯第一堂課說的第一段話。
教師到底是怎樣的一個職業?我常常這樣問身為老師的自己，在不斷的工作、學習和成長中，我凝煉出了這樣幾個等式。
第一個等式：教師等于一個農夫。一樣的春種秋收，一樣的辛勤耕種;小苗破土而出，要有我們來不辭辛苦地灌溉滋潤、悉心養護。秋天來到的時候，總是滿心歡喜地期待它能結出豐碩的果實，這就如同老師，對每一個學生都充滿了熱切的期望。
第二個等式：教師等于一個廚師。廚師不能做一盤菜強迫誰來品嘗，而是努力要把自己的拿手菜做得色、香、味俱全，于是就會有人慕名而來，爭相品味，這就是老師。不是把知識強加給學生，而是要把課講得有聲有色，有點有面，有張有馳;調動學生自發學習的積極性，傳授對他們最有用的、講解他們最感興趣的，交給他們最想要的。
第三個等式：教師等于一個舵手。學海無涯，對于學生來說，不隻是獲得最有用的知識，面對成長，老師也不僅僅隻是引導學生形成健康良好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于是在這條載著無數希望的航船上，我們甘心做一名舵手，帶著莘莘學子的理想，指引他們不畏艱難風浪，堅定信仰，迎向收獲的彼岸。
最後一個等式：教師等于工程師。這幾乎已經成為了教師的另一個代名詞，從我的老師的老師那時候就已經開始這樣說起。作為工程師的我們在完成怎樣的一個設計呢?我們的作品有思想、有靈魂，有獨到的品位，他們要求獨立和個性，有屬于自己的鮮明特點。所以工程師的設計就不能千篇一律，而是要不斷創新、要與時俱進;這就要求設計思路要緊跟時代不會過時、不能落伍，要使我們的作品經得起考驗，在任何時候都能夠淋漓盡致地展現屬于他們的優勢。
三年的工作經歷，四個與教師有關的等式，我用它們對照言行，總結自己。
幸福的感覺幾乎每一天都在，從清晨的上課鈴聲響起，在悅耳的鈴聲中走進教室;推開教室的門走上講台，從講台上凝視那一張張純真的笑臉;向他們問好，然後聆聽他們真誠的回應。這就是我的一天，日復一日地積攢著這樣的小幸福，然後沉淀為令的——職業的幸福。
職業生涯的第一堂課，我問學生的那三個問題更像是在問自己，為什麽我會選擇教育這個專業?我是否會將它作為我的終身職業?我要怎樣做，才能擔得起“師”這樣一個神聖地稱謂。
作為教師隊伍中的一名新兵，我是幸運的，因為在前方這條彌漫著書香的路徑上，已有許許多多勤勤懇懇、無私忘我的教育先行者，他們用溫婉、含蓄的方式，深刻的詮釋了“學高為師、身正為範、以行立教、以德立身”之精髓。讓我懂得了作為“老師”，我們不僅僅是獲得他人的尊重、信任和敬仰;更多的是要用真心、愛心、責任心來回報這一份情誼。
有這樣一位先生，沒有教過我一堂專業課，但我由衷地尊他為“師”;這位先生我沒有見過他的面，但仰慕之情油然而生;還是這位先生，第一次與他難忘的時候的對話，競是精神的交融。他是我的老師，我所工作的內蒙古醫學院著名解剖學資深教授——劉其端。
每一屆新生來到學校的第一堂課都是在醫學院的醫學標本陳列室完成，在這裏有三具骨骼標本極為醒目，那是一位學者與他的兩名助手，而中間的這一位就是 1956年醫學院建院功臣——劉其端教授。 1956年黨中央決定在內蒙古自治區建立一所醫葯學府，隨後一批國家級資深醫學學者回響祖國的號召，自願來到邊疆，劉其端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時他在京城解剖學界已享有聲譽，但他還是放棄了優越的工作、生活條件毅然走進了內蒙古。來到我的家鄉時劉教授已年過半百，但他與同伴們振興民族醫學教育事業的那份熱情，卻染綠了整個塞上草原。
解剖學教研室是內蒙古醫學院最早建立的教研室之一。記得初建時連解剖學所用的人體骨骼標本都很匱乏，我們的老教授就親自動手，趕著牛車、拿著鐵鍬，帶著學生到曠野、山腳、郊外、甚至是墳崗挖標本;與同事們一道建立解剖學檔案;書寫、整理教案;在同事們的記憶中，劉教授研究室的燈光總是清晨最先亮起，夜晚最後關閉。就是這樣一位嚴謹治學的師者，為我們在草原乃至中國的醫學領域培養了無數傑出英才。然而，我們尊敬的老教授在彌留之際，沒有交代兒女們一句話，卻緊緊拉著院領導的手，懇請將自己的遺體留給母校用作學生解剖教學之用，為深愛的學生、為眷念的學校做最後一點事，這“一點點事”在先生的描述中是那樣的平和，可我們卻分明已被震撼，那是一種力量，它與愛息息相關。那是對學校的熱愛、對事業的鍾愛、對學子的疼愛;那愛，愛得質樸深沉、愛得細膩委婉，那是人間真愛，那是“師”之大愛。劉其端教授用自己的一生為我們立起一桿“為師者”的尺規，讓許許多多像我一樣的年輕師者，看到了一個方向，明確了一個目標，堅定了一種信仰，肩負起了一個神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