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貌者，骨之餘，常佐骨之不足。情態者，神之餘，常佐神之不足。久註觀人精神，乍見觀人情態。大旨亦辨清濁，細處兼論取舍。
容貌者，骨之餘，常佐骨之不足①。情態者，神之餘，常佐神之不足②。久註觀人精神，乍見觀人情態③。大家舉止，羞澀亦佳；小兒行藏，跳叫愈失④。大旨亦辨清濁，細處兼論取舍⑤。
【注解】
①容貌者，骨之餘，常佐骨之不足：餘，這裏是外在表現的意思。其實，容貌並非僅僅是“骨之餘”，而是骨、肉、神三者的綜合性產物。佐，輔助，這裏是彌補的意思。這三句話的意思是：容貌是骨骼的外在表現，常常能夠彌補骨骼的缺陷。
②情態者，神之餘，常佐神之不足：這三句話的意思是：情態是精神的外在表現，常常能夠彌補精神的缺陷。
③久註觀人精神，乍見觀人情態：乍，初；始。這裏講的是觀人的方法和步驟。這兩句話的意思是：久久註目，要著重看人的精神，初一放眼，則要首先看人的情態。
④大家舉止，羞澀亦佳；小兒行藏，跳叫愈失：大家，這裏指內在修養和外在風度均達到極高境界的人，如古代高官顯宦、碩儒高僧等。大家舉止，指那種安詳靜穆、閒雅沖淡的舉止。羞澀，指那種不善于交際因而缺乏內在沖動和外在激情的情態，這種情態屬于內向型情態。行藏，這裏是形跡、舉動的意思。小兒行藏，非指小兒的行藏，而是指小兒般的行藏，即哭哭笑笑、又跳又叫之類的幼稚舉動。這四句話的意思是：隻要是大家情態，即使是羞澀，也是一副佳相；反之，隻要是小兒般的情態，愈是用又跳又叫之類的幼稚舉動去掩飾真相，反而愈是顯得幼稚和粗俗。
⑤大旨亦辨清濁，細處兼論取舍：大旨，大處；主要之處。與下文的“細處”相對。細處，指各種具體的有生動細節的情態。古人觀人，最講主次和取舍。主，即起關鍵作用的主要部位，這是取的對象；次，即無關緊要的次要部位，這是舍的對象。主次與取舍，具有明顯的辯證法思想，值得借鏡。
【譯文】
一個人的容貌是其骨骼狀態的餘韻，常常能夠彌補骨骼的缺陷。情態是精神的流韻，常常能夠彌補精神的不足。久久註目，要著重看人的精神；乍一放眼，則要首先看人的情態。凡屬大家——如高官顯宦、碩儒高僧的舉止動作，即使是羞澀之態，也不失為一種佳相；而凡屬小兒舉動，如市井小民的哭哭笑笑、又跳又叫，愈是矯揉造作，反而愈是顯得幼稚粗俗。看人的情態，對于大處當然也要分辨清濁，而對細處則不但要分辨清濁，而且還要分辨主次方可作出取舍。
【智慧解析】
“神”與“情態”有非常緊密的關系，它們是裏與表的關系。“神”蓄含于內，“情態”則顯于外；“神”以靜態為主；“情態”以動為主，“神”是“情態”之源，“情態”是“神”之流。
“情態”是“神”的流露和外現，二者一為表一為裏，關系極為密切，所以說“情態者，神之餘”。如上所述，如果其“神”或嫌不足，而情態優雅灑脫，情態就可以補救其“神”之缺陷，所以說“常佐神之不足”。
“神”與“情”常被合稱為“神情”，似乎二者是一個東西或一回事兒，其實二者相去頗遠，大有區別。“神”含于內，“情”現于外；“神”往往呈靜態，“情”常常呈動態；“神”一般能久長，“情”通常貴自然。總之，精神是本質，情態是現象。所以作者認為，“久註視人精神，乍見觀人情態”。
情態與容貌之間，也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容貌為形體的靜態之相，是表現儀表風姿的；情態為形體的動態之相，是表現風度氣質的，二者質不同，“形”亦有別。然而二者卻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不過唯有兩者皆美才能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常見容貌清秀美麗，而情態俗不可耐者，也有容貌醜陋不堪，而情態端謹風雅者，二者均令人遺憾。
【智慧典例】
劉曄善于窺視人的心意
情態可以分為多種，我們常說的壞人，有奸、邪、佞、賊等。這些人也可以說是有一定之才的人，否則他們就不會被重用。而且這些人還有一項特殊的本事，那就是他們非常善于隱蔽自己，保護自己。甚至可以說，他們有一項比仁人志士更為優長的才能，那就是善于權變。這種人沒有任何原則，沒有任何操守，沒有任何良心地來變化自己，隻要能達到自己的目的，什麽事都能做出來。他們為惡、為邪時的善于決斷、善于尋找機會，其意志力、隱忍的能力，可以說比那些有良心、有賢能的人不知要多幾倍。所以古代的一位聖人曾因此而號召那些志士仁人，要“行善如行惡”。奸、邪、佞、賊之人把自己的刀子磨得很利，所以殺起人來從不留後患，銳不可當，因而也往往成功。比如，東漢時的賊臣梁冀，竟然把持東漢的朝政近30年。
正是由于這樣的特殊才能和權變之術，辨奸邪、識賊佞，似乎比識賢舉能更為艱難。
魏明帝曹睿時侍中大夫劉曄是一個巧詐之人。因為他的才智過人，魏明帝很器重他。一次明帝想伐蜀國，朝臣內外都勸諫認為不可。明帝就把劉曄召入內室以議，劉曄就順著明帝的意圖說：“蜀國可伐。”從內室出來之後，朝臣們問劉曄，劉曄則順著諸朝臣的意見說：“蜀國不可伐。”當時軍中領軍楊暨，也是魏明帝所親重的大臣，他對劉曄也很敬重。他認為絕對不能伐蜀。他就去問劉曄，劉曄就對他說“蜀不可伐”。與楊暨的意見相同。後來魏明帝把楊暨召入內室議伐蜀之事，楊暨就力諫不能伐蜀。明帝就說：“看來你是個書生，不懂兵事。”楊暨說：“如果我的話陛下不信，侍中劉曄是你的謀臣，卻常常說蜀不可伐。”明帝就說：“他對我說蜀可伐。”楊暨就說：“可以把劉曄召來對質。”劉曄來之後，魏明帝就問劉曄。劉曄當著楊暨的面一句話也不說。魏明帝就支走了楊暨，單獨與劉曄談。劉曄則反過來責怪魏明帝：“討伐別的國家，這是大謀，我從你這兒知道一些國家大謀，常恐睡覺說夢話泄露出去，怎麽能把伐蜀的真實情況告訴別人呢？況且打仗的事情是詭詐之道，大兵未發，越機密越好。陛下向外顯露，臣下恐敵國早已知道了。”魏明帝于是認為劉曄說得有道理，也不責怪他內外說話不一致為不忠。劉曄出來之後，見到楊暨則對他說：“你知道釣大魚嗎？釣中大魚，你不能徑直就去拉它，而是要放開釣線，隨著它跑，然後徐徐而牽之，那樣大魚就不會掙脫而跑掉，皇帝之威要比大魚更難對待！你雖然是一個直面諍諫的忠臣，但你的計謀不足採納，我希望你能深思其中的道理。”
後來就有人對魏明帝說：“劉曄是個不盡心的人，他最善于窺視陛下的傾向而順從于你。陛下可以試著觀察劉曄，你用反意來問劉曄，如果他的回答都是順從你本來的趨向，那他善于窺測你心意的事情就可以顯露了。”魏明帝就用這一招來試劉曄，發現果然如其所言。從此，魏明帝便開始疏遠劉曄，最後劉曄鬱鬱而終。
由這個故事可看出，劉曄是一個佞臣，他不僅可窺測皇帝的心態，而且善于辭令，工于心計，什麽事情都可以被他處理得圓轉而周到，可以說是滴水不漏。所以連宋代的司馬光也認為劉曄是明智權計之士，隻是沒有德行，沒有操守。
佞諛之人和讒邪之人靠的都是嘴上功夫，但兩者又有區別。讒邪之人直接就能置他人于死地，所以毀人。佞諛之人從來都不直接以毀人為目的。佞諛之人求的是利，如果有利于己，他是不會去毀掉的；如果于己無利，毀掉也沒有得益。佞諛之人的手段是不斷地順從主子，使其忘掉危險，從而使其處于危亡之境。隱真情藏實意是佞諛之人獲取成功的巧妙本領。讒邪之人以直接毀人為目的，因為他毀人，所以被毀害之人也反過來毀害他，這樣就會眾叛親離。比較而言，佞諛之人比讒邪之人危害更大。
辨識奸、邪、佞、賊這樣的人，不僅要準確了解他的表現方式和形態，而且要把握他們善于隱蔽自己的種種手段。辨奸邪、遠佞人，還必須心裏明白什麽是賢能之士。賢能之士的概念明確了，奸、邪、佞、賊就能比照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