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街、旅遊，已成了現代人的一大生活行為，特別是現代女性，往往樂此不疲。但外出多了，遭盜竊，甚至被明搶的機會也大。小偷可恨極了，在古代中國的街頭不法分子也不少，治安同樣是個問題。那麽，古代街頭是如何抓小偷的？
從史料上來看，小偷自古就是街頭的禍害。戰國初期著名法學家李悝在其《法經》便稱，“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治盜”竟是當時國家領導人首先要考慮的事情，可見那時盜賊不少。當然，古代執政者考慮更多的可能是竊國大盜。
因為街頭亂，小偷多，早在周代，街上的管理人員要持鞭上崗，此舉並不僅僅針對佔道經營的流動攤販，也是為了對付流氓、竊賊一類人。
據《周禮·地官》記載，當時的“公務員編製”中設有“司稽”一職，分工是“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大概意思是，司稽負責在街市上治安巡邏，檢查是否有違反禁令、行為反常的不端之人，如果覺得可疑，可以隨時將其抓起來。此外，司稽的另一重要職責，則是負責抓竊賊，並對他們進行懲罰。
早年，出于街市買賣交易安全的考慮，一般把市場規劃在城中，並建高高的圍牆，四周設門，由“城管”拿著執法刑具把守。還專人敲著梆子，高喊類似“防火防盜”的話，小偷、搶劫犯這類不法分子一旦在街頭露面，很容易被逮著。《周易·系辭下》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說的就這意思。
從這些規定中可以看出，周代也並非太平天下。江湖傳說中小偷的祖師爺盜跖，就是這一時期出現的人物。《庄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稱，盜跖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的弟
弟，與孔子還是好朋友。有學者認為《庄子》所記不實，但不論是真是假，當時街上有小偷應該是肯定的，不然官方也不需要設司稽來“抓小偷”。
到了漢代，由于城市經濟的發展，買賣交易活躍，逛街的人也多了起來，相應地，小偷也活躍。
西漢的長安街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據《漢書》註引《漢舊儀，“長安城方六十裏”，總面積約現代36平方公裏。長安城內有9個大市場，相當繁華。班固《西京賦》稱，“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由此可知，當時的長安街頭行人熙攘，車水馬龍，熱鬧非凡。
因為好混，小偷也都“漂”到了長安，長安的治安秩序一度混亂，偷盜現象嚴重，市民和商人叫苦不迭，大概比今歐洲巴黎、羅馬街頭的小偷還要多。為此，朝廷製定了《盜律》，嚴懲偷盜行為，還創造性地設定了“賊捕掾”這一公務員編製。賊捕掾是什麽的？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專門負責抓盜賊的警察。
因為治安太差，朝廷曾多次撤換市長（京兆尹），甚至出現皇帝直接插手京兆尹的人事安排。
據《漢書·張敞傳》記載，劉詢（漢宣帝）當皇帝時（公元前91年－公元前48年），因為小偷太多，治安不好，曾多次調換京兆尹。以抓盜賊出名的膠東相張敞，便曾被劉詢調到長安，接任京兆尹。張敞確實有一套，到任後他摸清了長安盜賊的底細，先將幾個在長安過得很滋潤的“偷長”（賊頭）找來責問，令他們抓賊贖罪。
到底是賊頭，鬼點子亦多。他們請張敞暫時任命他們當官，回家後便大辦酒席，聽說“老板”當官，全城的大賊小偷都前來祝賀，個個喝得大醉。賊頭暗中在小偷的衣裙上，染上紅褐色標記，而“警察”（官吏）坐在巷子門口等等，見到衣裙上有紅褐色的就抓，一天抓到了幾百個賊。
後來審查發現，有的小偷一人一天作案100多起，這些小偷統統被法辦。經過這次整飭，長安城的治安一下好轉，“市無偷盜”，小偷也不敢再來長安“闖碼頭”了。
張敞更絕的，是南北朝時一位叫王敬則的官員取的抓小偷手段。
王敬則是南朝齊人，時與京城建康（今南京）相連的吳興郡，治安便很不好，盜賊小偷很多，偷搶之事頻發。據《南史·王敬則傳》，時新到任的郡守王敬則決心“嚴打”。當時有一個10來歲的小孩子在路上拾到他人丟失的物品，王敬則借此大做文章，把小孩抓來殺掉示眾，嚇得盜賊不敢露頭，從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
為了徹底禁偷，王敬則抓來一個小偷，當著他們親屬的面嚴加鞭打，然後罰小偷去掃馬路。後來王敬則允許小偷“輪崗”：可以舉報以前的同伙，來代替代自己掃馬路，即所謂“令偷舉舊偷自代”。此事一經傳開，當地的小偷生怕被認識出來，全都逃走了，當地一度“天下無賊”。
這種抓盜賊的的手段，可以叫“賊幫捉賊”法，既絕，又靈，深為後世推崇，無有不靈，賊喊捉賊，想蒙混過關是沒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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