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聲音。如同人的心性氣質一樣。各不相同。通過人的聲音而判斷人的心性氣質，這樣一來。人的聰慧愚笨、賢能奸邪就可以判斷出來了。
1辨音識才
（1）曾國藩重用羅萱
羅萱，字伯宜，湘潭人。父汝懷，道光十七年（1837）拔貢，曾任過芷江學訓導，候選內閣中書，以學行聞于時，著有《湖南褒忠錄》。羅萱生有夙慧，工詩文書法，能傳其父學。為諸生，屢列優等。倡導經世之學，領湖南詩壇風騷數百年、著名的封疆大吏賀長齡，以“家風不可及”聞名遐邇的鄧顯鶴、沈道寬對他都很器重。
曾國藩奉命辦團練，招攬人才之時，“湘鄉奇偉非常之士，爭自創磨立功名，肩相摩，指相望”。羅萱是最早應募到曾門的人之一，傳說當時每天都有百十人到營中報名，曾國藩一一召見，問詢長短，稍有才能的人都留了下來。一天，曾國藩已召見多人，倦極不見客。正在似睡非睡時，忽聽外面有吵聲，起身向窗外一望，但見一位身材不高，隻穿一件單衣的青年人被守門人攔住。青年人聲音朗朗，氣質非凡，但任憑怎樣講，守門人仍不放行。青年人也不氣餒，大有不見曾國藩不罷休的氣勢。正在僵持之際，曾國藩推門而出，並喊住守門人，對羅萱說：“聽君的聲音爽朗圓潤，必是內沉中氣，才質非凡之人。”遂將羅萱引入上賓之位，倆人敘談起來。隨後，曾國藩立即決定讓羅萱掌管書記，日常文牘往還也一並交給了他。
曾國藩率湘軍東下時，羅萱以親老欲辭，但曾國藩寫信請他入府，並說：“今專足走省，敬迓文旆，望即日戒塗，惠然遄臻，無為曲禮臆說所誤。蟾蜍裹沙而不行，於菟騰風而萬裏。士各有志，不相及也。千萬千萬！禱切禱切！”鹹豐五年（1855）曾國藩入南昌，重整水師；後進屯南康，設定楚師三局，製造彈葯武器，又設船廠，建內湖水師。四月，羅萱隨曾國藩經吳城南康。六月，在青山營次與塔齊布會商軍務。七月，隨曾國藩吊唁湘軍著名將領塔齊布。
塔齊布是與羅澤南齊名的湘軍將領。姓托爾佳氏，滿洲鑲黃旗人。受都統烏蘭泰器重，由火器營護軍升三等護衛。鹹豐六年（1856）發湖南，以都司用。次年秋，以守長沙功，署中軍參將。當時曾國藩用戚繼光法訓練士卒，每當檢閱步卒，塔齊布都穿著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曾國藩很奇怪這位身材高大，面身赤紅的滿族軍官，與之相談，大為贊賞。及到他轄下的軍中檢查，見其訓練精嚴，曾國藩退而嘆息：綠營兵有這樣的已是鳳毛麟角，因此更加敬佩塔齊布。但副將清德卻忌恨塔齊布的才勇，常在提督鮑起豹的面前講塔齊布的壞話，提督也不分青紅皂白，多次羞辱他。曾國藩于是上疏彈劾副將，舉薦塔齊布忠勇可大用，並說：“塔齊布將來如出戰不力，臣甘與同罪。”鹹豐帝為此革清德職，加塔齊布副將銜。塔齊布因此很感激曾國藩。
塔齊布平時有愚憨、無能之態，及到戰場，摩拳切齒，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對方的架勢。尤好單騎逼近敵壘偵視虛實，幾次進入危境，都轉危為安。
鹹豐四年（1854），塔齊布以收復湘潭功，超升湖南提督。鮑起豹被革職。塔齊布位至大帥後，遍賞提標兵，收人心，並在左臂刺“忠心報國”四字，得士卒死力。每當深夜，呼親卒相語家事，說到悲痛事，相對涕淚以流。塔齊布以嚴于治軍，並能與士卒同甘苦著稱。一次，德化縣令給這位大帥送了一張莞席，塔齊布說：“軍士皆臥草土，我睡莞席，豈能安枕？”立令退回。該年底，曾國藩正駐軍南昌，塔齊布駐扎九江，隔廬山相望，因太平軍往來攻襲，兩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國藩為此十分焦慮。除夕前一天，塔齊布攻九江，後因寡不敵眾，單騎敗走鄉間，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後被一位鄉農帶回家中。次日，各軍以塔齊布未回，洶洶如所失，士卒哭作一團。曾國藩也悲痛不已。三更時，鄉農將塔齊布送回，曾國藩、羅澤南立即而起，光著腳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淚訴勞苦。但塔齊布卻談笑自若地說：“餓極了，快拿飯給我吃。”各營官都驚喜異常。
鹹豐五年（1855）夏，曾國藩遣李元度率平江勇渡河攻湖口，約定次日塔齊布攻九江，使太平軍腹背受敵。清晨，塔齊布忽患心悸而卒，年35歲。據說塔齊布每次戰前，都先讓百名親兵蒙面，從中選一人為掌纛，每戰必勝。死前的一個晚上，選掌纛時，有一純施粉墨者，塔齊布見之，默然不悅，勉強說：“好！好！纛授你了。”第二天即卒。七月十九日，羅萱隨曾國藩馳赴九江陸營，吊唁塔齊布。
鹹豐五、六年（1855—1856）間，是曾國藩處境最困難的時期。軍馬倥傯，而客居江西，兵餉皆不寬足，又受太平軍石達開部不時攻襲，常常是停泊船上，不用說安生休息，性命也時有不保。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還必須經常奏報軍中緩急。而羅萱上馬操劍，下馬走筆，兼具文武，形影不離，是難得的人才。曾國藩每有上疏，羅萱皆操筆如流。有時“警報驟逼，勢危甚”，羅萱也“甘心同命”。又時常調節諸將之間的矛盾，使各當其意以去。六年，翼王石達開入江西，攻陷瑞、臨、袁、吉、撫、建諸郡，省城孤懸。羅萱領湘軍三千人攻建昌，城即破，但太平軍援軍忽至，都司黃虎臣戰死，城未攻下。于是曾國藩又令其攻撫州。將至，又得知曾國華、劉騰鴻等自鄂援江攻瑞州，曾國藩又令他自撫州赴瑞合攻打。在瑞州，羅萱與劉騰鴻等與太平軍展開了殊死戰，八戰皆捷，取得了瑞州戰役的勝利。曾國藩坐視瑞州後，羅萱以久在軍中，遂向曾國藩乞假歸湘中。
不久，巡撫駱秉章召羅萱治湘潭團練，劉培元招羅萱至衢州與謀軍事。羅萱稍規大計，皆不肯久留。亦自以文士不欲竟棄科舉，屢應省試，終不第。同治元年（1862），拜曾國藩于安慶，又至其從兄記名提督羅逢元于當塗，也不欲久居。家居後更加專心學問。同治二年，郭嵩燾升任廣東巡撫，屢召羅萱到廣州，委托他創立水師，羅又謝歸。又同劉德謙領威信軍防郴，不久，霆軍叛勇潰入粵，羅萱進屯樂昌。地方官命增募威震軍，亂平而歸。從此，羅萱不再關註兵事。
羅萱是喜歡貢獻才智又不願仕進的人，回到家鄉後本想專心讀書，以寫作終其生。可是，地方大員及同鄉親朋不斷召其入幕，他均婉言謝絕。同治七年（1869）十一月，既是同鄉摯友而平生又很欽佩的黃潤昌奉命入黔，與記名布政使席寶田會同鎮壓起義。經黃潤昌再三請求，羅萱入軍營掌文案，兼理營務處。每天白天出外領隊作戰，夜晚筆削奏牘。
黃潤昌原受曾國荃的賞識，鹹豐九年（1859）召入安徽軍營。當他千裏迢迢抵至皖營時，正值曾國荃已南還家中，因無依靠，便借居太湖葯局，不久生病，想粗裝逃出。後被侍衛吳德水招入營就醫。禮部主事李榕當時在曾國藩處充營務，與之相見，十分高興，遂進入曾國藩的幕僚。次年，在攻打安慶戰役，黃潤昌成功地策動了程學啓反叛，後幫李鴻章立足上海，鹹豐十一年，又招撫皖南太平軍。立坤字前、後營，又立蔡字、平字、猛字諸營。同治三年，因隨攻金陵，加布政使銜。
黃潤昌得檄令已是臘月，黔省極為寒冷，羅萱到營後隨即開赴清溪。清溪是原鄧子垣的軍所。安營扎寨後，羅萱和黃潤昌設水師，作戰守，作大舉進攻的準備。湘軍進入黔境後，先後攻克銅仁、遵義等五郡，而南路進攻受阻。羅萱與鄧子垣一同到席寶田處請戰。同治八年（1869）三月，黃潤昌、羅萱遇伏戰死。黃潤昌年僅29歲，羅萱43歲。
羅萱貌溫雅，文翰流美，而性極恬適，從軍十餘年，不趨便營利，亦不圖仕進，至死時還是個知府。著有《儀鄭堂文箋註》二卷、《粵遊日記》一卷、《蓼花齋詩詞》四卷。
（2）耳大聲洪，玄燁立萬世之業
我國現在的版圖是在清朝康乾盛世奠定的，我國的人口也是在康乾盛世突破一億大關的。那時的中國不但是亞洲最強盛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數得上的泱泱大國。康乾盛世歷時130多年，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三個黃金時代。它自康熙始，經雍正，至乾隆後期，包括三朝，而康熙則是康乾盛世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康熙帝（1654—1722）即清聖祖，名愛新覺羅·玄燁，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代皇帝。這位治績輝煌的大帝，在位61年，是中國封建帝王中親政時間最長的一位。
公元1661年正月，年僅24歲的順治皇帝逝世于清宮養心殿。順治遺詔中指定皇三子玄燁繼承皇位，新皇年號康熙。史稱玄燁“天表奇表，神採煥發，雙瞳日懸，隆準岳立，耳大聲洪，徇齊天縱”。
康熙帝繼位時年僅8歲，按照順治帝遺詔，由四個滿族大臣幫助他處理國事。四輔臣中，鰲拜功高震主，專橫跋扈。他欺皇帝年幼，經常在康熙面前呵責朝臣，甚至大吼大叫地與幼帝爭論不休，直到皇帝對他讓步為止。他主張“率祖製，復舊章”，事事遵照太祖太宗時的辦法處理，把順治帝時的一些改革措施一一廢除，朝廷積習日深。
四輔臣中的新力年邁早死；遏必隆依附追隨鰲拜；唯有蘇克薩哈敢于抵製鰲拜，但他一直處于受壓製的地位。公元1667年，康熙已經14歲了，按照祖製，他可以親政了。蘇克薩哈在康熙親政的第六天，上疏請求隱退。蘇克薩哈上疏的目的，一則表明鰲拜專橫，自己不得不退；二則嘗試以自己的隱退迫使鰲拜、遏必隆也相應辭職，交權歸政。鰲拜自然明白蘇克薩哈的用意，他和同黨一起，編造蘇克薩哈“背負先帝”、“藐視幼主”等大罪24款，將其逮捕入獄，要處以極刑並誅滅全族。康熙得到奏報，堅持不允所請。鰲拜怎肯善罷甘休，他揮動拳頭對皇帝無理，連續上奏好幾天。康熙和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後怕鰲拜因為這件事狗急跳牆，造成國家的動亂，最後隻能妥協，僅將磔刑改為絞刑，其他的一切處置，都照準了。
冤殺蘇克薩哈後，鰲拜的氣焰更加囂張。朝廷大臣雖更加不滿，但懾于他的淫威，人人以求自保，沒有人敢于碰硬。
康熙皇帝年少有志，豈肯看到大權旁落，江山毀在自己的手裏。他在祖母的指導下，開始了計除鰲拜的各種準備。
康熙先是採用“欲擒故縱”的麻痹戰術。故意給鰲拜父子戴高帽，分別加封他們父子“一等公”、“二等公”的爵位，“太師”、“少師”的封號，使他們位極人臣，樹大招風，更加孤立，甚至連鰲拜圖謀不軌，都沒有驚動他。
有一次，鰲拜稱病在家，玄燁便前去探視。御前侍衛和托發現鰲拜神色反常，便迅速走到鰲拜床前，揭開席子發現一把匕首。鰲拜驚慌失錯，玄燁卻“毫不在意地”說：“刀不離身是滿人的故俗，不足為怪！”當場穩住了鰲拜。但康熙心中更加明白，除掉這個惡魔，絕不可掉以輕心。
當時皇宮的戍衛都被鰲拜控製了。于是，玄燁特選一批忠實可靠的少年入宮，以“練布庫戲”（滿語：摔跤）為名，另外組成一支可靠的衛隊——善撲營。這些少年都是貴族子弟，每天和少年皇帝在一起練摔跤，武功越來越好，本領越來越大。鰲拜入宮，經常看到他們，以為是些小孩子把戲，久而久之，也就不以為然了。
有一次，康熙皇帝得知鰲拜要進宮奏事，便把善撲營的少年衛士集合起來，對他們說：“鰲拜作為先皇托付給我的輔臣，不以國事為重，處處安插親信，排斥異己，濫殺大臣，甚至膽敢加害于我。你們都是清楚的，為了祖宗社稷，必除此大患。”他見小侍衛們群情激昂，又說：“你們雖然年紀輕輕，可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要靠你們除掉這個老家伙。但他武將出身，你們是怕他呢，還是聽我的？”侍衛們一個個摩拳擦掌，齊聲呼喊：“獨畏皇上！”
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鰲拜像往常一樣大搖大擺跨進內宮的門檻，行至康熙近前，還沒站穩腳，小侍衛看到皇帝發出的暗號，一哄而上，拳打腳踢，連拉帶拽，將他打翻在地。鰲拜什麽陣勢都見過，卻沒見過這種對付他的場面。起初還以為是這群小孩子跟他鬧著玩呢。他見到小皇帝那冷峻的面孔和“給我拿下”的威嚴指命，才明白過來，然而，已經晚了，他終于被擒拿歸案了。
康熙皇帝命康親王主持審訊，議定鰲拜“欺君罔上”等罪行30款。他雖罪不容誅，死有餘辜，但康熙念其效力年久，軍功顯著，遂免其一死，他的死黨則一網打盡。一個少年皇帝，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不動一刀一槍，智除大權奸，朝野稱贊，後人評論康熙的機智果斷時說：“聲色不動而除巨慝，信難能也。”
從此，他逐步地將中央和地方權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得心應手地治理國家。
康熙皇帝除掉鱉拜後，又一個心結便是“三藩”問題。他把這件事寫成字條，掛在宮裏的柱子上，一次又一次地思考著……
所謂“三藩”，就是指平西王吳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和平南王尚可喜這三個藩王。他們原來都是明朝的重要將領，投降清朝後，在統一戰爭中，為消滅明朝和鎮壓反清的農民起義，立功封爵。三藩之中，吳三桂的地位最高。
吳三桂這個鑽營有術的人，28歲就當上了寧遠總兵，是明朝鎮守遼東的重要將領。他在一次回京述職時，以千金之資購得蘇州名妓陳圓圓。李自成攻陷北京後，陳圓圓為義軍所得。這個“沖冠一怒為紅顏”的變色龍，在高官厚祿的引誘下，扯起“為君父復仇”的遮羞布，致書降清。引清兵入山海關，使清軍得以長驅直入北京城，由此建立起在全國的統治。接著，他為清廷從西北打到西南，效盡了犬馬之勞，被封為“和碩”親王、平西大將軍，管轄著雲南、貴州。
當時無論雲貴、兩廣，還是東南沿海，局勢還很不穩定，朝廷極需要他們彈壓地方，因此不惜給予種種特權，希圖以恩寵討其歡心。可是“藩”的勢力越來越大，以致難以控製，成了朝廷的威脅了。
吳三桂是雲貴兩省的土皇帝，地方大小官吏一律由他任免。自行收稅，不但不上交，朝廷每年還要從其他省稅收中撥給他白銀2000萬兩，比國家總收入的一半還多。老奸巨猾的吳三桂，經常在所轄的民族地區挑起矛盾和沖突，然後派出自己的武裝去鎮壓，借以向朝廷表示西南地區多事，安邊守土離他吳三桂不行。他的五華山藩府富麗可比皇宮，到處掠買美女，整日擁姬宴樂，作威作福，慢慢地助長了他們與朝廷的離心力。
康熙皇帝感到“三藩”的氣焰日益囂張，要想實行中央集權，鞏固自己的統治，非撤藩不可。康熙時刻都在尋找解決“三藩”問題的時機。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以年老多病為由，主動申請撤藩，“歸老遼東”。康熙抓住這個機會，立即批準。此舉深深地震動了吳、耿兩人。他們已看出朝廷急欲撤藩的意向，惶惶不安。為消除朝廷的疑慮，先後被迫上章請撤。而吳三桂根本無意撤藩，毫無思想準備，而且心存僥幸，以為朝廷必予“慰留”。不料，弄假成真，康熙朝綱獨斷，力排眾議，同意撤藩。
吳三桂始料不及，又急又恨，決定起兵對抗。他身穿明朝的孝服，把軍隊拉到永歷帝（明桂王）的墓前，磕頭如搗蒜，號啕大哭，以此收拾軍心。他打出“復明討清”的旗號，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率大軍經黃河北上。一路所戰連連告捷，僅3個月，便佔領湖南全境，前鋒直抵長江南岸。擺開了飛渡長江天塹、直搗京師的態勢。這時，他又改稱“周王”，南方6省被他全部佔據。
吳三桂振臂一呼，天下回響，耿精忠叛于閩，孫延齡叛于廣西，四川巡撫羅森等叛于蜀，襄陽總兵楊來嘉叛于湖北，陝西提督王輔臣叛于寧羌，西北為之動搖。河北總兵蔡祿父子策劃于懷慶，以謀泄而未逞；更有甚者，京師有楊起隆等數十人謀劃攻佔大內。京城內，數次起火，謠言四布，人心惶惶，爭欲躲避……是時，“東南西北，在在鼎沸”。朝廷中有人主張以長江為界，分疆而治，向吳三桂求和。
康熙採取了毫不妥協的立場。從一開始，他就迅速地作出反應，斷然決定：尚藩、耿藩停撤，削除吳三桂爵位，將其長子吳應熊逮捕，不久即下令處死，以寒吳三桂之心。同時，緊急調兵遣將，分據要津，積極防御，先守而後攻，以荊州為大本營，沿長江布防，阻擋吳軍的正面進攻；以山東兗州為適中之地，接濟南北；以重兵駐杭州、南昌等地，全力擋住耿軍攻勢，防止他與吳軍合勢。戰爭的進程表明，康熙的這一戰略是正確的，恰好擊中了叛軍的要害。吳三桂的重大失誤，就是屯兵南岸，不渡江，軍隊的銳氣隨著時間的後延而低落下來。他不願遠離雲貴根本，希圖與清廷談和，劃江為守，得半壁江山。在遭到康熙的堅決拒絕後，仍全力固守湖南不進，這就給事先毫無準備的清軍以喘息的時間，並使康熙從容調兵，順利實施其戰略計畫。他利用“君臨天下”的政治地位，不僅動員全國奮起“討逆”，而且千方百計地分化、瓦解吳的部屬，誘之以利，曉之以理，不斷地削弱吳的實力。而當吳軍漸呈劣勢時，這種分化、瓦解起到了軍事上不能取代的作用。
康熙十五年（1676）六月，王輔臣在平涼被圍後，被迫接受了康熙的一再招降。西北戰事遂告結束。康熙調其得勝之師疾速南下，增援荊州。十月，清軍攻入福建，逼近福州，耿精忠被迫出降，從而剪除了吳三桂東南一翼。次年，已暗通清軍的尚之信公開表態反吳，迎接清軍進入廣州。這時，清軍已完成了對吳三桂的戰略大包圍。吳三桂已感到江河日下，匆忙于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在衡州稱帝，國號“大周”，改元“昭武”。局勢繼續惡化，他憂心忡忡，于八月病死。他的孫子吳世瑤即位，改元“洪化”。吳三桂一死，部屬軍心渙散，鬥志銳減，屢戰屢敗，退回雲南。
康熙不失時機地布置戰略大反攻。康熙二十年（1681）九月，三路大軍會師于昆明城下，長數十裏。一個月後，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糧食不繼，人心惶惶，南門守將暗降清軍，裏應外合，昆明陷落。吳世瑤服毒自殺，其部屬骨幹人物或投降、自殺，或被俘處斬。
康熙在平叛過程中，為收攬人心和瓦解叛軍的政治需要，一再頒發詔旨，闡明朝廷寬大為懷的政策。但當獲得完全勝利之時，則改而採取嚴厲的手段，欲斬草除根，永絕後患。同年十二月，以定“逆案”的名義，對那些已赦免的叛亂骨幹分子重新處理。靖南王耿精忠被處以磔刑。平南王尚之信以“逆罪”賜死。王輔臣在康熙召他進京的途中自盡而死。耿的長子，尚的一個弟弟同時被斬首處死，他們的部屬凡屬骨幹分子皆處以死刑。其副將以上將吏都被調進京，逐個審查，分別懲處。至于其下軍官和士卒，皆發遣東北邊疆，充當站丁、驛卒，罰做苦役，其子孫世代不得為官。
歷時8年之久的三藩之亂，連同其他反清抗清的力量也一並被消滅了。這就拔除了隱藏在統治集團中的敵對派別，消除了各種隱患。因此，康熙對吳三桂叛亂的鐵血鎮壓，不僅是軍事的，也是一次政治與思想的大掃蕩。清王朝因禍得福，它通過這場波及全國禍結六省的內戰，變得空前強大，建立了穩固的統治。
2聽其言知其心
言既可聽，那麽怎樣“聽其言”呢？第一，“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即指不能偏聽一人之言，而要多聽眾人之言；不能隻聽其一面，而應多方征求，兼而察之。第二，“聽話聽音，鑼鼓聽聲”。這是一句俗話，但富含哲理，即聽話不可僅聽其表面，也不可“前耳進，後耳出”，一聽而過，而應聽其實質，聽其含意。而要如此，必須加以具體分析。這樣，無論是真話、假話、直話、繞話，旁敲側擊之話，還是含沙射影之話，都是可以聽出一些味道而了解其真意的。第三，聽其言而察其人。語言無論怎樣表達，它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人的性格和品質。經過驗證，經常說真話的人必是為人忠誠、實事求是之人；經常說假話的人，必是巧偽奸詐之人；經常說直話的人，必是性格直爽、心直口快之人；說話詞意不明的人，必是諾諾無為之人；說一些樸實無華但富含哲理之言的人，必是很有思想、很有見地之人。因此，說話，實質上是一個人品性、才智的外露，隻要考察者出以公心，從一個人的說話，定能有所發現。例如，三國時，陳琳曾在一篇檄文中把曹操罵得狗血噴頭，但曹操卻從中發現陳琳是一位很有才華的人，後來予以重用。張遼被曹操捕獲，對曹操破口大罵，曹操卻從中發現張遼是位性格直爽的忠勇之士，而當場釋放，委以重任。而呂布雖武藝超群，但一見曹即跪地求饒，其聲甚切，但曹一聽其言，復憶其行，即知其是反復無常、貪生怕死之人，當即處死。可見，“言為心聲”，隻要慎聽，是會聽出一些名堂來的。
當然“知其心，而聽其言”，與“輕言重行，綜核名實”並不矛盾。這裏強調的是察人，不排斥“察言”，“察言”是察人的一個方面。而“察言”又與“信其言”不同。“信其言”是有條件的，“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證”，“如其心而聽其言”，“有證之言”、“知其心”之言可信，而無證之言、不“知其心”之言，非但不可信，還應從反面去理解它。
在聽言觀行中，還要註意以下幾點：
一是眾人觀察。孟軻有這樣一段名言佳句：“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孟子·梁惠王下》）他告誡人們對賢者下判斷時，一定不能隻憑個人一隅之見，而要聽民眾意見；之後，還要“察之”，要看其是否果真如此，勿為不負責任的“閒言碎語”或“惡意中傷”所離間。李覯也認為，不能僅憑“一人之舉”，而需眾人“共舉”（《李覯集·安民策》）。
金世宗完顏雍曾說過：“朕之取人，眾所與者用之，不以獨見為是也。”（《金史·世宗本紀中》）即我選用人才時，大家都推薦的才使用，我並不認為個人的看法都是對的。
二是長期觀察。李覯認為對德才的確定，不能隻憑一時的表現，而需經較長時期的考察，要“日觀其德，月課其藝。賢邪非一時之賢，久居而不變，乃其賢也。能邪非一時之能，歷試而如一，乃其能也”（《李覯集·安民策》）。
三是全面觀察。西漢鄒陽認為，識別評價人才要“公聽並觀”（《西漢文·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從各方面進行觀察，德才資全面衡量；觀其主旨，不求微功細過。
四是責求實效。蘇軾認為，根據實績判斷能力的強弱才是正確的知人之法。“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蘇東坡全集·議學校貢舉狀》）
（1）齊桓公兼聽用管仲
據《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齊襄公當政時，因醉殺魯桓公，他的弟弟公子糾和小白因怕受到牽連，所以分別同其師傅管仲、鮑叔牙到魯國和莒國避難。
齊國國君無知被雍林人刺殺後，齊國諸位大夫商議立君之事。這時高奚等人暗中派人到莒國召回小白，商議讓其繼位。魯國人聽到無知的死訊後，也發兵送公子糾回齊國繼位，並命管仲率領軍隊阻攔小白回國。在進軍的路上，與小白的人馬相遇，管仲向小白射了一箭，恰中小白的帶鉤，小白裝死而騙過管仲，躺在車中立即奔回齊國，繼承了君位，是為齊桓公。小白即位後，發兵攻打魯國，在乾地將魯兵打敗，並送信給魯國國君道：“子糾是我的哥哥，不忍親手殺他，請魯國把他殺了。召忽、管仲是我的仇人，請你們交給我，讓我把他們剁成肉醬，否則，我將圍攻魯國。”魯國害怕，便在笙瀆殺了公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自請囚禁。
齊桓公發兵攻打魯國，原想殺死管仲，以報一箭之仇。為此，鮑叔牙對齊桓公說：“我跟您已經很多年了，今天您被立為國君，這是非常榮幸的事情。國君的地位雖然很崇高，但是我沒有本領再幫助您提高地位和榮譽了。如果僅僅治理齊國，有高奚和我兩個人的輔佐就足夠了。如果您要稱霸諸侯，那非有管仲不可。論本領，他比我大很多，所以管仲在哪個國家，哪個國家的地位就會提高，你可千萬不能錯過這個機會呀！”齊桓公非常奇怪地反問道：“管仲親自用箭射過我，差點使我喪命，我怎麽還可以用他呢？”鮑叔牙聽後哈哈大笑，並對桓公說：“這就是他忠于自己主人的最好表現。如果您能寬恕他，重用他，他也一定會像侍奉公子糾一樣地侍奉您。”于是齊桓公聽從了鮑叔牙的勸告，便使用“佯召管仲欲報仇”的計謀，將管仲要回齊國。
當裝載管仲的囚車到魯國的北面邊境時，齊桓公早就派鮑叔牙在那裏迎候他了。管仲回到齊國以後，齊桓公不計一箭之仇，拜管仲為相國，而鮑叔牙則為副手。管仲執政後，與鮑叔牙、隰朋、高奚同心協力治理國家，改革內政，整飭軍製，發展經濟，救濟貧窮，選拔賢才，使齊國很快強大起來。到公元前656年，齊國威望大大提高了，齊桓公終于取得了霸主地位。
齊桓公與管仲本有一箭之仇，欲將其剁成肉醬方解心頭之恨。但經鮑叔牙的舉薦，說明齊國要想稱霸于諸侯非管仲輔佐不可的道理後，具有雄才大略的齊桓公不僅不殺管仲，而且委以重任，讓其執掌國政，實在是膽識過人。如此這樣的事沒有寬廣的胸懷和遠見卓識，是斷然辦不到的。
（2）晉文公善聽用勃輥
晉文公，春秋時晉國國君（前636—前628年在位），名重耳，又叫公子重耳。晉獻公次子。獻公妃狐姬所生。獻公嬖驪姬，殺太子申生，他被迫流亡在外19年。後借秦穆公之力回國，被立為晉國國君，為晉文公。他即位後，重用狐偃、趙襄、賈佗、先軫等人，協力修明內政，整飭法紀，加強戰備。同時尊重東周王室，平定周王室王子帶之亂，迎周襄王復位，幾次出師救宋國，並與楚軍在城濮交戰，採取誘敵深入之法，大敗楚軍，爾後在踐土會盟諸侯，繼齊桓公之後為春秋諸侯霸主。
重耳剛當上國君之後不久，有一天，大夫狐偃領來一個叫勃輥的人，向晉文公說是有機密事情向他報告。可是，當晉文公聽說要求見他的是勃輥，表現得十分生氣。原來，晉惠公在位時，非常害怕自己的王位被重耳奪了去。因此，他曾經委派勃輥去刺殺重耳。勃輥當時非常認真地執行晉惠公的命令，比原計畫提前一天找到了公子重耳，並一刀砍斷了他的衣袖，如果不是重耳跑得快，早就被勃輥殺掉了。所以，這次當晉文公聽說勃輥求見他時，他非常生氣。他對侍從說：“你們去對勃輥說，我沒有去抓他跟他算賬已經夠便宜他了，他還有什麽臉面來求見于我？”那幾個侍從向勃輥轉達了晉文公的話，勃輥聽了以後笑著說：“我還以為主公在外邊奔波了十九年，總該熟透了世情，沒想到還是這個樣子。我看如此下去，弄不好還會倒酶呢！現在，他做了國君，我想來效忠于他，他卻不接見我，這對我來說不會損失什麽，隻怕是我走了，他的麻煩也就來了。”侍從聽勃輥這麽說，就趕快回去向晉文公如實報告。狐偃也勸晉文公接見勃輥。晉文公這個人頭腦非常清醒靈活，政治敏感性很強，所以他經過考慮，沒有因往日的仇恨而意氣用事，于是立即決定召見勃輥。
原來，勃輥真的掌握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準備向晉文公報告。晉文公在回國做君主之前，原來晉惠公重用的寵臣呂省和邵芮兩位大夫一直緊隨著晉惠公，想把晉文公除掉。後來因為重耳有秦穆公的大軍護送回國，呂省、郤芮二人知道敵不過秦軍，不得已便投降了重耳。但是，他們兩人原是晉惠公的心腹，因此，他們感到晉文公做了國君，是對他們的很大威脅，所以就聯絡勃輥圖謀發動叛亂，殺死文公另立新君。勃輥認為，過去謀殺重耳，是替國君辦事，現在既然重耳已經做了國君，如果再搞叛亂，殺君另立，這樣不利于國家，于是就跑去向晉文公報告了這件事。
由于晉文公事先撐握了呂省和郤芮的叛亂陰謀，他便在叛亂發生之前，以生病為由不去視朝，暗暗逃到秦國躲避，在晉國便由心腹大臣布置好了對付呂省、郤芮的計策，結果呂省、郤芮的叛亂很快得到平息，他們也被抓獲。
晉文公雖然成功地粉碎了呂省、郤芮二人為首的叛亂，但是他們手下還有很多黨羽尚未清除。後來，晉文公準備把呂省、邵芮的黨羽全部捕殺，他的大臣趙衰勸他說：“亂黨的頭子已經除掉，您應該寬宏大量，如果一大批人再被殺掉，恐怕會失掉人心，甚至可能會激發出別的變故。”晉文公聽了趙衰的話，感到很有道理，所以便予以採納，下令大赦，不再追究呂省、郤芮餘黨的罪行。但是，呂省、郤芮的黨羽對于晉文公的大赦不敢相信。這時，很多謠言流行于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情勢很不穩定。晉文公看到這種情況感到十分擔心。有一天，晉文公正在宮內洗頭，守門衛兵進來向他報告說有一名叫頭須的人求見。晉文公聽後十分生氣地對衛兵說：“這個頭須十分可惡，當年他把我們可害苦了，今天竟然還有臉來求見我。告訴他，我不把他殺掉已經夠寬容他了，讓他趕快滾蛋吧！”原來，晉文公當年流亡在外時，頭須是晉文公手下的一個小吏。在晉文公最困難的時候，他竟然把晉文公當時所有的金帛全部偷走逃跑了，結果害得文公和他的隨從們一度隻能靠討飯活命。今天他來求見文公，所以晉文公十分生氣。
衛兵把文公的話轉達給頭須，可頭須聽後仍然不肯離去。他說：“主公因為寬恕了勃輥，才能沒有遭到呂省、邵芮的毒手。為什麽不能寬恕我呢？我既然來求見他，就必然有我見他的道理！”衛兵又把頭須的話報告了晉文公，文公聽後，自言自語地說：“看來，我的器量是太小啊！”于是立刻召見頭須。
頭須進宮以後，先向晉文公認錯賠罪，爾後向晉文公說：“呂省、邵芮的餘黨實在太多，殺不勝殺，他們又感到自己罪惡太大。所以不敢相信您的赦免，如果不想辦法，恐怕是會出問題的！”聽他這樣說後，晉文公馬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便認真地請教頭須有什麽好的辦法可以解決。頭須告訴晉文公說：“當初，我偷過你的錢財，害得你受苦挨餓，這件事晉國上下都清楚。現在你為了讓呂省、邵芮的餘黨們能夠相信大赦令，可以從我身上做起，讓他們都知道你確實是一個不計前嫌的人。”
晉文公聽了頭須的談話，認為至情至理，于是就赦免了頭須，並讓頭須做了自己的車夫，還特地讓頭須駕車，自己坐著車子連續幾次到處遊玩。這樣一來，呂省、郤芮的餘黨們都暗地議論，他們說，像頭須這樣的人，晉文公不僅赦免他，而且能夠重用他，看來大赦是真的了。于是，他們紛紛效忠于晉文公，從而很快穩定了晉國的政局，使經濟、文化等事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
（3）必欲致士先從隗始
戰國後期，燕國被齊國打敗，燕王噲被殺，太子平繼位，是為燕昭王（前311—前279年在位），他想招納賢才輔佐自己治理國家，使燕國強盛起來以報國家之仇。但是，由于國小力弱，難以雪先王之恥，于是他便向郭隗先生求教求賢的方法和措施。
在《戰國策·燕策》中，記載了燕昭王求教郭隗的史實。郭隗對燕昭王說：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屈己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己者至；馮幾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跳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于燕矣。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凡是成就帝業的人，以賢者為師；要想成就王業的人，與賢者為友，若要想成就霸業的人，便以賢者為臣；如果是亡國之君，則以賢者為奴僕。真心實意地向賢者學習的人，就能得到勝過自己一百倍的人；如果自高自大，背靠著桌子，斜著眼睛指手畫腳，或是瞪著大眼，隨意打人罵人，呼來喝去，得到的便是隻有僕役和奴隸。這就是行大道得人才的方法。郭隗又對燕昭王說，大王如果能夠廣選國中的賢才，並且親自去拜見他們，天下的賢才聽說大王如此重視人才，就會都紛紛來到燕國為大王效力。
郭隗講完求賢之道以後，又向燕昭王講了這樣一段故事，他說：“古時有位國君，想用一千兩黃金去買一匹千裏馬，三年過去了，還是沒有得到。國王身邊的僕從請求出去買馬，在第三個月時，得到一匹千裏馬，但它死了，僕從便花去五百兩黃金，把這匹死馬買了回來回報國君。國君聞聽大怒道：我所要的是活馬，死馬有何用處，還損失了五百兩黃金。國君惱羞成怒，揚言要殺僕從。僕從說：死馬尚且要五百金，何況活馬呢？天下的人必認為大王是誠心肯出大價錢買馬；千裏馬就要到了，大王等著瞧吧！果然，不到一年，一共來了三匹千裏馬。”接著郭隗對燕昭王說：“大王若要求賢，就先從我開始吧。像我這樣的人都能被任用，何況比我還要賢能的人呢？這些賢人，就會迢迢千裏來到燕國啊！”
另據《史記·燕召公世家》中記載：
燕昭王于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裏哉！”于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
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于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滑王出亡于外。
這段話記述了燕昭王求賢的故事。就是說，燕昭王即位的時候，正是燕國被齊國打敗的危難之際。為了報仇雪恨，洗刷國恥，昭王以謙恭的態度，豐厚的財禮廣招天下人才。他對郭隗說道：“齊國乘我國內部混亂的機會，出兵打敗了我們。我深知現在的燕國，國小力弱，沒有足夠的力量報這深仇大恨。但是，我確實想得到一批有才幹的人才來幫助我振興國家，以洗雪先王蒙受的恥辱，這就是我的心願。你看是否有值得推薦的人選，如有這樣的賢人，我要親自侍奉他。”郭隗說道：“大王如果一定要想招賢納士，就先從我開始吧。對我這樣的人你如果能夠做到以禮相待，比我有才能的人，哪能嫌道路遙遠而不來呢？”昭王聽後認為確有道理，于是便給郭隗改建一座漂亮的房子，並把他當做老師一樣以禮相待。這件事一傳播出去，樂毅從魏國來了，鄒衍自齊國來了，劇辛從趙國來了，還有許多賢土紛紛奔赴燕國。另外，燕昭王又親自吊唁死者，慰問孤寡，與老百姓同甘共苦，不辭辛勞地治理國家。
在眾多賢能人才的輔佐下，經過28年的努力，燕國富強了起來。士卒輕逸樂戰，于是昭王任命樂毅為上將軍，聯合秦、楚、韓、趙等國一起打敗了齊國，攻入齊國都城臨淄，佔領了莒和即墨兩座城池以外所有齊國的土地。並把齊湣王逼得逃到國外去了。
“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封建帝王尚能做到，在今天，各級領導更應能夠做到，以博大的胸懷，廣招天下賢能之士，為國為民出力。
（4）泰山之大不舍泥土
李斯（前277—前208年），生于戰國末年，是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縣西南）人。曾經做過文書小吏，後到齊國求學，拜荀卿為師，學成之後便投奔秦國。
李期到秦國後，很快得到秦王嬴政的賞識，被封為客卿。在秦王統一六國的過程中，韓國害怕被秦消滅，便派水工鄭國到秦鼓動修建水渠，目的是想以此削弱秦的人力和物力，牽製秦的東進；後來，秦國發現了鄭國的目的，這時，東方各國也紛紛派遣間諜到秦做賓客，刺探秦國的情報。秦國群臣對外來的客卿議論紛紛，並建議秦王下令將其一律驅逐出去。于是，秦王嬴政便下令驅逐各國來秦的客卿。
針對這一情況，李斯便上書秦王，反復闡明廣泛使用人才和“地無四方，民無異國”的道理，這就是著名的《諫逐客書》。
李斯在《諫逐客書》中指出：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餘于戎，東得百裏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裏，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製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縱，使之西而筍秦，功施到今。昭王得範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現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製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光關，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上述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從前，秦穆公尋求有才能的人才，在西邊戎族那裏得到由餘，在東面宛地得到百裏奚，從宋國迎來了蹇叔，從晉國找到了丕豹和公孫支，這五個人都不是秦國出生的，而秦穆公卻重用他們，使他們幫助秦國吞並了20個小國，稱霸西戎。孝公採用商鞅的變法主張，改變了舊的風俗習慣，因而使人民得到溫飽，國家得到富強，老百姓願為國家出力，諸侯親近服從，還打敗了楚、魏兩國的軍隊，佔領了廣闊的土地，開創了國富民強的局面。惠王採用了張儀的計策，攻下了三川，西並巴蜀，北得上郡，南奪漢中。還吞並了許多少數民族的地方，攻克楚國的鄢、郢，東佔成皋這個險要的地區，獲得大片肥美的土地，解散了六國的合縱聯盟，使他們聽從秦國的擺布，功績一直延續到現在。秦昭王得到範雎，廢掉穰侯，驅逐了華陽君，加強了朝廷的權威，堵塞了私人專權的門徑，逐漸吞並諸侯，使秦國成就了帝王的功業。這四位國君，都是因為重用客卿取得了成功。從這些事例來看，客卿有什麽地方對不起秦國呢？假如過去四位國君都拒絕客卿的幫助，疏遠這些人才，不重用這些人才，那麽，就會使秦國得不到好處，更不會有今天的強盛和顯赫的名聲了。
現在招納人才就不是這樣，不管有才無才，也不論可用不可用，更不管其品德如何，隻要不是秦國人都要他們離開秦國，凡來秦國的各國的客卿都要被驅逐。這樣看來，你們所重視的是美色、音樂、珍珠、寶玉，而輕視的是人才。這樣做，不是平定天下和製伏諸侯的良策。
鑒于上述原因，李斯強調說：“我聽說土地寬廣的國家糧食就多，國家大人口也就多，軍隊強的戰士就能勇敢作戰。泰山之所以那樣高大，是它從不舍棄任何泥土的緣故，河海之所以很深，是它不擇細流的原因；當國君的要顯示自己的美德，就不應該拋棄廣大人民。因此不要分地區，不要分內外，隻要團結和諧，就會糧食豐足，鬼神也會降福于你們，這就是五帝三王在天下無敵的原因。”
秦王嬴政看到李斯的《諫逐客書》後，認為李斯所講的道理是正確的，于是採納了他的意見，將逐客令立即取消，並封李斯為廷尉。同時，認為鄭國修渠對秦國也有益處，並讓鄭國領導將渠修完，這就是有名的“鄭國渠”。
世界上最可寶貴的是人，是人才。隻要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什麽人間奇跡都是可以創造出來的。特別在今天，充分發掘人才資源，發揮人才的巨大作用，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尤為緊迫和重要，這也是擺在各級領導者面前的一項具有偉大戰略意義的任務。李斯在對選拔人才、使用人才問題上，提出的“地無四方，民無異國”的理論是十分正確的，至今仍有借鏡作用，值得各級領導者學習。毛澤東同志曾經告誡我們，歷史的經驗值得註意。在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以史為鏡，借鏡歷史經驗，廣泛地引進人才，並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更具有實際意義。
（5）唐宣宗用人問政績
唐宣宗李忱，原名李怡。憲宗李純的第十三子，與穆宗李恆為兄弟關系，是敬宗李湛、文宗李昂、武宗李炎的叔父，出生于810年，卒于859年。會昌六年（846）三月即皇帝位，是為唐宣宗，在位14年。
宣宗李忱是一位寬厚待人的皇帝。他喜歡走訪民間，由此得知他的下屬在政治方面的優劣，並從中提拔政績優秀的官吏。
有一次，唐宣宗到北苑去打獵，路過一片樹林時，看見8個樵夫剛打完柴，正在休息閒嘮。唐宣宗便停住馬走過去和樵夫們說起話來。經過閒談，宣宗知道他們是涇陽縣的人，他便乘機問樵夫們：“涇陽縣令是誰？”樵夫們回答：“是李行言。”又問：“為政如何？”樵夫們又回答：“李縣令為人正直，敢作敢為，有一次，有五六個強盜搶劫百姓財物後，怕官府查罪，便躲進北司軍營中。李行言派衙役去抓強盜，軍營中的將領說什麽也不肯放人。李行言毫不懼怕，沖進軍營抓住了強盜，並將藏匿強盜的將領打了幾十大板，還判處了強盜的死刑，百姓們無不為之稱快！”唐宣宗聽了以後，將李行言的名字記在心中，打獵回到宮中，便將李行言的名字寫在帖子上並將它掛在殿柱上。
兩年以後，唐宣宗任命李行言為海州郡守，李行言進宮拜謝皇恩。唐宣宗問他說：“卿是否在涇陽縣當過官？”李行言說：“是，當過二年涇陽縣令。”唐宣宗聽後非常高興，吩咐左右說：“取紫金賜予李行言。”李行言非常納悶，不知為何要賜金于他，但是又不敢隨便問皇帝。這時，唐宣宗笑著對李行言說道：“卿可知道朕為何賜金于你？”李行言一聽正是自己想知道又不敢問的事，連忙奏請說：“臣不知。”唐宣宗命人從殿柱上揭下寫有李行言名字的帖子，拿給李行言觀看，並對他說起了事情的原委。最後說，這些紫金就是獎賞他的政績的。李行言聽後非常激動，決心盡力盡責以報效朝廷知遇之恩。
又有一次，唐宣宗到城西去打獵，走到渭水邊時，看到在祠廟外圍著一群百姓。走近一看，是一些上了歲數的老者在設齋拜佛。他覺得非常奇怪，既不是齋日，也不是祈風求雨的時節，為什麽要拜佛呢？于是，唐宣宗下馬，走進佛堂去向那些老者詢問緣由。一個老者告訴他說：“我們是醴泉縣的百姓，縣令是李君爽，他治政有方，體恤民情，是個非常清廉的父母官。但是他的任期已滿，我們想要留住他，準備到郡府去請求再將他留任。我們來此拜佛，祈求佛爺保佑我們能留住李君爽。”唐宣宗聽後，為有李君爽這樣的下屬所感嘆。回到宮中，又將李君爽的名字寫到了屏風上。
唐宣宗始終沒有忘記醴泉百姓拜佛求留李君爽的情景。因此，後來中書省兩次呈報任免醴泉縣令，唐宣宗都未批準。過了一年之後，懷州刺史的職位空缺，中書省請求派任。唐宣宗親筆寫下御書：“醴泉縣令李君爽可任懷州刺史。”對于一個小小醴泉縣令，宣宗能夠如此了解，使他的文武大臣大惑不解。直到李君爽上任前來拜謝皇恩，唐宣宗重賞了他，並說起打獵遇到百姓求佛一事，李君爽和文武眾臣才明了其中的緣故。
能否選準人才，合理使用人才，關鍵在于了解人才，知人才能善任，對于人才不了解，不清楚，有無才能和政績也不知道，那麽用準用好人才也就無從談起。在這方面，唐宣宗的做法值得借鏡。
（6）唐宣宗與令狐絢論面察刺史
《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九中記載：
令狐絢（字子直，京兆華原人。唐宣宗大中四年起為宰相，在位10年）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雲：‘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絢曰：“詩人托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
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絢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絢，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令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權！”時方寒，絢汗透重裘。
上述這段對話的意思就是說，唐宣宗時，宰相令狐絢擬定李遠為杭州刺史，唐宣宗對令狐絢說：“我聽說李遠有這樣的詩句：‘長日惟消一局棋。’他怎麽能夠去治理人民呢！”令狐絢說：“詩人用這樣的詩句來表達自己的高興心情，其實不一定是這樣。”宣宗說：“暫且讓他到杭州上任，試試看。”
接著唐宣宗下命令說，刺史不得在地方上直接轉任。必須讓他們回到京師，由他當面考察其是否能夠勝任，然後才能得以任命。令狐絢曾經把他的一位老朋友調到附近的州任刺史，他這位老朋友沒有回京師就順路到任所上任去了。宣宗看到他的表示感謝的奏章後，就此詢問令狐絢。令狐絢回答說：“因為他到任所的道路比較近，所以直接去上任了。免得回到京師還要迎送。”宣宗說：“朕鑒于各地刺史中很多人不適合擔任這種職務，是百姓的禍害，所以想要一一召見他們，當面詢問他們的施政方針，了解他們的德才情況是否稱職，以便進行提升或者降免。可是我的命令已經頒布實行，你竟敢置之不理，你是宰相，有權，可怕呀！”當時正值天寒氣冷，令狐絢嚇得冷汗直流，濕透了厚厚的皮襖。
上面唐宣宗和令狐絢的這段對話，是大中十二年（858）十月發生的事。州刺史是地方的高級官吏，不同于朝廷大臣，皇帝可以通過日常臨朝奏報及辦理政務去接觸了解他們。唐宣宗為了更好地了解各個刺史的品德和辦事能力，採取了當面考察的辦法，這的確是一種有效的工作方法，也是了解人才的一種好方法，確實值得當政者借鏡。
（7）明宣宗朱瞻基慎用人才
我國古代歷史上，有過不少歷史盛期，正如史書上所說，“明有仁宣，周有成康，漢有文景，清有康乾”。“明有仁宣”，便指的是明朝仁宗和宣宗時期，把社會推上了太平盛世。
明宣宗，即朱瞻基，明仁宗長子。永樂九年（1411）立為皇太孫，永樂二十二年（1424），仁宗即位後，立為皇太子。1425年5月，仁宗病死，朱瞻基即皇帝位。
朱瞻基即皇帝位之後，逐步感到明朝舊製有許多弊端，應該進行改革。改革從何著手呢？朱瞻基經過派出人員進行視察得知，各州縣的官員多是庸才，更有一些人貪贓枉法，無惡不作，民憤極大。並且進一步認識到，產生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在于選拔官吏製度上的弊端，必須加以改革。
過了一段時間，吏部給明宣宗朱瞻基呈上一個關于任命蘇州等九郡新知府的名單讓其審批。上早朝的時候，明宣宗朱瞻基問吏部尚書說：“你們對這九個人是否做了詳細考核？”尚書郭進出班回答說：“蘇州等九府，歷稱最為難治的地方。此番確定人選，頗費斟酌。”明宣宗問：“那麽，這九個人選可以勝任嗎？”郭進不得不實說：“並非最優秀的人選。”明宣宗朱瞻基一聽非常生氣地訓斥道：“這麽重要的事情，是可以馬虎的嗎？”郭進辯解說：“官吏升遷，限于資格，因此受到限製，如無聖上明示，不敢越級選拔。”朱瞻基聽後一想，祖製如此，也不能隻怪吏部。于是說：“那就將此事緩一緩吧。”然後對其他大臣說：“各部、院負責官員都可以舉薦人才，隻要你經過考察認為這個人德才兼備，不論級別高低，均可破格提拔。隻是，朕所要的可是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
對于明宣宗朱瞻基的上述改革，朝野上下互相傳頌、議論著，但是文武大臣卻感到了沉重的壓力，他們不薦不行，薦出的不是人才也不行，將來不勝任犯了律條要受到牽連，隻好認真仔細地去考察選拔人才。
經過一段時間，被推薦的人選名單和履歷材料呈到了皇帝那裏，明宣宗又找內閣大學士和吏部尚書、侍郎等人集體研究，確定下來後再由吏部正式任命。到任之前，明宣宗又親自一一召見他們，鼓勵他們秉公辦事，克勤克儉，清正廉潔，愛民如子。並向他們明確指出，如要發現某人貪贓枉法，一律斬首。
新官赴任後，明宣宗朱瞻基又分別派出巡撫和都察到各地去考察他們的政績。半年後的考察結果表明，這批官員都做出了比較突出的政績，百姓也比較擁護。例如蘇州知府況鍾，到任之後不久就查處了多起州官的貪贓枉法事件；對考察了解到的許多弊政，都一一加以改革；特別是通過訪查，了解到百姓感覺租賦過重，于是，對于蘇州各縣農民不合理的負擔40萬擔租賦上報奏免，減輕了農民的壓力。另外，他不侵上峰，親自綁縛不法皇宮太監送往北京皇宮交皇帝處理。對于他的事跡，朝廷上下廣為傳頌。宣宗十分註意廣招人才，為了表達他思賢求才的願望。他曾親作《猗蘭操》一首賜給大臣。他在序中說：“孔子自衛返魯，見蘭之茂與眾草為伍，自嘆生不逢時而作《猗蘭操》。朕今慮山林岩谷之賢亦有懷才不遇者，故擬作此詩。”詩中寫道：“蘭生中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與眾草為伍。嗚呼，賢人兮，汝其予輔。”在宣宗的大力倡導下，文武大臣向宣宗舉薦了大批清廉正直的官員出任府、州長官，他們多數為明王朝的興盛做出了貢獻。
經過上述選拔官吏的改革和實踐，明宣宗朱瞻基便下令以後選人用人均仿效此法。
（8）康熙堅持考察起用人才
康熙（1654—1722），是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的年號。他是清朝很有作為的皇帝，非常懂得治國安邦必須善于舉賢用人的重要意義。因此，他始終堅持在考察之中擢用人才。
康熙在位期間，噶爾丹叛亂，他三次率軍親征。在三次親征噶爾丹的戰爭中，他對隨軍將領和官吏的實際能力親自進行了比較詳盡的考察。他從西路軍主將費揚古巧設伏軍大敗噶爾丹，取得重大勝利的過程中，發現費揚古有勇有謀，具有統帥三軍，領兵作戰的指揮才能。回來後，便給費揚古晉升一等公（即封爵名稱）。在康熙第二次親征噶爾丹時，發現綠旗總兵官王化行，隊伍整齊，戰功卓著。因此，在第三次親征噶爾丹時，便破格提拔王化行為軍中總參，同時，對于那些無能的官吏如戶部侍郎思格色等實施罷免，有一次，康熙命思格色去塞外負責挖井供水。康熙問思格色一口水井大約能夠供多少人馬飲用；思格色遲遲回答不出來，于是康熙立即革去他的官職，並當眾指出：“思格色為官昏聵無能，心中無數，令其居官何用？”
康熙在位期間，曾多次巡行外地，查訪吏治，體察民情。他在巡行江南時，路經河南某城，當地官吏為了迎接聖駕，整飭交通，作出臨時規定，凡是皇帝要走的道路，以劃線為界，分左中右三路通行。左右兩路，官商百姓可以自由往來行走，中路作為御道，隻供皇帝專行，任何人不準走動，並貼出布告，命令官民皆知，家喻戶曉，不得違犯，否則依法嚴懲，同時還派出典吏沿路巡視警戒。布告貼出的當天中午，一個官員冒犯規定，騎馬沿中路行走。典吏對其進行勸阻，他非但不聽，反而鞭打典吏，並聲稱他是當今皇帝的太監。這位典吏不畏權貴，執法如山，立即喝令左右將這位太監拉下馬來，狠打50大板。府台大人聽說此事後，認為一定大禍臨頭，忙令左右給典吏戴上刑具，等候皇帝處置。康熙進城得知此事後。馬上召來典吏，親自為其取下刑枷，並倍加贊揚。當即宣布，破格提拔典吏為四品巡撫。
康熙二十四年（1686），張伯行考中進士，經康熙面試後，授予內閣中書職務，不久又調中書科任中書；康熙四十二年（1704），被任命為山東濟寧道行政長官。張伯行上任時，正值當年鬧飢荒，百姓窮困潦倒，無法生計，張伯行立即把自己家裏的錢糧運到災區，並趕製許多棉衣，救濟災民。康熙皇帝下了分道救災的命令，張伯行分管汶上、陽谷兩縣。他給災民發放了22600多石救濟糧。為此，布政使責備張伯行擅自做主，並提出罷免張伯行職務的彈劾奏章。張伯行對布政使的錯誤行徑進行了嚴厲駁斥，使彈劾風波得以平息。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南下巡視，賜給張伯行“布澤安流”的金榜，不久，提升張伯行為按察使。1708年，康熙皇帝再次南下到蘇州巡視，他對隨從大臣們說：“我聽說張伯行為官十厘清正廉潔，這樣的人才十分難得啊！”當時就命令蘇州所在地的督撫舉薦賢能的官員，但是這位督撫卻沒有舉薦張伯行。康熙皇帝于是召見張伯行說：“我早就了解你，他們不舉薦，我自己來舉薦。以後，你居官而善，天下的人就會明白我是知人善任的。”于是提拔張伯行為福建巡撫，賜給他“廉惠宣猷”的金榜。
張伯行德才兼備，為官清正廉明。他在救災中，能夠為災民著想，獨自做主發放了大量救濟糧。這本是件大好事，卻遭到布政使的彈劾。他剛正不阿，毫不畏懼，可謂有膽有識。但是，就是這樣一位賢能之才，卻得不到他的上司蘇州督撫的舉薦。如果不是康熙具有愛才之心、識才之慧眼，那麽，張伯行這個人才也就隻好被埋沒。
康熙皇帝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明君。他深知人才對于治國安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非常善于從考察中發現人才，並能大膽起用他們，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為加強、鞏固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9）乾隆私訪任用賢才
清代乾隆即雍正帝第四子愛新覺羅·弘歷。出生于1711年，卒于1799年。他25歲即位，85歲禪位，89歲去世，是歷史上年齡最大，也是有所作為的一位皇帝。
乾隆皇帝在位60年，無論在武功還是在文治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建樹。據統計，在經濟方面，到乾隆中期，已經達到鼎盛階段，全國耕地達到6000餘萬頃，人口達到近3億，庫存銀兩到乾隆五十五年已由康熙時的5000餘萬兩達到了8000萬兩。在疆土上，西跨蔥嶺，西北達巴爾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亞，東北至黑龍江以北的外興安嶺和庫頁島，東臨太平洋，東南到台灣及其附屬島嶼釣魚島、赤尾嶼等，南到南海諸島。在這個境域之內，除順天府和盛京外，還劃有直隸（河北）等18個行省的內蒙古等幾個邊疆特區。其國土的遼闊和國勢的強大，國內各民族人民經濟、文化的聯系，都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擬的。
乾隆時期之所以取得上述豐功偉績，關鍵在于乾隆帝能夠善于發現人才，正確使用人才。他在選拔人才時，經常採用微服私訪的方式去掌握他們的德才情況。
當時，常州有位楊瑞蓮，此人是鄉間一儒，善長篆隸之學，蜇居鄉裏，一直懷才不遇。他有一位親戚叫梁詩正，在朝廷做官，他便前往京師去投奔這位親戚找點事做。恰好此時朝廷開設了一個兩清古鑒館，將內府所藏的古鼎尊彝壁等青銅器加以圖繪並摹錄銘文成書。梁詩正便推薦楊瑞蓮入館充當繕寫官。這年8月13日，館中人多去參加鄉試，隻有楊瑞蓮一人留在館中。午後，推門進來一位頭戴青紗小帽的人，徐徐來到楊瑞蓮面前。楊瑞蓮不知此人是誰，寒暄幾句之後便坐下繼續繕寫文章。這時，這個人便和楊瑞蓮隨便閒談起來。這人打聽到館中其他人都去參加鄉試後，便問楊瑞蓮為何單單留下來不去參加。楊瑞蓮回答說：“唯恐內庭有傳寫之事，所以留下來伺候。”這人又問了楊瑞蓮的姓名、籍貫及何人引薦入館等，楊瑞蓮便一一詳告。問了這些事後，這個人就對楊瑞蓮說：“先生，能將你寫的東西拿給我看一下嗎？”楊瑞蓮便拿出自己所寫的東西送給這個人看，這個人看後頗為贊賞。正當此時，幾位內侍聞聲尋來，楊瑞蓮才知此人原來就是乾隆皇帝。楊瑞蓮急忙連連叩頭謝罪，乾隆笑著頷首離去。第二天，他召見梁詩正說：“你的那位親戚楊瑞蓮非常坦誠，篆、隸也很好，不能參加鄉試，十分可惜，可賞給舉人。”梁詩正頓首拜謝。這樣，乾隆帝一個詔令，楊瑞蓮便也成了舉人。後來，楊瑞蓮為繕修《兩清古鑒》做出了貢獻，書成之後被提拔為湘潭令。以後，楊瑞蓮便以其善書自恃，得罪了一名顯宦，這位顯宦便尋機彈劾他。乾隆聞奏，立即朱批：“楊瑞蓮誠實人，予所深知，所參不準。”便將原奏退了回去。可見，乾隆皇帝是多麽愛惜人才！如果執政者沒有愛才之心，那麽人才怎麽能夠聚集其身邊並盡心為其服務呢？
3.辨聲聽音以知其人
“聲音”，在現代來講，是一個詞，一般不把它分作“聲”和“音”來講。也有“聲”和“音”的區別，“聲”與“音”各有所指，各有側重點，還不能一概而論。《冰鑒》分兩章來分別論述“聲”與“音”的特點。
《冰鑒》認為，“聲”與“音”的區別是：
人開口之時發出來的空氣振動產生“聲”，此時空氣受振動的密度大、質量高，發音器官最緊張；閉口之後，餘下來仍在空氣中振動而產生的是“音”，此時空氣振動密度已經減小，發音器官已松弛下來，是“聲”傳遞的結果，為“聲”之餘韻，正如平常人們所說的“餘音繞梁”。《冰鑒》用“聲主‘張’，尋發處見；音主‘斂’，尋歇處見”這句話來表述這個意思。
《靈山秘葉》中有這麽幾句話：
察其聲氣，而測其度；
視其聲華，而別其質；
聽其聲勢，而觀其力；
考其聲情，而推其征。
其中的“聲氣”，略同于聲學中的音量，通過“聲氣”粗細，察看人的氣度，“聲勢”相當于聲學中的“音長”，“聲勢”壯者，其力必大；“聲華”相當于聲學中的音質音色，“聲華”質美，則其人性善品高。“聲情”相當于帶感情的聲音。人的喜怒哀樂等七情在語音中必然有所表現，即“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因此，由音能辨人之“征”，即心情狀態。
《冰鑒》中說：“辨聲之法，必辨喜怒哀樂。”前面談到，人的喜怒哀樂，必在聲音中表現出來，即使人為地極力掩飾和控製，但都會不由自主地有所流露。因此，通過這種方式來觀察人的內心世界，是比較可行的一種方法。
那麽“喜怒哀樂”又有什麽具體的表現呢？
“喜如折竹”，竹子由于它自身的韌脆質地的特點，“折竹”就有嘩然之勢，清脆悅耳，又自然大方，不俗不媚，有雍容之態。
“怒如陰雷起地”，陰雷起地之勢，豪壯氣邁，強勁有力，不暴不躁，有容涵大度之態。
“哀如擊薄冰”，薄冰易碎，但破碎之音都不散不亂，也不驚擾人耳，有悲凄不堪擊之像，但不峻不急，有“發乎情，止乎禮”之態。
“樂如雪舞風前”，風飄雪舞，如女子之臨舞池而衣帶飄飄，不勝美態，雪花飛舞之時輕而不狂不野，柔美而不淫不蕩，具有輕靈飄逸的瀟灑之態。
鍾響與鑼鳴，屬于雄聲即陽剛之聲，聲音粗壯，氣勢宏大，然而“鍾”聲洪亮沉雄，遠響四方，餘韻不絕，悅耳愉心，所以為“貴”；而“鑼”聲則聲裂音薄，荒漫沙嘶，餘韻了無，刺耳扎心，所以為“賤”。
雉鳴與蛙鳴，都屬于雌聲即陰柔之聲，聲音輕細，如曠野聞笛。然而“雉”聲清越悠長，聲隨氣動，有頓有挫，抑抑揚揚，同樣悅耳動聽，所以為“貴”；而“蛙”聲則聒聒噪噪，喧囂嚎叫，聲氣爭出，外強內竭，同樣刺耳扎心，所以為“賤”。
從以上可知，無論雄聲還是雌聲，都有貴賤之分。有的相書以雄聲為貴，而以雌聲為賤，有籠統不細、不厘清濁精細之嫌，實為大謬。
“遠聽聲雄”，是說其聲有山谷之呼應，表明其必氣魄雄偉，賦情豪放；“近聽悠揚”，是說其聲如笙管之婉轉，表明其人必多才多藝，智慧超群；“起若乘風”，是說其聲有如雄鷹之翱翔，表明其人必神採飛揚，功名大就；“止如拍琴”，是說其聲如孔雀之典雅，表明其人必閒雅沖淡，雍容自如。——以上皆為“聲”之最佳者，所以被作者定為“上上”。
“大言不張唇”（嚴格地說，這是不可能的，應該是“大言卻不大張唇”）是謹慎穩重，學識深厚，養之有素的表現；“細言若無齒”，表明其必溫文爾雅、精爽簡當、成熟幹練。——以上為“聲”之佳者，所以被作者定為“上”。
荒郊曠野，一牛孤鳴，沉悶散漫，有聲無韻，粗魯愚妄之人，其“聲”大抵如此；夜深人靜，群鼠偷食，聲急口利，囉囉吱吱，尖頭小臉之人，其“聲”與此相似。至于“字句相聯。喋喋利口”，足見其語無倫次，聲無抑揚，其人必幼稚淺薄，無所作為；“齒喉隔斷，喈喈混談”，足見其吞吞吐吐，不知所雲，其人必怯懦軟弱，一事無成。——以上“聲”相，當然屬于下等，所以作者才不屑一顧地說：“何足比較”！
這一章文辭優美，見解精闢，很能體現曾國藩的文筆風貌。曾國藩以應舉發跡，文人氣息很濃厚，深愛治學，不但勉勵家人兒子要孜孜不倦地學習，他自己也是清後期湘派文學的代表，著述論學，都有較大成就，所編《十八象詩鈔》與五代的蕭統所編的《文選》一前一後，遙相呼應，都是古代文字整理匯編優秀的先本。從這兒，可窺見其文學才華的一斑。
古有《論聲》篇雲：夫人之有聲，如鍾鼓之響，器大則聲宏，器小則聲短。神清則氣和，氣和則聲潤，深重而倒暢也。神濁則氣促，氣促則聲焦急而輕嘶。故貴人之聲，多出于丹田之中，與心氣相通，渾然而外達。丹田者，聲之根也；舌端者，聲之表也。夫根深則表重，根淺則表輕，是知聲發于根，而見如表也。若夫清而圓，堅而亮，緩而烈，急而和，長而有力，勇而有節。大如洪鍾騰韻龜鼓振音；小如玉水飛鳴，琴弦奏曲。見其色則猝然而後動，與其言久而後應，皆貴人之相也。
小人之言，皆發于舌端之上，促急而不達。何則？急而躁，緩而澀，深而滯，淺而燥。火大則散，散則破，或輕重不均，嘹亮無節，或睚眥而暴，繁亂而浮；或如破鍾之響；敗鼓之鳴；又如寒鴉哺雛，鵝鴨哽咽；或如病猿求侶，孤雁失群；細如蚯蚓發吟，狂如青龜夜噪；如犬之吠，如羊之鳴，皆淺薄之相也。男有女聲亦貧賤，女有男聲亦妨害。然身大而聲小者凶，或幹暴而不齊者謂之羅網。聲大小不均，謂之雌雄。聲或先遲而後急，或先急而後遲，或聲未止而氣先絕，或心未舉而色先變，皆賤之相也。無神定于內，氣和于外，然後可以接物，非難言有先後之敘，而辭色亦不變也。苟神不安而氣不合，則其聲先後之敘，辭色撓矣，此不美之相也。夫人稟五行之殂，則氣色亦其五行象也。故土聲深厚，而木聲高唱，火聲焦烈，水聲緩急，而金聲和潤。又曰聲輕者斷事無能，聲破者作事無成，聲濁者謀運不發，聲低者魯鈍無文。清泠如江中流水者極貴，發音洪亮，自覺如瓮之響聲，主五福備。
詩曰：
木聲高溫火聲焦，
和潤金聲最富饒。
言語卻如深瓮裏，
水聲圓急韻飄飄。
貴人聲音出丹田，
氣質喉寬響亦堅。
貧賤不離唇舌上，
一生奔走不堪言。
聲大無形托氣而發，賤者浮濁，貴者清越。太柔則怯，太剛則折。隔山相聞，圓長不缺，斯乃貴人遠見風節。身小聲雄，位至三公。身大聲小，壽命折天。聲如破鑼，田產消磨，聲如火燥，奔波無靠。男兒聲雌，破卻家資，女人聲雄，夫位不寧。
《太情神鑒》認為：
人有聲猶鍾鼓之響，若大則聲宏，若小則聲短。神清氣和，則聲溫潤而圓暢也。神濁氣促，則聲焦急而輕嘶也。
故貴人之聲，出于丹田之內，與心氣和通，汪洋而外達，何則？丹田者，聲之根也。心氣者，聲之端也。舌端者，聲之表也。夫根深則表重，根淺則表輕。
若夫貴人之聲，則清而圓，堅而亮，緩而烈，急而和，長而有力有威。若音大如洪鍾發響，音小似寒泉飛韻，接其語則粹然而後動，與之言則悠然而後應。是以聲之善者，遠而不斷，淺而能清，深而能藏，大而不濁、小而能新，餘響激烈，笙簧宛轉流行，能圓能方，如斯之相，並主福祿長壽。
若夫小人之聲，發于舌端，喘急促而不遠，不離唇上，紊雜而斷續，急而又嘶，緩而又澀，深而帶滯，淺而帶躁，或大而散，或如破鼓之聲。或如寒雞哺雛，尊似孤雁失群，細如蚯蚓發吟，大似寒蟬晚噪。雄者如犬暴吠，雄者似單雁孤鳴。如斯之聲，皆為淺薄也。或男作女聲細者，一世孤窮；女作男聲暴者，一世妨害。
古人認為，人既然有五行之分，聲音也有五行之別。《照膽經》指出：
金聲：韻長清音響，遠聞完潤則貴，破則賤。
木聲：韻條達，初全終散，沉重則貴，輕則賤。
火聲：韻清烈條暢不濡，圓潤而慢則貴，焦破而急則賤。
水聲：韻清響急長，細則貴，重濁則賤。
土聲：韻厚重，源長響亮，遠聞則貴，近細則賤。
關于聲音和人的性格、命運的關系，總結如下：
雌雄聲：大小不均，主下賤；
羅網聲：幹暴不齊，主貧賤；
聲音太輕：主斷事無能；
聲音如破：主作事無成；
聲音混濁：主謀運不佳；
聲音太低：主魯鈍無如；
聲音太柔：主性格怯懦；
聲音太剛：主早夭少壽；
聲小身大：主凶而早夭；
聲雄身小：主位至三公；
聲如破鑼：主家業難立，田產消盡；
聲如火燥：主一生奔波無靠；
男人女聲：主性格輕浮，家資破盡；女人男聲：主性格缺乏女性的溫柔；克妨丈夫；聲音清泠如澗中流水：主大責；聲音響亮如瓮中之響：五福俱備。
4.言語察人名家集粹
通過語言來觀察別人，也是觀人術的一個重要類型。這裏先追本溯源，敘述一下《易經·系辭》中的“六辭”和《孟子》中“知言”的記載如下：
《易經·系辭下》裏說：一個人將要背叛你的時候，他的語言一定是慚愧歉疚；一個人心中有疑惑的時候，他的語言一定是支支吾吾，躲閃逃避；吉祥有福的人一定是沉默寡言；躁動不安的人一定是唧唧喳喳，說起來沒完沒了；誣陷別人的人，一定是講話遊移不定；沒有立場、沒有原則的人講話一定是理不直、氣不壯，唯唯諾諾。
《孟子·公孫醜篇》裏說：不全面的言辭我知道它的片面性在哪裏；過分的言辭我知道它的失誤處在哪裏；不合正道的言辭我知道它與正道分歧之處在哪裏；躲躲閃閃的言辭我知道它的理屈之處在哪裏。
王伯厚所著《困學紀聞》裏說：“修飾言辭貴在心誠；如果是內在的修飾就是心誠意懇，如果是外在的修飾就是花言巧語了。《易經》很重視言語，《系辭上》以沉默而告終，是培養其誠懇；《系辭下》在“六辭”處結束，用以考驗其是否誠懇；文辭並不僅限于言語，而是包括古往今來語言、文字！”我認為《易經》的六辭之法既然是考驗人誠實與否的辦法，那《孟子》的四辭之說應該也不會是例外，隻不過孔子作《易經·系辭》的時候，諸子百家還沒有興盛起來，應該主要是通過言語觀察人；至于孟子的時代，天下的學子不是信奉揚朱，就是信奉墨子，而且還有告子論述人性的言論，許行重視農業的言論，張儀、公孫衍、淳于髡之輩遊說騁辯；而且上述這些人大都有著作傳世，那麽孟子“辭而闢之”的說法，就僅僅是言語了！但是言語卻不能不包括在文辭之中，下面列表示意：
修其內——誠實——默而成之，不言而行，文辭——成德之人。
修其外——巧詐——慚愧，支吾，多言，遊詞，屈窮。
——將要叛亂的人，心中有疑惑的人，急躁的人，誣陷他人的人，
失其所守的人。
按照上面的列表看來，先民德行全備的人，可以做到不言而信，沉默恭行；所以孔子看見溫伯雪子而不發一言，大概觀察人，開始時並不需要聽他說話才予判斷；再次一等的才需要觀察他的言語，也就是《論語》所說“一開始的時候，我對于人是聽到他講什麽就信他會做什麽”；再次一等就是觀察他的言語而不足以評判他的行為，就是《論語》中所說“現在我對于一個人是聽到他講什麽後再看他幹什麽”；最下一等的就是，看到他的行動，眾人都不相信，但這已超出通過言語觀人察士的範圍了；內在修養和外在修養的區別就是這樣，企圖觀人察士的人可以進一步考察！
至于通過觀察一個人的言語來斷定一個人的賢能與否、聰明愚笨、禍患福氣，這樣的歷史事實很多，例如《春秋左氏傳》魯襄公十四年記載：衛國的國君：“他真是一個奇才。將軍可以與他談一談，如果覺得不滿意，再讓他走也不晚。”李恕讓鄭註去拜訪王守澄，開始王守澄還面帶怒容，等到交談起來，鄭註能言善辯，縱橫捭闔，所說的話都合乎他的心意，于是王守澄頓生相見恨晚的感覺，後來王守澄入朝做樞密使，鄭註于是很受重用。御史李款上折彈劾鄭註對內結交宦官，對外結交大臣，要求將他交付法務部門查辦，十天之內，他接連上呈了幾十個奏章。王守澄知道後，把鄭註藏在于右軍中。中尉官韋元素等都非常憎惡鄭註，左軍將佐李宏楚對韋元素說：“鄭註奸佞狡猾，天下無雙，如果不能趁他在卵殼的時候除掉他，一旦羽翼豐滿，肯定會成為國家的心腹大患。現在因為御史彈劾他，藏在軍中，請讓我以您的名義去找他，就偽稱您有口疾，讓他給治療一下，我們趁機抓住他。”韋元素認為這樣很好，就讓李宏楚去找他。鄭註來了以後，先是點頭哈腰，接著，奸佞的話語便像泉水一樣噴涌而出，韋元素不知不覺地便握住了他的手，顯得很親熱，聽他談話都忘了疲倦，最後贈給他很多金銀布帛並送走了他。
《漢書·儒林傳·申公傳》：皇上讓使者在車上裝上了布帛寶玉，用蒲草包裹住車輪子，趕著四匹馬駕的車去迎接申公，他的兩個弟子趙綰、王臧坐著輕便的驛車跟隨。接回後，申公去參見皇上，皇上向他詢問治理國家的事情。申公這時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他回答說：“把國家治理好不在于說得多，而是在于多做實事。”這時皇上正喜好文章辭賦一類事，聽了申公的回答，沉默了起來。但既然已把申公召來了，便任命他為中大夫，安排在魯邸居住，商議政教之事。太皇竇太後喜歡老子的理論，不喜歡儒術，她尋找到趙綰、王臧的過錯責備皇上說：“這是想重新做新垣平啊！”皇上因此廢掉了政教之事，撤了趙綰、王臧的官職，他們全都自殺了；申公也因病免官回家，幾年後便死了。
5.人性有別論辨有道
古語說“一樣米養百樣人”，世上沒有兩片一樣的樹葉，人物也是如此。從性格上去分類，或是從專長上去分類，彼此的質性都不可能相同，必有差別。因為質性不同，所以在談話與辯論時，必定會發生種種的偏差、疏失與障礙。我們要善于抓住這些偏差，分析其中的道理，即可以用來認識人。
劉邵認為天下有四理。明識四理的人分為四家：道理家、事理家、義理家、情理家。由于不明于理而會產生“情有九失”、“流有七似”，“說有三失”、“難有六構”等在人物交往過程中所產生的諸多困難，由此而總結出通天下之理的八種能力，即“八能之通”。
話要說得妥當，事情要處理得宜，就必須講求一個“理”字。可是我們把一件事放在眾人面前討論，很難獲得一致的看法。甚至有許多觀點完全對立，針鋒相對，互不退讓，導致不歡而散。原來的討論會到最後變成辯論會，甚至發生觀點戰，這種事現在從地方到中央都存在。
為什麽會演變成這種情況呢？主要因為人多、道理多之故。人一多，彼此材質不同，所持的觀點就會不一樣，甚至對立，所以說“人才異則情詭”；至于道理多，你認為你有理，他認為他有理，如此就很難溝通了，所以說“理多品則難通”。
彼此無法溝通，互不接受對立的觀點，那麽要講求意見上的統一就相當困難了。在本節中討論了以下幾個主題。
四部之理和四家之明
從自然人事的通常道理出發，認為明智之人須個人心性與常理相合。所謂“四理”，即“道之理”、“事之理”、“義之理”、“情之理”。四者乃天地自然、社會人事的基本原理，人的貭素合于這些道理，才能有成，所謂“質于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質理相應，便有“道理之家”，“事理之家”，“義禮之家”，“情理之家”，亦即四家之明。
道理指的是天地間自然之理。《周易·下經》雲：“蓋日以中為盛，日中則必昃。月以盈為盛，月盈則必食，何也？天地造化之理，其盈虛每因時以訊息。”此句主要意思是太陽過中午就偏西（昃），月亮滿之後就會缺（食），這均屬道理。
事理指的是政治社會之理。劉曬註：“以法理人，務在憲製。”法製是一種上層建築，這就有別于自然之理。
義理指的是禮樂教化之理。劉曬註：“以理教人，進止得宜。”禮數之理與法製之理、自然之理也不同。
情理指的是世事人情關系。一個人受外界影響，心有所欲，耳目為之而發動，形諸言語，那就是情理。
一般說來，哲學家講“道理”，政治家講“事理”，教育家講“義理”，企業家講“情理”。這四個理彼此意義不同，也沒有相同之處。因此，當我們與別人討論或溝通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對方是屬于哪一種“理”，如此才能順利地進行溝涌，避免不必要的沖突。
四家之明和四部之理相對應，分別是道理之家、事理之家、義理之家、情理之家。
由于人質性的差別，才會產生四理的不同，而人要體悟四理，必須由心智之明在外部加以顯現。心智之明的顯現就是質性的表現，所以四理與質性相互配有心智就產生相應的道理，隨即就有相應的家。道理之家，質性平淡，心靈性巧，思維細膩，因而最與自然溝通，天地合一。
事理之家，質性機敏，足智多謀，行動敏捷，能夠迅速處理煩難之事。
義理之家，質性和平，溫順，儒雅，在倫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詣，善于分析禮教之得失。
情理之家，質性機敏，對世間人情事故了解透徹，能夠適應各種情況之變化。
上述四家乃人物上之四大類型，也是與生活有密切關系的具體之理。他們所信的理不同，如果一味以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別人，就會在標準上有較大差異，同時討論一件事，就會產生辯論。
但如果註意各家之間相互溝通，互相切磋，互補不足之處，再經公開討論，各個都做出一點讓步，還是能取得共識的。
九偏之情和七似之流
前面所說的四家由于各據其理，產生辯論，同時也各持己見，產生了九種褊狹性情，即因“以性犯明”。
由于人的性情各有所偏，幹擾道理之明，于是便出現九種偏失。
《體別》是以中庸為標準將人才分為十二種，並指出其得失，及其原因在于拘抗失度。
這一章節則從人的才性與常理的關系說明才性的九種所偏。九偏存在的原因在于“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為理”。
老子說：“內視為明”。明，就是心智之明，為一個人內心之寫照，內心質純才會心智明。
心智明，相應的理才會明。由于四家都套用自己的觀點去論述人或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對人才的標準各說各的話，無法統一。九偏之情就是介紹九種性格，論人的特點與過失，現分述如下：
（1）剛略之人，比較粗枝大葉，不能疏理細微，其優點是處理大事弘大、廣博，志向遠大；缺點是處理小事則放縱而疏狂。
（2）抗厲之人，用意猛奮，不能回旋商量，其優點是原則性強，遵守法令而公正無私；缺點是變通少，使事情難以進展。
（3）堅勁之人，用意端確，以訐為直，喜好攻擊別人的短處；其優點是論理，言語鋒利，往往能壓倒對方；其缺點是專挑別人的毛病，喪失眾人的基礎。
（4）辯急之人，一般性情較急躁，廢話多，語言尖銳。其優點是處理人事能追根究底而有精闢的見解；其缺點是往往隻在大事處著想而忽略了細小的事的重大原則。
（5）浮沉之人，過于表面化，喜歡東拉西扯缺乏深思，其優點是閒聊時顯得博學多才；其缺點是談論正事時，雖能講得頭頭是道，但沒有可取之處。
（6）淺解之人，用意浮淺，凡事不能深思熟慮，其優點是聽到一些精彩的言論，就很快地加以模擬套用，明而愉悅；其缺點是對該言論須進一步深入研究時，卻又嫌麻煩而不去做。
（7）寬恕之人，反應緩慢，思考的速度也非常緩慢，其優點是論仁義之時，顯得細心弘大又有規範；其缺點是論及實務操作時，由于遲緩而跟不上步伐。
（8）溫柔之人，用意溫潤，不在美好與強毅上盡心盡力，其優點是為人處世上講求和平順暢；其缺點是遭遇難題之時，就會顯出他的軟弱的一面，而是往往用逃避的方法加以解決。
（9）好奇之人，用意奇特，其性格易接受新事物，其優點是精于謀略，不受禮法約束；其缺點是依清道而論，因不了解新事物形成浮誇習氣。
以上九種人，都由于心智不同造成偏才，他們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真可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與九偏之情相關，由于性情不純一，不通暢，其流別便有七種似是而非的表現，比如曲意迎合，不知為知，看似解悟，其實不然，等等。這也是大眾經常被他們所迷惑的七種似是而非之人。倘若質性不精純，如前面所講的會產生九偏三情，但在另一方面顯現于談話之際，則似是而非，會產生七似之流。下面分別加以闡述：
（1）有人口齒伶俐，滔滔不絕，很能製造氣氛嘩眾取寵，表面看來似乎能言善辯，但實際是一肚子草包，根本就沒有什麽東西。目前社會上有很多這類的演說家，我們要小心上他們的當。
（2）肚裏有些才華，但明明是學教育的，卻在政治、外交、法律、軍事各種問題上都講得頭頭是道，表面上看來似乎博學多能，其實樣樣通就意味著樣樣都不精。這類人以御用學者居多，這是似若博意者。
（3）有人水準較低，根本聽不懂對方的言論，卻故意用點頭等動作迎合對方，裝出聽懂了的樣子。在有權有勢的人身旁常出現這一類拍馬屁的人。這是似若贊解者。
（4）有人學問太差，遇到問題不敢表明自己的態度。于是等別人全都發表完之後，再跟隨贊同附和，套用他人的某些言語胡講一通。許多不學無術的學者即屬此類。這是似能聽斷者。
（5）有人無能力回答問題，遇到別人質問之時，故意假裝成很精妙高深的樣子，避而不答，其實是一竅不通；有些官員遇到民眾質問時，常是不屑一答，加以回避，其實是不懂，故意顧左右而言他即屬此類。這是似若有餘有實不知者。
（6）有人一聽別人的言論就感到非常佩服，似懂非懂，其實就是不懂。這是似悅而不懌者。
（7）有人屬江郎人物，道理上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可仍然牽強附會，不肯服輸，一味地強詞奪理。此種理不直氣不壯的人，在討論場上處處可見。這是似理不可屈者。加內容
三失之說、六構之難與八能之通
在此探討一下論辯過程中存在的“三失”、“六構”等狀況，以及八種類型的辯才。所謂“三失”，就是辯論時不考慮對方的特點和聽眾的心理狀態，所談內容與主題相反、相雜，以及不善于運用比喻，用一百句話說不清一個意思。這三失是一般人在平時談話中最易發生的疏失。
（1）辭勝者
在辯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以理來勝人，和以言辭來勝人的兩種勝人方法。以理勝人，雖言語不準確。但根據充分，黑白分明，就連細微處也解釋得很清楚，于是理直氣壯，使人口服心服；以言辭勝人者，是用詭辯的手段在言辭上獲勝，他掩蓋事情的正確一面。于是“求異則正失”，辭巧而不可屈，使人口服而心不服。
（2）不善辯論者
一般說來，九偏之人辯論之時，不外乎有三種狀況：一種持相同意見；一種持相反意見；一種則是既不相同亦不相反。持相同意見的人，彼此通曉對方的意見，就像水流于河水；持相反意見者，彼此對抗，水火不容；既不相同又不相反者，意見模棱兩可，故意顯得寬宏開闊。
善于辯論的人，當他發現對方聽不進去或無法說服對方時，就會立刻停止自己的說話，他會揣摩對方的心態，採用迂回戰術，先說對方愛聽的話，取得對方贊同之後，再逐漸把對方引到自己要講的內容中去。推銷家常用“是的……但是”或“唱對方愛聽的歌”的手法，在現代商品經濟時代，這種技巧很實用。
不善于辯論的人，與別人辯論之時，不是堅持相反的意見，就是說一些模棱兩可、不著邊際的話，這樣做無非是想讓對方進入自己的意圖，其實適得其反。
（3）不善喻者
善于曉喻的人，言少而事明，所以他用簡單扼要的幾句話就能說明繁雜的事情；不善于曉喻的人，洋洋灑灑了一大堆，卻連一件事也沒說清楚，這種人自己不知所雲，別人更是聽不懂了。
所謂“六構”，即各人從自己的性情和立場出發，以至辯論過程出現“辭構”、“氣構”、“怨構”、“忿構”、“妄構”和“怒構”六種心理沖突。也就是在辯論場上，質問駁斥的六種常見失誤。
（1）辭構（言辭上的缺失）
善于詰問駁辯的人，能夠掌握辯論主題，在獲得勝利時就適可而止；不善于詰問駁辯的人，舍本而逐末，不尋其重點而在靶上亂射。這就是言辭上的缺失。
（2）氣構（意氣之爭的缺失）
春秋時期曹劌論戰雲：“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古時候作戰，擊鼓進軍。擊第一鼓時，士氣最旺盛；擊第二鼓時，士氣就衰退；擊第三鼓，就沒士氣了。
善于辯論的人，最註重第一階段士氣高昂時攻擊對方，會避其銳氣，然後抓牢主題迂回緩攻，等到對方士氣衰竭之時，就一舉反攻。
不善于辯論的人，面對氣盛之勢，不知避讓而採用硬抵抗政策，結果弄得雙方頭破血流。此外，這種人也會抓住對方一點小弱點加以攻擊，以挫其銳氣。此種硬碰硬或小題大做的方式，容易造成言語上爭鬥的缺失。
（3）怨構（結怨的缺失）
雙方在辯論中，當對方出現失誤之時，不懂得緊緊監督著不放，直言地指出對方之錯誤，不會得理不饒人。
不善于釘牢失誤的人，會緊咬對方的錯誤，使對方難堪；如此一來，對方一則因面子問題反對到底，二則怨恨逆結于心，造成了對你的偏見。
（4）忿構（埋怨的缺失）
平常自己對某一主題思考、研究，久而久之乃有心得。此種經過長期思索所得的論點，很難在一場會議中，用三言兩語讓別人知曉。
自己對問題有深入的了解，卻不能在短時間內使別人能理解，這就會產生埋怨的缺失。
（5）妄構（妄言的缺失）
雙方在詰問駁辯之時，必須留意討論的主題。因為雙方進入激辯時很容易離題，這種情況在水準較低的辯論中更是常見。
因此，善于質問辯論的人，必須時刻掌握主題，當對方因激動而離題時，就會設法引對方回到主題。不善于質問辯論的人，當對方因激動而離題時，非但不設法挽回，反而越離越遠，如此一來，辯論就沒任何意義了。
（6）怒構（憤怒的缺失）
每一個人內心在想事情之時，就無法分心去聽別人所講的話，這就是常說的一心不能兩用，就如劉劭所註：“思心一至，則不聞雷霆。”因此在討論會上經常可發現，許多人在構思自己的意見時而聽不進別人的講話，卻要求自己發言時讓對方聽己之言。實際上當自己發言時，對方也在構思其自己的意見，而沒法聽你所說的話。如此一來，彼此都沒有聽別人的話，很容易產生誤解。雙方會因誤解而互指對方不講道理，這就是發生憤怒的根源。
以上所列舉的六種缺失，在辯論場上經常會看到。雖然有那麽多的缺失，但這些方法在辯論上還是很有必要註意的，會讓你收到立竿見影的作用，否則各陳己見而不質問的話，就無法知道誰是可用的人才了。
要解決談話和辯論的缺失，就必須具備“八通之能”。所謂“八通之能“，即“聰能聽序”，“思能造端”。“明能見機”，“辭能辨意”，“捷能攝失”，“守能待攻”，“攻能奪守”，“奪能易予”。兼有這八種才能，便能“通于天下之理。通于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通八者，隻有一能的話，便是偏才。與此相應的偏才，也有八種：名物之才，構架之才，達識之才，贍給之才，權捷之才，持論之才，推徹之才，貿說之才。八能皆通的則是兼才之人。此八能就是解決詰問駁辯之種種缺失的八種技能。
善于辯論的人，懂得適可而止，得理讓人，絕不會得理不饒人，這種人才算精妙高明啊！
他們能聰、能思、能明、能辭、能捷、能守、能攻、能奪，兼具有上述的八能，能通天下之理，通天下之理之後，才能識人。倘若不能兼有八能，隻具備一能，那就是偏才的人。
談活、辯論在求理，而人之通理受才性所決定，才既殊途，理亦異趣，因此正確的辯論者應具備下列八種技能：
（1）耳朵能聽懂對方的意思。登高能賦，聽聲音即能判斷狀況，這是名物之才。
（2）思想能創製新理論。天馬行空，無中生有，創作思維不欠缺，這是構架之才。
（3）眼睛能看出未來的機會；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預測未來的趨勢與時機，這是達識之才。
（4）言辭能表達自己的意思，口齒清淅，能言善道，靠三寸不爛之舌，能拒千軍萬馬，這是贍給之才。
（5）行動能糾正自己的過失，改正自己的缺點，反敗為勝，這是權捷之才。
（6）防守能抵擋對方的進攻。善于防守，滴水不漏，這是持論之才。
（7）進攻能打破對方的防守，把進攻作為自己最好的防守，這是推徹之才。
（8）找出對方的矛盾而攻擊，使對方觀點自相矛盾，最後投降，這是貿說之才。言語為心靈的表現，因此從談話與辯論之技巧，可以看出各種不同才能之人。
劉邵接著述說通才之人辯論的十項技能，及所必須遵循的一些心理原則，並作為本章之總結。
通才之人與通才之人講話與辯論之時，因為彼此均兼具八能，所以心領神通，簡單幾句話，就能溝通；通才之人與無才之輩談話與辯論時，則須耐下性子，察言觀色，慢慢引導，才能溝通；其溝通的十個要領（亦即通才之人的十個辯論技能）如下：
（1）自己雖然聰明絕頂，成竹在胸，仍常準備退後，決不賣弄自己的才華；
（2）好話說出口。通理就停止；對方說錯了，不必緊迫盯人，咬住不放；
（3）一方面讓對方暢所欲言，另一方面幫助對方多發揮其才能；
（4）談話辯論，仁義第一，不借題嘲諷對方的短處，也不借機炫耀自己的長處；
（5）與人交談，在取得對方的信賴之後才可講出對方的不足之處，否則交淺而言深，對方會認為你在誹謗他而不接受；
（6）不以聲醜，棄其善曲；不以人愚，廢其嘉言。對方再笨，總有其聰明的地方，應參考其優點，而不能全盤否定；
（7）詰問駁辯，或守或攻，或進或退，不論時機的掌握，或是思考下判斷，都要極為恰當；
（8）順對方的心氣，當對方氣盛的時候要回避；當對方氣竭時就是攻擊的最佳時機；
（9）辯論之時，要使對方口服心服不是件易事，在道理上如果已經獲理，不可盛氣凌人，得寸進尺；
（10）談話辯論要心平氣和，不能隻看對方的身份，不為求名而講道理，辯論隻是為了獲得真理而已。
具備上述十個要領，才夠資格與人談話辯論，處理繁雜的事物。在實際中多加鍛煉，還是很容易掌握的。這些為人處世的經驗之談，予人甚多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