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散文這一個名字
中國向來隻說倉頡造文字，然後書契易結繩而治，所以文字的根本意義，還在記事。到了春秋戰國，孔子說“煥乎其有文章”，于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了；在這裏，于文字之上，顯然又加上了些文採。至于文章的內容，大抵總是或“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梁書•文學傳》），或“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北齊書•文苑傳序》），或以為“六經者道之所在，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元史•儒學傳》），程子亦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而六經之中，除《詩經》外，全系散文；《易經》《書經》與《春秋》，其間雖則也有韻語，但都系偶然的流露，不是作者的本意。從此可以知道，中國古來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為主要的文體，韻文系情感滿溢時之偶一發揮，不可多得，不能強求的東西。
正因為說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國向來沒有“散文”這一個名字。若我的臆斷不錯的話，則我們現在所用的“散文”兩字，還是西方文化東漸後的產品，或者簡直是翻譯也說不定。
自六朝駢儷有韻之文盛行後，唐宋以來，各人的文集中，當然會有散體或散文等成語，用以與駢文等對立的；但它的含義，它的輪廓，決沒有現在那麽的確立，亦決沒有現代人對這兩字那麽的認識得明白而淺顯。所以，當現代而說散文，我們還是把它作外國字Prose的譯語，用以與韻文Verse對立的，較為簡單，較為適當。
古人對于詩與散文，亦有對稱的名字，像小杜的“仁詩韓筆愁來讀，似遣麻姑癢處搔”，袁子才的“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學阮庭詩”之類；不過這種稱法，既不明確，又不普遍；並且原作大抵限于音韻字數，不免有些牽強之處，拿來作我們有科學知識的現代人的界說或引證，當然有些不對。
二 散文的外形
散文既經由我們決定是與韻文對立的文體，那麽第一個消極的條件，當然是沒有韻的文章。所謂韻者，系文字音韻上的性質與規約，在中國極普通的說法，有平上去入或平仄之分，在外國極普通的有長音短音或高低抑揚之別。照這些平仄與抑揚排列起來，對偶起來，自然又有許多韻文的繁方式與體裁，但在散文裏，這些就都可以不管了，尤其是頭韻腳韻和那些所謂洽韻的玩意兒。所以在散文裏，音韻可以不管，對偶也可以不問，隻教辭能達意，言之成文就好了，一切字數，駢對，出韻，失粘，蜂腰，鶴膝，疊韻，雙聲之類的人工限製與規約，是完全沒有的。
不過在散文裏，那一種王漁洋所說的神韻，若不依音調死律而講，專指廣義的自然的韻律，就是西洋人所說的Rhythm的回味，卻也可以有；因為四季的來復，陰陽的配合，晝夜的迴圈，甚至于走路時兩腳的一進一出，無一不合于自然的韻律的；散文于音韻之外，暗暗把這意味透露于文字之間，也是當然可以有的事情；但漁洋所說的神韻及趙秋谷所說的聲調，還有語病，在散文裏似以情韻或情調兩字來說，較為妥當。這一種要素，尤其是寫抒情或寫景的散文時，包含得特別多。
散文的第一消極條件，既是無韻不駢的文字排列，那麽自然散文小說，對白戲劇(除詩劇以外的劇本)以及無韻的散文詩之類，都是散文了啦；所以英國文學論裏有Prose Fiction，Prose Poem等名目。可是我們一般在現代中國平常所用的散文兩字，卻又不是這麽廣義的，似乎是專指那一種既不是小說，又不是戲劇的散文而言。近來有許多人說，中國現代的散文，就是指法國蒙泰紐Montaigne的Essais，英國培根Bacon的Essay之類的文體在說，是新文學發達之後才興起來的一種文體，于是乎一譯再譯，反轉來又把像英國Essay之類的文字，稱作了小品。有時候含糊一點的人，更把小品散文或散文小品的四個字連線在一氣，以祈這一個名字的顛撲不破，左右逢源：有幾個喜歡分析，自立門戶的人，就把長一點的文字稱作了散文，而把短一點的叫作了小品。其實這一種說法，這一種翻譯名義的苦心，都是白費的心思，中國所有的東西，又何必完全和西洋一樣?西洋所獨有的氣質文化，又那裏能完全翻譯到中國來?所以我們的散文，隻能約略的說，是Prose的譯名，和Essay有些相象，系除小說、戲劇之外的一種文體；至于要想以一語來道破內容，或以一個名字來說盡特點，卻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
三 散文的內容
在四千餘年古國的中國，又被日本人鄙視為文字之國的中國，散文的內容，自然早已發達到了五花八門，無以復加。我們隻須一翻開桐城派正宗的古文辭類纂來看，目論辨，日序跋，日奏議……一直到辭賦哀祭之類，它的內容真富麗錯綜，活像一部二十四史零售的百貨商店。這一部古文辭類纂的所以風行二百餘年，到現在還有人在那裏感激涕零的理由，一半雖在它的材料的豐富但一半也在它的分門別類，能以一個類名來決定內容。但言為心聲，人心不同又各如其面，想以外形的類似而來斷定內容的全同，是等于醫生以穿在外面的衣服而來推論人體的組織；我們不必引用近代修辭學的分類來與它對比，就有點覺得靠不住了。所以近代的選家，就更進了一步，想依文章本體的內容，來分類而辨體。于是乎近世論文章的內容者，就又把散文分成了描寫(Description)敘事(Narration)說明(Exposition)論理(Persnasion including Argumentation)的四大部類；還有人想以實寫，抒情，說理的三項來包括的。
從文章的本體來看，當然是以後人分類方法為合理而簡明；但有些散文，是既說理而又抒情，或再兼以描寫記敘的，到這時候，你若想把它們來分類合並，當然又覺得困難百出了，所以我們來論散文的內容，就打算先避掉這分類細敘的辦法。
我以為一篇散文的最重要的內容，第一要尋這“散文的心”；照中國舊式的說法，就是一篇的作意，在外國修辭學裏，或稱作主題(Subject)或叫它要旨(Theme)的，大約就是這“散文的心”了。有了這“散文的心”後，然後方能求散文的體，就是如何能把這心盡情地表現出來的最適當的排列與方法。到了這裏，文字的新舊等工具問題，方始出現。
中國古代的國體組織，社會因襲，以及宗族思想等等，都是先我們之生而存在的一層固定的硬殼；有些人雖則想破殼而出，但因為麻煩不過，終于隻能同蝸牛一樣，把觸角向外面一探就縮了進去。有些人簡直連破殼的想頭都不敢有，更不必說探頭出來的勇氣了。這一層硬殼上的三大厚柱，叫作尊君，衛道，與孝親；經書所教的是如此，社會所重的亦如此，我們不說話不行事則已，若欲說話行事，就不能離反這三種教條，做文章的時候，自然更加要嚴守著這些古聖昔賢的明訓了；這些就是從秦漢以來的中國散文的內容，就是我所說的從前的“散文的心”。當然這中間也育異端者，也有叛逆兒，但是他們的言行思想，因為要遺毒社會，危害君國之故，不是全遭殺戮，就是一筆抹殺(禁滅)，終不能為當時所推重，或後世所接受的。
從前的散文的心是如此，從前的散文的體也是一樣。行文必崇尚古雅，模範須取諸六經；不是前人用過的字，用過的句，絕對不能任意造作，甚至于之乎者也第一個虛字，也要用得確有出典，嗚呼嗟夫等一聲浩嘆，也須古人嘆過才能啓口。此外的起承轉合，伏句提句結句等種種法規，更加可以不必說了，一行違反，就不成文；你想，在這兩重械梏之下，我們還寫得出好的散文來麽?
四 現代的散文
自從五四運動起後，破壞的工作就開始了。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文字的械梏打破運動，這一層工作，直到現在還在繼續進行，可以說是已經做到了百分之六七：十。第二步運動，是那一層硬殼的打破工作，可是慚愧之至，弄到今天，那硬殼上的三大厚柱總算動搖了一點，但那一層硬殼還依然蒙被在大多數人的身上。
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無何有乎君，道之不適于我者還算什麽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沒有我，則社會、國家、宗族等哪裏會有？以這一種覺醒的思想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後的文字為體用，現在的散文，就滋長起來了。
現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裏所表現的個性，比從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古人說，小說都帶些自敘傳的色彩的，因為從小說的作風裏人物裏可以見到作者自己的寫照；但現代的散文，卻更是帶有自敘傳的色彩了，我們隻消把現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則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習慣等等，無不活潑潑地顯現在我們的眼前。這一種自敘傳的色彩是什麽呢，就是文學裏所最可寶貴的個性的表現。
文極司泰(c•T•Winchester)在一本評論英國散文作家的文集(A group of English Essayists)的頭上，有一段短短的序言說：
…………(上略)
若有人嫌這書的大部分的註意，都傾註入了各人的傳記，而真正的批評，卻隻佔了一小部分的話，那請你們要記著，像海士立脫(Hazlitt)像蘭姆(Lamb)像特•昆西(De Quincey)像威爾遜(Wilson)像漢脫(Hunt)諸人所寫的主題，都系取從他們自己的個人經驗之內的。恐怕在其他一樣豐富一樣重要的另外許多英國散文之中，像這樣地絕對帶有自敘傳色彩的東西，也是很少罷。以常常是很有用的傳記的方法來詳論他們，在這裏是對于評論家的唯一大道。他在能夠評量那一冊著作之先，必須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序文Ⅶ頁)
這一段話雖則不能直接拿過來適用在我們現代的散文作家的身上，但至少散文的重要之點是在個性的表現這一句話，總可以說是中外一例的了。周作人先生在序沈啓無編的《冰雪小品選》的一文中說：“我鹵莽地說一句，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它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看雲集》一八九頁)若我的猜測是不錯的話，豈不是因王綱解紐的時候，個性比平時一定發展得更活潑的意思麽?兩晉的時候是如此，宋末明末是如此，我們在古代的散文中間，也隻在那些時候才能見到些稍稍富于個性的文字；當太平的盛世，當王權鞏國的時候，我前面所說的那兩重械梏，尤其是綱常名教的那一層硬殼，是決不容許你個八的個性，有略一抬頭的機會的。
所以，自五四以來，現代的散文是因個性的解放而滋長了，正如胡適之先生在1922年《申報五十年的紀念特刊》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的所說：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註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先生在這裏可惜還留下了一點語病，仿佛教人要把想起文言文就是美的這一個舊觀念拋棄似的；其實一篇沒有作意沒有個性的散文，即使文言到了不可以再文，也決不能算是一篇文字的，美不美更加談不上了。
因為說到了散文中的個性(我的所謂個性，原是指Individuality[個人性]與Personality(人格]的兩者合一性而言)，所以也想起了近來由林語堂先生等所提出的所謂個人文體Personal Style那一個的名詞。文體當然是個人的；即使所寫的是社會及他人的事情，隻教是通過作者的一番翻譯介紹說明或寫出之後，
作者的個性當然要滲入到作品裏去的。左拉有左拉的作風，弗老貝爾有弗老貝爾的寫法，在尤重個性的散文裏，所寫的文字更是與作者的個人經驗不能離開了；我們難道因為若寫身邊雜事，不免要受人罵，反而故意去寫些完全為我們所不知道不經驗過的謊話倒算真實麽？這我想無論是如何客觀的寫實論家，也不會如此立論的。
至于個人文體的另一面的說法，就是英國各散文大冢所慣用的那一種不拘形式家常閒話似的體裁“Informalor Familiar essay”的話，看來卻似很容易，像是一種不正經的偷懶的寫法，其實在這容易的表面下的作者的努力與苦心，批評家又那裏能夠理會?十九世紀的批評家們，老有挖苦海士立脫的散文作風者說：“在一天春風和煦的星期幾的早晨，我喝著熱騰騰的咖啡，坐在向陽的回廊上的樂椅裏讀××××的書，等等，又是那麽的一套!”這挖苦雖然很有點兒幽默，可是若不照這樣的寫法，那海士立脫就不成其為海士立脫了。你須知道有一位內庭供奉，曾對蒙泰紐說：“皇帝陛下曾經讀過你的書，很想認識認識你這一個人。”你知道他是怎麽回答的呢?“假使皇帝陛下已經認識了我的書的話，”他回答說，“那他就認識我的人了。”個人文體在這一方面的好處，就在這裏。
幾年前梁實秋先生曾在《新月》上發表過一篇論散文的文章，在末了的一段裏，他說：“近來寫散文的人，不知是過分的要求自然，抑過分的忽略藝術，常常的淪于粗陋之一途。無論寫的是什麽樣的題目，類皆出之以嬉笑怒罵；引車賣漿之流的語氣，和村婦罵街的口吻，都成為散文的正則。像這樣恣肆的文字，裏面有的是感情，但是文調，沒有！”難道寫散文的時候，一定要穿上大禮服，帶上高帽子，套著白皮手帶，去翻出文選錦字上的字面來寫作不成?掃煙囪的黑臉小孩，既可以寫入散文，則引車賣漿之流，何嘗不也是人?人家既然可以用了火燒豬玀的話來笑罵我們中國人之愚笨，那我們回罵他一聲直腳鬼子，也不算為過。況且梁先生所贊成的“高超的郎佔諾斯”(The Sublime Longinus)，在他那篇不朽的“崇高美論”(On the Sublime：Translated by A．0．Prickard)裏。對于論敵的該雪留斯(Caecilius)也是毫不客氣地在那裏肆行反駁的，嬉笑怒罵，又何嘗不可以成文章？由梁先生的這一段論斷出發，我們又可以曉得現代散文的第二持征．是在它的範圍的擴大。散文內容範圍的擴大，雖然不就是偉大．但至少至少，也是近代散文超越過古代散文的一個長足的進步。
從前的人，是非禮弗聽，非禮弗視，非禮弗……的，現在可不同了，—樣的是人體的一部分，為什麽肚臍以下，尾閭骨周圍的一圈，就要隱藏抹殺，勿談勿寫呢?(這是靄理斯的意見)。蒼蠅蚊子，也一樣是宇宙間的生物，和紳士學者，又有什麽不同，而不可以做散文的對象呢?所以講堂上的高議宏論，原可以做散文的材料，但同時“引車賣漿之流的語氣，和村婦罵街的口吻”也一樣的可以上散文的寶座。若說散文隻許板起道學面孔，滿口大學之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地沒有感情的人去做的話，那中國的散文，豈不也將和宗教改革以前的聖經一樣，變成幾個特權階級的私產了麽？
當《人間世》發刊的時候，發刊詞裏曾有過“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無不可談“一句話；後來許多攻擊《人間世》的人，每每引這一句話來挖苦《人間世》編者的林語堂先生，說：“隻見蒼蠅，不見宇宙”。其實林先生的這一句話，並不曾說錯，不過文中若隻見蒼蠅的時候，那隻是那一篇文字的作者之故，與散文的範圍之可以擴大到無窮盡的一點，卻是無關無礙的。美國有一位名尼姊(Nitchie)的文藝理論家，在她編的一冊文藝批評論裏說：
在各種形式的散文，(按此地的散文兩字，系指廣義的散文而言)之中，我們簡直可以說Essay是種類變化最多最復雜的一種。自從蒙泰紐最初把他對于人和物的種種觀察名作Essais或試驗以來，關于這一種有趣的試作的寫法及題材，並不曾有過什麽特定的限製。尤其是在那些不拘形式的家常閒話似的散文裏，宇宙萬有，無一不可以取來作題材，可以幽默，可以感傷，也可以辛辣，可以柔和，隻教是親切的家常閒話式的就對了。在正式的散文(The formal Essay)項下也可以有種種的典型，數目也很多，種類也很雜，這又是散文的範圍極大的另一佐證。像馬可來(Macaulay)的有些散文，性質就是歷史式的傳記式的，正夠得上稱作史筆與傳記而無愧。也有宗教的或哲學的散文，德義的散文，批評的散文，或教訓的散文。這些散文中的任何一種，它的主要目的，都是在訴之于我們的智性的。
可是比正式的散文更富于藝術性，由技巧家的觀點說來，覺得更不容易寫好的那種散文，卻是平常或叫作Informal(不拘形式的)或叫作Fa—miliar(家常閒話式的)或叫作Personal(個人文體式的)Essay這種種散文的名稱，就在暗示著它的性質與內容。它是沒有一定的目的與一定的結構的。它的目的並不是在教我們變得更聰明一點，卻是在使我們覺得更快樂一點。……(Nitchie：The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pp．270，271—2．)
所以現代的散文之內容範圍，竟能擴大到如此者，正因為那種不拘形式的散文的流行，正因為引車賣漿者流的語氣，和村婦罵街的口吻，都被收入到了散文裏去的緣故。
現代散文的第三個特征：是人性，社會性，與大自然的調和。
從前的散文，寫自然就專寫自然，寫個人便專寫個人，一議論到天下國家，就隻說古今治亂，國計民生，散文裏很少人性，及社會性與自然融合在一處的，最多也不過加上一句痛哭流涕長太息，以示作者的感憤而已；現代的散文就不同了，作者處處不忘自我，也處處不忘自然與社會就是最純粹的詩人的抒情散文裏，寫到了風花雪月，也總要點出人與人的關系，或人與社會的關系來，以抒懷抱，一粒沙裏見世界，半瓣花上說人情，就是現代的散文特征之一。從哲理的說來，這原是智與情的合致，但時代的潮流與社會的影響，卻是使現代散文不得不趨向到此的兩重客觀的條件。這一種傾向，尤其是在五卅事件以後的中國散文上，表現得最為顯著。
統觀中國新文學內容變革的歷程，最初是沿舊文學傳統而下，不過從一個新的角度而發見了自然，同時也就發見了個人；接著便是世界潮流的盡量的吸收，結果又發見了社會。而個人終不能遺世而獨立，不能餐露以養生，人與社會，原有連帶的關系，人與人類，也有休戚的因依的；將這社會的責任，明白剴切地指示給中國人看的，卻是五卅的當時流在帝國主義槍炮下的幾位上海志士的鮮血。
藝術家是善感的動物，凡世上將到而未到的變動，或已發而未至極頂的趨勢，總會先在藝術家的心靈裏投下一個淡淡的影子，五卅的慘案，早就在五四時代的藝術品裏暗示過了，將來的大難，也不難于今日的作品裏去求得線索的。這一種預言者的使命，在小說裏原負得獨多，但散文的作者，卻要比小說家更普遍更容易來挑起這一肩重擔。近年來散文小品的流行，大鑼大鼓的小說戲劇的少作，以及散文中間帶著社會性的言辭的增加等等，就是這一種傾向的指示。
最後要說到近來才濃厚起來的那種散文上的幽默味了，這當然也是現代散文的特征之一，而且又是極重要的一點。幽默似乎是根于天性的一種趣味，大英帝國的國民，在政治上商業上倒也並不幽默，而在文學上卻個個作家，多少總含有些幽默的味兒；上自喬叟，莎士比亞起，下迄現代的Robert Lynd，BernardShaw，以及A．A．Milne，AldonsHuxley等輩，不管是在嚴重的長篇大著之中，或輕松的另章斷句之內，正到逸興遄飛的時候，總板著面孔忽而來它一下幽默，會使論敵也可以倒在地下而破顏，愁人也得停著眼淚面發一笑：北國的幽默，像契訶夫的作品之類，是幽鬱的，南國的幽默，像西班牙的塞範底斯之類，是光明的；這與其說是地理風土的關系，還不如說因人種(民族)時代的互異而使然；我們的中華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來經林語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腦裏，也懂得點什麽是幽默的概念來了，這當然不得不說是一大進步。
有人說，近來的散文中幽默分子的加多，是因為政治上的高壓的結果：中華民族要想在苦中作一點樂，但各處都無法可想，所以隻能在幽默上找一條出路，現在的幽默會這樣興盛的原因，此其一；還有其次的原因，是不許你正說，所以隻能反說了，人掩住了你的口，不容你嘆息一聲的時候，末了自然隻好泄下氣以舒腸，作長歌而當哭。這一種觀察，的確是不錯；不過這兩層也須是幽默興盛的近因，至于遠因，恐怕還在歷來中國國民生活的枯燥，與夫中國散文的受了英國Essay的影響。
中國的國民生活的枯燥，是在世界的無論那一國都沒有它的比類的。上自上層階級起，他們的趣味，就隻有吃鴉片，打牌，與蓄妾，足跡不出戶牖，享樂隻在四壁之內舉行，因此倒也養成了一種像羅馬頹廢時代似的美食的習慣。其次的中產階級，生活是竭力在模仿上層階級的，雖然多了幾處像大世界以及城隍廟說書場之類的地方可以跑跑，但是他們的生活的沒有規則與沒有變化，卻更比農村下層階級都不如。至于都市的下層階級呢，工資的低薄，與工作時間的延長，使他們雖有去處，也無錢無閒去調劑他們的生活。農村的下層階級，比起都市的勞動者來，自然是閒空得多；歲時伏臘，也有些特殊的行樂，如農事完後的社戲，新春期內的迎神賽會之類，都是大眾娛樂的最大機會，可是以一年之長，而又兼以這種大事的不容易舉行，歸根結蒂，他們的生活仍舊還是枯燥的。這上下一例的枯燥的國民生活，從前是如此，現在因為國民經濟破產的結果，反更不如前了，那裏可以沒有一個輕便的發泄之處的呢?所以散文的中間，來一點幽默的加味，當然是中國上下層民眾所一致歡迎的事情。
英國散文的影響于中國，系有兩件歷史上的事情，做它的根據的：第一，中國所最發達也最有成績的筆記之類，在性質和趣味上，與英國的Essay很有氣脈相通的地方，不過少一點在英國散文裏是極普遍的幽默味而已；第二，中國人的吸收西洋文化，與日本的最初由荷蘭文為媒介者不同，大抵是借用英文的力量的，但看歐洲人的來我國者，都以第三國語的英文為普通語，與中國人的翻外國人名地名，大半以英語為據的兩點，就可以明白；故而英國散文的影響，在我們的智識階級中間，是再過十年二十年也決不會消滅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潛勢力。像已故的散文作家梁遇春先生等，且已有人稱之為中國的愛利亞了，即此一端，也可以想見得英國散文對我們的影響之大且深。至如魯迅先生所翻的廚川白村氏在“出了象牙之塔”裏介紹英國Essay的一段文章，更為弄弄文墨的人，大家所讀過的妙文，在此地也可以不必再說。
總之，在現代的中國散文裏，加上一點幽默味，使散文可以免去板滯的毛病，使讀者可以得一個發泄的機會，原是很可欣喜的事情。不過這幽默要使它同時含有破壞而兼建設的意味，要使它有左右社會的力量，才有將來的希望；否則空空洞洞，毫無目的，同小醜的登台，結果使觀眾于一笑之後，難免得不感到一種無聊(Nonsense)的回味，那才是絕路。
五 關于這一次的選集
這一次，良友圖書公司發了大願，想把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作一次總結算；凡自1917年起至1927年止的十年間的論文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等，都分頭請人選擇，匯成一帙，使讀者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其中的散文部分，就委托了我和周作人先生，分選兩冊。我于接到這委托書函之後，就和周作人先生往返商量了好幾次，兩人間的選集，將以什麽為標準，庶幾可以免去重復?他在北平，我在杭州，相隔幾千裏，晨夕聚首的機會是沒有的。
先想以文學團體來分，譬如我和創造社等，比較熟悉，就選這一批人的散文；他與語絲社文學研究會都有過關系，就選那一批人的。但後來一想，
自己選自己的東西，生怕割愛為難，就是選比較親近的友人的作品，也難免不懷偏見。于是就想依近來流行的派別為標準，兩人來分頭選擇，就是言志派與載道派。
談到了這一個派別問題，我們又各起了懷疑。原來文學上的派別，是事過之後，旁人(文學批評家們)替加上去的名目，並不是先有了派，以後大家去參加，當派員，領薪資，做文章，像當職員那麽的。況且就是在一人一派之中，文字也時有變化；雖則說朝秦暮楚，跨黨騎牆等現象是不會有，可是一個人的思想，文章，感觸之類，決沒有十年如一日，固守而不變的道理。還有言志與載道的類別，也頗不容易斷定，這兩名詞含義的模糊，正如客觀和主觀等抽象名詞一樣的難以捉摸。古人說：“文以載道”，原是不錯，但“盍各言爾志”的志，“詩言志”的志，又何嘗不一樣的是“道”?“道其道，非吾之所謂道”，那這一位先生所說的話，究竟是當它作“志”呢還是作“道”?
細想了好幾日，覺得以派別為標準的事情，還是不可通的；最後才決定了以人為標準，譬如我選周先生的散文，周先生選我的東西，著手比較得簡單，而材料又不至于沖突。于是就和周先生商定，凡魯迅，周作人，冰心，林語堂，豐子愷，鍾敬文，川島，羅黑芷，朱大楠，葉永蓁，朱自清，王統照，許地山，鄭振鐸，葉紹鈞，茅盾的幾家，歸我來選，其他的則歸之于周先生。
人選問題決定之後，其次的問題，是選材的時間限製問題了。原定的體例，是隻選自1917年至1927年之間的作品。但被選的諸家，大抵還是現在正在寫作的現代作家(除兩位已故者外)，思想與文章，同科學實驗不同，截去了尾巴，有時候前半截要分析不清的。對這問題，我和周先生所抱的，是同一個意見，所以明知有背體例，但1927年以後的作品，也擇優採入了一小點，以便參證；不過選集的主體，還是以1917到1927的十年間的作品為重心而已。
六 妄評一二
在這一集裏所選的，都是我所佩服的人，而他們的文字，當然又都是我所喜歡的文字，——不喜歡的就不選了——本來是可以不必再有所評述，來攪亂視聽的，因為文字具在，讀者讀了自然會知道它們的好壞。但是向來的選家習慣，似乎都要有些眉批和主腳，才算稱職，我在這裏，也隻能加上些蛇足，以符舊例。我不是批評家，所見所談也許荒謬絕倫，讀者若拿來作主腳看，或者還能識破愚者之一得!名日妄評，實在不是自謙之語。
魯迅，周作人在五十幾年前，同生在浙江紹興的一家破落的舊家，同是在窮苦裏受了他們的私塾啓蒙的教育。二十歲以前，同到南京去進水師學堂學習海軍，後來同到日本去留學。到這裏為止，兩人的經歷完全是相同的，而他們的文章傾向，卻又何等的不同!
魯迅的文體簡練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後，隻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這是魯迅作文的秘訣，詳細見《兩地書》中批評景宋女士《駁覆校中當局》一文的語中——次要之點，或者也一樣的重要，但不能使敵人致命之點，他是一概輕輕放過，由它去而不問的。與此相反，周作人的文體，又來得舒徐自在，信筆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離，過于繁瑣!但仔細一讀，卻覺得他的漫談，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對，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讀完之後，還想翻轉來從頭再讀的。當然這是指他從前的散文而說，近幾年來，一變而為枯澀蒼老，爐火純青，歸入古雅遒勁的一途了。
兩人文章裏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魯迅的是辛辣幹脆，全近諷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藹，出諸反語。從前在《語絲》上登的有一篇周作人的《碰傷》，記得當時還有一位青年把它正看了，寫了信去非難過。
其次是兩人的思想了；他們因為所處的時代和所學的初基，都是一樣，故而在思想的大體上根本上，原也有許多類似之點；不過後來的趨向，終因性格環境的不同，分作了兩歧。
魯迅在日本學的是醫學，周作人在日本由海軍而改習了外國語。他們的篤信科學，贊成進化論，熱愛人類，有志改革社會，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張的手段，卻又各不相同。魯迅是一味急進，寧為玉碎的，周作人則酷愛和平，想以人類愛來推進社會，用不流血的革命來實現他的理想(見《新村的理想與實際》等數篇)。
周作人頭腦比魯迅冷靜，行動比魯迅夷猶，遭了三一八的打擊以後，他知道空喊革命，多負犧牲，是無益的，所以就走進了十字街頭的塔，在那裏放散紅綠的燈光，悠閒地，但也不息地負起了他的使命；他以為思想上的改革，基本的工作當然還是要做的，紅的綠的燈光的放送，便是給路人的指示；可是到了夜半清閒，行人稀少的當兒，自己賞玩賞玩這燈光的色彩，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裝聾做啞，喝一口苦茶以潤潤喉舌，倒也是于世無損，于己有益的玩意兒。這一種態度，廢名說他有點像陶淵明。可是“陶潛詩喜說荊軻”，他在東籬下採菊的時候，當然也忘不了社會的大事，“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的氣概，還可以在他的作反語用的平淡中想見得到。
魯迅的性喜疑人——這是他自己說的話——所看到的都是社會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語多刻薄，發出來的盡是誅心之論；這與其說他的天性使然，還不如說是環境造成的來得恰對，因為他受青年受學者受社會的暗箭，實在受得太多了，傷弓之鳥驚曲木，豈不是當然的事情麽?在魯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隻見到他的一張冷冰凍的青臉，可是皮下一層，在那裏潮涌發酵的，卻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熱情；這一種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說，尤其是《兩地書》裏面，看得出來。我在前面說周作人比他冷靜，這話由不十分深知魯迅和周作人的人看來，或者要起疑問。但實際上魯迅卻是一個富于感情的人，隻是勉強壓住，不使透露出來而已；而周作人的理智的固守，對事物社會見解的明確，卻是誰也知道的事情。
周作人的理智既經發達，又時時加以灌溉，所以便造成了他的博識；但他的態度卻不是賣智與炫學的，謙虛和真誠的二重內美，終于使他的理智放了光，博識致了用。他口口聲聲在說自己是一個中庸的人，若把中庸當作智慧感情的平衡，立身處世的不苟來解，那或者還可以說得過去，若把中庸當作了普通的說法，以為他是一個善于迎合，庸庸碌碌的人，那我們可就受了他的騙了。
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為最豐富最偉大，我平時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為最所溺愛。一經開選，如竊賊入了阿拉伯的寶庫，東張西望，簡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斷；忍心割愛，痛加刪削，結果還把他們兩人的作品選成了這一本集子的中心，從分量上說，他們的散文恐怕要佔得全書的十分之六七。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麗，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純潔，在中國好算是獨一無二的作家了；記得雪萊的詠雲雀的詩裏，仿佛曾說過雲雀是初生的歡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樣來把歌聲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是虹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師，是……，這一首千古的傑作，我現在記也記不清了，總而言之，把這一首詩全部拿來，以詩人贊美雲雀的清詞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評之上，我想是最適當也沒有的事情。
女士的故鄉是福建，福建的秀麗的山水，自然也影響到了她的作風，雖然她並不是在福建長大的。十餘年前，當她二十幾歲的時候孤身留學在美國，慰冰湖，青山，沙穰，大西洋海濱，白嶺，戚叩落亞，銀湖，潔湖等佳山水處，都助長了她的詩思，美化了她的文體。
對父母之愛，對小弟兄小朋友之愛，以及對異國的弱小兒女，同病者之愛，使她的筆底有了像溫泉水似的柔情。她的寫異性愛的文字不多，寫自己的兩性間的苦悶的地方獨少的原因，一半原是因為中國傳統的思想在那裏束縛她，但一半也因為她的思想純潔，把她的愛宇宙化了秘密化了的緣故。
我以為讀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夠了解中國一切歷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傷，動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極致。
林語堂生性戇直，渾樸天真，假令生在美國，不但在文學上可以成功，就是從事事業，也可以睥睨一世，氣吞小羅斯福之流。《剪拂集》時代的真誠勇猛，的是書生本色，至于近來的耽溺風雅，提倡性靈，亦是時勢使然，或可視為消極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引外國人所說的隱士和叛逆者混處在一道的話，來作解嘲；這話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著，在林語堂身上，尤其是用得著。
他是一個生長在牧師家庭裏的宗教革命家，是一個受外國教育過度的中國主義者，反對道德因襲以及一切傳統的拘謹自由人；他的性格上的矛盾，思想上的前進，行為上的合理，混和起來，就造成了他的幽默的文章。
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氣的，並不是中國向來所固有的《笑林廣記》。他的文章，雖說是模仿語錄的體裁，但奔放處，也趕得上那位瘋狂致死的超人尼採。唯其戇直，唯其渾樸，所以容易上人家的當；我隻希望他勇往直前，勉為中國二十世紀的拉勃來，不要因為受了人家的暗算，就矯枉過正，走上了斜途。
人生到了四十，可以不惑了；林語堂今年四十，且讓我們刮目來看他的後文罷!
豐子愷今年三十九歲，是生長在嘉興石門灣的人，所以浙西人的細膩深沈的風致，在他的散文裏處處可以體會得出。
少時入浙江師範，以李叔同(現在的弘一法師)為師；弘一剃度之後，那一種佛學的思想，自然也影響到了他的作品。人家隻曉得他的漫畫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靈達處反遠出在他的畫筆之上。
對于小孩子的愛，與冰心女士不同的一種體貼入微的對于小孩子的愛，尤其是他的散文裏的特色。
他是一個苦學力行的人，從師範學校出來之後，在上海半工半讀，自己努力學畫，自己想法子到日本去留學，自己苦修外國文學，終久得到了現在的地位。我想從這一方面講來，他的富有哲學味的散文，姑且不去管它，就單論他的志趨，也是可以為我們年青的人做模範的。
鍾敬文出身于廣東汕頭的嶺南大學，本為文風極盛的梅縣人，所以散文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的後武。可惜近來改變方針，去日本研究民族傳說等專門學問去了，我希望他以後仍能夠恢復舊業，多做些像《荔枝小品》，《西湖漫拾》裏所曾露過頭角的小品文。
川島人本幽默，性尤沖淡，寫寫散文，是最適宜也沒有的人；但不知為了什麽，自戀愛成功以後，卻不常做東西了。薄薄的一冊《月夜》，是正當他在熱愛時期蒸發出來的升華，窺豹一斑，可以知其大概。
羅黑芷，朱大楠兩人，幽鬱的性格相同，文字的玄妙亦互相類似；可惜憂能傷人，這兩位都不到中年就去世了。略錄數篇，以志哀悼，並以痛我們散文界的榻失。
葉永蓁比較得後起，但他的那種樸實的作風，穩厚的文體，是可以代表一部分青年的堅實分子的，摘錄一篇，以備一格。
朱自清雖則是一個詩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夠滿貯著那一種詩意，文學研究會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以江北人的堅忍的頭腦，能寫出江南風景似的秀麗的文章來者，大約是因為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緣故。
王統照，許地山的兩人，文字同屬致密，但一南一北，地理風土感化上的不同，可以在兩人的散文裏看得出來。許地山久居極南，研究印度哲學，玄想自然潛入了他的作品。王統照生長山東，土重水深，因而訶氣亦厚。這一次歐遊的結果，雖還不能夠從他的文字裏，探得些究竟，但擴大了眼界，增進了學殖，古人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成績，當然是不會毫無的。
鄭振鐸本來是個最好的雜志編輯者，轉入考古，就成了中國古文學鑒定剔別的人。按理而論，學者是該不會寫文章的，但他的散文，卻也富有著細膩的風光。且取他的敘別離之苦的文字，來和冰心的一比，就可以見得一個是男性的，一個是女性的了。大約此後，他在這一方面總還有著驚人的長進，因為他的素養，他的經驗，都已經積到了百分之百的緣故。
葉紹鈞風格謹嚴，思想每把握得住現實，所以他所寫的，不問是小說，是散文，都令人有腳踏實地，造次不苟的感觸。所作的散文雖則不多，而他所特有的風致，卻早在短短的幾篇文字裏具備了：我以為一般的高中學生，要取作散文的模範，當以葉紹鈞氏的作品最為適當。
茅盾是早就在從事寫作的人，唯其閱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會。他的觀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現代散文中最有實用的一種寫法，然而抒情練句，妙語談玄，不是他的所長。試把他前期所作的小品，和最近所作的切實的記載一比，就可以曉得他如何的在利用他的所長而遺棄他的所短。中國若要社會進步，若要使文章和實生活發生關系，則像茅盾那樣的散文作家，多一個好一個；否則清談誤國，辭章極盛，國勢未免要趨于衰頹。
胡言亂道，一氣寫來，自己也覺得談得太多了，忘評多罪，願作者與讀書諸君共諒宥之。
一九三五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