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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窮學生

文/馬超

我常常回憶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1999年聯考,我考了縣裏的文科狀元,被北大中文系錄取,我成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來第一位被北大錄取的學生。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紗,我和父親在北京站下了火車,沒有目的地順著人群走出車站。父子倆坐著綠皮火車,擠了十六個小時,從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來到了這高樓大廈之中,疲憊到了極點,同時又對自己格格不入的裝束感到很不安。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著一件長袖的白色襯衣,上面沾滿了灰塵,領口黑黑的一層;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閒褲,有些短,把人吊著;腳上是一雙劣質的黃皮鞋。最讓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著如何,我所擔心的是手中拎著的那個塑膠行李箱箱子,那是我臨出發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買的,因質量不好,在離家不到十裏路的距離,就完全裂開,我父親不知從哪裏弄來幾段零碎的繩子把它緊緊捆住,裏面的衣服從裂開的縫隙中拼命往外擠,我擔心的就是它隨時都有炸開的可能。

來北京上學,是我第一次坐火車,按理,第一次坐火車對那個年齡的人來說,是有些興奮的,但實際情況卻讓我一點也興奮不起來。在合肥上火車之後,我拿著自己的火車票,在擁擠的人群裏找到我的座位,發現座位上坐著一個孕婦。如何要回自己的座位,是我開始第一次真正處理一個問題。我怯生生地告訴那個孕婦那個座位是我的。那孕婦卻一句話也不說,像個小說家深沉地望著我一番之後,開始像一個旅行家望著窗外。面對著啞然的局面,我不知如何處理。我想告訴她我是北大的學生,我想告訴她,這是我第一次出門遠行,可我最終沒有說出口。在那片擁擠的空間中,我覺得那麽不合時宜,最後我離開了,擠到了另外一個車廂裏去。

就那樣盲目的在人群裏站著,十六個小時的時間裏,我連口水都沒喝上。父親比我更慘,他和一個同去的親戚被擠到餐車裏,花錢買了個茶座,因為隨時可能要換地方,他不得不扛著那個裂開的箱子在人群裏擠來擠去。十六個小時我幾乎沒有說話。我在聽著旁邊的人說話,我不知怎麽插嘴,甚至說,我根本沒有想到去插嘴。我就是那樣地沉默著。這第一次火車旅行讓我到現在為止都害怕坐火車,就像小時候吃膩的食品,一遇到適宜的場景,便排山倒海一樣從胃裏涌出來。

那時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級的時候是要到昌平校區的,校車拉著我們父子直接開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園區。經濟上不允許父親在學校逗留很長時間,父親必須要當天趕回去。一下車,父子兩人就趕緊忙著報到,買被褥,買生活用品。買完東西,父親留下了回去的車費,把剩下的錢全給了我,有三百多塊錢。中午,父子倆在食堂吃了頓飯,覺得飯菜很貴,也沒舍得要什麽菜,那算是我父親來北京吃的第一頓飯了。下午,父親要乘車去火車站。我們父子倆站在園區的那片槐樹林裏等校車。等車的時候,父親說你不要不舍得花錢,該買的東西買,該添置的添置,又說了一陣諸如照顧自己,不是在家裏,不要想家之類的話。接著我和父親便陷入沉默。沉默了一段時間後,父親慢慢地轉過身去,望著那長滿野草的球場,和球場遠處的樹林。我看見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過了半天,等他轉過頭來再看我,我發現他眼睛裏依然殘存著晶瑩的淚滴。一陣悲傷的情緒從我心中不可抑製地涌出,說來好笑,那時我差點說出一句話:“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幾年後,我在《魯豫有約》節目錄製現場,重新回憶到這個父子分別的場景,還是忍不住辛酸落淚。我知道當時我父親為何落淚,在所有的學生裏我顯得那麽弱小,穿的不像樣,買的東西也都是最簡單的。他走後,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茫茫未知的大學生活,而所有的生活費隻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

後來我堂兄寫信給我,說我父親是第二天下午趕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農業大學擺酒請客的日子,包了一場露天電影,放映員反復提到我們兄弟二人的名字。我父親風塵僕僕地趕到酒桌上,眾人端起酒杯,等我父親說話。堂兄說,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著父親,他們都在等著父親講講偉大首都北京,講講萬裏之外風光的我。父親還未開口,已經眼淚婆娑。他喝了杯酒,說了一句:“我們家的孩子在那裏是最窮的一個,讓他在那裏受罪了。”之後,泣不成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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