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能扶① 天下之危者，則據② 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③ 于民，則賢人歸④ 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契約⑤ 。求賢以⑥ 德，致⑦ 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⑧ 。微者危之階⑨ ，乖者亡之征⑩ 。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
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注解】
①夫：句首發語詞，那。扶：救。
②據：有。
③澤：恩澤。及：到、給予。
④歸：歸順。
⑤六合：即天地東南西北六者。實際上指天下。同：統一。
⑥以：用。
⑦致：來，使……到來。
⑧乖：背亂。
⑨階：階梯。引申為根由、原因。
⑩征：征兆。
降人：使人降服、投降。體：身體。這裏指行動。
圖：圖謀、策劃。始：開創。
金石：打擊樂器的統稱。絲竹：管弦樂器的統稱。
謂：說、指。
都：國都。邑：京城。都邑：指國家。
君：統治、治理。節：節製、規範。
和：和諧。
樂：第二個“樂”是使動用法，使……快樂。
【譯文】
能有挽救天下于危亡的人，就能使天下安寧；能有消除天下憂患的人，就能享有天下的快樂；能有拯救天下災禍的人，就能獲得天下的幸福。所以恩澤及于民眾，賢人就會歸順他；恩澤及于萬物，聖人就會歸向他。賢人歸向的國家，這個國家就會強盛；聖人歸附，天下就會統一。招求賢人要憑德，聘請聖人要靠道。賢人離去，國家就會衰弱；聖人離去，國家就會混亂。衰弱是危險的由來，混亂是危亡的征兆。賢人執政，能使人在行動上順從；聖人執政，能使人心悅誠服。使人行動順從，就可以圖謀創業；令人心悅誠服就可以善始善終。使人行動順從用禮，使人心悅誠服要靠樂。
所謂樂，不隻是金、石、絲、竹等樂器，而是使人愛家庭、愛宗族、愛職業、愛國家，擁護政令，講究道德。這樣治民的君主，通過製作音樂來加以調節，使人們不失和諧。所以，有德的君主，用音樂來使民眾歡樂；無德的君主，隻知道用音樂使自己快樂。使民眾都快樂，才能保持長久；隻圖自己快樂，不久便會滅亡。
【原文】
釋① 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② 。佚政③ 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④ ，務廣德者強；能有⑤ 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⑥ 。殘滅之政，累世⑦ 受患。造作過製⑧ ，雖⑨ 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⑩ ，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
故夙興夜寐，禮之製也；討賊報仇，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注解】
①釋：放開、放棄。
②佚：通“逸”，安逸。終：結果。這裏是好結果的意思。
③佚政：即“逸政”，安逸的政策、簡單的政策。即“無為之政”，使百姓休養生息的為政方式。
④務：從事。荒：滅亡。
⑤有：前一個“有”是保持、保有的意思。
⑥殘：毀滅。
⑦累世：接連幾世。
⑧造作：指建造宮室園林之類的活動。過：超過。製：製度所規定的標準。
⑨雖：即使。
⑩招：招致。指根源、原因。
治：治理。要：關鍵。
蹈：踩、踏。引申為遵循、實行。
得：心得。
宜：應該遵守的原則。
體：規矩、規範。
夙：早上。興：起來勞作。寐：睡覺。
決：決斷、決定。
惻隱：悲痛、傷痛、不忍。
發：開端。
【譯文】
不搞好內政而圖謀向外擴張的，會勞民傷財而無收獲；不從事向外擴張而圖謀搞好內政的，反而能國固兵強。實行休養生息的政治，就會使臣屬忠信；實行勞民傷財的政治，必然使民眾怒恨。所以說，熱衷于擴張領土的，內政必然荒廢；著意廣施恩德的，國家必定強盛；能保持自己所該有的，會得到安寧；貪圖別人所有的，會招來禍殃。殘暴的政治，世世代代都將受害；所作所為超過限度，即使開始成功也終將失敗。不以身作則，隻是一味教訓別人的，違背了常理；正人先正己，以行動教育別人的，才順乎常理。違背常理是致亂的根源，順乎常理才是安定的關鍵。道、德、仁、義、禮，這五者是相互聯系的一個整體。道是人們所應遵循的普遍規律，德是人們從道中所領悟的心得，仁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親愛，禮是人們所應遵守的規範。這五者缺一不可。
所以，人們每天的生活行動，都要受禮的約束；討賊報仇是受義的決定；同情之心是仁愛的開端；正己以正人是修德的途徑；使人平均，各得其所，是道的教化。
【原文】
出君下① 臣名曰命，施于竹帛② 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③ 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正；政不正，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④ ；邪臣勝，則主威⑤ 傷。千裏迎賢，其路遠；致不肖⑥ ，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⑦ ，而下⑧ 盡力。廢⑨ 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惡歸。善者得其佑，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眾善至。眾疑無定國⑩ ，眾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
故善施于順民，惡加于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仇治仇，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
【注解】
①出：出自。下：下達。
②施：實施。這裏是書寫的意思。竹：竹子、竹片。帛：布帛。
③夫：句首語氣詞。
④勝：得逞、得勢。
⑤威：威嚴、威信。
⑥不肖：不仁。
⑦人：指賢能的人。
⑧下：屬下。
⑨廢：廢除、罷免。
⑩定國：安定的國家。
治民：順從的百姓。
定：安定。這裏是澄清的意思。還：回去。這裏是消除的意思。
逆：違背。
結：結果。
使：使用。
是：這。謂：叫做。
【譯文】
君主以口述給臣下的指示叫命，把它寫在竹帛上則叫令，執行命令就是為政。命有錯誤，令就不能實行；令不能實行，政就不能正確；政不能正確，治國之道就行不通；治國之道行不通，奸邪之臣就會得勢；奸邪得勢，君主的權威就要受到威脅。千裏之外迎請“賢人”，路途是遙遠的；招引奸佞之徒，路途卻是近便的。所以，英明的君主寧願舍近求遠，就能成全功業、尊重賢人，下級也就會為他盡心竭力。廢黜一個好人，許多好人都會喪氣；獎勵一個壞人，許多壞人都會到來。好人得到保護，壞人得到懲罰，國家就會安定，眾多好人就會到來。民眾有疑慮，國家就不會安定；民眾惶惑不安，就不會守秩序。隻有疑慮消失，惶惑除去，國家才能安寧。一項法令違背民意，其他法令也會失去效用；一項壞的政令施行了，就會結下許多惡果。
所以，對順民要給予好處，對凶民要加以製裁，這樣，法令就能推行，眾人也無怨言。用民眾所怨恨的法令去治理心存怨恨的民眾，這叫逆天行事；用民眾所仇恨的措施去治理胸懷仇恨的民眾，其禍患不可挽救。治理民眾要使他們心悅誠服，而要達到這個程度，就必須政治清明，這樣，民眾就各得其所，天下也就太平安寧了。
【原文】
犯上者尊① ，貪鄙② 者富，雖有聖王，不能致③ 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④ ，則化行而眾惡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⑤ ；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⑥ 。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⑦ 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
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祿。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⑧ 高而名揚于後世。
【注解】
①尊：尊貴。指得到尊貴的地位。
②貪鄙：貪欲強烈並且卑鄙淺陋。
③致：達到。
④拘：拘留、拘禁。
⑤爵祿得：以爵祿得。
⑥脅：威脅、壓迫。
⑦所以：用來行動的方法、途徑。以：用。
⑧道：道德，品德。
【譯文】
犯上的人反而身居高官，貪婪卑鄙之徒反而富足，那麽，即使有聖王也不可能把國家治理好。隻有犯上的人受到誅戮，貪婪卑鄙的人受到拘禁，良好的風氣才能樹立，壞人壞事才能清除。高尚純潔的人，是不能用爵祿收買得到的；有正義感有氣節的人，是不能用威刑脅迫的。所以，聖明的君主招求賢人，必須根據他們的特點而採取不同的方式。招求高尚純潔的人，要重禮；招求有正義感有氣節的人，要重道。這樣才能招到賢士，君主的聖名也才能保全。
德才出眾的人，能明察盛衰的根源，通曉成敗的緣由，詳察治亂的關鍵，深知進退的節度。雖然窮困也不做亡國的官吏，雖然貧寒也不領取混亂之邦的俸祿。胸懷安邦治國之道的隱匿者，視時而動就能做最高的官。當遇到志同道合的君主時，定能建立卓越的功勛。這正是他們能以高尚的道德而流芳後世的原因。
【原文】
聖王之用兵，非樂① 也，將以誅暴討②亂也 。夫以③ 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④ ，臨不測而擠欲墮⑤ ，其克⑥ 必矣。所以優遊恬淡⑦ 而不進者，重⑧ 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
故君子者常畏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⑨ 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
【注解】
①樂：指喜歡作戰。
②暴：暴虐。討：討伐。
③以：用。
④決：排除堵塞物，疏通水道。溉：澆灌。爝火：火把。
⑤臨：到達。不測：不可測量，指深淵。欲：即將。墮：掉落。
⑥克：能夠、勝利。
⑦優遊恬淡：舒緩、遲緩的樣子。
⑧重：看重、重視。
⑨豪傑：漢代使用這個詞語的時候有時是貶義。這裏就是貶義詞，指逞強施威的人。秉：秉持、把持、掌握、控製。
【譯文】
聖王用兵，不是好戰，而是用以討伐暴亂。以正義討伐不義，就像決開江河，讓大水去淹沒微弱的火把，就像在深淵的岸邊去擠一個搖搖欲墜的人，其成功是必然的。聖王之所以悠閒安逸而不急于用兵，是不願過多地造成人和物的損傷。戰爭畢竟是不吉祥之事，是天道所厭惡的；隻有在迫不得已時才進行戰爭，才符合天道。人順應天道，就好像魚在水裏一樣，得水便生，離水便死。
所以，君子要時刻警惕自己而不能背離天道。豪強執政當權，國家的威嚴就要削弱；生殺大權操在豪強手中，國勢就衰竭。豪強俯首聽命，國家才可長久；生殺大權操在君主手中，國家才能安寧。民眾窮困，國家就沒有儲備；隻有民眾富裕，國家才能安樂。
【原文】
賢臣內① ，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② 。內外失宜③ ，禍亂傳世。大臣疑④ 主，眾奸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
傷賢者，殃⑤ 及三世；蔽⑥ 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⑦ 賢者，福流⑧ 子孫。故君子急于進賢而美名彰⑨ 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注解】
①內：任用、親近。
②斃：倒下。這裏是遭受陷害的意思。
③宜：合適。引申為法度。
④疑：通“擬”，比擬。
⑤殃：災禍、災殃。
⑥蔽：遮蔽、埋沒。
⑦進：推薦、推舉。
⑧流：延續。
⑨彰：彰顯、顯著。
【譯文】
賢臣被任用，奸臣就會被疏遠；奸臣被任用，賢臣就會遭陷害。任用奸臣，疏遠賢臣，禍亂就會延及後世。大臣傲上自比君主，眾奸就會乘機聚集。臣屬居于君主的地位，上下就混亂；君主處于臣位，上下秩序就失當。
傷害賢人的，禍患將會延及子孫後代；埋沒賢人的，本人也會遭受禍害；忌妒賢人的，自身的名譽也難保全；隻有薦賢舉能的人，才能造福子孫後代。所以君子急于推薦賢人，因而美名顯揚。利一人而危害百人，民眾就想離開都城；利一人而危害萬人，全國民眾都想離散；除去一人而有利于百人，眾人就會仰慕恩澤；除去一人而有利萬人，國政就不會混亂。
【評析】
《下略》命名為“以防不測之略”，意思就是天下大亂的時候應該如何應對。本篇開篇就指出“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憂”、“救天下之禍”，表明希望有人可以拯救亂世、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就像《中略》指出的那樣，“《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是告訴統治者要以德來治理天下，即使發動戰爭也要遵循“德”的原則，不能窮兵黷武，要“降人以體”、“降人以心”，讓人們真心實意地歸附。要“務廣德”，這樣才能強盛。統治者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並用，以道德服天下。這樣以後，他所頒布的政令才會得到很好的施行。這樣才會親近賢人、疏遠不肖的佞臣，使天下的賢才都慕名來歸附，小人都聞風喪膽地逃跑。施行的政令要合適，“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因此施行政令不能不謹慎。
要做到發動戰爭並非是因為喜好戰爭，並非為了欺凌弱小的國家，掠取他們的財富，而是不得已的行動，是為了“誅暴討亂”。隻有這樣才能“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戰爭是不吉祥的，到了不得已必須發動戰爭的時候，要盡量避免傷害人、物，要始終保持仁德的心。
統治者要任用賢人，這是《三略》反復強調的。君主要掌握殺生大權，不要讓殘暴、橫行的人擔當將領，要使君、臣的名厘清楚明白，不能逾越了等級的規定。這樣以德執政，必定可以造福後代、留名千載。
【國學故事】
1. 李從珂與後唐興亡
五代後唐的李從珂從小就跟隨唐明宗李嗣源南征北戰，立下汗馬功勞，被封為潞王。李嗣源死後，其子李從厚繼位，史稱閔帝。閔帝年紀小，朝政全由朱弘昭等人把持。朱弘昭將朝廷重臣貶的貶、黜的黜，李從珂難逃厄運，于是在鳳翔（陝西鳳翔縣）起兵。朝廷聞報，立即派西都留守王思同領兵征討。
鳳翔城牆低矮不堅，護城河也很淺，王思同沒費多少力氣就連克鳳翔東西關城，直逼鳳翔城下。李從珂見情勢險危，冒險登上城樓向城外將士呼喊道：“我從小就跟隨先帝出生入死，打下今天的江山，如今朝廷奸邪之人當道，挑撥我們骨肉之情，我有什麽罪過，非要置我于死地呢？”說罷，聲淚俱下。
王思同帶來的兵將都曾跟隨李從珂出征過，十分同情李從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本來就跟朱弘昭不合，乘機大喊道：“大相公（即李從珂）才是我們的真正主人啊！”率領自己的部隊投降了李從珂。楊思權進入鳳翔城，呈上一張白紙，要求李從珂在攻克京師後封他為節度使，李從珂當即在白紙上寫下“思權可任邠寧節度使”9個字，把紙交還給楊思權。訊息傳到其他還在攻城的將士中間，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嚷道：“楊思權已經入城受封了，我們還拼什麽命啊？”將士們聞言，紛紛扔下兵器，要求歸順李從珂。王思同見大勢已去，隻好拋下軍隊逃命去了。
李從珂由敗轉勝，喜從天降，傾盡城中財物犒賞各將士，李從珂又發布東進命令：凡攻入京都洛陽者，賞錢百緡（1000文為一緡），將士們歡聲雷動。
王思同逃回洛陽，閔帝驚慌失措。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率兵去征討李從珂，結果全軍投降了李從珂，引導李從珂殺入洛陽。在這種情況下，太後被迫下令廢除閔帝，立潞王李從珂為皇帝。李從珂即位後，下詔開啟庫府犒賞將士以兌現出征時的諾言，哪知道庫府空空如也，而犒賞所需費用高達50萬緡。李從珂以各種手段搜刮民財，逼得老百姓上吊投井；又把宮廷中的各種器物，包括太後、太妃的簪弭都拿了出來，才勉強湊了20萬緡，還缺五分之三。
端明殿學士李專美勸說李從珂道：“國家的存亡在于修法度、立綱紀，如果一味犒賞，即使有無窮的財寶也填不滿驕兵的欲壑。”。
李從珂認為李專美言之有理，對士卒不再一味縱容，但他唯恐有亂，不敢從根本上修法度、立綱紀，對違法亂紀行為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味遷就。
李從珂即位後的第三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興兵造反。由于李從珂治軍不嚴，綱紀不明，派出去平叛的隊伍一意孤行，降的降，逃的逃，通敵的通敵，石敬瑭長驅直入洛陽，李從珂含恨登樓，舉火自焚，後唐從此滅亡。
2. 廉政愛民的隋文帝楊堅
《隋書·高祖本紀》中有一段文字讓筆者讀罷有些動容，特摘錄如下：
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則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遇關中飢，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糧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徹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
這段算上標點符號亦不足百字的記載，生動勾畫出當年隋文帝楊堅心系百姓，關註民生，聞關中災民疾苦後流淚痛責，拒食酒肉近一年，以示與民同甘苦。其感染力甚至可比時下動輒幾千乃至上萬字的長篇通訊、報告文學。
在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的光環籠罩下，我們或許淡忘了隋文帝楊堅，甚至于讓荒淫無度的隋煬帝楊廣的名聲遠遠蓋過了他。而這位曾經創立過“開皇之治”的楊堅，其實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勤政愛民”的皇帝。
公元581年，周靜帝見楊堅已贏得民心便下詔禪讓，楊堅三辭後而受天命，改國號隋，年號開皇，是為歷史上著名的隋文帝。楊堅即位後改革吏製，確定三省六部製的中央行政中樞。簡化地方行政機構，罷廢各郡，建立州縣兩級體製，裁汰冗員，節省行政成本，減輕百姓負擔。創立科舉製選拔官吏，統一全國幣製，頒布均田令，輕徭薄賦，設定義倉備荒年，製訂著名的《開皇律》，使隋朝迅速繁榮，國力強盛。
開皇九年（559年），楊堅再度完成全國統一大業，結束了自東晉十六國以來近三百年分裂割據局面。同年，琉球群島歸順隋朝。自此，全國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建立。之後，楊堅又開創了《隋書》上所記“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鹹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的“開皇之治”。
楊堅性格謹嚴持重，辦事令行禁止，《隋書》上說他“每旦聽朝，日昃忘倦”。一年四季堅持每天清晨聽理朝政，直到太陽偏西還不知疲憊，足可見其勤于朝政至忘我的境地。為體察國情民意，楊堅于開皇二年冬，派遣一批使臣到全國各地明察暗訪，詔令他們務必成為自己的“耳目”，把遠近官府與民間大小事一概“寫真”稟報于他。
開皇十四年夏，京師長安發生地震，關內各州大旱，百姓鬧飢荒。楊堅命令所有省府州縣，一律給公廨田，各級官吏不允許經商做買賣，與老百姓爭利。直到秋季，關中旱情未了，楊堅便親自帶領飢餓百姓前往洛陽謀生。他嚴令負責偵察的衛士不得隨便驅逐威脅百姓，讓男女老少夾雜在自己的儀仗侍衛之中。遇到扶老攜幼的，楊堅便牽住馬避讓，對他們噓寒問暖後才離去。走到路況較差的地段，隻要見到有挑擔子的，就馬上讓自己的侍衛扶助。
楊堅自己生活節儉樸素，所乘車駕及日常用品，舊了壞了都隨時修理再使用。平常用膳不過一個肉菜，在後宮穿著洗舊的衣服。《資治通鑒》卷175中有載，楊堅曾經想配製止瀉的葯，須用尋常的胡粉一兩，而宮中平常不用胡粉，四處尋找，最終還是沒有得到。楊堅有一次想賞賜柱國劉嵩的夫人一件織成的衣服，宮中也找不出來。楊堅以身垂範，感化了天下人。隋開皇、仁壽年間，男子都穿絹布衣，不穿綾綺；衣帶飾品用的不過是銅鐵骨角所製，沒有金玉之類的裝飾。由此，國家財富日增，倉庫豐盈。
3. 明成祖治天下
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他依法治天下，使一個國家逐步走向穩定，為明朝276年的天下奠定了基礎。明成祖強調法治。一次，一名立有戰功的將官觸犯了刑法，刑部官員為將官說情，希望明成祖能“論功定罪”。明成祖批評刑部官員說：“執法應該公正，賞罰應該分明。過去他有功，朝廷已經獎賞了他；如今他犯了法，那就該給他治罪。如果不治罪，那就是縱惡，縱惡如何能治理天下呢？不能‘論功定罪’，而是要依法治罪。”
明成祖對外戚的約束很嚴，凡外戚“生事壞法”者都被處以死罪。有一次，太子的妻兄張旭放縱家童影響很壞。明成祖得知，親自召見張旭，對張旭說：“你是朕的親戚，最應該遵紀守法，否則，我要罪加一等來懲治你。如果不這樣，大家都去欺凌百姓，天下怎麽能治理好？請你當心！”
明成祖繼承了父親勤政的好作風，每天除了早朝以外，還有晚朝。明成祖認為早朝過于繁忙，沒時間與大臣們交談，早朝之後他就把六部尚書留下來，與他們促膝談心，交換各種意見，製定相關的法律政策，然後推而廣之。
明成祖認為人才是治國的棟梁，因此，不但三令五申地告誡吏部（任免官吏的機構）官員要把有才能的人選拔上來，而且指示吏部官員對人才要做到“人盡其才”，即充分發揮每一個人的特有才能。明成祖曾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君子敢直言，不怕丟官丟命，因為他是為國家著想；小人阿諛奉承，隻想升官發財，因為他是為一己私利著想。”
為了把各地有才能的人選拔上來，朱棣詔令對全國各州縣的官吏進行考核，以9年期限為滿考核，對那些在滿考核中政績卓著的官吏除嘉獎之外，都留在京城六部中任職。
明成祖討厭阿諛奉承，喜歡直言快語。為了鼓勵大臣們說真話、說實話，明成祖不止一次對眾大臣表白道：“國家大事甚多，我一個人再有能力，也難免有忘記的和處理錯的，希望大家發現我忘記了就提醒我，做錯了批評我，大家千萬不要有所顧忌啊！”
一次，貴州布政司在奏折中寫道：皇上的恩詔到達思南府，太岩山間都響起“萬歲”的聲響，這是皇上的威恩遠加山川的靈驗啊！一些大臣聽了這段話都紛紛向明太祖祝賀。明太祖面現不悅，說：“在山頂上吶喊，千山萬谷都會回應，這本是很平常的事，你們想用阿諛奉承來討我歡心，實在不是賢人君子的作為！”
明成祖在位22年，擴大了疆域，發展了經濟，使天下得以大治。聞名于世的多達2．2萬多卷的類書《永樂大典》就是明成祖集全國三千多有名望的文人墨客編纂而成。
4. 巡視的康熙
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到地方上巡察社會與了解民情最多的皇帝之一。《聖祖仁皇帝聖訓》設有“省方”類目，記載康熙皇帝有關巡幸的一些諭旨，表明康熙皇帝的行政特色。省方，就是視察四方。翻開《清聖祖實錄》，有關康熙皇帝巡幸的記載連篇累牘。他東巡山東，西巡陝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京畿之地更是頻繁巡視之地。巍峨泰山、名勝孔府、壯麗五台、蒼莽草原、清秀水鄉都留下了康熙皇帝的足跡，不過他的巡視主要不是為了遊玩，而是出于政務的考慮，從這個角度看，康熙巡幸是勤政的反映。
康熙皇帝最有代表性的巡視是六次南巡。南巡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黃淮沖決為患”的問題，親歷河道，尋求治河方案，考察治河工程；同時周知吏治，觀覽民情。南巡主要走水路運河，御舟自京而下，途徑直隸（今河北）、山東、江浙，最遠到達蘇杭。
康熙皇帝十分註意巡幸盡量避免騷擾百姓。他要求凡巡幸一切需用之物，皆從節儉，巡幸需用草豆木炭食物，概勿令地方官派取民間，擾害百姓，由衙門照時價採買供給。巡幸時常帶負責監察的科道官，稽查強行買賣擾害百姓者。要求地方文武大小官員不許與扈從官員以戚友送禮，對于饋送收受人員，“以軍法從事”，其扈從大小官員及隨往僕役，如有橫行生事擾民者，一並從重治罪。還到處張貼安民告示，聲明發現地方官私征，定行從重治罪。要求凡經過地方，百姓須各安生業，照常生活，不得遷移遠避，反滋擾累。康熙皇帝巡視也註意減少隨從人員，輕裝南下，巡視堤堰，沿途皆設營幄，不御屋廬。康熙皇帝說自己“便道至浙江觀風問俗，簡約儀從，鹵簿不設，扈從者僅三百餘人”。據此可知簡約情形下他的巡視隊伍規模。巡幸駐蹕之處，他說也未有超過三日的，擔心扈從人眾，恐多留一日即滋百姓一日之擾。可見他註意節製，盡量少給百姓找麻煩。
盡管如此，地方官害怕接駕不周，同時也想借機斂錢，還是有擾害百姓之事的。康熙皇帝就曾說：各省不肖官員借口修理行宮，供備器物，並建造御書碑亭等項名色，動用正項錢糧。說是捐俸償還，並不償補，及至虧空數多，復加倍私派科斂肥己，以致給百姓帶來沉重負擔。種種弊端，不可勝指。巡幸免不了加重百姓的經濟負擔。
康熙皇帝認為：“百姓足則國家充裕，若期比屋豐盈，必以蠲租減賦，除其雜派為先。”同時他為了減輕巡幸沿途百姓的負擔，經常蠲免沿途地區的地丁錢糧。如第二次南巡，將江南全省積年民欠一應地丁錢糧、屯粱蘆課、米麥豆雜稅二百二十餘萬概與蠲除。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第三次南巡，看見淮揚一路既困潦災，所過州縣耕獲、市場不及以前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第一、二次南巡時，認為：“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實惠及民”，因此“亟思拯恤，截留漕糧，寬免積欠”。採取切實措施減輕百姓負擔。他也認識到，蠲免錢糧原為百姓小民，然而田畝多歸縉紳豪富之家，小民所獲甚微，無田窮民未必均沾實惠，約計人民有恆業者十之三四，餘皆賃地出租，所餘之糧僅能度日。于是要求地主也要給佃戶適當免收地租，調整主佃及其與國家的關系。
由于康熙皇帝大量蠲免錢糧，民間有建立碑亭稱頌的，康熙皇帝擔心此舉各地仿效，未免致損民力，下令停止建造。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南巡駐蹕蘇州府城內，正逢生日萬壽節，官民奏進各種食物。康熙皇帝以“因閱視河工，巡訪風俗而來，非為誕辰也”，謝絕禮物。
康熙皇帝還以江南浙江為人文萃集之地，入學名額應酌量加增，又於府學分大中小各增五名，以示獎勵人才之意，也有同江南知識分子聯絡感情作用。
清朝常有百姓攔截官輿告狀之事發生，皇帝的輿轎被攔阻，勢必影響巡視進展，也不利于安全。于是還嚴禁軍民懷奸挾詐，希逞私憤，善于駐蹕處所告訐；倘有妄控，除所告事不與準理外，仍嚴加治罪。從這一點看，康熙皇帝是不會喜歡進行微服私訪的。
但是，康熙皇帝巡幸也不是不見百姓。他到了揚州一帶，因不嚴警蹕，百姓男女老幼奔走雜沓，瞻望恐後，高岸水次，甚至有傾跌之虞。于是要求百姓：“止于夾道跪迎，毋得紊亂追趨，致有諸患。”康熙皇帝巡視山東時，所經城邑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康熙皇帝詢問道路旁的百姓收成情況，得知“連歲順成，民生稍得安業”。一般來說，南巡多由舟行，官民群集兩岸迎駕，由陸路西巡，經過郡邑官民無不扶老攜幼，歡騰道旁。康熙皇帝令在乘輿左右備咨地方利弊，據說大家都暢所欲言。康熙皇帝曾巡幸至德州，見有一二災民流移道路，于是詢問疾苦，表示關心。
康熙皇帝自稱通過到處巡幸，因此風俗民情無不洞悉。巡視南方時註意米價的變動和市場供求關系，防止米價上漲；關心全國各地納稅交銀而加征的錢糧火耗數量，反對官員加重火耗；了解到江浙人喜好爭訟，告誡改變風尚；認為江南人習尚奢靡，家無儲蓄，山西商人多在當地經商，勤儉生活，故多富饒，倡導移風易俗。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對大臣說：“朕巡幸七省，畿輔秦晉民俗豐裕，江浙則較三十八年時更勝，山東近因水旱大異疇昔，河南百姓生計甚艱，此二省之民深歷朕懷。”這是他巡視地方得到的民生印象，非端居宮中的帝王可比。康熙皇帝評價說：江浙山東等處地方官，因他不時巡幸，各加勉力，操守皆優，山陝官員則劣甚。並說他恨貪污之吏，更過于搞分裂反叛的噶爾丹。
巡視使康熙皇帝了解到一些民間具體情況，對于行政決策起到了好的作用。如他針對各省督撫上奏編審人丁數目，並未將增加之數全部上報。于是說他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其他人並無差徭，共享安樂。西南平定以來，人民日增，土地開墾耕種，生齒實繁。為掌握人丁的實數，決定從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起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康熙皇帝巡視地方也不耽誤工作。如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規定奏章俱三日一送行在，有時內閣送來的時間晚了，他要批閱到深夜。
康熙皇帝以頻繁的巡視地方，關心民生，處理政務，給人們留下了“勤政愛民”的良好形象，為以後的皇帝樹立了榜樣。
《六韜》概述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舊題周初太公望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呂望，又稱呂尚，字子牙，原姓姜，周人稱之為師尚父或太公望，為周初軍事家、謀略家。青年時曾在商都朝歌為吏，後投奔西周，得文王姬昌的賞識。他根據當時敵我雙方的具體情況，為姬昌提出了逐步翦商增強自己實力，先求改變力量對比、然後伺機進行決戰的謀略方案。經過姬昌施行，終于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為滅商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礎。文王死後，他繼續輔佐其子武王姬發，進一步削弱商的實力，並最終指揮周軍在牧野之戰中一舉滅商。西周建立後，因功受封于齊。他舉賢尚功，因俗而治；重視工商和軍隊建設，使齊國很快強盛起來，奠定了齊數百年的大國地位。
現在一般認為此書成于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兵家類中不見著錄，但在儒家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志》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但從南宋開始，《六韜》一直被懷疑為偽書，特別是清代，更被確定為偽書。然而，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對它的懷疑與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韜》的版本源流比較復雜，各本內容互有異同。從現存本看，大致有以下四個系統：
1. 竹簡本，即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六韜》殘簡和河北定縣漢墓出土的《大公》殘簡，這是現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來，有文物出版社鉛印本。
2. 唐寫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韜》殘卷，共存201行（其中一行隻殘存半個字），20個篇目。原件藏法國巴黎全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有縮微膠卷。這是現存最早的紙寫本《六韜》。
3. 《群書治要》本，是唐魏微給唐太宗編的摘要本，隻有文韜、武韜、龍韜、虎韜、犬韜的內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韜。以上三個系統都程度不同的儲存了一些不見于今本的俠篇或俠文。
4. 《武經七書》本，初刻于北宋元豐二年（1080年），現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間的刊本，藏日本靜嘉堂文庫，是現存最早的刊本，國內有其影印本即《續古逸叢書》本。明清以來眾多的總書本及其精本、白文本，大都屬于這個系統的版本。
《六韜》的篇目，最早在《漢志》著錄為《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刪定的“武經”本《六韜》共60篇，二者相差25篇。現在所能看到的兩種漢簡本和唐寫本殘卷中的篇題和內容，既有與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題，如漢簡中的《藻啓》、《治國之道第六》、《以禮義為國第十》、《國有八禁第二十》，唐寫本中的《利人》、《趨舍》、《禮義》、《大失》、《動應》等。這些與今本不同的篇章內容當是60篇之外的15篇內容，或者為流傳過程中失傳，或者為宋朝廷頒定“武經”時刪掉。
《六韜》繼承了以往兵家的優秀思想，又兼採諸子之長，所以思想內容很豐富。在政治戰略思想方面主張“同天下”、“天下同利”，反復強調“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重民”、“利民”，認為天下是屬于民眾的，因此取天下必須得到民眾的擁護，強調“國之大務”在于“愛民”，其實質是輕徭薄賦，要求君主清靜寡欲，不與民爭利。
《六韜》一書，在軍事方面，主張“伐亂禁暴”，“上戰無與戰”，強調“知彼知己”，“密察敵人之機”，“形人而我無形”，“先見弱于敵”。要求戰爭指導者“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機動靈活地運用各種戰略戰術。它認為作戰中最重要的是奇正變化，“不能分移，不可語奇”。對于攻城，它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圍困打援，迫敵投降。它重視地形、天候對戰術的影響。總結了步、車、騎兵種各自的戰法及諸兵種的協同戰術。它重視部隊的編製和裝備，詳細記述了古代指揮機關的人員組成和各自的職責，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長分別進行編隊的原則。它認為“凡三軍有大事，莫不慣用器械”，詳細記述了古代武器裝備的形製和戰鬥性能。重視軍中秘密通訊，記述了古代軍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還重視將帥修養和選拔，認為“社稷安危，一在將軍”要求將帥不僅要諳熟戰略戰術、知進退攻守、出奇製勝的謀略，而且要懂得治亂興衰之道，要能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並提出了考察將帥的八條方法，即所謂“八徵”。
在軍事哲理方面，《六韜》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它一方面反對巫祝卜筮迷信活動，把它列為必須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張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敵人。它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初步認識到了矛盾的對立和轉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辯證法思想，是對古代辯證法思想的重要貢獻。它的許多軍事思想都是建立在這一思想基礎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慮亡；樂者非樂，在于慮殃”，“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強必折，太張必缺”，“無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六韜》分別以文、武、龍、虎、豹、犬為標題，各為一卷，共六十篇，近二萬字。卷一《文韜》內分《文師》、《盈虛》、《國務》、《大禮》、《明傅》、《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論述作戰前如何充實國家的實力，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做好戰爭準備。如對內先要富國強民，對人民進行教育訓練，使之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對外要掌握敵方的情況，註意保守自己的秘密，這樣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卷二《武韜》內分《發啓》、《文啓》、《文伐》、《順啓》、《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于《三疑》前。這一卷主要論述取得政權及對敵鬥爭的策略，強調在作戰前必須先對敵我雙方的情況了如指掌，進行比較，以己之長克敵之短，才能製勝。
卷三《龍韜》內分《王翼》、《論將》、《選將》、《主將》、《將威》、《勵軍》、《陰符》、《陰書》、《軍勢》、《奇兵》、《五音》、《兵征》、《農器》等十三篇，主要論述軍事指揮和兵力部署的藝術，指出在戰爭中要調動對方，選擇將帥、嚴明紀律，然後確定如何發號令、通信息。還指出要註意天時地利、武器裝備和物質供應等。
卷四《虎韜》內分《軍用》、《三陣》、《疾戰》、《必出》、《軍略》、《臨境》、《動靜》、《金鼓》、《絕道》、《略地》、《火戰》、《壘虛》等十二篇，主要論述在寬闊地區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註意的問題。
卷五《豹略》內分《林戰》、《突戰》、《幫強》、《敵武》、《山兵》、《澤兵》、《少眾》、《分險》等八篇，主要論述在各種特殊的地形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註意的問題。
卷六《犬韜》內分《分合》、《武鋒》、《練士》、《教戰》、《均兵》、《武車士》、《武騎士》、《戰騎》、《戰車》、《戰步》等十篇，主要論述教練與編選士卒以及各種兵種如何配合作戰，以發揮軍隊效能等問題。
《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戰爭觀、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等有關軍事的許多方面，其中又以戰略和戰術的論述最為精彩，它的權謀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韜》的軍事思想比較復雜，差不多先秦各家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都有反映。書中最突出的是陰謀權術思想。《六韜》一開頭就說：“夫魚食其餌，乃牽于緡，人食其祿，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師》），這就是說，國君統治百姓，就要像漁人釣魚，以釣餌來誘使人們上鉤，聽從驅使。權謀可以表現在多方面：第一，“予之為取”。就是欲將取之，必先與之。《文師》說：“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國務》說：“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瘳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于己。此愛民之道也。”在感情、道義、物質上付出這麽多，對人又仁既愛，其目的是什麽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國務》），“無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發啓》）。第二，“攻強必先養強”。《三疑》說：“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大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眾以眾。”這就是說，要攻打強大的敵人時，不妨採用讓敵人驕傲自大的策略，敵人驕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對付了。
第三，“文伐”。《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屬于文伐，不屬于武攻的陰謀詭計。一是投其所好，讓敵人產生驕傲之心；二是“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心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來腐蝕麻痹敵人；五是挑撥敵方忠臣與君主的關系；六是收買敵人的內臣，離間其外臣；七是送給敵人大量財物，使其輕視生產，因而導致蓄積空虛；八是與敵國偽結親誼以麻痹敵人，使其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敵國，示之卑微順從，使其驕怠自斃；十一、十二是要收買敵國大臣，堵塞敵之耳目，使其豪傑智士為我所用，用亂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書大都重視戰場上的戰略戰術，對陰謀手段論述得較少。把陰謀論述得如此詳細的，《六韜》是最突出的。
在戰略戰術上，《六韜》有其獨到之處。《兵道》說：“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于道，幾于神。’用之在于機，顯之在于勢，成之在于君。”這是說，用兵的原則在于“一”。所謂“一”，就是事權要專一，兵力要集中，行動要統一，這樣才能獨往獨來，機動靈活，不受牽製，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軍勢》載：“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之動，變生于兩陣之間，奇正發于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不製者，兵也。’”這裏強調的是“因敵之動”，“倏而和主，忽而來”，核心是突出機動靈活，不為敵人所牽製。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戰無不勝。
《六韜》還強調了用兵要見機而作，以謀略取勝，而不以力戰。“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勝敵者，勝于無形。上戰與無戰。故爭勝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于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眾同，非國師也；技與眾同，非國工也。”在《六韜》中，還論述到了步、車、騎三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戰術問題。《均兵》指出了車、騎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陣），要（邀擊）強敵，遮走北（敗軍）也。騎者，軍之伺侯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如果步兵與車、騎作戰，那麽，“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發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眾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戰步》）。如果是平地作戰，方法是“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戰騎》）。對車、騎、步的協同作戰及如何運用步兵對付敵人車、騎兵的辦法做了詳細的論述。
對于軍隊的建設，《六韜》認為首先應註意將領的選拔與培養。因為“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論將》）。“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主將》）。所以，對于將領的選拔、考察就不能不認真細致。它認為：“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論將》）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長處與短處，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它還提出了選擇考察將領的各種方法。值得註意的是，《六韜》還提出了建立參謀部的問題。
《六韜》還系統地論述了將領的自主權問題。《立將》明確記述了國君于太廟誓師，以斧鉞授將，將受命出征的具體儀式，而且還鄭重其事地論述了將帥應有的統率三軍，獨斷專行的權利。“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君于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鬥，氣厲青雲，疾苦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于外，功立于內。”這裏的核心是“軍不可從中御”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意思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軍隊不能由國君在中樞機構中具體指揮，而應完全由將領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指揮，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將領有自主權，就有了主動權。對于士卒，《六韜》也很重視其選拔與訓練。
《練士》說：“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為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跡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偉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這裏強調的是對士卒的因材施用與組織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萬別的，把這些人按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潛能，取得勝利。對于軍隊的治理，《六韜》提出了刑賞並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將威》中寫武王問太公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樹立將帥的威信，太公說：“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殺和賞都是將帥建立威信的手段，這一點在《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兵書中提到過，但明確地提出“殺大賞小”原則的以《六韜》為最早。所謂“殺大賞小”，就是殺位高者以震懾他人，賞位卑者以激勵眾幹。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韜》雖然從整體水準來說趕不上《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但也有其獨特的價值。
《三略》概述
《黃石公三略》就是以西漢之前軍事思想的優秀成果為前提而形成的。我國古代軍事思想萌發很早，到春秋末年已經非常成熟，出現了系統完整、結構嚴密、思想豐富的不朽的軍事名著《孫子兵法》。戰國時期，隨著兵器的革新，戰爭規模的擴大，以及思想上的百家爭鳴，兵家著述空前活躍，產生了一大批軍事理論專著（如《吳子》、《孫臏兵法》、《尉繚子》等）和專門篇章（如《荀子議兵篇》、《管子兵法》等）。春秋戰國可以說是著述兵書的黃金時代，而西漢則是政府整理兵書的黃金時期，西漢王朝剛一建立，就命張良、韓信序次兵法，這是政府組織整理兵書之始。“武帝時，軍政官楊僕裙摭遺逸，紀奏《兵錄》”。（《漢書藝文志兵書類序》），這部《兵錄》不但是我國第一部兵書目錄，而且是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部群書目錄、專科目錄。“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漢書藝文志兵書類序》）。這四種就是兵權謀、兵情勢、（兵）陰陽、兵技巧。任宏不但開創了我國兵書分類之先河，而且第一次把戰略（兵權謀）和戰術（兵情勢）進行了明確地區分。漢以前的這些軍事學成果為《黃石公三略》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料。秦末農民大起義、大規模的楚漢戰爭、武帝的對外用兵等戰爭實踐，則為《黃石公三略》提供了豐富而又實際的經驗教訓。漢初思想戰線上的融合，黃老道家的流行，則為《黃石公三略》提供了思考問題的方法。這些條件，決定了《黃石公三略》的特點及在軍事上的成就。
1. 關于戰略思想
在介紹《黃石公三略》的戰略思想以前，需要說明的是，古代的所謂韜略、謀略，乃至魏晉時期出現的“戰略”（《三國志註》有司馬彪著《戰略》），與現代意義上的戰略既相一致，又有所區別，不可用現代戰略的定義去硬套古代戰略思想的內容，或把古代戰略解釋成現代意義上的戰略。
《黃石公三略》的書名已經告訴我們，它是一部專講韜略即戰略的兵書。從“上略”到“下略”都是從戰略的高度論述問題，也都始終貫穿著它的戰略思想。在西漢以前，像它這樣從書名到內容緊緊圍繞戰略問題展開的兵法專著還不曾出現。《孫子兵法》雖然是舉世公認的戰略學著作，漢代任宏也把它分到了兵權謀（戰略）類裏，但正像吳如嵩同志說的：“《孫子兵法》，同時包括《孫臏兵法》都具有兵情勢家的特色。”
都不是純講戰略問題的專著。因此，可以說，《黃石公三略》是古代第一部專講戰略的專著。
《黃石公三略》主要講的是政治戰略，也涉及到軍事戰略；既有對前人的繼承，也有新的發展。下面從政治戰略和軍事戰略兩方面，著重談談它的新成就。
先談談政治戰略。《黃石公三略》政治戰略的核心是收攬人心。它的政治戰略有著豐富的內容，我們將在《上略》淺說時詳細介紹，這裏隻著重談談在重視“民心”方面對前人的發展。
《黃石公三略》開宗明義指出：“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于眾。”一開始就把“人心”、“民心”提了出來。對于民心的重要，人民民眾在戰爭中的作用，《黃石公三略》之前的《孫子》、《吳子》等就都有所認識。《孫子》的“道”，《吳子》的“教百姓而親萬民”，都是講的人民民眾和統治者保持一致，是進行戰爭的首要條件。《黃石公三略》繼承了這一思想，但又有新的發展。它的“通志于眾”，大體上相當于《孫子》的“令民與上同意”。然而，一個“令”字，一個“通”字，卻反映了對待人民民眾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孫子是居高臨下強令民眾服從國君的意願，而《黃石公三略》是要求國君使自己的意願與民眾的意願相貫通，和《孫子》相比，有了明顯的進步。尤其是它提出了一些不同凡響的、至今仍閃耀著民主性光輝的觀點。如在講到國家、賢士和民眾的關系時，指出：“夫為國之道，侍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意思是治理國家的道理，在于依靠賢士和民眾。像信任自己的心腹一樣信任賢士，像使喚自己的手足一樣管理民眾，政令就不會失誤。才能出眾的英雄人物是國家的骨幹，民眾則是國家的根本。在講到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時，它明確指出：“夫統軍持勢者，將也，製勝破敵者，眾也。”“以弱勝強者，民也。”“謀及負薪，功乃可述。”這就是說，統率軍隊掌握作戰情勢，雖然靠將帥，但真正縱橫沖殺，直接消滅敵人的是大眾。以弱勝強的原因是得到了民眾的擁護和支持。遇事能征求到勞動民眾的意見，功業就可成就。這種重視民眾在戰爭中的作用的觀點，同它以前的孫、吳等兵家的思想相比，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正因為《黃石公三略》看到了民心的重要和人民民眾在戰爭中的巨大作用，所以非常註重收攬民心、重視民事，指出：“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強調富國先富民，“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主張不要違誤農時，要減輕賦稅徭役等。這樣，一方面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另一方面人民發展生產，能更多地給國家提供糧食，加強國防力量。
《黃石公三略》重民心的思想反映在軍隊，就是重視收攬士卒之心。它特別強調將帥要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以獲得士卒的信任和擁護。認為隻有使全軍將士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才能夠打勝仗。它指出：“故良將之養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意思是優良的將帥像對待自己一樣教養士眾，這樣就能使全軍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在戰爭中取得全勝。它還提出了“士眾欲一”的思想，就是要使士卒的思想統一，使他們有共同的奮鬥目標。“土眾欲一，則軍心結。”這使《孫子》的“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若驅群羊”（《孫子九地篇》）的愚兵思想不能不相形見絀。再談談軍事戰略。《黃石公三略》關于軍事戰略的論述雖然很少，但卻非常重要。它提出了控製戰略要地的作戰思想。所謂戰略要地是指那些對于戰爭全局具有決定意義的地區或地形地物。《黃石公三略》以前的兵書，對于險要地形條件下的作戰都有所論及。對于險要地形，《孫子》主張盡量避免交戰，即所謂“記地則行，圍地則謀。”（《孫子九地篇》），《吳子》提出要積極利用險要地形作戰，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要“避之于易，邀之于厄”（《吳子應變》）。《六韜》對《吳子》的思想又有所發展，提出：“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為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六韜虎韜》）。但是，由于他們所處時代的局限，都沒能從戰略的高度提出對險要地形的佔領和控製。《黃石公三略》所處的時代已不同于以往，戰爭的規模和範圍都顯著增大，動輒數千萬人，征戰數千裏，先秦時的那種“圍而殲之”的戰機明顯減少，地理位置的作用明顯增大。奪取或失去一重鎮要塞，往往可以決定一場戰爭的勝敗。《黃石公三略》總結了楚漢戰爭以來的奪取和控製戰略要地的實戰經驗，明確提出：“獲固守之，獲厄塞之，獲難屯之。”意思是獲得堅固的地方要固守，險隘關卡要封鎖，在沖要地區要屯駐重兵防守。這裏，《黃石公三略》不僅把戰略要地概括為“固”、“厄”、”難”三種類型，而且分別提出了“守”、“塞”、“屯”三種處置方法。這在戰略思想上與前人相比，應該說是一個重大進步。這種控製戰略要地的作戰原則，就是在今天熱核時代，也不能說沒有現實意義。
2. 關于治軍思想
在治軍方面，《黃石公三略》也有著很豐富的思想內容。它主張恩威並重，賞罰必信。強調將帥要施恩于士卒，“蓄恩不倦，以一取萬。”同時，又要求嚴明法令，樹立將帥威極，“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裏。”“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這些都是《黃石公三略》在治軍方面的主張，但它最突出的治軍思想是重視將帥中的選拔和使用。
在討論將帥與士卒在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時，《黃石公三略》堅持的是將士並重的觀點，“夫統軍持勢者，將也；製勝破敵者，眾也。”而在治理上，並沒有平分秋色，而是緊緊抓住了將帥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將帥修養方面，它不但強調將帥要有優良品質，而且要求將帥要具備比較廣博的知識。對將帥品德，先秦兵書有詳細論述，如《孫子》的“智、信、仁、勇、嚴”，《吳子》的“理、備、果、戒、約”等。《黃石公三略》沒有局限于品德方面，它在指出“慮、勇、動、怒”是為將的明誡的同時，還要求將帥做到“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要具有“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製軍權”的廣博知識和才能，主張“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它所要求的將帥，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思想好，辦事公道，有能力，會用人，聯系民眾，既懂軍事又懂政治，通曉歷史和現狀的軍事人才。當然，對于將帥的知識結構，它雖然還不可能提出系統的全面的要求，它講的品德和知識的內容與今天也大不相同，但是，它能提出將帥不僅要懂軍事本身，而且還要懂得政治，要“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要具有多方面的知識和才能的思想，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在將帥的選拔使用上，《黃石公三略》主張選拔將帥要任人唯賢，因人而用。可以說它通篇貫穿著招賢納土，馭將用人的思想。它指出：“賢者所適，其前無敵。”“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契約。”“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它反對任人唯親，列舉了不能用賢的種種惡果：“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它在強調用賢的同時，提出了用人要用其所長。指出：“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意思是說，使用有智謀、勇敢、貪利和愚笨的人的方法是不相同的。有智謀的人喜歡建功立業，勇敢的人愛好實現自己的凌雲志向，貪財的人追求利祿，愚笨的人不顧犧牲。根據他們各自的特點而使用，這就是軍隊裏用人的微妙的權術。它還對“辯士”和“仁者”這兩種人提出了具體使用意見，即不要使“辯士”談論敵人的長處，因為他巧辭伶齒，會誇大敵人的長處而惑亂軍心，不要用“仁者”主管財物，因為他會過多地施財附和下級。這些思想，是站在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上提出來的，因而不免失之偏頗。但是它提出的任人唯賢，因人而用，用人當用其長等思想原則，至今仍有借鏡價值。
3. 關于樸素的軍事哲學思想
《黃石公三略》包含有豐富的軍事哲理思想。它初步揭示了人們的認識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對戰爭的認識不能超越客觀條件的許可。“端未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它樸素地看到社會在向前發展，事物在不斷變化。而戰爭又是諸事物中最富于變化的事物，因此，治國要“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製。”也就是要困時而變法，打仗要依據敵情的變化而隨時改變自己的作戰計畫和行動。
《黃石公三略》初步認識到對立的事物能夠相互轉化的辯證關系。它指出：“柔”而適中是美德，“剛”而失中是禍害，“弱”而有德會得到人們的同情和幫助，“強”而不仁，會受到人們的怨恨和攻擊。這樣以來，柔者居上，弱者變強。因此，“柔能製剛，弱能製強。”柔弱剛強處在不斷相互轉化之中，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巧妙運用。“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它還認識到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其反面轉化，“造作過製，雖成必敗。”在戰爭觀方面，它從《老子》的反戰觀點中引出了積極支特正義戰爭的主張。它似乎看到了事物轉化需要一定的條件。認為戰爭是不好的，但是戰爭不會自行消滅，要用正義的戰爭消滅非正義的戰爭，“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
《黃石公三略》在論述士與民、將與眾、德與威、仁與法、柔與剛、弱與強等關系時，註意到對立事物的兩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這也是它在軍事思想的某些方面能夠超越前人的一個重要原因。如它提出賢士是國家的骨幹，而人民則是國家的根本，“得其于，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提出將士並重，認為掌握軍隊情勢的是將帥，而消滅敵人取得勝利的是士卒，二者缺一不可。認為君主和將帥既不能無德，也不能少威。君“無德則臣叛”，“無威則失權”；臣“無德則無以事君”，“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提出仁法兼施，“善施于順民，惡加于凶民”，對“順民”實行仁政，對“凶民”用法令製裁。還提出剛強柔弱相宜，“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等，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在政治上它還提出了“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