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古文典籍 天工開物 附錄

《天工開物》著作版本

一、塗本
這是《天工開物》的明刊初刻本,最為珍貴,此後所有版本都源出于此。此本原序中名為《天工開物卷》,但書口仍作《天工開物》,分上、中、下三冊線裝,印以較好的江西竹紙。原書高26.2、闊16.8釐米,板框高21.7、闊14.3釐米。單葉9 行,行21 字。序文與正文均為印刷體,序尾有“崇禎丁醜孟夏月,奉新宋應星書于家食之間堂”的題款。
這是1637 年4月由作者友人塗紹煃(字伯聚,1582—1645)當時任河南汝南兵備道而居家丁憂(喪母)時資助刊刻于南昌府的。為表彰紹煃的這一功績,故此本稱為“塗本”。從該本版式、字型、紙張及墨色來看,與明末贛刻本極為相近,因此想將塗本定為江西刻本當無疑問。種種跡象表明,此本是倉促間出版的,刊行前文字沒有經過仔細校訂,故書中錯別字也不在少數,總共約400 多處。例如梢誤為稍、尾誤為尼、揚誤為楊、徑誤為經、玫誤為枚等,屬于形近之誤。而“亦”誤為“易”、瀉作寫、防誤為妨、框作匡、裹作果等,屬于音近之誤。這都是刻字不慎所造成。但因該本為初刻本,文字及插圖都直接來自宋應星所寫的手稿,因此仍然是珍貴版本。
塗本《天工開物》向來稀見。中國境內現傳本原由浙江寧波蔡琴蓀的“墨海樓”珍藏,長期不為人們所知。清末時藏書歸同邑李植本的“萱蔭樓”。
1951 年夏,李植本後人李慶城先生將全部珍藏書籍捐獻給國家,其中包括塗本《天工開物》,後轉國立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收藏。1959 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依此本出版了三冊線裝影印本,印以竹紙,從此國內外人土才有機會得見此書原貌。但讀者使用此書時,須註意其中文字刊誤之處。此本原版還藏于日本國東京的靜嘉堂文庫及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Bibliotheque Nationalea Paris)。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隻存有這三部原刊本。關于塗本版次,在上世紀80 年代時俄籍漢學家貝勒(Emil Bretschneider,1833—1901)曾認為《天工開物》第二版刊行于1637 年,即崇禎十年丁醜歲。首版刊于何時,他沒有說明。
顯然,他認為印有手書體序文而無年款的楊素卿刊本似為第一版,而塗本似為第二版。此說恐欠妥。按照中國古代版刻通例,初刻本序文無年款,而在翻刻第二版時再補加年款,這是違反常理與常例的。如果仔細研究序文並對照觀看書的內容,也不會得出塗本為第二版的結論。

二、楊本
這是刻書商楊素卿于明末刻成而于清初修補的坊刻本,以塗本為底本而翻刻的第二版。因有關此本的版本學問題較多,故此處應該詳加論述。查楊本與塗本不同的地方是:(1)序文為手書體,末尾無年款,隻作“宋應星題”;(2)楊本在文字上經過校改,但個別插圖翻刻時走樣。
有助于對楊本斷代的證據是,《乃服·龍袍》塗本作“凡上供龍袍,我朝局在蘇、杭”,楊本改成“凡上供龍袍,大明朝局在蘇、杭”。又《佳兵·弩》,塗本作“國朝軍器造神臂弩”,而楊本改為“明朝軍器造神臂弩”,且“明朝”二字歪邪離行。
塗本行文是明朝人口氣,而楊本為改朝換代後清人口氣。如楊本為明刊,為何將“我朝”改為“明朝”?再從插圖來看,塗本《乃粒·水利》節載桔槔各部件是完整的,但楊本則漏繪“墜石”,而沒有這個部件,則杠桿兩端失去平衡,說明楊本勾描時漏繪。此外,全書總序稱:“《觀象》《樂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臨梓刪去。”塗本在全書各章總目末尾有四行墨釘,正是“臨梓刪去”的痕跡,而楊本無此現象。這也說明楊本是再刊本。楊本板框高23.2、闊11.8釐米,為6 冊裝訂,白口,半葉9 行,行21字。其扉頁有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中書名、作者及出版者為三直欄手書體,各欄間有欄線相隔。左、右兩邊各為“宋先生著”及“天工開物”,字型較大;中欄居下為“書林楊素卿樣”6 個小字。此本藏于北京圖書館,1965年購自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此本另有“佐伯文庫”及“江南黎子鶴家藏書之章”。經考訂,此本與日本水戶彰考館舊藏本屬一版本,印以福建竹紙,但不及塗本用紙精良,部分書頁已蛀。三枝先生在1943 年曾將靜嘉堂文庫藏塗本與彰考館藏楊本對校,他那時尚不知日本國除彰考館外,佐伯文庫亦藏有同一版本。這是先前很多專家不知道的,查日本史料始知此佐伯文庫為江戶時代(1608—1868)豐後(今大分縣)佐伯藩藩主毛利高標(1755—1801)于天明元年(1781)所設,珍藏內外秘籍,則此本當于此時流入日本。黎子鶴名世蘅,1896 年生于安徽當塗,民國初年留學于京都帝國大學,習經濟學,則楊本必是他購自日本後再攜回中國。黎世蘅于60 年代卒于北京,其後人遂將《天工開物》售與中國書店。而彰考館是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國(1628—1700)于明歷三年(1657)修《大日本史》時建立的書庫,則其所藏楊本進入該館當在17 世紀,即該本剛刊行不久。二次大戰期間,彰考館藏書全部毀于戰火,因此50 年代時研究《天工開物》的藪內清先生一直未能見到楊本原著。
但江戶時代加賀藩藩主前田綱紀(1643—1724)的尊經閣舊藏過另一種楊本,與北京圖書館及彰考館藏本相同,隻是扉頁具不同形式。該本扉頁上面橫欄有“一見奇能”四字。橫欄下左、右兩側直欄各為手書體“宋先生著”及“天工開物”8 個大字,二者中間部位上方還以雙行刻出小字“內載耕織造作、煉採金寶/一切生財備用、秘傳要訣”20 個小字,下面是“書林場素卿梓”。
1926—1927 年武進人陶湘(字蘭泉,1870—1940)先生刊刻《天工開物》時曾從尊經閣取得此本校勘,其後輾轉入藏于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在人文所藏書簡目中著錄說:“《天工開物》三卷,明宋應星撰,明楊素卿刊本,三冊。”1934 年北京圖書館對此作了曬藍影印。1945年以後,人文所藏書移交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9 年前,此本被提調至南京,後又運到台北,今藏台北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此可見,《天工開物》兩種早期刊本都在中國境內有傳本。順便說,此處所談到的楊本,還藏于巴黎的國立圖書館。關于楊本刊刻年代,先前多認為是明代。三枝註意到塗本與楊本的異點,但仍認為二者均是明刻本,或其中之一可能是明刊偽版。藪內因未見楊本,引三枝之說後認為“這兩個本子都被斷定為明板,但是斷定兩者的先後,是很困難的問題”。孫殿起(1894—1958)先生過去可能經售過楊本。他在其《販書偶記》中寫道:“天工開物三卷,明分宜宋應星撰。無刻書年月,約天啓間書林楊素卿刊。”此或因孫先生經手古書太多,未細心考訂,故引出結論欠妥。查宋應星是奉新人,隻在分宜任教諭而著此書。且書成于崇禎十年,天啓時尚未成書。陶湘等人也認為楊本為明刊原版,還認為楊本手書體序為應星手跡。前述俄籍漢學家貝勒和人文所書目作者也將此本定為明刊版本。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手書體序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而其實這是明清之際書林楊素卿為使此書發行,不得已而為之的,黃彰健第一個認定楊本是明刊清修本。這是正確判斷。明末時楊素卿已將翻刊本板木備妥,時值明代驟亡,他為使此書在清初發行,遂決定去掉原序中崇禎年款,將正文中“我朝”改為“明朝”。但因署年款那一行字過多,挖板困難,乃決定請一書法達人重新抄序,未尾隻書“宋應星題”。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作者是清初人。楊素卿還在扉頁上加刻些廣告性文字以吸引讀者,他頗有一番生意經。
結果判定楊本為明刻清修本。楊素卿當為明末清初江南刻書商,其籍貫及事跡尚難查出。但我們註意到楊本用紙的簾紋形刻及紙的質地與所見清初福建竹紙相似。因此疑此人為福建人,而明清之際福建刻書商也確有不少楊姓者,福建又與江西相鄰,能使楊素卿很快得到《天工開物》。應當說,楊本雖在明顯地方改動了塗本個別文字,以適應當時政治情勢,但改動得不夠徹底。如《佳兵》章塗本有“北虜”、“東北夷”等反清字樣,楊本卻一仍其舊。
而保留這些字樣比使用“我朝”或“崇禎”字樣,更有政治風險。這隻能在清初書籍審查製度不嚴的情況下才能順利出書。楊本刊行的具體年代當是17 世紀50 至80 年代。很可能是順治年間(1644—1661),再晚不能晚過康熙初年。而這時作者宋應星尚健在于世。
康熙中期以後至乾隆年間,清統治者加強了思想控製。順治年刊行的一些著作在修《四庫全書》時均列為“禁書”,下令全毀。而康、乾時引用《天工開物》的《古今圖書集成》,則將“北虜”改為“北邊”。可見當時編纂官已註意到這些字樣是清廷所不容的。楊本還對《天工開物》中其餘錯字作了文字校勘,並加以斷句,頗便讀者。楊本作為清初坊刻本,發行量較大,使《天工開物》在清代繼續流傳于世,也作為後世中外刊行其他新版本時校勘用參考書,起了不小的歷史作用。因此它仍然是珍貴版本。至于楊館本與楊所本的關系,二者可能是同時發行,隻不過扉頁形式略有不同。也可能是楊館本在先,售完之後再印一次,換了個扉頁,再增加一些出版商廣告文字。

三、菅本
這是《天工開物》最早在國外刊行的版本。此書在17 世紀傳入日本以後,引起學者註意,競相傳抄,並陸續從中國進口。為滿足日本廣大讀者的需要,18 世紀60 年代出版商便醞釀出和刻本。從享保年(1716—1735)以後的《大阪出版書籍目錄》中所見,早在明和四年(1769)九月大阪傳馬町的書林伯原屋佐兵衛就已向當局提出發行《天工開物》的申請,同年十一月得到發行許可。因一時缺乏善本,出版計畫被延後。後來刻書商從藏書家木村孔恭(1736—1802)那裏借得善本,遂決定粹行。伯原屋佐兵衛是菅生堂主人,故此版遂稱“菅生堂本”或簡稱“菅本”。木村孔恭字世肅,號異齋,元文元年(1736)生于大阪,是18 世紀日本書畫家、書畫收藏家,其藏書室名“蒹葭堂”,藏海內外珍本秘籍甚為豐富。當他將兼葭堂藏《天工開物》借給菅生堂使用後,加速了出版進程。更請備前(今岡山縣)的學者江田益英(南塘先生)作文字校訂並施加“訓點”,遂于明和八年辛卯歲(1771)出版了和刻本《天工開物》。書前再請當時大阪著名學者都賀庭鍾作序。序文是用草書體和式漢文寫的。
都賀庭鍾字公聲,號大江漁人、千路行者,大阪人,是18 世紀日本著作家,博學多聞,長于詩歌,著《狂詩選》《大江漁唱》《明詩批評》等書,漢學造詣很深,與木材孔恭友善,同為當時大阪名士。他的生年不明,卒于寬政年間(1789—1800)。都賀氏也在促成《天工開物》出版方面作了努力。他在菅本序中介紹了出版經過及本書內容。
日本都賀庭鍾撰《天工開物序》(1771)區別其他,易其有無。廢于古,興[于] 今;如日[自] 東,如日[自] 西,上下縱橫者,維其天乎。
夫五材廢一旦不可,食粒之于人也,莫急焉。設使神農氏倡始,亦其時而行則天也。自是而外,抑亦末矣、緩矣。降于人而後令為木鐸與。天意怠乎,是亦無非天意也哉。故多聞之餘,不為無宜矣。
博哉,宋子(宋應星)所為也。禾役之于穟穟,彼黍之于離離,種藝至春簸,馨無[不]宜。若裳服則起[于] 枲麻、卒[于] 機杼。揚色章採,織紝可就,執針可用。其在餘,則舟于深、輿于重,陶有瓦罌,鑄有鍾釜,瓊琚瓊瑤,可贈可報。皆發于篤志,得于切問之所致矣。其論食麻,斷殺青也,所見遠矣。夏鼎之于魑魅,硝鉛之于琉璃,可謂能使物昭昭焉。一部之業,約言若陋,雖則若陋,有益治事矣。豈不謂蜘蛛之有智,不如蠢蠶之一緰哉。升平年深,一方為人,專意于民利,引水轉研,煮樹取瀝,燒礬石、淘沙金,多有取于此焉。
初,頗乏善本也。有書賈分篇托于老學,不幾乎其取正。老學不勤,終莫能具。而其本今不知所落矣。奚為稗官野乘日以災木,今此書晚出者,造物惜其秘乎。今已在人工者半矣,以為不足惜乎。
客歲(1770),書林菅生堂就而請正,一開卷則勿論其善本,大改舊觀。叩之,則出于木[村]氏蒹葭堂之藏。江子發(江田益英)備前人也,以句以訓,既盡其善,于餘何為?早春鐫成也,又來請言。遂不可以辭乎,乃舉所從來之者,以為序雲。
可見最初已有書林將不完善的本子送到都賀庭鍾那裏,希望他幫助校訂,由于缺乏善本,他一時沒有做成,《天工開物》出版被延後了。至1770年,菅生堂從木村孔恭得到楊本抄本,又請江田益英校訂後,再將書稿送到都賀庭鍾處征求意見時,他對此很滿意,認為“大改舊觀”,遂迅即授梓,次年出版。從文字內容看,菅本以塗本為底本,以楊本對校,作三冊或九冊線裝。菅本的出版使《天工開物》擁有更多的日本讀者,加速此書在江戶時代學術界中的傳播,同時又成為後來中國再版《天工開物》時最初依據的底本。菅本的歷史作用同樣不小。但它在翻刻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錯字或漏字,例如將勻誤作句,朱砂誤為米砂,“必失《禹貢》初旨”誤為“必貢初旨”,漏掉“失禹”二字,等等。閱讀時宜仔細註意。菅本後來在文政十三年(1830)重印,重印本沒有什麽變化,隻在書後開列出年月及書林的名字:“文政十三年庚寅季六月,皇都(京都)出雲寺丈二郎、東都(江戶,今東京)須原屋茂兵衛、岡田屋嘉七、須原屋伊八、攝都(大阪)孰賀屋七為、大野木市五郎、秋田屋源兵衛。”這個再版的刊本所載出版廠家與明和八年所載書林不同,但書的內容則一致。文政再印本多裝成九冊。在這以前,寬政六年(1794)八月由大阪書林河內屋八兵衛的崇高堂出版的有關天文歷法書《天經或問註解圖卷》書末,載有《崇高堂藏板目錄》,即出版書目,第一本便是《天工開物》,下面是《朱子書節要》《圓機活法》《朱子年譜》等。每種書下都有簡短的內容提要。河內屋八兵衛是菅本刊行者之一,則此本在1894 年還可在大阪買到。此後銷路較好,遂有文政十三年再印之舉。文政年刊本的書林,如未得菅生堂轉讓出版的許可,而擅自印此書,是侵犯其權益的,因為菅本扉頁上還印有“千裏必究”字樣,即“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之義。

四、陶本
這是20 世紀以來中國刊行的第一個《天工開物》新版本。從整個版本史上屬于第四版,1927 年以石印線裝本形式出現。該書卷首印有下列字句:“歲在丁卯(1927)仲秋(八月),武進涉園據日本明和年所刊,以《古今圖書集成》本校訂付印。”1929 年該本又刊行重印本,在書的扉頁背面印有“歲在已已(1929)/涉園重印”八字。出版此書的是出版家陶湘(1870—l940),陶湘字蘭泉,號涉園,清同治九年生,江蘇武進人,以其出版《喜詠軒叢書》而知名。由于他是民國年間《天工開物》的最早刊行者,故此本稱為“陶本”。陶本是用安徽涇縣宣紙印的,分上中下三冊。早在民國初年《天工開物》便受到丁文江(1888—1936)、章鴻釗(1878—1951)、羅振玉(1866—1940)及陶湘等人註意,但國內難以找到傳本,他們遂以明和八年(1771)和刻本為底本謀求出一新版。關于出版經過,丁文江在1928年寫的《重印天工開物卷跋》中作了詳細說明,載陶本1929 年版書末。陶湘本人也在《重印天工開物緣起》(1927)中作了類似簡介。此本雖以菅本為底本,但亦參考了楊本。前三版(塗本、楊本及菅本)體例大致相同,版面、行款、文字位置都完全一樣,插圖也基本上為同一系統。至陶本開始則完全打亂了前三版原有的布局,而另起爐灶。
陶本在體例上的重大改變是對書中全部插圖重新請畫工加繪製版,有些圖參照清代《古今圖書集成》(1726)、《授時通考》(1747)加繪或改繪;有些圖(如《作鹹》章)據《兩淮鹽法志》(1748)、《河東鹽法志》(1627)、《四川鹽法志》(1882)加繪結果弄得面目全非、圖文不符。也許陶湘的用意是好的,意在提供精繪插圖,使之勝過原有版本。而實際上陶本在藝術技巧上確實精工,但因是民國年間畫工所畫,在人物服飾及神態、室內陳設上反不如塗本、楊本及菅本那樣淳樸、真實,甚至有畫蛇添足之虞。對此,三枝氏已在其論版本的文內作了中肯的批評。然而陶本也有可取之處,即它作了文字校訂,排除了前三個版本中不少錯字。陶本中文字可取,但插圖則全不可取。遺憾的是,20 世紀以來中外學者使用插圖時,常取自陶本,而其中插圖已失去塗本原有的真實性。有繪畫鑒賞力的人會看出,陶刊本插圖帶有民國年間藝人的畫風,與明人畫法迥異。陶本書首扉頁有羅振玉的篆文題簽,下面是陶湘的《重印天工開物緣起》、影印的楊本手書體序,再往下是塗本序及正文。刪去了菅本中都賀庭鍾的序,書未附丁文江撰《奉新宋長庚先生傳》及《重印天工開物卷跋》。正文前還有原書各章總目,但又另加各節分目。陶本的貢獻在于,它畢竟是中國中斷了200 多年後于20世紀新刊出的本子。它的出版激發了國內外對《天工開物》的註意及研究,添補了中國版本上的不足。陶本問世多年不曾再版,直到1983年台北廣文書局影印《喜詠軒叢書》時,才將陶本《天工開物》列入其中第一冊,文字及插圖都沒有變動,隻是將插圖施以朱色,看起來效果不一定很好,反不如原來黑白分明。

五、通本
這是20 世紀以來中國出版的菅本影印本,是繼陶本之後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二個本子,從整個《天工開物》版本史上屬第五版。因為是由上海華通書局于1930 年出版的,故稱為“華通書局本”或簡稱為“通本”。
該本以日本明和八年(1771)菅本照原樣製成膠版影印,分九冊線裝,書中刪去供日本人閱讀時使用的訓讀假名,保持原有漢字,再刪去菅本扉頁、都賀庭鍾序和書尾的著作權頁。通本是單純影印本,沒作文字校勘及任何解說,故在版本學上不及他本重要。但因陶本插圖大換班,人們在未得塗本及楊本前,不知原插圖是何面目。今有通本,可提供這個機會。

六、商本
這是《天工開物》的第一個現代鉛字豎排本,在版本史上是第六版。因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故稱為“商務本”或簡稱“商本”。20年代時丁文江從羅振玉那裏看到菅本後,曾請上海商務印書館照像復製,謀求鉛印出版。但因陶本已于1927 年提前問世,因此這個鉛印本遲至1933 年才出版。商本以菅本為底本,文字校勘參考陶本。文字基本上是塗本系統,曾加句點,但插圖則塗本及陶本兼而用之,成為混合系統,顯得體例不一。
但因是鉛印本,閱讀起來頗覺方便。此本有兩種形式,其一作36 開本,分三冊裝訂,列入《萬有文庫》第719 種,稱“商萬本”。其二作一冊裝32 開本,收入《國學基本叢書簡編》中,稱“商國本”。二者版型、文字、插圖全同,隻是裝訂冊數及開本不同。商國本使用起來方便,1954 年曾重印一次,因此是較通行的本子。此本發行量較大,使《天工開物》更為普及。

七、局本
此本也是鉛印豎排本,但文字經特別校勘、斷句,在版本史上是第七版。1936 年由上海的世界書局出版,故稱為“局本”。董文先生在書首《弁言》中說:“這書的文字極為簡奧,而且中多術語,我們現在特加句讀,以便讀者。菅生堂本訛字很多,陶本間亦有誤,現在把兩本互勘一過,遇有異文,註明‘某本作某’或‘某本誤某’;如兩本均誤,則註明‘菅本、陶本並誤某’。這本圖畫今即依陶本攝影製版。”這是個正規的校勘本,可惜當時沒能掌握塗本、楊本這類善本,書中插圖也沒採用較為可靠的菅本,而用了標新立異的陶本。局本用大四號仿宋鉛字,作一冊精裝,書末附《陶訂圖目》、丁文江撰(奉新宋長庚先生傳》及陶本丁《跋》)。在1965 及1971年台北世界書局再予重印,名為《校正天工開物》,列入楊家駱主編的《中國學術名著叢書》第五輯《科學名著》第二集第一冊。文字及插圖全然未變,是三十年代局本的單純重印本。

八、枝本
這是三枝博音博士提供的版本,故稱“三枝本”或簡稱“枝本”。它是20世紀以來在中國以外出版的第一個《天工開物》版本,在版本史上是第八版。該版于1943 年由東京的十一組出版部出版,共發行3000 冊,在當時這個印數並不算少。此書為大32 開本全一冊,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菅本《天工開物》影印,第二部分是三枝氏的《天工開物之研究》,用鉛字豎排。全書的名字仍叫《天工開物》,但扉頁印有“宋應星原著、三枝博音解說”字樣。本書第二部分是三枝氏為解說《天工開物》而寫的七篇有價值的學術論文:(1)《天工開物》在中國技術史中的地位;(2)《天工開物》的技術史意義;(3)《天工開物》對日本技術諸部門的影響;(4)《天工開物》諸版本的研究;(5)《天工開物》中技術諸名詞的注解;(6)各版本(指菅本、塗本、楊本及局本)校勘表。這七篇精彩論文開創了本世紀研究《天工開物》的新局面。三枝博士肯于如此勤奮而認真地全面鑽研《天工開物》的精神,令人敬佩。他為後人研究《天工開物》打下了堅固基礎,提供了莫大的便利。盡管因條件關系,他的個別結論難免失周,但從總的方面看,他的研究至今仍有其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

九、藪本
這是50 年代日本著名科學史家藪內教授主持的本子,故稱“藪內本”。它是戰後日本出版的第一個全新的版本,也是《天工開物》的第一個外文全譯文和注解本。1952 年由東京的恆星社以《天工開物研究》為名用鉛字排印發表(豎排),作大32 開本全一冊精裝。此本以東京的靜嘉堂文庫所藏塗本為底本,以菅本、陶本、局本為校勘參考,插圖取自塗本,糾正了陶本在插圖上的缺點。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天工開物》的日文譯文及注解;第二部分是《天工開物》的漢文原文,附斷句及文字校勘;第三部分是11 篇專題研究論文,書末附索引。因此藪本集《天工開物》原著校勘斷句、日文譯註及專題研究于一體,在體例上是最為完善的本子。
50 年代時,藪內博士主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內的科學史研究班。當時以《天工開物》為課題,在每周至少開兩次討論會,由藪內主持,參加的有吉田光邦、大島利一、天野元之助、篠田統、太田英藏、木材康一等專家,大家作集體研究,由藪內氏總其成。在取得文部省資助後,這項專題很快便以勝利告終。藪本的出版給現代不能直接讀《天工開物》原著的日本廣大讀者和通曉日本語的外國讀者提供了很大方便,也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國內對這項工作的開展。藪本第三部分已于1959 年由吳傑譯成漢文、由章熊作補註,以《天工開物研究論文集》為名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61年又重印一次。這一部分還由蘇鄉雨譯成漢文,1956 年以《天工開物之研究》為名在台北出版。

十、華本
本世紀50 年代以前,中國出版的各種版本,因缺乏善本為底本,故在文字及插圖上都有不盡滿意之處。1952 年國立北京圖書館入藏明刊塗本後,大家都盼望一睹為快。因屬珍貴版本,能見到的讀者畢竟有限。為此1959 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將塗本照原樣影印,實為功德無量的事。此本分三冊線裝,印以竹紙,見此本如見塗本。從此國內外研究《天工開物》的學者有了最可靠的善本。該本有編輯所寫的《天工開物後記》。華本對原著未加任何變動,是單純影印本。它不但為中、日兩國,還為歐美國家出現《天工開物》新版提供了底本,所以不能低估它的歷史功績。

十一、任本
這是20 世紀以來第一個英文全譯本,在版本史上是第11版。雖然早在19 世紀30 年代以來,巴黎的法蘭西學院漢語教授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9—1873)已將《天工開物》一些章譯成法文,再由法文轉譯成英、德、俄、意文,而且1869 年他還將有關工業各章合起來出法文單行本。但這還不是全譯本,隻能說是摘譯本。真正的西文全譯本,是1966 年美國匹茨堡城(Pittsburg )賓夕法尼亞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歷史系的任以都博士及其丈夫孫守全(1982 年卒)合譯的英文本,故此本稱“任本”。任以都是中國老一代化學家任鴻雋(1888—1961)教授的女兒,但她的領域是中國史。她所取用的底本是上海1959 年中華書局的影印塗本,參考其他已出的版本,插圖取用塗本。作一冊16 開精裝,除譯文外,還包括注解。
任本的全名是《宋應星著〈天工開物〉—17 世紀的中國技術》。此本的出版使《天工開物》在歐美各國獲得了更多的讀者,也為各國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文明提供了原始文獻。這是首先需要肯定的。該本書首有譯者前言,書末有中西度量衡及時歷換算等附錄及索引。這個版本就英文行文本身來說,是無可挑剔的。但由于《天工開物》內容廣泛,加上技術術語很多,中西文字又有差異,所以在一些技術術語及字句的翻譯上,誠有商榷餘地。

十二、藪平本
這是20 世紀以來日本國出版的第三個《天工開物》版本,是藪內博士提供的第二個日文譯註本,在整個版本史上屬于第12 版。自從1952 年藪本發表以來,各國學者們發表了書評,提出一些對譯文的意見,而1959 年中國又出版了影印的塗本,1966 年任以都的英文本也問世,而原本研究篇又有了漢本譯本,1952 年藪本早已售光。藪內氏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決定再出個新版本,以簡明精幹為特色,主要面向青年讀者。
此本以藪本第一部分譯註篇為基礎,加以補充修改,刪去其中漢文原文及研究論文,隻取《天工開物》日文譯文及注解。它作為《東洋文庫》叢書第130 種,由東京的平凡社于1969 年出版,故稱為“藪平本”。此本作一冊布面精裝36 開本,鉛字豎排,字型較小。但書是很便于攜帶的,所佔體積甚小。此本前有譯者前言,接下是譯文正文及譯註,最後有譯者寫的解說,附有索引,插圖當然取自塗本。對照此本與1952 年藪本,譯文上有很多改進,解說篇也增添新資料。它在體例、開本及文字上不同于藪本,列為另一新版是有理由的。此本特別受到讀者歡迎。

十三、鍾本
這是20 世紀70 年代在中國出版的譯註本,在整個版本史上是第13 版。此本由廣東人民出版社于1976 年出版,由廣州中山大學同各省市25 個有關專業單位協作集體完成,書的注解者署名為“鍾廣言”,並無其人,是集體寫作班子的署名,故稱其為“鍾本”。該本與中國先前出版的各本相比,採用了全新的體例。其特點是:(1)全書一律用橫排漢字簡體鉛字印刷,附以新式標點符號;(2)正文原文經過文字校勘,錯字較別本少,另又譯成現代漢語;(3)正文後有注解,正文用四號鉛字,註用五號字,易于區別。此本作一冊大32 開平裝,以塗本為底本,插圖也取自塗本,一改陶本以來插圖安排之失當。書首有前言、目錄,接下是正文,但插圖比例似乎縮得過小,書後無索引。但各章前都有一段按語,似無必要,因為在1975—1976 年的歷史條件下,寫出的按語連同正文中某些註文,難于擺脫當時流行的某些錯誤觀點。閱讀此書時宜註意這些地方,其餘大體說來是好的。這個版本的出版使《天工開物》更易于普及。

十四、李本
這是本世紀以來《天工開物》的第二個英文全譯本,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個外文譯本,在版本史是第14 版。此本于1980 年收入《中國文化叢書》,而由台北的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出版。譯者在譯者前言中指出,早在1950 年台北的李熙謀博士便發起翻譯《天工開物》,並成立了工作小組。1956 年完成初譯稿,因某種原因沒有及時出版。1975 年李熙謀逝世後,譯稿遺失。後來研究中國化學史的專家李喬蘋(1895—1981)博士,找到失稿後再次主持英譯工作,參加這項工作的有李喬蘋、沈宜甲等15 位先生,終于在1980 年問世。次年(1981)李喬蘋先生也逝世。由于海峽兩岸信息不通,李本仍以過時的陶本為底本,插圖亦取自陶本,這就顯得不足。他們自己也說:“我們很難找到一個供翻譯的明代版本。”不過要是這些科學家與當地史學界通個氣,他們就會知道明刻清修本早已藏于台北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而且他們也完全可以參考藪本,便不致走彎路了。

十五、贛科本
這是80 年代出版的版本,在版本史上是第15 版,書名為《天工開物新註研究》,作一冊大32 開本,1987 年由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故稱“贛科本”。將此本與1976 年鍾廣言本對比,則可看出它在正文體例安排及文字內容上與鍾本基本上相同。但鍾本作者署名“鍾廣言”,這本來是當時集體寫作組的共同筆名,而贛科本此次則署名“楊維增編著”,則確有其人。料想他當年參加過“鍾廣言”寫作組,現在在1976 年原有集體勞動成果基礎上對鍾本加以改編,刪去鍾本對各章寫的按語,重寫前言,加入七篇他寫的研究文章,排除了鍾本一些錯誤觀點及錯字、錯註,比鍾本有改進。比如鍾本將“磨不”誤為“磨木”、“黃罐釉”誤為“黃罐油”等,這次都作了改正,此本會受到讀者歡迎的。但它仍有改進餘地,比如鍾本(塗本亦如此)將“騰筐”誤為“謄筐”,將“松江”誤為“淞江”等,此次一仍其舊。還有《舟車》章中“平江伯陳某”,鍾本釋為“蘇州府布政使陳某”,而此次亦一仍其舊(198 頁),這就錯了。查布政使亦稱方伯,為省一級行政長官(從二品),蘇州雖古稱平江,但府一級最高官吏是知府(正四品),蘇州府怎麽會有布政使?實際上《舟車》章講的是陳瑄(1365—1433),當明成祖遣“靖難”燕軍南下渡江時,陳瑄迎降,遂封其為“平江伯”,“伯”是伯爵的伯。永樂元年(1403)陳瑄任總兵官兼總督海運,他並未任過布政使。諸如此類,不再列舉。今後如能有機會再版,希望改進。

返回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