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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惡蘇秦于燕王者

【提要】

蘇秦為燕國奔忙遊說、勞苦功高,但卻在國內受到讒言的陷害。蘇秦隻有坦誠表白自己、對那種以禮儀額度來攻擊他的論調針鋒相對才可以在燕國站得住腳。讓我們看看蘇秦是如何為自己辯護的。

【原文】

人有惡蘇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于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
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顯臣于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于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于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裏,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于齊而取大功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于營丘,足下不逾楚境,不窺于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于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
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
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葯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葯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譯文】

有人對燕王毀謗蘇秦說:“蘇秦是天下最不講信義的人。大王以萬乘之尊卻非常謙恭地對待他,在朝廷上推崇他,但這是向天下人顯示了自己與小人為伍啊。”蘇秦從齊國歸來,燕王竟然不給他預備住處。
蘇秦對燕王說:“我本是東周的一個平庸之輩,當初見大王時沒有半點兒功勞,但大王到郊外去迎接我,使我在朝廷上地位顯赫。現在我替您出使齊國,取得了收復十座城邑的利益,挽救了危亡之中的燕國,可是您卻不再信任我,一定是有人說我不守信義,在大王面前中傷我。其實,我不守信義,那倒是您的福氣。假使我像尾生那樣講額度,像伯夷那樣廉潔,像曾參那要孝順,具有這三種天下公認的高尚操行,來為大王效命,是不是可以呢?”燕王說:“當然可以。”蘇秦說:“如果真是這樣,我也就不會來為大王服務了。”
蘇秦道:“臣要像曾參一樣孝順,就不能離開父母在外面歇宿一夜,您又怎麽能讓他到齊國去呢?像伯夷那樣廉潔,不吃白食,認為周武王不義,不做他的臣下,又拒不接受孤竹國的君位,餓死在首陽山上,廉潔到這種程度,又怎麽肯步行幾千裏,而為弱小燕國的垂危君主服務呢?如果臣有尾生的額度,和女于約會在橋下,那女子沒來,直到水淹上身也不離開,最終抱著橋柱被淹死。講信義到這種地步,怎麽肯到齊國去宣揚燕秦的威力,並取得巨大的功績呢?再說講信義道德的人,都是用來自我完善,不是用來幫助他人的。所以這都是滿足現狀的辦法,而不是謀求進取的途徑。再說,三王交替興起,五霸相繼興盛,他們都不滿足現狀。如果滿足現狀是可以的,那麽齊國就不會進兵營丘,您也不能越過楚國邊境,不可能窺探邊城之外了。況且我在周地還有老母,離開老母來事奉您,拋開固步自封的做法,謀求進取的策略。看來我的目標,本來不和您相同。大王是滿足現狀的君主,而我是謀求進取的臣子,這就是因為忠信而得罪于君主的原因啊。”
燕王說:“忠信又有什麽可責怪的呢?”蘇秦說:“您不知道,我的鄰居中有個在遠地方做官的人,他的妻子跟別人私通。她的丈夫眼看就快要回來了,和他私通的人很憂慮。那妻子對他的情夫說:‘你別擔心,我已經準備了毒酒等著他呢。’過了兩天,丈夫到家了,妻子讓女僕捧著毒酒送給他丈夫。女僕知道那是毒酒,如果送上去就要毒死男主人,如果說出實情女主人難以避免被趕走。于是她假裝跌倒,潑掉了毒酒。男主人很生氣,就用竹板打她。那女僕這一倒,對上救了男主人,對下保住了女主人。忠心到了這種地步,然而仍然免不了被打,這就是因為忠信反而受到罪責的人啊。現在我的處境,恰恰不幸和那個女僕潑掉毒酒反而受罰的遭遇類似。而且我事奉大王您,盡量使信義崇高,國家獲益,如今竟受罪責,我擔心以後天下來事奉您的人,沒有誰自信能夠做到這樣。況且我勸說齊王,確實沒用欺詐的手段,隻不過遊說齊國的其它使者,沒有誰像我說得那麽婉轉。即使他們像堯、舜一樣賢明,齊國也不肯相信他們的話。”

【評析】

蘇秦通過列舉尾生、伯夷、曾參的事跡,和一個小故事,駁斥了那些道學家們對他的指責,也說明了自己好心沒有好報的處境。道學家們實際上不懂政治,正象馬基雅維利將政治科學從舊道德中分離出來一樣,蘇秦也指出政治活動不能用普通的仁義道德來評價,如果政治活動受到高尚道德的製約,那麽政治上將一事無成、毫無作為。國家與個人不一樣,國家之間由于無信義可言,就必須講實力、講策略、講變通。國家之間是超越于日常道德的,所以被日常道德所不齒的威逼利誘、暴力欺詐會經常使用,不足為奇。陰謀詭計用在日常人事上,那是小人伎倆,而如果用在國家大事上,那是梟雄志士的雄才大略。何況蘇秦等人違背日常道德完全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不是為了個人的清名或利益。
其實戰國時期之所以繁榮,戰國策士們之所以功勛卓著,在于當時儒家思想還沒有佔居主流,在于策士們重功利而不重清名的功利主義人生觀。儒家強調高行節義,但因此導致道德至上的虛驕之氣充斥官場和社會中,而戰國策士們的務實精神為國家增添了活力。善變敢說、運籌謀劃不是在扭曲人性,而是在充分張揚人的智力、個性和氣度,顯露出人之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價值。以辭鋒相爭,以智謀相奪,沒有遮蔽道德虛飾的戰國策士們的這種進取有為的功利主義人生觀,在任何社會,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那些蒙蔽燕王的士大夫和衛道士們,標榜高行節義,卻由于囿于教條而不能成事,困于日常道德而不能處理國際事務,甚至有的虛偽透頂,明裏拿道義作攻擊人的幌子,暗裏玩弄權術詭計、大行爾虞我詐之本領。對一個國家來說,有害倒是這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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